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约宁夏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雅婕[1](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边云涛[2](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康旭华[3](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王永仓[4](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刘丸源[5](2021)在《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它既是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足的结果,也与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性不平等,还和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有关。某一国家地区或人口群体的贫困大都表现为有密切关系直观可见的物质匮乏或精神贫乏现象,有着复杂深刻的生产方式基础与经济社会根源,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受制于不同的结构性因素。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升人类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此进行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大量关于贫困本质与根源等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学说和经验讨论。消除贫困是人类对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发展主题,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破解的时代课题。人类社会发展不断追求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因此,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摆脱贫困的物质前提,贫困现象首先表现为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下。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开始,底层阶级贫困问题就进入经济学研究视野,20世纪中叶兴起的发展经济学更是将贫困视为研究的基本命题。但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大多从发展不平衡、劳动力市场失灵等经济运行或个体性质层面,研究导致贫困发生的技术性成因,较少从生产方式层次或经济制度出发,对贫困发生的制度根源进行系统深入剖析,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指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制度选择与结构性减贫施策,从实践上来看也存在诸多局限。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可以科学地认识贫困的本质,深入剖析贫困发生与摆脱的运行规律、制度根源和影响因素,提出系统性消除贫困的生产力发展路径与方略、制度安排与减贫机制,以及区域与群体上的结构性减贫策略,最终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案设计,在实践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反贫困研究的出发点。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就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启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伟大征程。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启动大规模减贫计划,推进了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摆脱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局面,实现了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集中体现,向全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反贫困研究的科学性。在小康社会即将全面建成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决定性成就,但是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补齐扶贫短板弱项,确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要严把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退出的标准和程序,确保脱真贫、真脱贫。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国家普查期,检验成效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做好脱贫攻坚质量的综合测度和评估,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提升脱贫质量,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质量成色才经能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贫困成因与表征及多维度量、减贫施策及成效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献,但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较为匮乏;近年来,关于中国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成果大量涌现,但多为诸如“五个一批”等脱贫路径及政策成效的分析,缺乏聚焦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深入考察。一些涉及脱贫质量的研究,多是基于能力贫困或多维贫困方法的减贫成效测度,较少涉及脱贫质量的系统研究或高质量脱贫的制度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不只是脱贫目标的如期完成,还有贫困地区的高质量退出、贫困人口的高质量脱贫——不仅表现为贫困发生率等进度性或规模性脱贫指标的达成,还反映多维、稳定、可持续脱贫和返贫风险可控等质量指标的实现。这种全面而可持续的高质量脱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贫困治理效能的显着成果。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科学剖析贫困的经济性质与变化规律,结合中国贫困结构性分布国情和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构建脱贫质量和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出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界定与度量,审视与评估中国脱贫攻坚的成效与质量,从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生产关系改善两个方面,研究提出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与施策重点。本文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1)首先立足于中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从决定性成就走向全面胜利这一时代背景,提出如何理解脱贫质量、如何推动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这一研究核心主题;(2)围绕贫困研究与脱贫质量分析,进行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动态审视——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减贫事业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探索、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研究成果,评述了中国精准扶贫与提升脱贫质量的研究进展,引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学科视角;(3)进而,围绕本文核心主题——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层面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针对“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提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解析框架,提出与之相适宜的多维度量标准,着重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多维涵义、本质特征与度量标准;(4)基于上述理论观点与测度方法,一方面,进行中国反贫困质量评价和成效分析,另一方面,采集典型区域的样本数据,对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开展经验实证分析;(5)综合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探讨提出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即夯实高质量脱贫的物质基础,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焦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以之为研究对象,对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和贫困治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政治经济学分析。