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连续三年旱灾回顾与思考

一、山西省连续三年旱灾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贾保营^[1]（2021）在《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中国乡村而言,贫困是个历史性窠臼。晚清民国以来,为解决乡村的贫困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进行实践,但均以失败告终。集体化时代虽然没有出现“减贫”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为改革开放后乃至当前的减贫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并提出“给农业插上科学的翅膀”。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可以为当前的减贫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因此,考察集体化时期的反贫困实践,极具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以昔阳县为例,以报纸、地方史志与基层档案为主体资料,并辅以田野口述,尝试揭示环境、技术、制度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较为全面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减贫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昔阳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以及农民的生活状态。作为分析的起点,了解昔阳原型有助于我们理解制度、环境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是通过对集体化时代国家重要文献的梳理,找出国家对贫困的理解以及反贫困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即是国家不同阶段反贫困措施在昔阳县的实践效果。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土改如何在昔阳展开以及土改后昔阳农村的状态。通过对土改前后的昔阳县的考察,我们既可以看到土改对于乡村社会的重大意义,又可以理解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背景与实践逻辑。第四章主要讲述了农业合作化与技术改革是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以摆脱贫困的。第五章与第六章分别论述的是农业水利化与农业机械化。第七章以井沟为例,进行了微观史的研究。第八章则是呈现集体化后期昔阳的面貌,总结分析昔阳反贫困实践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通过考察,发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优势为依托,以技术为发展引擎,通过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方式带领中国人民跳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公社体制虽未彻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但是技术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积蓄了潜能。集体化时代改造传统农业的举措,使农民的能力、观念都发生了改变,培育了人力资本。这看似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相似,但其改造传统农业的具体路径则与舒尔茨所提倡的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集体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极度稀缺,传统的农民却数量众多,市场机制并不能改造传统农业。中国共产党运用国家的力量,将稀缺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下沉到乡村,并借此改造了传统农业,培育了人力资本,积累了国家资本,摆脱了恶性贫困循环。这对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改造传统农业,极具启发意义。

郭文婷^[2]（2021）在《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西民教冲突研究》文中提出1860年,传教士获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力,基督教开始进入山西。教会通过赈灾、戒烟等活动在山西立足后,开始兴建教堂,发展教徒,到1900年前已实现初步发展。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势力,在深入山西社会的过程中,与山西地方社会的文化传统、权力结构等产生广泛冲突,在村社信仰空间、娱乐空间、权力空间方面与地方传统势力形成一定争夺关系。在政治文化层面,东雍书院还堂案中传教士的胜利,损害了地方官的政治权威,削弱了乡绅的文化权威。在社会习俗方面,教会要求民众入教必须放弃偶像崇拜,不得参加例行的民间宗教节日活动,不必摊派祈神、演戏、赛会等费,这一举动引发广泛的民教冲突。在经济方面,山西地贫人稠,土地资源极为紧张,在传教士干涉下,段振举地亩案从一桩地方民教纠纷上升到中法两国之间外交“保教”的层面,教民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侵害了当地非教民的生存空间。在社会舆论层面,社会危机下传教士的活动被扭曲想象,由此产生干旱、井水投毒、“黑风口”夜出伤人等谣言,谣言成为更大规模民教冲突的导火线。总之,近代山西社会面对基督教教会的强势渗透,各方力量为对抗其在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经济层面对原有权力空间的挤占和抢夺,选择了各种针对教会和传教士的攻击性应对措施。因此,基于权力空间与经济资源的争夺是近代山西民教冲突的根本原因。

