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召开政府工会联席会议

一、北京市东城区召开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论文文献综述）

宋晓娟^[1]（2021）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文中指出社区是居民基于中意而结成的共同体。就私人生活而言,居民可能以个体或家庭的形式存在,但受房屋产权、物理位置、身份地位等因素影响,居民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社区组织。同一社区空间内的组织之间共享社区环境与服务对象,甚至还可能存在成员重叠。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社区组织相互之间彼此依赖,休戚与共。生物学领域将不同种属按某种厉害关系生活在一起叫做共生,社会学领域也逐渐做出了相似的现象解释,而社区则成为了最常见的共生关系发生域,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来透视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重心几经调整。但到本世纪之初,城市社区问题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且管得着但不愿管的现象仍很普遍。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应运而生。就社会管理传统下的网格化管理（2004-2012）而言,其主体、资源和运行方式均源自于政府,因此从主质参量来看,其与政府管理方式同质,是后者向社区的进一步下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改革。作为社会的微观构体,城市社区的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在网格化管理强化的同时开始注重治理主体的培育,实践创新的单位则以区、街道为主。以2013年至2015年连续三年的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的城市社区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分析得出,这三年中国城市社区的实践重点依次是:减负增效、三社联动和政社互动。从共生理论视角来看,城市社区的实践由同质延伸转向了异质化发展。研究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关键变量发现,社区有少量的异质治理主体存在,这些主体在通过党政主导的相关项目产生互动,互动中的物质信息交流以单向为主,互动的结果是非政府主体增殖能力的提升。变量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社区的共生行为模式属于偏利共生。实践步入近几年（2016至今）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单位由区、街道转向了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与社区治理要素又都取得了新的发展。从社区网格化管理方式来看,自2016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中国城市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延续着常态化发展,核心在于对以往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已有问题的探索性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后,网格化管理承接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重要使命,实践方式做了一些应急性调整与“补漏”式改进。就社区治理要素的发展而言,以民政部在2018年选出的101个优秀社区工作法（已对最新进展做了补充）为样本,经NVivo11软件研究发现,城市社区以协商共治为整体目标导向,形成了多主体参与、资源整合共享的治理格局,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式。从共生行为模式的四个核心变量来看,城市社区生成了丰富的治理主体,这些主体发起了多样化的共治活动,活动中的物质信息呈多方多向流动,最终导向了驻区组织的非同步化发展,由此可见,此阶段的城市社区共生行为模式属于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在中国城市社区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似乎始终未曾远离。每一次新实践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问题的产生,而新问题又成为了实践再次创新的动力。目前,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城市社区实践面临诸多问题,对称互惠共生是其进化方向。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到对称互惠共生的发展需要实现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条件的多重转变,对称互惠共生的理想固然美好,但这一转变过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基于当下的城市社区实践现状,结合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要想完成这一转变,首先需要实现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的充分发展与深度融合。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强化政府对内部层级部门间网络的管理能力。城市社区治理要素发展的实质是社区内公私合作程度的提升与基层党政部门对公私合作网络管理能力的提高。在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的语境下,公私合作程度与网络管理能力是理解网络化治理的两个维度。对比理论植根的实践来看,中国城市社区与美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提出网络化治理是中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与治理要素双维度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城市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共生理论认为,动力与阻力是影响共生关系进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要想推动共生关系发展必须提升动力,消解阻力。网络化治理是城市社区实现对称互惠共生理想状态的技术工具,形塑网络化治理的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主体增容（共生单元）、强化组织互动（共生界面）、加速物质信息流动（共生条件）之力;阻力则主要是由社区组织的互动方式（共生界面）与组织性质（共生单元）决定的。研究发现,动力因素主要有三个:党政领导力、利益驱动力和科技支撑力。这些动力并非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的。单一治理网络可以由多种动力来形成,但通常只有一种动力在发挥主导作用。综合比较前面所有的样本社区及笔者所调研的其他社区,笔者发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长青街道城建社区的动力因素最为全面,且已初步推进了网络化治理建设。以城建社区为例,本文从实践层面剖析了这些动力因素导向网络化治理的运作过程。此外,本文以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向心力”中的最高施力方（基层党组织）领导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中的“离心力”为例,剖析了形塑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系统的内在张力。中国城市社区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动力与阻力明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强化动力、消解阻力之方法。价值冲突是主体间张力背后更深层次原因。价值理念是影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根本因素。共生（共生除可以是一种主体间形态外,还可以是组织行为的先导,即价值）是人类社会的原价值,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价值理念。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是以社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行为模式为基点的,所以前者的实施路径也是后者的发展路径,换言之,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和共生条件三个共生行为模式的核心要素（“成果配置”是共生关系最终呈现出的结果）也是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实施路径的基本面向。有鉴于此,本文从共生价值体系（价值理念）、治理组织建设（共生单元）、治理行动选择（共生界面）和科学技术支撑（共生条件）四个方面探寻了中国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实施路径。

