一、《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1~4期(总第68~71期)总目(论文文献综述)
秦洁[1](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徐长生[2](2020)在《清代福建官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官刻,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文化或主流文化,与家刻、坊刻共同构成了中国雕版刻书史的三大主体。清代福建的官刻,具有它独特的发展轨迹,但目前对它的研究非常薄弱。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明晰它在福建和中国古代刻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将史料分析与实证调查相结合,运用历史学(书籍史、印刷史)、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学科理论,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以刻书者为纲,对清代福建官刻的刻书者进行详细论述,包括各级官员、衙署和官办书院的考证;除了考证刻书者外,还例举了部分刻本,对其作者、内容、学术价值、刊刻情况、版本源流和藏佚情况等进行考证。其次,对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从刻书者的类型、资金的来源与使用、书板的贮藏与管理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分析。第三,对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进行分析。最后,对清代福建官刻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对清代福建的官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弥补了以往该领域研究的不足,在刻书者、版本学、目录学、传播学等方面亦有所突破,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李宝[3](2018)在《宋代题跋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题跋文是中国古代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散文文体,在追溯这种文体的起源时,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其正式定型并大量产生于宋代则为学界所公认。宋代题跋文数量繁多,题材广泛,表达丰富,体式灵活,趣味盎然,展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本文以宋代题跋文作为研究对象,在总结前人及当下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题跋文体进行文体学上的界定,对两宋题跋文的数量、类型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并就题跋文征引诗词现象进行考察,力图展现宋代题跋文体勃兴的全貌。论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绪论部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及意义,从五个方面回顾了宋代题跋文的基本研究状况,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展望。同时,在绪论这一章之中,还交代了对宋代题跋文进行研究的具体思路及研究使用的基本方法。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题跋文体自身的几个问题,是为宋代题跋文研究作基础性的奠基工作。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概念的阐释与解读多从训诂、考据的角度切入,使用方法与征引材料,几乎雷同,各家只是酌以自己的见解,复为演述,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再复述的必要。笔者从文体学的角度,对题跋文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探讨其文体的发生与命名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演变。笔者又总结了目前学界对题跋文源头追溯的几种观点,逐一评述,进而确认比较赞同的观点。之后,对比分析历代《文选》类总集选录题跋文情况,从选文上对比分析了宋、元、明三代题跋选文、题跋题名特点、以及题跋文关涉的内容等情况,以此验证题跋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变化。本章最后一部分主要辨析了题跋与后序、题跋与题辞(词)、题跋与题名等三种相近文体的区别与关系。第三章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梳理了题跋文的结集情况,并对明代毛晋“津逮秘书”所选宋人题跋及新近结集的《全宋文》、《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宋代序跋全编》等收录题跋文进行了较为精确的统计,逐一对比,以期对宋代题跋文有较为精确的数量认识。第四、五章在梳理了前人对题跋文的分类情况之后,参考《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对题跋文所分九类,拆分合并成书跋、文跋、诗词题跋、法书帖刻、金石器物、图画、其他类等七类。重新分类的考量是因为《索引》原“法书碑帖”一类涵盖的题跋数量太大,而“山水草木”、“器物”、“建筑”、“人事”等题跋数量又过少,重新分类之后,将“法书碑帖”一类之中“金石”拆分出来与《索引》“器物”一类合并成“金石器物”一类,原类目更名为“法书帖刻”,之后将“山水”、“建筑”、“人事”三类合并成“其他类”,新分类中各类目涵盖题跋数量接近,体现分类的意义。之后以新分类为准,对各类题跋的内容进行逐一进行概述,总结各类题跋的内容特点,以期对宋代题跋文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第六章考察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情况。宋人题跋,有专论诗词一部,数量有千余则。在这部分题跋文之中,有大量诗、词被征引到题跋文之中。通检两宋题跋文我们发现,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诗词题跋之中,其余文跋、书跋、书画题跋等等类型的题跋文之中,都有征引诗词的情况出现。我们将宋人题跋中征引到的诗词悉数辑出,以附表的形式列于文后。在对征引的诗词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宋代题跋征引诗、词的虽然颇为随意,但是基本规律还是可循的。我们总结了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的四个规律,并用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新辑《全宋诗》失收的宋人诗三十余首、残诗零句一百二十余则。最后,我们例举了宋人题跋征引的诗词对传世诗词的诗题、字句的订正,以此来验证宋人题跋征引的这部分诗词的校勘学价值。
