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

一、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熊贤品^[1]（2018）在《“屈原否定论”的史料学思考》文中认为从具体的史学观点而言,对于屈原的具体成就及其历史地位,或者应当有不同的评价;但从史料学角度而言,所谓的"屈原否定论",其核心问题在于:在处理先秦人物史料"年代隔越"问题上,采用了"默证法",其实并不严谨;而依据所谓"屈原否定论",进而再做出一些判断及决定,还值得再思量。

曾小凤^[2]（2018）在《“美术革命”与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重申了“五四”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起点地位,而选取“美术革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理由如下:一、“美术革命”第一次把“美术”纳入现代批评的视野,从根本上触发了中国现代美术“现代性”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衰败、新与旧、模仿与创造等等对立的价值命题。二、“美术革命”拉开了二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新艺术运动的序幕,无论是“新国画运动”在中西文化视野中所作的现代国画探索,还是“洋画运动”引介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抑或“新兴木刻运动”鼓吹革命的、大众的美术,这些由不同学术脉络构成的新艺术运动在内部及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艺术观念上的争论、冲突甚至是悖论,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批评发生和实践的历史现场。其中,笔者重点考察了从“美术革命”到“洋画运动”的批评史脉络:第一章主要探讨作为一种新学说的“批评”在中国如何确立的问题,包括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批评”一词的语义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形态以及什么是“真的文艺批评”等;第二章是从批评史的立场具体分析吕澂和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文本,重点在于探讨二者的“美术”观、批评话语和内在的思想脉络;第三章是聚焦于“洋画运动”的历史图景及其批评话语实践,包括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以“创造”为核心的表现说批评以及“人格”论批评范式等。笔者认为,以“美术革命”为标志的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最根本之处在于“批评”对于艺术运动的推动和某种支配作用。它的特征是:批评与艺术运动是相伴而生的,基本还属于艺术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时期以“天才”、“人格”为核心的批评话语和理论范式,产生和运用于由五四一代先锋所开创的“启蒙”语境和历史逻辑中,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以个人创造性为特征的浪漫主义色彩。

董星辰^[3]（2017）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是密切相连、相辅相成的。现代性危机的频发以及现代性研究的匮乏愈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晰可感的现实困境。“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想明晰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需追本溯源回到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碰撞、彼此影响的历史中寻求答案。1919—1949年这段革命历史时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开端到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也是受到西方现代性冲击迫使中国改变道路,走向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艰难探索时期,是现代性转型历程中极富探索意义的历史篇章。因此,在现代性的变化视域、批判视域及扬弃视域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发展和完善过程进行重新审视,并依次在话语、理论、实践、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不断形成和深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重要课题。通过对现代性产生根源与发展脉络的梳理,对比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及中国学者的现代性概念,在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升华中深入挖掘和尝试整合现代性的内涵,使现代性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深化认识的过程和彰显形态的尺度而发挥着作用。现代性精神的演变及断裂是造成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和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回应中,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国“现代性觉醒”开启了新的路标。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密切交织,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时代转型、理性启蒙、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和社会发展出路等问题不仅具有“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还在特定革命历史时期和阶段具有特殊性。现代性的西方源发性以及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使现代性通过“殖民侵略”强势进入中国,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在内忧日甚、外患日迫的紧张局势中,呈现出一幅被迫的、遭遇式的尴尬状态,革命本身就是追求现代化和反思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中国对现代性的认识是在外来的、既有的现代性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再认识”,在形式上依次经历了话语译介、理论借鉴、实践探索、价值升华的渐进过程,从现代性话语、现代性理论、现代性实践、现代性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形成、理论发展、实践演变、价值进步等方面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就成为一种必需。以问题的出现、途径的探索和问题的解决为逻辑主线,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苏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认识规律中,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取得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独特话语表达方式的形成过程,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发挥理论感召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发展进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特色实践的演变进程,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价值启蒙、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进步过程。当然,这几个部分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反映了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多重维度中的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一探索不是对既有思想的简单归纳,而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在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交融互动中,具体分析、深入论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多方位的重新审视,以期扩大特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视野,开创历史新局面,还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发展、正确处理中国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求得丰富历史资源。