王莉莉^[3]（2020）在《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座落于吕梁山地区的兴县曾在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时期被誉为晋西北的“小延安”,其连续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15年的发展历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改革政策及实践努力。本文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兴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进程,并注重从细节出发再现历史真相,探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何组合才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期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共分六部分4章内容,具体分述如次:绪论部分叙述了本文研究缘起,梳理了学界先前相关研究状况,阐明了研究内容与方法,介绍了运用的基本资料情形。第一章和第二章梳理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行途进路,认为新中国初期兴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是与晋绥边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一脉相承的,其间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发展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最终组织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第三章阐述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责任制的演进过程,认为随着合作组织的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和高级化,其生产方式亦发生了改变,即互助组阶段从临时喊工到统一排工、初级社从临时包工到常年包工、高级社从“三定”包工到劳动定额管理且农田劳动生产随之更有计划性。第四章讨论了兴县农业合作化时期收益分配制度的变革情形,认为收获物分配关切农民一年收入及一家人生活水平,且是农民参与互助合作组织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在工分制中,一个合理的评工记分方式至关重要,它是公平等价交换的关键。结语部分是全文总括,认为兴县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始终在党或国家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推进,但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色和逻辑。首先,兴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先行性,初级农业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迈向集体经济的重要步骤,其典型模式在兴县得到较早的探索与实践。其次,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具有可实践性,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有效发力的政策执行决定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的可持续性。进一步说,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衷在于解决农户生产中的困难,此乃生存需要,而最终实现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向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则是生活需要,无论农民出于何种动机加入合作组织;农户之间互补不足是双赢,集体利益与个人需求达成统一更是双赢,两者共同建构了兴县农业互助合作中的互利双赢关系。

樊孝东^[4]（2020）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历来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课题。以往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在研究范畴和视角上,多从宏观层面着眼,微观和个案的考察较为欠缺;在研究时段上,常以1949年为界将边区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与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割裂开来。然而,对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一方面,宏观、微观和个案研究应该结合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考察中共乡村治理的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很多制度在边区时期已经进行过实验或已形成雏形,因此不能将两个时期连接起来就不能完整地展现集体化时期中共的乡村治理政策和实践。本文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44—1958）为个案,按照纵向时序对其进行了较长时段的追踪和考察。从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土地合伙组”开始,到“农业合伙组”阶段的急剧扩张和退组事件,到“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合并小社成立全村大社与整社,再到尝试向集体农庄过渡和转为高级社的完整发展历程进行了“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主要探析了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历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和特征,包括中共合作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变化,社员入社、退社心态的变化等。并通过对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各个时期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考察,进而探析合作社与国家、社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认为,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个别特例到全国典型的变迁过程。耿长锁及其农业生产合作社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标志性人物和示范性村庄,一方面是以耿长锁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人物的努力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合作社本身的发展契合了其时国家的政策需要和农民理想。