赵庆华[4](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世瑞[5](2018)在《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文中提出笔记小说为古代说部之一种,具有子学的根本属性,它以载记、论议、考证、叙事为基本言说方式,以笔记为表现形式,具有“裨治体、助名教、广见闻、资考证、垂典制、供谈笑、益神智”的价值功能,并呈现出多种美学风格。目前学界或称其为“笔记”“小说笔记”“说部笔记”,或称其为“子部小说”“国学小说”,名虽异而实多同,要皆为一家之言、《汉志》以来史志中之谓也。笔记小说之着录兼该子、史两部,然以子部为权重、史部为支流,史部支流实亦子学之一种云。以时下之观念,大而言之,“笔记小说”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它是一个分散的集合体,其内部体裁众多;小而言之,笔记小说为小说叙事之一体,是“小说四体”(章回体、话本体、传奇体、笔记体)之一。本文拟研究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间的笔记小说(部分论述延伸至嘉庆年间),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种笔记小说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了笔记小说的时代变迁、内部类别、作品体派、小说思想等多个问题,划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的“正名”问题。在文献综述与研究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回溯、比较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民国、清代“笔记小说”的用语习惯,主张在清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笔记小说”概念,考察笔记小说在清代初中期的变迁,从而进行类别、文体、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创作的变迁研究,以康熙四十年与乾隆三十年为时间节点,分为三个时段,根据时代背景对每个时段笔记小说的内部诸类别之变迁进行描述,并总结其成就,概括每一时段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类别的研究,本章把笔记小说分为野史笔记、杂家笔记、地理杂记、稗官故事等四个类别,首先针对每一个类别进行学理探讨,其次是对此类别在本期的创获及其特征进行评述,并总结其特点。第四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体派的研究,也是文体学理论在笔记小说领域的一次运用。本章对该时期凸显出来的四个体派即“渔洋说部体”“板桥体”“说粤体”“聊斋体”进行研究,分析其文体渊源,描述其形成的过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关于笔记小说批评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笔记小说批评资源,主要集中于书目、序跋、评点三个方面。书目研究主要对笔记小说在清代诸类属的出入情况进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对笔记小说的类别、性质、功能、审美等问题的探讨,评点则是对八种笔记小说的评点话语进行探讨。结语部分是对上述章节内容的总结,针对“笔记小说”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段的笔记小说研究,应当建立起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陈艳君[7](2018)在《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文中研究说明悠久的社会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传统手工业为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奠定了历史基础。清末民国时期,人地矛盾造成的生存压力及政府的提倡推动了皖南手工业在传统基础上向近代转型。本文综合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及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分析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考察技术转型、组织形式的近代化、结构变革、转型的特征、有限突破,客观总结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力图复原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的历史图景,为皖南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皖南手工业的技术转型主要包含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两个方面。手工业由经验型技术向科学型技术转型的技术科学化不仅表现为手工业文本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本中科技含量的增加方面,尤其以制茶业、纺织业和文房四宝业最为显着。随着手工业技术逐渐由经验型上升为科学理论型,其技术传承方式和操作方式都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为新式职业技术教育的兴起和生产设备的革新。新式职业技术教育在学科设置上不断细化,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生产设备的革新以安庆土布业的生产工具改良、芜湖碾米业的新式动力设备引进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最为引人注目。生产工具的改良、新式动力机器的引进以及向机器生产的转化,使皖南手工业在生产力形态上与传统手工业区别开来。