现有文献大多围绕贫困成因与表征、贫困识别与测度、减贫路径及施策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少有瞄准脱贫质量与高质量脱贫的研究。中国面临全面提升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交汇点,研究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指导,聚焦脱贫质量和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研究,既是中国特色反贫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尝试,也可以为中国夯实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启示。第二,尝试构建了一个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析框架。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吸收国际上诸如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等研究成果,高质量脱贫范畴即从全员脱贫、可持续脱贫、多维系统脱贫以及相对贫困解决等综合视角,对高质量脱贫的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据此探讨高质量脱贫的特征、识别与测度等问题,针对中国高质量脱贫进程运用数据实证评估了脱贫质量短板,全面地界定了高质量脱贫的因素等问题,针对脱贫质量提升的实现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三,对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丰富了高质量脱贫的经验。论文在对高质量脱贫进行理论分析,在提出一系列研究观点和论断基础上,选择以四川省阿坝州为典型区域样本,采集当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综合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考虑贫困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致贫因素及高质量脱贫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6](2021)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宁政发[2021]1号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自治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结合实际,抓好组织实施。2021年2月26日(此件公开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蔡璐[7](2020)在《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规制也称为管制、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和加强社会性规制是当前政府规制的两大发展趋势。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价格市场化、清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规,目的都是从体制机制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和环境规制,是从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区位选择角度,优化营商环境建设。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监管创新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实现信息共享,实现大数据监管、协同监管;采用“双随机、一公开”加强监管震慑和减轻企业负担;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监管,建立诚信交易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从2003年的83名,提高到2020年的31名,整体水平有显着提高。我国幅员辽阔,资源禀赋不同,地区间还存在差异。东部沿海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高,内陆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较低。这与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有重要关系。政府规制的范围、强度、方式,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程度、法制化建设方面的影响,都间接表现在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上。良好的环境对企业开办、运营、竞争和发展都起着积极促进作用,同时会带动地区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认识到科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建立公平竞争市场、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重要意义。社会性规制通过要素流动、生产成本、自然环境等方面,影响着企业要素获得、成本负担和区位选择。因此,本文根据政府规制的性质,分别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研究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发现,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文献综述部分。对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进行国内外文献梳理。从价格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放松价格规制对福利的影响,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放松金融规制对金融市场供给侧改革,职业安全规制对劳动者与企业成本的影响,产品质量规制营造诚信市场环境,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等方面,分类归纳了政府规制影响营商环境的研究现状及主要结论。第二,机理分析部分。本研究认为:政府规制通过制度调节影响市场主体活力。规制时滞对技术创新、交易便利、公平竞争的刺激并不一定是正向的。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削弱了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恶化营商环境。规制波动增加企业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抑制了生产积极性。地方政府规制不是独立的,规制竞争策略对营商环境影响取决于策略互动的类型。第三,现状分析部分。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政府规制实践发展进程划分为4个阶段。酝酿阶段(1979-1992)——起步阶段(1993-2001)——全面建设(2002-2013)——改革创新(2013-至今)。经济性规制逐渐放松,政府直接干预减少;社会性规制机构改革合理、规制手段提高,不断加强社会性规制。改革开放后的营商环境的建设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萌芽阶段(1979-2012)——初步实施(2013-2016)——全面推进(2017-至今)。在政府规制的影响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创业主体数量增加、政务服务便利化,但也存在违约失信现象突出、区域间营商环境非平衡发展的问题。第四、实证分析部分。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选择2008-2018年30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价格规制、进入规制、金融规制、职业安全规制、产品质量规制、环境规制与营商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选择系统GMM模型、门槛模型、空间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并对5种理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案例分析部分。对我国规制实践与营商环境建设进行案例研究。为保持与政策文件用词统一,采用政府监管代替政府规制。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步骤,揭示了监管创新是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协同监管。第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部分。研究发现,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抑制作用,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促进作用。