朱东北^[2]（2018）在《民国合法工会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素来以农为本,工人及工会是“近代性”产生的重要底色。受近代社会转型进程影响,工人数量不断增加,权益意识与日俱增,逐渐成为规模庞大的新生力量。清末民初传统社会崩塌后,各业工会开始普遍发展,无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重要环节。其中,1924-1949年,合法工会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演变可分为发轫、重构、转型、复建四个时期。这个发展轨迹与城市社会的形成紧密联系,又与乡村社会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变迁和接纳世界潮流相互结合的产物,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也是呈现多种社会人群近代化互动关系的载体。从实际情形看,工人加入行帮,主要由寻求庇护”心理促成。对于工会发展来讲,自发需要党治的引导,党治也会与自发相契合,两种趋向呈现了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轨迹。在执政与革命并行的时期,虽各地应有多样性的组织样本,工会的纵向、横向架构已具雏形,工会组织形态既符合政党对工运动员需要,也是现实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的结果。针对劳资纠纷及衍生的治安问题,依照“全民党”定位及工会法规,国民党形成了由党部、政府主管官署以及工商团体共同参与的调解机制。与此同时,工会活动家群体处于工会运转的枢纽地位,对工会组织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显着。在工会及活动家的努力下,边际工人群体从传统的偏重于人情援助向组织援助演变,与旧式联合的区别在于,合法工会不仅致力于所属成员的“互利共济”,也注意从社会公益角度开展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处于新兴社会组织的萌芽的时期,民国工会扮演着十分丰富的角色。国民党按照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二元管理模式构建基层社会。在中央以民众训练委员会、民训部指导全国组织治理,国民政府则组成工商部、实业部,对工会进行事务性管理,并先后对全国工会及会员人数进行了调查统计,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会、民训会也对本地工会进行整理。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前所未有地改变了工会缺乏法律依据的状况。当然,也有必要从“法制”进程与“法治”形态两个方面,考察合法工会面临的存在空间。通过工会化的数量考察,可以了解工会运行的全貌。这一进程中所限定的工会形态分析其合法角色、职能的阶段性变迁,工会管理程序确立,与工会变革形成互动,通过对不同时期工会,以及成员资格、属性、名额作为分析指标,以及职工会、总工会、厂工会个案,可以看出合法工会稳定中改革、改革为了更好的稳定特征。民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人”的近代化,也意味着“群”的近代化。普通工会中工会领导人与会员有鲜明的分化特征。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工会参与者群体的人格化回归;二是他们所从事的以“公共性”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空间,揭示工人日常组织生活的会务及问题。就特别系统而言,全国性及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铁路、海员、矿务、邮务、电务五个国营企业准许组织特种工会。研究将揭示特种工会结构网络扩展化、以及工会成员资格划分取向。通过特种工会与普通工会的对比,形成趋于完整的结论支撑与提升。另外,以铁路基层事务所为个案,分析其组织形态及人员构成,检验特种工会运行机制的效度。劳动争议中工会形成了独特的运行机制。通过通则式与个案式的解释模式,阐述劳资争议事件的工会处境与活动,这种分析可为最后论断提供复证。按照劳资协调的原则,国民党希望在劳方与资方之间达成协调,而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具体为有限罢工与工厂检查办法。劳资调解仲裁体制得以初建,但在实际的运行中逐渐被边缘化,这个假设将为劳资关系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视野。在此之下,合法工会寻求多样的“斗争手法”,以建立政治互信与足够的合法空间,诸如撇清与“非法”的关联,寻求会员维持与社会援助、团体之间的联络接洽、制度参与、党政请愿,等。抗战爆发以后,为缔造健全的工会体系,国民党实施强制工会化办法。理监事的上层活动与会员心态在团结对外情境中日益脱节。即便在抗战特定情境下,工会同群感及活动具有差异性,工会与“工合”的配合并不顺畅,因对现实情形不同的认知及反思,工会参与者分为强制派与教育派,结果是强制派与中枢意图共同促进了工会发展进入了历史性误区。从互动关系看,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地方党部则改为党团形式对工会发挥指导作用。危机环境的国家与工人的互动,体现在工训的进行,及国家策动技术的调适,这些考察趋向于证明抗战时期工会发展仍然偏离国家意志之外。在基层,工会组织的“逆化”日益外显,为求得私利,滥用工会的职业控制权,形成变相的摊派,名利之争下的工会权位,地方总工会,以私沽权,以权生利,已完全不在法度之内。工会不免沦为执行工具与“权斗”砝码,工人的自主性抵制选择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存在及延续。战后,工会数量及会员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国民党与工人却日渐疏远。出于对内整合,对外联络需要,国民政府着手重建“全国总工会”。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地方工会的组建,一方面限于战前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由于战时体制遗留,促使工会发展处于一个前后“混淆”的畸形空间之中,工会虽名义上是国家治理的参与者,但作为工人的合法代表者,它的民主化基础不足、发展有限。从考察看,并非每个工人都具备参加工会活动需要相应的能力与意愿,这导致工会日常会务参与的不平衡。地方党部的工会参选更为实用主义,在此基础上构建的高级民主,难以名副其实。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合法工会的最终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发展过程,现代为表,传统为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民国时期,合法工会作为政府许可的“法人”,担负着主张和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的角色,也承接政府劳动施政,国民党训练民众的功能,不仅救济失业,调解工人纠纷,也承接工人教育,引导工人文娱生活。