倪玲颖^[4]（2017）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艺术技巧和美学观念已经成为当代台湾文坛的通行符码和主要文学标准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主题不断深化,写作路向不断拓宽,小说艺术日臻成熟,现代主义的内涵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切的影响。本文第一章梳理了现代主义小说在台湾的基本发展脉络。20世纪30年代是其萌芽时期,其思想来源主要是日本的“新感觉派”,是为光复前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现代文学》杂志同人重新推动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他们在形式技巧和小说观念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而在小说美学尤其是语言方面则或隐或显地保留和发扬了中国特色。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他们不断打破传统叙事模式,使得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得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精英现代主义、抒情传统的诗意现代主义以及本土现代主义等不同的发展路向。第二章主要从主体身份的追寻与彰显、边缘处境与自我放逐、创伤记忆与历史叙事、精神困境的突破与救赎四个部分来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空间。本章第一节梳理长期以来台湾社会主体的各种精神危机所发生的历史背景。第二节梳理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中所呈现的离散者、知识分子以及边缘群体的诸种身份迷思。第三节主要关注在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的“放逐”/“自我放逐”主题和在“河流”意象中体现出来的漂泊主题以及它们所呈现的人类边缘处境。第四节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小”历史叙事。第五节从疯癫、女体/母性救赎、暴力、逃离与回归等方面解读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的精神救赎之道。第三章探讨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书写策略。第一节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追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寓言化书写策略如何建构不同面向的寓言。第二节从情欲与暴力的结合、情欲化书写与历史病体的结合、情欲化书写对于主体性建构的参与等几个方面探析八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文本中大量出现的情欲化书写。第三节追寻梦境书写策略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体现并探讨八十年代后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时间观的变迁。第四章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语言实验。第一节考察“纯化中文”语言实验。“纯化的中文”接续了七十年代余光中、白先勇一脉的“中国性—现代主义”,其语言实验背后所蕴含的强烈传统取向和民族意识体现了现代主义作家拯救“中国性”的新一轮努力。第二节考察王文兴与王祯和小说中文字“混杂”的语言实验。王文兴小说中“杂化”的语言符码和王祯和的“多语混杂”书写都完全摒弃了现代汉语的理性语言规范,并试图以字形、字音、字义来构筑其自在的艺术世界。第三节考察舞鹤小说中大量的变异文法和修辞文本,其作品中标点符号的撤退和猥琐的语言体现了现代主义小说家对标准汉语写作规范的挑战和反叛。第四节考察郭松棻、李渝的“诗化”语言实验。他们以融会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的诗化语言形式构筑起印象主义式的文学空间。结语部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历史位置给予重新定位,并对其在东亚文学场域的影响与地位予以展望。