从完善经济性规制角度提出加强规制理论研究、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从完善社会性规制角度提出降低产权界定成本、保持规制稳定和推进环境规制竞争。从监管创新的角度提出探索智慧监管、推动信用监管、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和落实协同监管的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存在路径依赖,始终保持着优化发展的趋势。过度的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存在负面影响,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具有正向影响。具体来说:第一,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明晰产权对企业形成一种约束,有利于塑造绿色环保的外部“硬环境”。寻租维持了企业原有垄断地位,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第二,价格规制时滞会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进入规制时滞使企业错过最佳的进入时机。第三,过度金融规制扭曲了金融效率,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形成融资约束。第四,规制波动对生产预期产生不良影响,难以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第五,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空间上“高高”、“低低”聚集分布。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逐顶竞争”策略,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提高了当地营商环境水平,对周围省份的营商环境也具有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述了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解释了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分析了制度调节的作用机理,价格规制时滞与进入规制时滞的作用机理,过度金融规制抑制金融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规制波动加剧生产预期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间规制竞争对营商环境的作用。二是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省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制度和创新环境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0个三级指标。采用文本分析法,结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赋权重,得到省级营商环境得分。三是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了监管创新作为一套“组合拳”,包括大数据监管、信用监管、协同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4个方面。通过监管创新发挥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影响过程提炼为BCRS模型。但在构建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及搜集较全面的数据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深入研究。
史明磊[8](2020)在《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文中认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民营企业凭借运转灵活、产权明晰等特点,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18年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后,一系列利好政策相继出台,但部分地区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不足的问题并未快速有效缓解。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人才流失严重、招商引资项目少,因此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加之金融体系尚待健全、金融环境亟待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资源相对匮乏。此外,民营企业自身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导致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其发展受限,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民营企业发展受限制约经济增长-经济更加落后这一恶性循环。因此,研究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找金融支持的有效途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然后介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分析当前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金融需求不能有效满足问题的原因,选取内蒙古通辽市这一较为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进行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以期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的金融环境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金恩焘[9](2020)在《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数字乡村”这一新的理念;2019年,中央又进一步制定“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助推乡村振兴的计划”。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在农业发展及农村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是为提高农民现代信息技能而内生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路径。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规模化、生态环保、生鲜电商、自媒体公众参与、用户消费体验等市场要素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农产品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对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挑战。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创新,涉及流通市场主体、流通商业模式、流通基础设施、品质溯源监督以及流通技术手段等多个维度,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创新构建适应我国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需求,成为本课题的重要研究目标。我国现有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以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枢的分散-集中-分散模式,主要以线下面对面大宗交易、极低冷链率的常温存储运输为主,存在流通环节过多、流通效率低、成本高、腐损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弊端,导致农户手上新鲜优质农产品售价低与居民采购价格高、质量差的矛盾。结合理论学习和文献综述,通过对江西省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考察与实践,本论文从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视角,分析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紧扣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核心维度,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模型;引入自媒体舆情分析、监控、引导等新方法,探讨农产品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模式创新为提升流通效率起点,以冷链物流体系创新为提升流通质量突破口,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工具,完成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探索构建新时代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通过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确定研究问题和研究路线。