但是,在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树立成典型后,随着国家改造和重塑合作社的力度和进程逐步加大和深化,国家与合作社之间的管理边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自主权逐步收缩,特别是关系到社员切身利益的地劳分红比例的变化更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发展与收益分配,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王洋^[5]（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研究指明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白豆^[6]（2020）在《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是以山西地方文献为史料基础,尝试从普通民众的受灾经历、灾害认知、灾害应对与灾害记忆等维度对清代山西灾害社会予以深度解剖,进而系统地揭示灾害对山西社会各层面的诸多影响,展现一种整合的、全方位的清代山西灾害史。在回顾学界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分析了将地方文献应用于山西灾害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分别从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灾害书写、历史语境和发掘利用等角度展开具体论述。与官方文献的灾情记录主要侧重于灾情和赈济相比,地方文献所呈现的内容则涉及民间社会应对、粮价物价、地权流转、灾民心态、民间信仰和灾害记忆等多个方面,成为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灾害经历的重要文本。其次,主要展现不同文本中的清代山西地方灾害情况,通过对其进行适当的定量分析,在整体上把握清代山西灾害的总体特征和区域特征。在此前提下,将碑刻记录中个体的灾害重新放置于整体的灾害中做定性分析,尝试以此探究民间灾害记忆的特点,以及因此映射出的灾害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深层内涵。首先,选择灾害记录较多的碑刻资料为研究对象,分府、州等分别对其中的灾害情况进行分区讨论。其次,以碑刻记录的灾害发生地为基点,上溯至各地方志,对其中的相关灾害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可以看出,山西内部的区域灾害特性明显,其中影响各地的主要灾害并非完全一致,也并不都以旱灾为首。最后,结合官方文献《清实录》等对碑刻灾害记录的特点进行探讨,发现民间灾害记忆具有较明显的分层。第三,主要讨论清代山西灾害的地方应对。从其开展的相应救灾模式来看,则实际包含了官方赈济和地方自救两个层面。具体而言,地方社会的应灾手段可细致划分为神灵崇拜、村社救灾、宗族赈济、乡绅赈济、商人赈济和官民互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官民互动则是地方灾害应对中的重要特色。即便是缺乏国家赈济,地方社会同样拥有独立的一套防灾自救体系。它区别于国家荒政体系,但在特定条件下又与官员赈济和国家赈济相结合,以此共同应对地方灾害。第四,以清代山西重大灾害“丁戊奇荒”为研究个案,分别从灾民认知、灾害应对、灾民生活、地权流转和灾害记忆等角度对其进行重新解读。首先,根据碑刻资料的相关记录,分灾前、灾中、灾后三个阶段来“还原”基层民众认识和应对灾害的全过程。其次,以“丁戊奇荒”期间的土地交易文书来分析基层社会的地权流动以及由此展现出的灾民日常性生活,进而揭示了传统灾害史研究中“逃荒”和“救荒”话语体系之外的其它生活面向。最后,对“丁戊奇荒”的民间记忆开展长时段研究,深入分析民间灾害记忆生成和流传的基本特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后,以清代静升村的民间灾赈为例,具体从受灾情况、灾赈背景、宗族赈济和村社赈济等方面展开分析,并重点考察基层社会构成、宗族和地方仓储等与村社赈济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表明,旱灾及其引发的饥荒是清代静升村遭遇的主要灾害,相应的赈灾主力自清中期起由国家明显向地方下沉。其中强大的宗族势力及商化的公项管理是长久维持静升村赈济传统的重要因素。而其间救灾主体由宗族向村社的过渡,则充分体现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相互结合及宗族内部士绅对地方社会的权力渗透。地方民众的传统禳灾习俗和长时期形成的防灾减灾经验共同构成了清代山西地方社会独特的“民间”救灾传统,并逐渐生成相应的灾害记忆与独特的灾害文化。其中碑刻是民间灾害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而相关灾害记忆的生成则与地方社会的自我救灾能动性有很大关联。由此表现出的明显分层,则既是民间社会开展自救活动的有力印证,也是对清代官方赈济实效的侧面肯定。

张瑜^[7]（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指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李雪雪^[8]（2020）在《20世纪前中期北方省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于《阶级成分登记表》所见晋南十村的考察》文中指出清末民初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灾荒、战乱等原因加速了农村的衰落,下层民众纷纷离村,踏上逃亡的道路。这种移民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间跨度囊括了20世纪前中期。此类外来移民的迁出地主要集中于山东、河南等省份,迁出原因以水旱灾害、虫灾、战乱,以及由此引发的人地关系失衡为主,在寻找宜居地的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而此一时期的山西由于灾害引发的人口亡失,在劳动力上有很大需求,为外来移民的迁入提供了必要空间。近代以来的外来移民主要集中在山西省的晋南地区,绛县就是其中的重要迁入地之一。外来移民在绛县的分布主要以涑水河流域和浍河流域两个区域为主,相对优越的水文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区位优势。外来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一定问题。对外来移民进入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细致深入的解读,对掌握该地区的发展变迁是有利的。在进入新的乡村社会后,外来移民面临着生存生活上的多重选择,在初期大多以讨饭为生,生活难以为继,社会地位低。一段时间后逐渐开始开垦荒地和出卖劳力,这也是外来移民立足当地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一些家庭手工业和副业。