章涛^[5]（2016）在《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建制运动,知识分子改造对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有其特殊的研究意义。第一,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毛泽东现实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中关键的一环,与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建构紧密相关,也与八十年代中国二度现代性转型有直接联系。因此,改造虽然以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但其承担的历史和思想内涵要远远大于革命的暴力规训,涉及的关于知识、意识形态的曲折想象,也远非"反智主义"可以概括;第二,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来看,改造可以被视作某种"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一一它上承了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启蒙、自我忏悔的内在要求,下启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精英的群体性失语。换句话说,改造运动的发生是知识分子主体与意识形态客体双重作用的结果,而它对当代知识分子在新时期后的主体重建具有延续性的影响。最后,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说,极端化的改造运动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否定的,但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结构对"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知识性的梳理,而不是无视了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需要与无可避免的矛盾,将对制度、革命和政治权力的反思简而化之地推向对整个社会体制乃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则不但关系到我们今天是否能还原历史语境,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内部逻辑给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的问题,也关系到我们能否准确把握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基于此,本论文将从制度的建构,主体身份的认同,文本阐释三个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改造这一政治事件在"历史现场"与"文学想象"两个话语场中呈现的各异面貌。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绪论从马恩原典和党关于知识分子管理、培养和批判的史料的互读中,对当代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资源及其历史误读做了耙梳。同时,也对这种误读所造成的种种悖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的阐释。最后,结合新时期的文艺政策,探讨了知识分子改造在"文革"后的"承继"与"变体"。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以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当代"前三十年"为界,梳理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变迁下的不同文化人格状态与生存处境。同时,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主要釆取的方法、模式作出必要的交代。第二章从制度的建构入手,探讨组织化的单位结构和意识形态化的批判体制对知识分子改造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前者以提供物质生活保障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为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外部条件,而后者则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的方式,推行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逻辑。但制度又是以人为根本的,或者说思想改造的悖谬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怀揣着不同目的进入"制度"的知识分子。因此,本章还以专节讨论了掌握话语权的"中心作家"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呈现历史本身的复杂面。第三章承接第二章的体制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出发讨论作家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叙事立场的迁移。在"前三十年",知识分子大多全盘接受了意识形态的改造要求,自觉成为革命宣传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但是,这种身份认同的原因又是极其多样的,当个人的因素参杂进来时,就需要我们分别分析。八十年代以后,集权政治指挥下的破坏性改造被指认为"历史错误"而得到逐步纠正,归来者们随之通过叙述悲惨的改造经验,来重新建构启蒙者的言说身份,但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和主流话语又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同构关系。直到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个体立场,他们所表现出了身份认同才真正趋于多元化。第四章和第五章转入对文本的具体考察,分别从知识分子形象建构与审美范型流变两个角度,讨论当代文学中改造题材的叙事流变。在这部分中,笔者没有从狭义的"形象分析"和"审美范式"角度阐释作品,而是力图在形象学、叙事学与思想史、文化史的中间建立起一套动态平衡的阐释机制,不只告诉读者有哪些形象和叙事手法,更要从这些表征性的符码背后找到不同时代话语留下的文化印记。结语一定程度上跳脱出"前三十年"意义上的"改造"概念,思考后现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和重归精神高地的可能性,并从专业化和道德化两方面提出了新的"自我提升"和"自我改造"要求。

黄亚军^[6]（2014）在《郭沫若的屈原接受—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审视》文中指出郭沫若在近现代屈原研究史上自成一家、成绩斐然。郭氏屈原研究以爱国主义为内核,以发展屈原精神、扩大屈原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为途径,以服务现实为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一个内容广博、各要素相互关联的庞大系统。此系统在近现代楚辞研究史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宣传中国文化、维护世界和平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郭氏屈原研究以1935年、1949年为界可分为三期。在此三个时期之内,理论与创作的互动促使屈原形象登峰造极,屈原被誉为创造诗人、青年导师、爱国主义诗人、人民诗人、民族诗人、革命诗人；郭沫若的学者、文学家、政治家等多重身份相互作用,共同扩大了屈原在国内、国际影响力,屈原地位空前提高一—屈原最终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国文化的名片。郭沫若在屈原接受过程中虽融入较多非学术因素,但其在屈原接受史链条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学者关注深思。