历经四年时间对国内多个省份及江西省内60多个县的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企业实地考察,深入掌握传统农产品流通弊端以及创新升级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农产品流通领域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CiteSpace对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绘制知识图谱,数据显示农产品电商、冷链物流、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流通效率和流通成本是当前农产品流通研究领域的热点。通过文献检索分析对知识结构进行了补充和梳理,为系统了解农产品流通领域实情捕捉可靠数据,避免了传统归纳文献方法的主观性。在实地考察与文献综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围绕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两个研究突破口,设计了以网络舆情为农产品流通安全治理的营销引导动力机制,以农村电商、生鲜电商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为农产品流通效率提升的途径,以冷链物流为骨干的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产品流通质量提升的平台,构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中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研究路线。第二、通过宏观环境演变格局的多视角分析,创新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价值导向概念模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必须宏观把握流通两端的外部环境演变格局。本论文重点从农业生产端的农业生态包容、农业生产效率和城乡需求端的城乡福祉差距、公众网络参与等环境要素入手,创新构建了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概念模型。在农业生产端,以粮食生产区为例研究我国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空间包容性,确定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支撑下实现新的粮食安全战略价值导向;分析农业生产效率区域差异演变及驱动因素,发现在农业规模化、土地托管、农业合作社、农业专业化、资本化等三农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国农业综合生产效率提升迅速、区域差异演变加快,但农业规模效率提升明显高于农业技术效率提升,这种失衡的演变规律暴露出比较严重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如农药残留导致的土地板结严重及催熟剂、增甜剂滥用等。这些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消费端对农产品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监督权,无法通过现有的流通体系传导到生产端。在城乡需求端,通过城乡福祉差异时空分异与政策研究,发现城乡居民福祉差距持续缩小,对健康食品、优质食品、特色食品的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对新媒体食品安全舆情事件研究,分析网络典型案例发生发酵及平息发展过程,以及与意见领袖深度访谈,提出两个舆论场及话语融合平衡模型,探究了消费者需求意见更广泛、低成本和较迅速的表达方式,推进公众对农产品安全的有效社会监督。第三、通过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过程,探究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在对农村电商发展现状、问题、对策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四年的跟踪研究,案例企业通过混合制改革创新商业模式并搭建农村电商平台,实现效率机制和合法性机制耦合,带动农产品销售额、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经过混合制改革后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X+1”农村电商商业模式,聚焦整合工业品服务下行、农业生产资料下行的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上行的最先一公里的仓、运、网点等综合城乡共同配送资源,不仅保留了企业商业模式原有驱动因素,还获得了企业合法性和与国有企业资源优势融合的驱动因素,补充了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理论,丰富农产品电商企业组织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创新的研究视角,为现代农产品流通环节中电商企业组织体系创新提供了实践样板。第四、通过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构建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创新农产品流通质量体系。冷链物流是我国农业产业中的一个硬短板,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列入补短板工程。在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中,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整体提升是真正解决农产品流通质量问题的根本和关键所在。以推动政策实施为导向,从政策顶层设计、行业总体规划的视角,在第四方物流和农村电商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以江西为例,依托供销合作社构建全省冷链骨干网,以图改善、解决冷链流通率较低、流通方式落后,体系不健全、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薄弱以及规模偏小、冷链物流没有形成网络等现实问题,为实现农产品高质量流通提供保障,提升农产品流通质量、缩短了农产品流通周期,从政策实践上推动了 115亿元的冷链流通体系的建设。第五、通过引入舆情处理机制,探索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数字乡村战略使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日益趋向于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新媒体的崛起,也使得农产品安全更易受到舆论的监督。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利用食品安全舆情倒逼农产品流通体系做出自我革新、自我完善。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率,通过用户反馈,寻找整个流通体系的问题症结,倒逼企业不断完善流通体系。针对网络舆情中网民行为分析,基于社会网络下新媒体舆情用户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微博大V等新媒体代表人士,对于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采用Pajek软件,根据大数据环境下意见领袖相关特征对用户进行聚类分析,以此识别不同类型的新媒体代表人物。新媒体舆情的宏观环境演变为现代农产品流通营销引导体系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为农产品流通电商平台和信息化系统开发提供了重要依据。第六、通过前期理论研究,指导完成创新农产品流通体系生鲜电商平台的建设实践。综合考虑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价值导向,基于流通效率和流通质量提升、商业模式创新、冷链流通基础设施、舆情监督与溯源体系等综合设计理念,采取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四点一面设计模型,完成生鲜电商平台系统要素分析、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系统反馈基摸分析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实现符合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生鲜电商平台,并跟踪平台运营一年以上,初步实现预期效果。综上所述,新型农产品流通体系具有流通中间环节少、流通效率高的特点,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农村电商商业模式以及冷链物流骨干网创新,避免了传统农产品流通体系弊端,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降低了农产品流通损耗、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祉,对数字乡村战略下推进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具有较强实践意义。在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从生产端、流通端、消费端三个外部宏观环境演变格局视角,构建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引入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迭代创新、冷链物流骨干网建设、自媒体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等创新要素,围绕流通质量和流通效率创新设计新型农产品流通生鲜电商平台,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价值。整个研究过程中,分别采取了扎根理论、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分析、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工具上采用了 Citespace、Noteexpress、Pajek、Vensim、Xmind等,较好地将研究方法、研究工具有效应用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问题研究中,对该领域其他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研究累计发表了一篇一区SCI、四篇CSSCI和一篇中文核心,两份对策性建议报告获得省领导批示,获得十项企业联合研发的软件着作权。研究不足在于相关内容选择跨度较大,对多维度有机融合的整体性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研究可以将冷链物流、农产品电商、网络舆情压力传导机制等多维度深度融合,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深入推动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升级建设。