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兴建了各类工人福利设施。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作为工人群体专门性的近代社团,民国工会也开始向公共领域扩张,不仅参与从业者准入,维护行业秩序,也提倡现代意识,参与公共事务与社会公益。尽管如此,由于劳工诉求无不受到政策需求、经济波动、雇主策略、保障机制、工人分化的制约,以及近代工人群体主体地缘、心理、传统的特征,民国工会表现出突出的弱组织化现象。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合法工会对国民党策略的作用有限,反成为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民国合法工会的发展轨迹,证实了工人阶级形成与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对近代及其后历史样貌的塑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献南^[3]（2017）在《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转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足球改革己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职业足球作为重点领域,改革也迫在眉睫。转会制度是职业足球核心制度之一,如何进一步改革,保障我国职业足球联赛健康发展是一个现实问题。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案例研究法、历史方法、逻辑法及比较法等方法,首先以概念为基础,论证了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具备演化经济学研究的要素条件。接着,以自组织和演化博弈为分析工具,由宏观到微观,阐述了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的自组织本质、机理及演化动力、趋势。最后,借鉴英格兰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问题,提出了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改革的目标、原则和具体路径,对深化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改革,保障职业足球联赛健康发展,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研究结论:1.转会制度是指约束职业俱乐部与球员的各种行为及其关系,指导转会交易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摊的规则集合,具有经济后果、政治化程序及法治化倾向等属性。运动员转会包含于流动,二者属于种属关系。2.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过程可分为有限自由转会制、摘牌制、双轨转会制及自由转会制等4个阶段;其变迁特点符合演化经济学研究的要素条件,因此运用演化经济学的自组织和演化博弈论,分析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的自组织本质、机制及演化动力、趋势等问题是适合的。3.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是一个自组织过程,是由足球俱乐部、球员及中国足协为核心群体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曲折性、突变性、多结果性和路径依赖性等特点。最初的有限自由转会制由于改革不彻底,导致球员的市场配置失衡,俱乐部实力差距大,联赛效益降低,因此治理效果好、见效快的摘牌制成为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但摘牌制下俱乐部人才选择权、球员转会意愿受限,利益诉求难以表达,催生了俱乐部和球员的合谋行动,为防转会秩序再次失控,双轨转会制成为路径选择。然而,双轨制下球员仍未摆脱转会自由的限制,又因本土与国际转会惯例相冲突,以致球员产生自由转会行动,接轨国际的自由转会制成为路径选择。4.从演化博弈角度看,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变迁是足球俱乐部、球员及足协等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算计的博弈过程。除了在转会制度下行动外,潜规则行动也是转会市场主体可选择的行动子集。俱乐部和球员因遵循转会制度而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继而采取规避制度约束的潜规则策略。博弈中,由于拥有占优策略的利益主体不同,只能通过转会制度改革调整既有利益格局。俱乐部、球员等在不同变迁阶段的权力资源发生变化,其相对增加的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谈判能力增强,继而在利益分配调整中获得更多收益,转会制度也就趋向利于他们的方向改革。5.英格兰发展对我国的启示:加快中国足协内部治理机构优化及职能转变,建立职业联盟、球员工会等足球组织,并从源头上保障俱乐部和球员具有同等的利益表达渠道,且一旦出现劳资纠纷,还要保证他们在谈判时拥有均衡的权力资源。此外,应加强转会制度法治化建设,不断提高与本土法律的兼容性。6.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改革不仅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足协政绩思想固化,去行政化改革不彻底;职业联盟、球员工会等组织难以筹建;制度改革主体错位,权力资源配置失衡;球员话语权严重缺失,合法权益不能保障;转会制度法治建设滞后、兼容性差等。7.针对存在问题,我国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改革,应以提高球员配置效率,保障转会制度公平正义为总体目标,同时要遵循市场自主与足协调控相协调、国际惯例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制度建设与本土法律相兼容等原则。具体改革路径:加快构建职业足球联盟、球员工会,形成三角制衡的治理新格局;优化中国足协内部治理结构,成立转会制度修订委员会;以中国足协、俱乐部及球员为核心改革主体,确保制度源头设计的权力均衡;完善应循程序与异常转会问题处理程序,确保制度改革程序正义;加强转会制度法治化建设,提高与本土法律的兼容性;明确国际转会惯例的本土化空间,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李慧波^[4]（2012）在《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革是在吸纳苏联相关法规的基础上,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不断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和修改而形成的。