陈思铭^[7]（2014）在《论刘小枫心灵中的个体思想》文中提出刘小枫是当代的学者。自从他出道以来,无论是学路的转向或学述风格的变化,都给人留下复杂、多变的印象。但无可否认的是,他是当代学术界重要的学者之一,因为他在中国社会开始迈入现代化高度发展的过程里,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转型引进了重要的价值观念,其学术思想值得深入探讨。本论文透过“心灵美学”的新视角,分别以时间和空间形式去探讨刘小枫三个心灵层次：感性、知性和志性的心灵内涵,以把握他在各个心灵层面上的脉动模式和思维源由,故论文题为“论刘小枫心灵中的个体思想”。经过探讨后,得出刘小枫在其个体心灵内涵中所针对“个体性”精神追求这一主题,无论是学路或学述方面所呈现的心灵转向模式特征为“从个体心灵到心灵的个体”。全文分成五个章节展开探讨。第一章,首先分析了刘小枫个体思想的原由,分别以时间形式分成“文革思想改造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现代化时期”,论述其个体心灵的发展历程,以及以空间形式,将其思想层次分成“诗化哲学”、“救赎神学”和“政治哲学”,以探析其个体心灵上“主体性”精神追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维。第二章,循着时间形式,直接进入刘小枫感性心灵层面的探讨,探寻出其“个体性”精神追求的萌发状况,及其个体心灵于三个时间段的各种感性情感体验。第三章,从空间形式,探讨刘小枫在知性心灵层面的各种概念。得出其“诗化哲学”思想层次中人类学美学立场上,“主体性”精神追求的审美实践原则；“救赎神学”思想层次里,无教派性神学立场上“主体性”精神追求之终极救恩的盼望；以及“政治哲学”思想层次中,现代神学立场上对个体（人）“主体性”精神在生活本质上所面临伦理困境之探析。第四章,主要是探讨刘小枫在志性心灵层面的心灵超越状态,分析了他在“诗化哲学”思想层次上的审美超越,“救赎神学”思想层次上的终极超越和“政治哲学”思想层次上的情感超越。第五章,总结刘小枫于三个心灵层面上的各种心灵脉动模式和思维脉络,并在其个体心灵内涵中所针对“个体性”精神追求这主题概念上,无论是学路或学述方面的转变,都呈现为“从个体心灵到心灵的个体”之心灵转向模式；进而再对刘小枫个体心灵的转向进行反思。结语部分是研究的感想。