皖南手工业的组织形式转型主要包括生产组织形式和行业组织形式两个方面。在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以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和工场以及合作制最为突出。家庭手工业在近代皖南尤其是乡村地区广泛存在,并逐渐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坊、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行业分布广泛,大多规模较小,小本经营,内部分工明确,促进了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在合作制手工业方面,祁门茶叶合作社是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在实际业务的进行过程中过多注重“运”、“销”环节,对“产”、“制”环节的关注明显不足,银行和洋商趁机取巧图利,成为最终受益者,忽视了最底层的茶农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改良茶叶品质,更不可能复兴红茶。在手工业行业组织形式方面,传统行会逐渐被新兴同业公会及工会代替。在劳资纠纷中,代表雇主的同业公会与代表雇工的工会的团体谈判,大多能达成团体协议。即便不能达成一致,在第三方的调处下,也能减少对抗,促进纠纷解决,有利于手工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但同业公会及工会处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中,只是披上了新式行业组织的外衣,传统行业组织的积习依然存在。在洋货以及国产机制品的冲击下,皖南手工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改变,行业结构变革加剧。首先,纺纱业、染料业、炼钢业、制丝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逐渐衰落。其次,机器工业对传统手工业的冲击具有局部性和复杂性,织布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烟业等传统行业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守住部分市场份额而继续艰难发展;铁、铜、锡器制造业,竹木加工业,砖瓦业,石业,陶瓷业等传统行业未受到机器工业的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徽墨业、宣纸业、舒簟业及罗经业等传统特色行业在时代的变迁中勉力维持。再次,皖南手工业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以祁红为代表的出口型手工业深受国际市场主导和影响;针织、铅石印刷、皂烛、火柴、化妆品等新兴行业从国外引进后与皖南实际相结合而改用手工生产。因此,除少数传统行业走向衰落,近代皖南手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设备、生产原料及产品品种等进行了改良和革新,不断增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行业,出现了某些近代因素。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彰显出总体发展迟缓及不平衡的特征。首先,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在技术科学化、技术传承方式、技术操作方式等方面均明显滞后于苏南地区,苏南在文本数量及科技含量、实业教育及职业教育、机器化或半机器化的规模及程度等方面相对于皖南占据优势。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区位与交通条件、社会力量的推动、基础电力工业的支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其次,具体到皖南区域内部,鲜明地显现出转型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地域和行业上,也表现在生产者身份的主体化与技术的边缘化、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等方面。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体现在手工业功能的拓展,即手工业对农业的较强的后向联系效应及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但皖南手工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包括交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苛捐杂税的暴敛、商业资本的压榨等多方盘剥,管理主体及生产主体的观念制约,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导致的教育不振。由于众多障碍性因素的掣肘,皖南手工业的近代转型取得的突破十分有限。
浦晗[8](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认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邓雷[9](2017)在《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文中指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呼吁简本《水浒传》研究以来,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然而关于简本《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依然很少,不少简本《水浒传》未得到相应的关注,更不必说对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将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八卷本、三十卷本等十六种简本基本收集齐全的情况下,对诸简本进行系统划分,诸如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属于嵌图本系统,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属于嵌图本后续本系统,基本以系统为单位,以系统底本的刊刻时间为轴,对诸种简本逐一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点面结合的原则,不仅对单一的简本《水浒传》版本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与其他的版本进行比对,力求将其置于整个《水浒传》版本链条中进行研究。通过细致的文字校勘、精确的数据分析以及详尽的文本比对等方法,对诸简本的版本系统进行判别,梳理版本源流,归纳版本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对之前不少未受关注的简本《水浒传》进行了研究。如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等。其二,对所有的《水浒传》简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其三,使用传统文字比勘法的同时,还使用了数据统计分析法。