外来移民寻求生计方式的过程,也加速了横水镇的职业分化,谋生方式为外来移民奠定了生存基础。“革命”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贫下中农的家庭成分为其谋求了政治资本,通过分房、分地等方式,外来移民获取了部分生产资料,在村庄的政治事务中也更能积极参与。通过入党、参军,积极响应国家政策,逐渐在村庄中担任职务并进入村庄政治权力的核心圈层,成为村庄建设的新生力量。婚姻、家庭生活也是外来移民融入村庄过程的一个重要见证,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土改前外来移民的婚姻关系受到很大限制,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地位低下;土改后在社会阶层和地理空间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但总的来看仍然被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所局限。土改后外来移民的家庭结构上也产生了很大变化,父子分家、兄弟分家的现象很常见,这一现象也与土改的进行有莫大的联系。外来移民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上发生的变化,从进入村庄到融入村庄的动态过程,是时代背景下下层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

梁俊山^[9]（2020）在《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先后经历革命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发展阶段,各阶段都是党为实现人民利益而不断奋斗的过程。农村基层组织在党的实践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创新是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作用发挥的核心机制。厘清农村基层党支部制度创新的内在机理,对于实现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党支部领导,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H县D村是一个位于晋、陕、蒙交界处具有悠久历史的小型村庄,其处于“鸡鸣三省”的边缘地理环境、“十年九旱”的气候条件和“民歌海洋”的艺术氛围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时空场域中,为基层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环境支撑。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经历了组织化的三个重要时期,即从分散个体到组织集体的农民协会时期,从原子化小农到合作化社员的合作化时期和从非正式合作到政权化行动的人民公社时期。组织化实践中农民的民主意识得到启蒙并对农村制度形成初步认知,为改革开放后有序参与村民自治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国推行村民自治的宏观背景下,由于党的制度安排尚未明确村“两委”关系,为村民自治实践预留了基层制度创新空间。D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为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组织涣散的矛盾复杂村,群众在坚持党的领导制度认知下提出“选书记”的制度创新诉求。地方党委基于“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对诉求积极回应,与人民互动中创造了“两票”制选举党支部书记的新做法,强化了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权威,有效解决农村现实问题。“两票”制经验在党组织支持和实践检验下不断扩散和深化,最终演化为具有全国普适性的“两推一选”制度。D村“两票”制经验及其“跨村选人”、“一肩挑”的制度创新实践展示了完整的制度创新脉络和经验链条,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试图通过对D村“两票”制创新的典型案例进行实证调研,结合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场域理论对其内在规律进行剖析,形成对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研究发现党支部选举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保障下、农民发展内驱力推动下,遵循理法合一的价值路线,通过内生外嵌的实现路径进行耦合创新的过程。其中制度场域是创制发生的空间环境,四维一体是制度创新的体系结构,系统协同是制度创新的合力机制,耦合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实现机制。在把握党的基层制度创新逻辑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以制度创新强化党的基层领导、满足农民发展需求、引领农村“三治融合”和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的作用,从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郭心钢^[10]（2020）在《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文中提出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偏见。一方面农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虽然从事一些非农职业,但较少从事商业活动,众多人口附着在土地之上,形成紧张的人地关系。另一方面农民固守土地,安土重迁,与村庄以外的地区来往较少,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从而使乡村在整体上呈现出封闭性特征。论文运用新发现的农户档案资料,研究晚清民国晋西南虞乡县西部、中条山北麓的12个村庄,发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较多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些村庄背山面水,碱荒、砂石地分布较广,土质较差,还饱受水旱灾害的不断侵袭,多数农户耕种土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生计。同时,环境又丰富了人们的生计方式。当地农民开发并形成类型多样的副业和家庭手工业,有以担柴割草和烧木炭为主的“跑山”业,有以果树和蔬菜为主的果蔬业,有以制作小型农具为主的编制业,有以技术工匠和家庭作坊为主的手工业,有以面制熟食为主的饮食业,有以畜禽为主的农家饲养业,以及其他乡村服务业。副业是土地收益之外农户的重要收入来源,有些甚至超过土地收益。