杨世海^[8]（2013）在《撒种在荆棘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价值深度都是有必要的。目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研究已充分展开,大量成果以影响研究的方式集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在哪些方面接受了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少部分研究则深入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与基督教文化本身的差异。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人运用比较文学接受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疏离、批判否定和拒斥,结合当时评论界对具有基督教因素作品（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态度,厘清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接纳、疏离、否定、拒斥的情况。在中外文学比较的视野中,结合历史语境,针对19、20世纪中西方的共同境遇及中国的独特处境,从人的生存角度探讨基督教文化对文学所具有的启示,考量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基督教文化价值,正面言说基督教文化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的和可能带来的正面价值,在这种言说中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纳、疏离、拒斥基督教文化内在原因,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方式,并评析得失,进而进行反思。全文由绪论、上编（3章）、中编（7章）、下编（3章）、结语五个部分构成。绪论介绍相关研究成果,展示研究现状,并说明本文写作缘起、价值、思路、方法、创新之处,并对一些概念作必要说明。上编部分（第一章——第三章）是历史关系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历史过程进行总体描述。根据它们相互关系的样态分为三个阶段：一、20世纪前20年对基督教文化的接纳期,此为第一章；二、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影响的质疑和批判期,此为第二章；三、30-40年代重新认识基督教文化价值,却又迅速转入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拒斥期,此为第三章。从总体上来说,呈现出一个由接纳、批判,到疏离、拒斥的过程。中编部分（第四章——第十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具体考察,包括作家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第四章到第六章选取鲁迅、冰心、老舍、许地山、林语堂、曹禺六位作家进行具体个案分析,考察他们接受基督教文化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或细致辨析其中的偏差,探询他们疏离基督教文化的轨迹和原因,或展示他们虽能表现基督精神要旨却被主流边缘化、批判改道的情况,并评析其中的得失。第十章则关注于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考察其中拒斥否定的情况。各章内容如下：第四章是对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探讨。本章先梳理鲁迅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整理出鲁迅的基督教观,讨论鲁迅在接受基督教文化时的偏差及在他作品中的表现,进而结合基督教价值体系,讨论鲁迅在思考一些现代话题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第五章是对冰心接受基督教文化的讨论。本章先分析冰心“爱的哲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再探讨冰心在泛神论、自由主义神学影响和现实各种批评的挤压下逐渐放弃基督神性,最后导致她“爱的哲学”的思想基础发生转变,由人性自然情感代替了基督神性的情况。第六章是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探讨。本章在对老舍与基督教文化结缘的探讨中进入到对他“灵的文学”分析,指出老舍国家至上的价值取向,最终导致他的爱国热忱淹没了宗教情怀,老舍的创作也因此受到政治文化的极大牵制,他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维护陷入难以克服的困境。第七章是对许地山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许地山对基督教文化有深入把握,并能自觉把基督神性融入创作之中,他坚持“生本不乐”下的救赎,并积极进行新伦理探索,追求诸教沟通和探索基督教融入中国的途径,他对基督教上帝观、救赎论、苦难观、博爱都有特殊的理解,具有相当的神性追求,但他的文学作品不多,作品质量也非上乘,再加上整个社会对基督教文化的排斥,许地山接受基督教神圣价值也就未能发挥出能量来,更谈不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第八章是对林语堂与基督教文化的讨论。林语堂生长于基督徒家庭,受的是全而的基督教教育,是天生的基督徒,但他在很长时间里疏离了基督教,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当然,林语堂一生从未停止过对上帝的思考,他也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成为他现代思想的闪光部分。不过,林语堂的影响主要在国外,他在国内始终受到左翼的排斥和阻击,并一度被视作“反动文人”。第九章是对曹禺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本章在考察曹禺与基督教文化关系中,进入对他早期戏剧中基督教因素的讨论,指出他早期戏剧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对人的存在困境进行了多方而的思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难得的终极之思。然而,曹禺作品中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思考遭到了左翼文人的极力批判和否定,在这些影响和压力下,曹禺慢慢放弃终极之思,改道与社会主潮保持一致,自觉清除了基督教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第十章从整体上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这包括在文学中对基督教会和教义的批判,还有在评论界批判否定西方文学中的基督教因素,在这一势态下,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逐渐走向全面拒斥,相互影响关系中断。下编部分（第十章——第十二章）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方式及困境和缺失的归纳总结。第十一章在中编探讨的基础上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基本方式,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基督教文化是以现实功用为取舍标准,以分离的方式进行接受,并谋求与中国文化的融合,造成不少比附式现象。第十二章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困境,归纳为三个方面：文化传统的制约、救亡追求的限制,反基督教时代背景的干扰。第十三章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存在的一些缺失,归纳为：“上帝神圣面影模糊”、“基督神性基础丢失”、“博爱神圣根基抽除”三个方面。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也就未能进入深层,并未能从中汲取更有益的价值,反而走向对基督教文化的全面拒斥。结论部分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方式,并进而反思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方式。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紧抱光明意识,对人本性升华和参悟真理的能力过于信赖,形成这种以我为本,以现实为用的接受方式是存在问题的。

张静宇^[9]（2012）在《“屈原否定论”论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屈原否定论”论争为论述对象，此次论争是贯穿楚辞学研究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论争客观地显现了楚辞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特点。屈原否定论最早由廖季平提出，从而引发了蔓延近一个世纪的、一大批中日学者卷人其间的旷日持久的论争，这争鸣从正反两方面渐渐澄清历史的重重雾障，越来越清晰地呈示一个本源性的屈原形象。“屈原否定论”论争的过程也是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过程，本论文梳理了这场论争的缘起、发展和成果。着力在回顾总结这一论争中进行思考，发掘在当年影响巨大而现今被遮蔽的事件的价值，意在思考“屈原否定论”与反对“屈原否定论”研究的内在逻辑，梳理其发展线索，划分其发展阶段，以期给予“‘屈原否定论’论争”学史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连贯的理解，在综合整理后使之上升到一种理论的表述，总结论争对楚辞学深入研究的重要的价值。