从内容上看,婚姻法是以婚姻为主线,涉及到家庭关系等诸多层面,实际上是一部婚姻家庭法。《婚姻法》颁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经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的巨大的努力,才使得体现着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逐步变为现实。这一实施过程主要依靠国家运用法律的手段自上而下地展开的。这对于废除封建婚姻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运动所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即国家权力直接深入个人,传统的家长制权威对个人的影响逐渐衰落。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婚姻文化中表现出的政治化愈来愈明显。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的分析发现,新时期下的不同群体普遍倾向于在本群体范围内选择配偶,而且人们的婚姻观念还普遍受着“男高女低”择偶模式的影响。当然这种模式存在一个“阈限”。新时期下,通过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企图打破传统的“男高女低”模式,但是总体来看,效果似乎不是十分明显。从婚龄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男女的结婚年龄在逐渐增大,男女的婚龄差距在逐渐缩小。20世纪60年代初期宣传的晚婚主要是为了减轻生育。国家在对晚婚积极教育和提倡的同时,把爱情革命理想化,并且贬斥物质欲望的意识形态,而政治取向作为一种潜在的、隐形的社会财富无形中渗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等成分。其中,女性尽力向社会权力圈子的中心移动,这种流动趋势对男性而言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给那些与本群体范围内成员相比条件较差的男性提供了择偶机会,另外一个结果是造成一种失衡状态,即给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弱势男性群体造成择偶的困境。这一时期,自由恋爱的比重在逐渐增多,但是各种观念仍然阻碍着男女的交往。社会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和机会让青年男女自由结识和相处。国家一方面宣传自由恋爱,一方面又对恋爱做出种种限制,既反对早恋,又提倡青年为国家集体牺牲个人利益。种种话语和思想价值观,排除了个体,否定了自我。经过国家的大力宣传与倡导,旧式的婚礼程序和仪式基本上被取消或者简化。人们也不用花时间来作太多的准备,婚礼与日常生活已经没有太大的脱节,不再具有人生独特的体验。因为婚姻是社会行为,所以民众利用并通过婚礼积极扩展社会关系,建构社会网络,将社会网络作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他们一方面承袭已有的社会资源,比如亲戚,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扩展资源,如老乡、同学、战友、朋友、同事等。由以情感为主逐渐向以理性和情感共同支持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为主过渡。把日常生活中需要经常发生关系的人都要拉进来。所以这种仪式整合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外部关系,使得婚礼在符合民众自身需要的状态下进行。在婚礼逐渐从家庭权威向国家权威转换,婚礼仪式越来越简单化和政治化的同时,男女两性形成了新的性别特征,即传统对女性的角色分工和社会期望在逐渐消失,女性的地位开始上升,男女更趋向于平等。这一时期,婚姻当事人打破了禁忌,在离婚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但是离婚原因非常复杂,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和情感方面,既与婚前的择偶和恋爱相关也与婚后婚姻的经营密不可分。既有强迫包办、买卖婚姻、重婚纳妾、童养媳等无感情而破裂的婚姻,也有喜新厌旧、另有新欢,故意制造裂痕而破裂的婚姻,还有的虽然属于自主自愿的婚姻,但由于对待婚姻、家庭问题缺乏必要的知识与经验,不懂得或不善于培养夫妻感情而使婚姻破裂的,甚至还存在本来有感情基础,但偶而因小事争吵,一时感情冲动而轻率提出离婚的。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一方长期无音讯、生理缺陷、患不治之症或犯罪判刑等而提出离婚的。种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婚前的不对等交易如文化差异、社会地位差异、年龄差异使得整个婚姻陷入不平等的过程而引起离婚的。二是婚后对冲突和预期差距没有做出及时调整和适应而引起离婚的。其实引起离婚的原因不仅仅限于夫妻之间,而是家庭和社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总的趋势是,因包办、虐待而离婚的越来越少,而情感不和引起离婚的越来越多。说明人们对婚姻的追求也逐渐由婚姻最基本的需求转向精神和情感方面的需求。但是,离婚率在职业和文化程度不同的性别当中有所不同。在离婚率较高的男性中,基本摆脱了物质需求,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方面的需要。在离婚率较高的女性中,还有一部分女性很大程度上处于解决和改善物质生存条件的状态,精神和情感需求则较低。从年龄上来分析,年龄与离婚率、婚后年数与离婚水平均成反比例关系。离婚方式中以协议离婚为主,而且以女方最先提出离婚的请求为主,说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降低。这一时期,每一个人无论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工作上,始终是处于组织监督之下。民众的离婚问题同样也是如此,当时国家对离婚问题给予了积极的教育和引导,以强调国家的集体利益,突出婚姻的阶级性。婚姻的执行情况也较为复杂,执法者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执法程序还有待严密、执法内容也有待完善。由于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无论是寡妇再嫁、鳏夫再娶、或者离异一方再婚都逐渐冲破了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和干涉。当然这一过程要比初婚时择偶的情况复杂得多,须经过多方而的慎重考虑。即使再婚后,也还要面对新的婚姻关系和新的问题,还要处理好先前未彻底断绝的婚姻家庭关系。可见,婚姻经历复杂而永无止境。