孙蕴[10](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1~4期(总第68~71期)总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1~4期(总第68~71期)总目(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一、生平与易着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二、六艺与易教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余论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清代福建官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福建官刻的源流 |
第一节 宋元明时期的福建官刻 |
一、宋代福建官刻的勃兴 |
二、元代福建官刻的沉寂 |
三、明代福建官刻的繁荣 |
第二节 清代福建官刻的兴盛与式微 |
一、清初福建官刻的停滞 |
二、清中期福建官刻的恢复与兴盛 |
三、清末福建官刻的式微 |
第二章 清代福建道以上各级官刻 |
第一节 总督、巡抚、学政等刻书 |
一、镇闽将军 |
二、闽浙总督 |
三、福建巡抚 |
四、福建督学道、提督学院 |
五、福建布政使司 |
六、提督东营副总兵 |
七、福建按察使司 |
第二节 各道刻书 |
一、福建盐法道 |
二、分巡巡海兴泉永道 |
三、分巡巡海汀漳龙道 |
四、分巡延建邵道 |
五、分巡台厦(湾)道 |
第三节 晚清新设衙门刻书 |
一、福建官书局 |
二、福建通商总局 |
三、总理船政事务衙门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州)、县官刻 |
第一节 闽东地区 |
一、福州府 |
二、兴化府 |
三、福宁府 |
第二节 闽南地区 |
一、泉州府 |
二、漳州府 |
三、永春州 |
第三节 闽北地区 |
一、延平府 |
二、建宁府 |
三、邵武府 |
第四节 闽西地区 |
一、汀州府 |
二、龙岩州 |
第五节 台湾地区 |
一、南明郑氏时期(1661-1683) |
二、台湾府时期(1683-1888) |
三、附台湾行省时期(1888-1894) |
第四章 清代福建官办书院与新式学校刻书 |
第一节 书院的性质、功能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一、书院的性质和功能 |
二、书院刻书的归属问题 |
第二节 福州四大书院刻书 |
一、鳌峰书院 |
二、凤池书院 |
三、正谊书院 |
四、致用书院 |
第三节 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 |
一、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情况 |
二、各府(州)、县官办书院刻书举例 |
第四节 新式学校的出现及其刻书 |
一、新式学校的出现 |
二、新式学校的刻书 |
第五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特征 |
第一节 版本和内容特征 |
一、版本特征 |
二、内容特征 |
第二节 编纂、校对和刊刻 |
一、官刻本的编纂 |
二、官刻本的校勘 |
三、官刻本的刊刻 |
第三节 刻书者的类别 |
一、各级官员 |
二、各级衙署 |
三、专门的刻书机构 |
四、书院山长等 |
第四节 资金的来源与使用 |
一、官员刻书的资金来源 |
二、方志刻的资金来源 |
三、书院刻的资金来源 |
四、官刻资金的使用 |
第五节 刻工及其特点 |
一、福建的刻工 |
二、福建刻工的特点 |
三、刻字费 |
第六节 书板的贮藏与管理 |
一、关于藏板的争议 |
二、书板的贮藏 |
三、藏板所有权的变更 |
四、不许买卖 |
五、官刻书板的命运 |
第七节 活字及其优缺点 |
一、福建的活字 |
二、活字的优缺点 |
第八节 官刻与家刻、坊刻之间的关系 |
一、官刻与家刻的关系 |
二、官刻与坊刻的关系 |
第六章 清代福建官刻本的传播 |
第一节 统治者对刻书业的管理 |
一、管制之书 |
二、违碍之书 |
三、党禁之书 |
第二节 官刻本的传播渠道 |
一、官方渠道 |
二、非官方渠道 |
第三节 官刻本的传播对象 |
一、上层精英 |
二、科举士子 |
三、下层群众 |
第七章 清代福建官刻的历史作用 |
第一节 巩固统治 |
第二节 弘扬正学 |
第三节 促进教育 |
第四节 保存文献 |
第五节 工艺传承 |
第八章 结论 |
附录1 知见清代福建官刻名录 |
附表2 清代福建建置沿革表 |
附表3 知见清代福建各级官员与衙署刻书统计表 |
附表4 知见清代福建刻工名讳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一、图书 |
二、学位论文 |
三、期刊论文 |
四、在线数据 |
索引 |
图索引 |
表索引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3)宋代题跋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一、研究回顾 |
二、研究展望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题跋文体综论 |
第一节 题跋文概念的文体学阐释 |
一、历代着述对题跋文体概念的理论总结 |
二、历代文选类文集选录题跋文情况分析 |
第二节 题跋文源头的追溯与探讨 |
一、题跋起源诸说 |
二、各家观点评述 |
第三节 题跋与几种相关文体辨析 |
一、题跋与后序 |
二、题跋与题辞(词) |
三、题跋与题名(记)、题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宋代题跋文的结集与数量 |
第一节 毛晋对宋人题跋的结集整理 |
第二节 今人对宋人题跋文的结集整理与统计 |
一、《全宋文》 |
二、《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 |
三、《宋代序跋全编》 |
本章小结 |
附 |
《宋代序跋全编》失收题跋文一览表 |
第四章 宋代题跋文类述(上) |
第一节 书跋 |
一、对书籍外在形式的记录 |
二、书籍内容的评述 |
第二节 文跋 |
一、叙事 |