岳凯[10](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二、制约宁夏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制约宁夏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2 文献综述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2.2.1 生产函数法 |
2.2.2 生产前沿法 |
2.2.3 利润函数法 |
2.2.4 指标法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2.4.1 微观层面 |
2.4.2 中观层面 |
2.4.3 宏观层面 |
2.5 文献述评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3.3.1 利率市场化 |
3.3.2 资本流动性 |
3.4 本章小结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4.2.1 数据库介绍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4.3.1 省份维度 |
4.3.2 行业维度 |
4.3.3 所有制维度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4.4.1 省份维度 |
4.4.2 行业维度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4.5 本章小结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5.5 本章小结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2)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3.2.1 基本假定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3)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能源合作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2.6 小结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3.6 小结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4.6 小结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5.6 小结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6.5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与研究现状 |
1.2.1 贫困 |
1.2.2 贫困人口 |
1.2.3 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框架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贫困、反贫困以及脱贫质量研究进展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与反贫困的思想 |
2.1.1 贫困研究的方法论 |
2.1.2 贫困的根源与本质 |
2.1.3 无产阶级贫困的消除路径 |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减贫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
2.2.1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贫困探索 |
2.2.2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 |
2.2.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
2.3 西方学者关于贫困与反贫困主要理论观点 |
2.3.1 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贫困本质及其解决的理论观点 |
2.3.2 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的贫困与反贫困研究 |
2.3.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进展 |
2.4 脱贫质量相关研究 |
2.4.1 脱贫质量理论分析 |
2.4.2 高质量脱贫的研究进展 |
2.5 小结 |
3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 |
3.1 高质量脱贫内涵 |
3.1.1 高质量脱贫是既定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的全员脱贫 |
3.1.2 高质量脱贫是绝对贫困人口的可持续脱贫 |
3.1.3 高质量脱贫是涉及收入、教育、医疗的多维度系统脱贫 |
3.1.4 高质量脱贫是消除绝对贫困且有助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全面脱贫 |
3.2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度量 |
3.2.1 脱贫质量的层次和内涵 |
3.2.2 高质量脱贫的稳定性和政策实效 |
3.2.3 高质量脱贫的多维识别与度量 |
3.2.4 边缘贫困人口识别 |
3.2.5 脱贫人口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度量 |
3.3 影响贫困人口脱贫质量的因素分析 |
3.3.1 经济发展水平 |
3.3.2 制度政策因素 |
3.3.3 脱贫方式和机制设计 |
3.3.4 区域和个体因素 |
3.4 本章小结 |
4 质量视角下的中国扶贫历程考察与质效评价 |
4.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的历史考察 |
4.1.1 广义扶贫阶段(1949-1977 年) |
4.1.2 体制扶贫阶段(1978-1985 年) |
4.1.3 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7 年) |
4.1.4 双轨并行阶段(2008-2012 年) |
4.1.5 精准扶贫阶段(2013 年至今) |
4.2 中国扶贫开发脱贫质量和成效评价 |
4.2.1 关于中国脱贫质量的相关论述 |
4.2.2 中国扶贫开发的质量与成效 |
4.3 “数量与质量双导向”贫困治理的中国经验 |
4.3.1 将宏观经济增长作为贫困治理的基本保障 |
4.3.2 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 |
4.3.3 构建开放式治理贫困体系 |
4.3.4 以政府为主导的渐进、多维度国家减贫战略 |
4.3.5 跨政府部门的减贫机构设置 |
4.3.6 实施益贫式增长、共享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相结合的减贫政策体系 |
4.3.7 扶贫责任分级负责和精准扶贫机制 |
4.4 中国减贫经验的世界意义 |
4.4.1 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 |
4.4.2 为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供了中国经验 |
4.4.3 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
4.5 本章小结 |
5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证分析 |
5.1 贫困测量及分解 |
5.1.1 数据来源与维度指标选取 |
5.1.2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
5.1.3 多维贫困的测量 |
5.1.4 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 |
5.2 高质量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1 数据、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
5.2.2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5.2.3 关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4 关于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 脱贫家庭高质量脱贫因素分析—以四川阿坝州为例 |
5.3.1 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
5.3.2 研究设计 |