张大维^[5]（2010）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三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三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叶裕民^[6]（2008）在《Citi-PODAS模式：中国城市管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革命》文中研究指明数字化城市管理在发达国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并成为改善城市软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中国数字化城市管理起步于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构建万米网格化系统,迄今已经在全国51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试点,从2009年开始将在全国推广。本文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中国数字化管理的

叶裕民^[7]（2008）在《中国城市管理创新的一种尝试》文中研究指明城市管理被视为城市发展中问题最多、公众满意度最低的领域之一。传统城市管理的问题根源于"部门化"管理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各职能部门"低成本、高效率"与整个城市管理"高成本、低效率"的城市管理悖论。Citi-PODAS模式运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行全新的城市管理流程再造与制度改革,根除传统城市管理弊病,实现中国城市管理的革命性突变和历史性进步,推动中国城市管理由传统走向现代。

王颖,王琳^[8]（2007）在《发挥工会组织在构建和谐东城中的作用——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王学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会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对于各级工会组织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为此,

寿华军^[9]（2003）在《北京市东城区召开政府与工会联席会》文中认为 北京市东城区10个街道办事处与街道工会工作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生活困难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享受特困补助资金;继续实施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工程,以区政府名义,每年开展创优评先工作。这是日前东城区政府与东城区工会在去年联席会

黄洁,徐伟伦^[10]（2021）在《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因缺乏证据材料难以通过诉讼维权的刘某及工友终于拿到了被拖欠4年的劳务费；每天早晚都被小广场噪声侵扰的王先生，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平静生活；数次被开发商“放鸽子”的冯某等业主，终于住进了自己购买的新房……这一个个“终于”背后，是北京市落实中央信访联席办部

二、北京市东城区召开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京市东城区召开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论文提纲范文）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合法工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转会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四、北京市东城区召开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共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 ——基于对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审视[D]. 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2]民国合法工会研究[D]. 朱东北. 吉林大学, 2018(12)
• [3]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我国职业足球运动员转会制度变迁研究[D]. 杨献南.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4]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北京市婚姻文化嬗变研究[D]. 李慧波. 首都师范大学, 2012(12)
• [5]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12)
• [6]Citi-PODAS模式：中国城市管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革命[A]. 叶裕民. 2008学术前沿论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论文集（下卷）, 2008
• [7]中国城市管理创新的一种尝试[J]. 叶裕民. 中国软科学, 2008(10)
• [8]发挥工会组织在构建和谐东城中的作用——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王学勤[J]. 王颖,王琳. 工会博览, 2007(07)
• [9]北京市东城区召开政府与工会联席会[J]. 寿华军. 工会博览, 2003(01)
• [10]推动解决一大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N]. 黄洁,徐伟伦. 法治日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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