二、述志 |
三、析理 |
四、阐道 |
第三节 诗、词题跋 |
一、炼字品句 |
二、解疑释典 |
三、校讹正异 |
四、风格赏析 |
五、理论探讨 |
六、价值品鉴 |
七、即兴随记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宋代题跋文类述(下) |
第四节 法书帖刻 |
一、衔名跋尾 |
二、递藏源流 |
三、版本谱系 |
四、品评赏析 |
五、真伪辨别 |
六、书论探究 |
七、抒怀论世 |
第五节 金石器物 |
一、金石礼乐 |
二、笔墨纸砚 |
三、其他器物 |
第六节 画图 |
一、外形记述 |
二、内容描摹 |
三、逸事杂记 |
四、议论抒怀 |
五、以图证史 |
六、画论探讨 |
第七节 其他类 |
一、山水草木 |
二、建筑 |
三、人事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宋代题跋征引诗词考 |
第一节 断缣零璧、披沙拣金——宋人题跋征引诗、词现象述略 |
一、数量上的不均衡 |
二、内容上的差异性 |
第二节 缀残补佚、集腋成裘——宋人题跋征引诗、词对《全宋诗》的补正 |
第三节 鱼鲁易韵、豕亥变形——宋人题跋征引诗、词出现的异文 |
一、题跋对诗、词异文的记录与探讨 |
二、题跋引用诗、词与传世诗词之间出现的异文 |
三、题跋引用诗、词标题出现的异文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大陆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二、台湾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三、日本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第三节 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点 |
一、地方社会人群的整合问题 |
二、中央与地方的连结问题 |
三、妈祖信仰与华夷秩序 |
四、民族国家视野之外的妈祖信仰 |
第二章 清代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渠道 |
第一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一、元明清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移民概况 |
二、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第二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军方渠道 |
一、妈祖与施琅收复台湾 |
二、妈祖与平定朱一贵起义 |
三、妈祖与平定林爽文叛乱 |
四、妈祖与平定蔡牵叛乱 |
五、妈祖与戴潮春事件 |
六、妈祖与王得禄平定海寇 |
小结 |
第三章 清代台湾不同人群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第一节 妈祖庙管理人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
一、关渡宫庙祝协助清军 |
二、双慈亭住持僧安葬地方官员 |
三、台南大天后宫住持僧与朱术桂 |
第二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一、地方官员兴建、重修妈祖庙 |
二、地方官员主持妈祖祭祀仪式 |
三、台湾地方官员保护妈祖庙公业 |
四、地方官员请求加封封号、颁赐匾额 |
五、妈祖庙奉祀地方官员 |
第三节 士绅、郊商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一、凤山县双慈亭的重修 |
二、二林仁和宫的重修 |
三、鹿港天后宫的兴建、重修 |
第四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在原住民地区的传播 |
一、琅峤地区的妈祖信仰 |
二、岸里社平埔族地区的妈祖信仰 |
小结 |
第四章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及祭祀仪式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 |
一、郡城天后宫 |
二、北港朝天宫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祭祀风俗及祭仪 |
一、信仰风俗 |
二、祭祀仪式 |
小结 |
第五章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社会整合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 |
一、参与公益事业 |
二、移民精神安慰 |
三、同乡联系纽带 |
四、教育教化民众 |
五、军事战略防御 |
六、处理族群纠纷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与地方社会整合 |
一、清代台湾寺庙文化权力的来源及获取途径 |
二、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与地方社会治理 |
三、清代台湾寺庙在地方社会发挥影响的可能性解释 |
小结 |
第六章 清代台湾民间社会与妈祖信仰 |
第一节 民间社会与清代台湾妈祖庙香资捐题 |
一、乾隆初年澎湖渔民对天后祭祀的捐题 |
二、乾隆年间屏东双慈宫的捐题 |
三、嘉庆年间台南通济宫的捐题 |
四、道光年间阿猴慈凤宫的捐题 |
五、道光年间龙溪妈祖庙的捐题 |
六、咸丰年间香山长佑宫的捐题 |
第二节 妈祖会与清代台湾社会组织及开发 |
一、妈祖会与台湾社会开发 |
二、明清台湾家族社会的妈祖信仰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5)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笔记小说”之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存在 |
(一)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 |
(二)目前笔记小说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概念辨析 |
(一)“笔记小说”概念缘起 |
(二)晚清民国之笔记小说研究 |
(三)晚清民国学人关于“笔记小说”概念的分歧 |
附:民国之“笔记”概念 |
三、本文“笔记小说”之概念及适用范围 |
(一)清代“小说”的多重意义 |
(二)清代“说部笔记”“小说笔记”与今日之“笔记小说” |
(三)“笔记小说”在清代的适用范围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结构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与变迁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分期 |