刘静^[10]（2008）在《梅娘创作与日本近代作家》文中提出梅娘本名孙嘉瑞,是东北、华北沦陷时期的重要女作家,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十年代,梅娘与张爱玲一同被读者评选为“读者最喜爱的女作家”,两人并称为“南玲北梅”。本文共分为上下篇,分别从社会背景、文化渊源、个人特质等角度阐述了日本作家与谢野晶子、夏目漱石对梅娘的影响,以及梅娘对他们的接受和超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日文学、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上篇,从与谢野晶子对梅娘的影响的角度,分析梅娘对日本作家与谢野晶子的接受和超越。相似的社会背景、童年经历、对女性的关注和对女性幸福之路的追寻的理解及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成为与谢野晶子对梅娘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与谢野晶子也成为梅娘一生的追求和坚守。晶子对梅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男女不平社会的批评、对传统“贞操”观念的质疑,对女性解放道路的追寻,而在其特有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经历中梅娘并没有宥于此,而是积极思考,超越了人的本能主义,从被动的要求男女平等到自己积极的反抗,反映的视野更加广阔,体现了女性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如果说晶子是启发梅娘开始用文学的武器来争取权利,反映现实的话,那么夏目漱石则进一步引导梅娘如何将这个武器用得更加游刃有余。在下篇,主要分析了梅娘最喜爱的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对梅娘的影响。1937年春,梅娘走出国门来到日本,她如旱地吸水一样,接触了很多日本作家作品,尽情的吮吸着各种文化思想。在林林总总的思想和作家中,夏目漱石是梅娘首先选中也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梅娘认同夏目漱石的人格和价值取向,欣赏夏目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以及中日两位作的生活遭遇、个性气质和创作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使得梅娘对夏目漱石的创作有了一种内在的共鸣和深层的契合。她曾经很明确的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受夏目漱石影响的程度,她说:“夏目昭示给我的‘暴露真实’成就了我的价值取向。我陆续写了《蚌》、《鱼》和《蟹》。真正的是一种淋漓的感情宣泄,使我体认到了创作的喜悦”、“我读了他的《我是猫》,他那幽默辛辣的笔触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与丑恶,我借用他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时,也觉得目光犀利起来”、“他的《门》中的两性观点和我郁结在心的女性情结也有某些合拍”,夏目漱石无论是在创作理念还是写作手法、写作题材上对梅娘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综观梅娘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出梅娘的创作与在日本的关系密不可分,殖民统治下的沦陷区生活以及留日生涯的所见所闻所感,从日本近代作家、古典文学中汲取的营养这一切都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谢野晶子作品的影响奠定了她一生的创作主题——为女性呐喊;夏目漱石主要是在方法上启迪她,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余裕性”的写作。

二、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2）“美术革命”与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4）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郭沫若的屈原接受—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7）论刘小枫心灵中的个体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8）撒种在荆棘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屈原否定论”论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梅娘创作与日本近代作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屈原否定论”的史料学思考[J]. 熊贤品.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
• [2]“美术革命”与中国现代美术批评的发生[D]. 曾小凤.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8)
• [3]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研究（1919-1949）[D]. 董星辰.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6)
• [4]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倪玲颖. 山东师范大学, 2017(12)
• [5]制度·主体·文本 ——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知识分子改造”研究[D]. 章涛. 浙江大学, 2016(07)
• [6]郭沫若的屈原接受—理论与创作的双重审视[D]. 黄亚军. 浙江大学, 2014(08)
• [7]论刘小枫心灵中的个体思想[D]. 陈思铭.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8]撒种在荆棘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研究[D]. 杨世海. 湖南师范大学, 2013(01)
• [9]“屈原否定论”论争研究[D]. 张静宇. 漳州师范学院, 2012(10)
• [10]梅娘创作与日本近代作家[D]. 刘静. 湖南大学,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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