5.3.3 关于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4 关于非转移性收入占比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5 收入脱贫家庭致贫原因的影响因素 |
5.4 本章小结 |
6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实现路径 |
6.1 夯实高质量脱贫的基础 |
6.1.1 保持经济增长速度运行在合理区间 |
6.1.2 培育富民产业,增强产业支撑 |
6.1.3 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
6.1.4 关注贫困人口的益贫式增长 |
6.2 完善高质量脱贫的制度保障 |
6.2.1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6.2.2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 |
6.2.3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6.2.4 坚持和完善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 |
6.3 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社会力量的耦合作用,分类实现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 |
6.3.1 充分发挥多种经济政策的作用,提升反贫困效率 |
6.3.2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
6.3.3 大力引进社会力量,提高脱贫效能 |
6.3.4 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分类实现 |
6.4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及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7)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1.2.1 研究内容 |
1.2.2 框架结构 |
1.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的内涵 |
2.1.1 政府规制的内涵 |
2.1.2 营商环境的内涵 |
2.2 经济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2.1 价格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2.2 进入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2.3 金融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 社会性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1 职业安全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2 产品质量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3.3 环境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机理 |
3.1 制度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3.1.1 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3.1.2 非正式制度调节视角 |
3.2 规制时滞视角的影响机理 |
3.2.1 价格规制时滞 |
3.2.2 进入规制时滞 |
3.3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影响机理 |
3.3.1 金融价格规制 |
3.3.2 金融进入规制 |
3.4 规制波动视角的影响机理 |
3.4.1 规制波动的理论解释 |
3.4.2 演化博弈分析 |
3.5 规制竞争视角的影响机理 |
3.5.1 规制竞争的效应分析 |
3.5.2 演化博弈分析 |
第4章 我国政府规制与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分析 |
4.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与现状 |
4.1.1 我国政府规制的发展进程 |
4.1.2 我国经济性规制的现状 |
4.1.3 我国社会性规制的现状 |
4.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进程与现状 |
4.2.1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发展进程 |
4.2.2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现状 |
4.3 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建设影响的现状 |
4.3.1 加强市场竞争 |
4.3.2 提高创业数量 |
4.3.3 便捷政务服务 |
4.3.4 违约失信突出 |
4.3.5 制约平衡发展 |
第5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基本模型与数据来源 |
5.1.1 基本模型 |
5.1.2 数据来源 |
5.2 变量选择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2.4 描述性统计 |
5.3 制度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5.3.1 模型设计 |
5.3.2 实证分析 |
5.4 规制时滞视角的实证检验 |
5.4.1 模型设计 |
5.4.2 实证分析 |
5.5 金融效率调节视角的实证检验 |
5.5.1 模型设计 |
5.5.2 实证分析 |
5.6 规制波动视角的实证检验 |
5.6.1 模型设计 |
5.6.2 实证分析 |
5.7 规制竞争视角的实证检验 |
5.7.1 模型设计 |
5.7.2 实证分析 |
5.8 研究小结 |
第6章 我国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影响的案例分析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方法 |
6.1.2 案例选取 |
6.1.3 资料搜集和处理 |
6.1.4 信度与效度分析 |
6.2 数据分析 |
6.2.1 开放式编码 |
6.2.2 主轴式编码 |
6.2.3 选择式编码 |
6.3 研究发现 |
6.3.1 大数据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3.2 信用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3.3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3.4 协同监管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
6.4 结论与启示 |
6.4.1 研究结论 |
6.4.2 实践启示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完善经济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7.2.1 加强价格规制研究 |
7.2.2 注重进入规制理论 |
7.2.3 提高规制法制化水平 |
7.3 完善社会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
7.3.1 降低产权界定成本 |
7.3.2 保持规制水平稳定 |
7.3.3 推进环境规制竞争 |
7.4 推动监管创新的对策建议 |
7.4.1 探索智慧监管 |
7.4.2 推动信用监管 |
7.4.3 提高“双随机、一公开”效能 |
7.4.4 落实协同监管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金融支持与民营经济增长关系 |
1.2.2 金融支持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
1.2.3 民营企业融资问题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框架 |
1.3.1 内容安排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2.1 欠发达地区的概念 |
2.2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区别与联系 |
2.3 金融支持的含义 |
2.4 金融发展相关理论 |
2.5 企业发展相关理论 |
第3章 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
3.1 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范围 |
3.2 欠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发展情况 |
第4章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 |
4.1 企业自身缺陷降低了资金获得率 |
4.1.1 规模小,治理结构不健全 |
4.1.2 生命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差 |
4.1.3 企业家诚信意识淡薄 |
4.2 金融服务水平亟待优化 |
4.2.1 信贷资源分配不均 |
4.2.2 信贷主体发展不平衡 |
4.2.3 金融风险负面影响制约信贷投放 |
4.3 地区金融环境尚需改善 |
4.3.1 金融政策撬动效应不明显 |
4.3.2 金融体系不健全 |
第5章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案例分析 |
5.1 通辽市经济及金融发展情况概述 |
5.2 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现状 |