第二节 顺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说的延续与新朝气象的展露 |
第三节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杂家笔记的崛起与稗官故事的消歇 |
第四节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笔记之外的诸体并兴 |
小结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类别与着述特征 |
第一节 野史笔记类 |
一、野史与小说:叙事与“传闻异辞” |
二、野史笔记与“杂史小说” |
三、前四朝野史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四、小结 |
第二节 杂家笔记类 |
一、杂家笔记与笔记小说 |
二、前四朝杂家笔记类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第三节 地理杂记类 |
一、地理杂记与笔记小说 |
二、前四朝地理杂记类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第四节 稗官故事类 |
一、笔记小说与“子部小说”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类小说之着述特征 |
三、小结 |
结语 笔记小说诸类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体派之形成与特征 |
第一节 “渔洋说部体” |
一、“渔洋说部”的命名 |
二、“渔洋说部”概念下之作品 |
三、“渔洋说部”的特征 |
四、“渔洋说部体”影响下诸作品 |
五、小结 |
第二节 “板桥体” |
一、“板桥体”之源头 |
二、“板桥体”之形成 |
三、“板桥体”之基本特征 |
四、小结 |
第三节 “说粤体” |
一、“说粤体”在康乾时期的存在情况 |
二、清代康乾年间“说粤体”的基本特征 |
三、小结 |
第四节 “聊斋体” |
一、《聊斋志异》与其他文体的渊源 |
二、《聊斋志异》之文本构成 |
三、“聊斋体”的形成及乾隆年间之体派呈现 |
四、小结 |
结语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批评之形式与内涵 |
第一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书目 |
一、前四朝书目概观 |
二、笔记小说在本期书目之多样化着录及出现的问题 |
三、本期书目中的笔记小说批评状况 |
四、小结 |
第二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序跋 |
一、关于笔记小说的写作姿态、类别划分与功能指向 |
二、关于笔记小说的批评:性质探讨与审美倾向 |
三、小结 |
第三节 清代前四朝笔记小说之评点 |
一、《玉光剑气集》 |
二、《匡林》《谔崖脞说》《亚谷丛书》《稗贩》 |
三、《楚庭稗珠录》 |
四、《聊斋志异》《续板桥杂记》 |
小结 |
总结 |
顺康雍乾笔记小说叙录 |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作品表征图表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导论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件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7)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历史基础与驱动因素 |
第一节 历史地理概况 |
一、社会历史概况 |
二、地理资源概况 |
三、商品经济概况 |
第二节 前近代皖南手工业概况 |
一、制茶业 |
二、纺织业 |
三、文房四宝业 |
四、其他行业 |
第三节 驱动因素 |
一、人地矛盾与生存压力 |
二、地方政府的提倡 |
小结 |
第二章 技术转型 |
第一节 技术的科学化 |
一、手工业文本的增长 |
二、制茶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三、纺织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四、文房四宝业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趋势 |
第二节 技术传承方式的转变 |
一、传统学徒制概况 |
二、实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 |
四、私立静仁职业学校个案研究 |
第三节 生产设备的革新 |
一、传统生产工具的改良 |
二、新式动力设备的引进 |
三、向机器生产的转化 |
小结 |
第三章 组织形式的近代化 |
第一节 生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 |
一、家庭手工业 |
二、作坊、工场手工业 |
三、合作制手工业——以祁门茶叶合作社为中心 |
第二节 行业组织的演变 |
一、行会 |
二、同业公会 |
三、工会 |
小结 |
第四章 结构变革 |
第一节 机器工业冲击下逐渐衰落的行业 |
一、纺纱业 |
二、染料业 |
三、炼钢业 |
四、制丝业 |
第二节 被侵占部分市场而继续发展的行业 |
一、织布业 |
二、榨油业 |
三、造纸业 |
四、制烟业 |
第三节 未受到机器工业冲击而徘徊于固有轨道的行业 |
一、概况 |
二、铁、铜、锡器制造业 |
三、竹木加工业 |
四、砖瓦业 |
五、陶瓷业 |
第四节 勉力维持的传统特色行业 |
一、徽墨业 |
二、宣纸业 |
三、舒簟业 |
四、罗经业 |
第五节 国际市场影响下的出口型手工业——以祁红为对象的考察 |
第六节 新兴手工业 |
一、针织业 |
二、铅石印刷业 |
三、皂烛业 |
四、火柴业 |
五、化妆品业 |
小结 |
第五章 近代转型的特征 |
第一节 转型的迟缓——基于皖南与苏南的比较 |
一、差距之比较分析 |
二、原因之比较分析 |
第二节 近代转型的不平衡 |
一、地域的不平衡 |
二、行业的不平衡 |
三、生产者身份主体化与技术边缘化 |
四、外贸优势与内销不足 |
小结 |
第六章 有限突破与多重障碍 |
第一节 手工业功能的拓展 |
一、后向联系农业 |
二、满足多元消费 |
第二节 多重障碍 |
一、天灾人祸 |
二、多方盘剥 |
三、观念制约 |
四、教育不振 |
小结 |
余论 |
一、手工业近代转型的最大瓶颈 |
二、近代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
三、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前景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附录 |
后记 |