此外,经营副业使农民较多地与地方集市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晋西南地区的农民有着外出“从商”的传统和风气。晚清民国时期,由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混乱、土地收益的微薄、商业利润的吸引和农民自身对家庭生计的理性安排,当地一部分农民特别是青壮年男性劳力离开乡村,前往周边的乡镇和县城以及黄河对岸的陕西、河南等地,从事或大或小的商业活动。其中,以受雇型的学徒、店员、伙计等职业为主,也不乏一些自营、合营等资本较大的商人。农民的从商活动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些农民仅以从商收入作为家庭贴补,另一些家庭生活则主要地或全部依赖从商收入。农民通过外出从商,扩大了活动空间,开阔了视野见识,熏染了风俗习惯,巩固和拓展了社会关系网络。村庄与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村庄内部凝聚力也因同业、同乡的关系而得以加强。“从商”在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光绪大祲中,山西特别是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受到巨大损失,这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乡村经济和社会正常发展的节奏。晚晴民国时期,或是官方倡导,或是民间自发,来自豫、鲁、陕、冀等省的客民陆续流入晋西南地区。从生计方式看,当地客民多以出卖劳力、担柴割草、开荒或租种土地,以及自有的小手工艺为生。从婚姻形式看,男性客民多是入赘当地或被收养为子,女性客民则以童养、改嫁、被贩卖等形式嫁入当地。客民的不断流入,客观上填补了当地人外出从事副业、商业所造成的劳力空缺,实现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同时,客民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促进了区域间的社会文化交流。可以说,客民广泛参与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土地交易市场和婚姻市场当中,深刻形塑着当地的人口、婚姻、家庭、文化、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基于流动性的分析视角,与以往学界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人口流动性较强,既有本地居民流出,也有外地客民流入,因此导致当地的人群关系比较复杂。同时,二者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差异性、阶段性和延续性等特点。土客的经济方式存在差异,土着农民“重商轻农”、“重副轻农”;外来客民则“重农轻商”、“善副善工”,双方在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相互补充、调剂,从而客观上实现了一种平衡。农民是否具有“理性”是个假问题。不同阶层的农民都有“理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为家长的个体素质、家庭内部发展状况、外部社会环境的差异,农民家庭对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对生计伦理的安排表现出不同理解。贫穷农户以维持基本生存和温饱为首选,中等农户试图抓住机遇和有利条件实现家庭发展,富裕农户希冀努力巩固和扩大现有的资本财富。理性的阶层差异,刺激农民采取相应的生计模式,促进家庭间的生产合作,推动社会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总之,晚清民国时期晋西南乡村整体上呈现出流动性、开放性特征,农民在家庭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理性”。“晋西南模式”所反映出的传统时期中国农民经济的诸个特征,与学界的一些传统认识或观点相左。这对于反思日本中国史学者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和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以及重新认识中国农民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山西省连续三年旱灾的回顾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西省连续三年旱灾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西民教冲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论文提纲范文）

（5）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8）20世纪前中期北方省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于《阶级成分登记表》所见晋南十村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四、山西省连续三年旱灾的回顾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制度与技术 ——以集体化时代昔阳县的减贫实践为中心[D]. 贾保营. 山西大学, 2021(12)
• [2]空间、资源争夺与晚清山西民教冲突研究[D]. 郭文婷.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3]兴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49-1956）[D]. 王莉莉. 山西大学, 2020(03)
• [4]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研究（1944-1958）[D]. 樊孝东. 河北大学, 2020(03)
• [5]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6]清代山西灾害的民间记忆与社会反应 ——以地方文献为中心[D]. 白豆. 山西大学, 2020(08)
• [7]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8]20世纪前中期北方省际移民问题研究 ——基于《阶级成分登记表》所见晋南十村的考察[D]. 李雪雪. 山西大学, 2020(01)
• [9]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研究 ——以D村“两票”制为例[D]. 梁俊山. 山西大学, 2020(07)
• [10]晚清民国晋西南的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D]. 郭心钢. 山西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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