5.2.1 通辽市民营企业概况及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的举措 |
5.2.2 民营企业金融供给与需求情况分析 |
5.3 金融支持存在薄弱环节的原因分析 |
5.3.1 民营企业投资盲目化 |
5.3.2 中小型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 |
5.3.3 非银金融机构种类少,融资渠道有限 |
5.3.4 支小再贷款零发放 |
5.3.5 民贸民品贴息款项落实不及时 |
5.3.6 动产抵(质)押推广难 |
第6章 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
6.1 民营企业加强自身建设 |
6.2 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
6.2.1 解决信贷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
6.2.2 激发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活力 |
6.2.3 建立敢贷、愿贷的长效机制 |
6.3 优化地区金融环境 |
6.3.1 逐步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 |
6.3.2 发挥政策撬动作用,尝试运用新型政策工具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实践背景 |
1.1.2 学术背景 |
1.1.3 团队背景 |
1.2 问题界定、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界定 |
1.2.2 研究目的 |
1.2.3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3.1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1.3.3 研究难点、重点及拟解决的办法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图 |
1.5 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理论基础 |
2.1 相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
2.1.1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文献数量分析 |
2.1.2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热点分析 |
2.1.3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核心作者、核心期刊与研究机构分析 |
2.1.4 农产品流通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 |
2.1.5 农产品流通领域的研究演化路径分析 |
2.1.6 研究启示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2.2.1 网络舆情衍生规律研究 |
2.2.2 大数据与舆情治理研究范畴 |
2.2.3 农业生产效率 |
2.2.4 城乡福祉差距 |
2.2.5 农村电商 |
2.2.6 数字乡村战略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多视角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外部环境演变分析 |
3.1 农产品流通体系外部宏观环境供需两端现状分析 |
3.2 农业生产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3.2.1 研究方法 |
3.2.2 结果分析 |
3.2.3 主要结论 |
3.3 城乡消费端对农产品流通体系的驱动因素 |
3.3.1 研究方法 |
3.3.2 结果分析 |
3.3.3 主要结论 |
3.4 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价值导向概念模型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电商商业模式与组织体系创新研究 |
4.1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现状五维模型分析 |
4.2 我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问题分析 |
4.3 我国农村电商治理对策:机制、模式、路径 |
4.4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农村电商模式迭代创新的实证研究 |
4.4.1 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
4.4.2 案例分析 |
4.4.3 研究发现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现代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创新研究 |
5.1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现状分析 |
5.1.1 冷链物流服务的重要意义 |
5.1.2 冷链物流体系构建的积极因素 |
5.2 江西省冷链物流体系关键问题分析 |
5.3 科学构建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 |
5.3.1 总体空间布局构建 |
5.3.2 详细建设方案设计 |
5.4 江西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运营效益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乡村战略下新媒体舆情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 |
6.1 两个舆论场的提出 |
6.2 两个舆论场新平衡背景下农产品安全治理困境分析 |
6.3 新媒体环境下关键节点代表人士识别与治理研究 |
6.3.1 分析方法和数据来源——以江西为例 |
6.3.2 数据处理与分析结果 |
6.3.3 基于新媒体舆情治理策略 |
6.4 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大数据舆情衍生规律模型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的生鲜电商平台设计与实践 |
7.1 现状简述 |
7.2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要素分析 |
7.3 基于实际调研确定流位流率系 |
7.4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流率基本入树模型 |
7.5 “四点一面”模式的系统反基模以及反馈环分析 |
7.6 “四点一面”战略模式的系统反基模分析 |
7.6.1 公司销售额与其它因素的相互制约发展基模 |
7.6.2 客户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增强关系 |
7.6.3 农产品供给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制约关系 |
7.6.4 投资量与好评率的相互增强关系 |
7.7 系统设计部分 |
7.7.1 系统分析 |
7.7.2 系统设计 |
7.7.3 关键技术 |
7.7.4 系统实现和运营效果 |
7.8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未来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目的 |
1.2 研究背景 |
1.3 文献综述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1.3.6 综合述评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2.1 概念界定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2.3.1 理论分析 |
2.3.2 实证检验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5.5.2 数据说明 |
5.5.3 面板回归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5.7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7.3.1 模型和数据 |
7.3.2 实证模型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8.3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四、制约宁夏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瓶颈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2]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5]中国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的政治经济学研究[D]. 刘丸源. 四川大学, 2021(12)
- [6]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通知[J].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21(05)
- [7]政府规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D]. 蔡璐. 辽宁大学, 2020(07)
- [8]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D]. 史明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9]数字乡村战略下农产品流通体系创新研究[D]. 金恩焘. 南昌大学, 2020(01)
- [10]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