(8)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9)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绪论 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
第一章 简本《水浒传》祖本探考 |
前言 材料的择取 |
第一节 祖本引首诗与回末诗的问题 |
第二节 祖本分回的问题 |
第三节 祖本回数的问题 |
第四节 祖本分卷以及卷数的问题 |
第五节 简本祖本与繁本关系的问题 |
第六节 祖本第九回的问题 |
第七节 从引首诗看简本祖本田王故事的品质 |
第二章 《京本忠义传》的研究与思考 |
第一节 前人关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 |
第二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歧路与困惑 |
第三节 《京本忠义传》研究中的版本启示 |
第三章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种德书堂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种德书堂本与容与堂本比对研究 |
第三节 种德书堂本中的田王故事 |
第四章 插增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插增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卷数、回数、回目比对 |
第三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插图、插图标目比对 |
第四节 插增本与种德书堂本、评林本正文比对 |
第五章 评林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评林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轮王寺本与内阁文库本研究 |
第三节 评林本中的余呈问题 |
第四节 评林本的编辑问题 |
第六章 英雄谱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英雄谱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疑 |
第二节 刘世德先生关于初刻、二刻英雄谱本的研究以及补遗 |
第三节 钟伯敬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第四节 评林本与英雄谱本研究 |
第七章 嵌图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嵌图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第二节 嵌图本《水浒传》四种的研究 |
第三节 嵌图本与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的研究 |
第四节 嵌图本与其后续本的研究 |
第八章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的概况 |
第二节 陈枚与《水浒传》 |
第三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回目研究 |
第四节 八卷本与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第九章 三十卷本《水浒传》研究 |
第一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的概况与辨识 |
第二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图像与标目研究 |
第三节 三十卷本《水浒传》正文研究 |
结语 |
附录 |
一、简本《水浒传》版本知见录 |
二、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论文辑录 |
主要参考书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后记 |
(10)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一、行人司概述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一、朱睦(?)《经序录》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一、释藏目录 |
二、道藏目录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二、《录鬼簿续编》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六、吕天成《曲品》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二、官刻目录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余论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六) 类书的归置 |
(七) 丛书的归置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一) 经学与理学 |
(二) 史学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四) 医药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1~4期(总第68~71期)总目(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2]清代福建官刻研究[D]. 徐长生.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3]宋代题跋文研究[D]. 李宝.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4]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5]清代顺康雍乾四朝笔记小说研究[D]. 宋世瑞.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皖南手工业近代转型研究(1877—1937)[D]. 陈艳君. 苏州大学, 2018(01)
- [8]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 [9]简本《水浒传》版本研究[D]. 邓雷.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5)
- [10]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