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十一讲 为了应对明天开战——近代外国战争动员体制漫谈（论文文献综述）
王思文[1]（2019）在《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梳理、分析、研究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从整体上把握其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推动作用。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实质上就是一种战争组织形式,即以国家总动员手段解决国内外矛盾、“举国一致”进行对外战争的体制。第一部分介绍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的来源。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剖析永田“总体战”战略来源。首先,永田通过驻外武官的经历,接触到了早期的“总体战”思想,期满回国后他成为“总体战”思想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其次,通过观察各国为顺利推进“总体战”体制建设,制定了相关法规与建立国家总动员机关的实际情况,以及日本国内政党、陆海军对“总体战”体制的应对,使得永田铁山得以进一步发展其“总体战”战略思想;最后,通过解读鲁登道夫与田中义一的“总体战”思想,剖析其对永田铁山的影响。第二部分归纳、梳理及解读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总体战”是以国家总动员为特征的战争组织形式,即在国家的计划下,对国内所有人力物力进行统筹分配,以便于更好地服务于未来的全面性战争,确保国家安全、国民生计。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国家总动员的相关内容,为准备国家总动员,建议详细调查与国防有关的一切资源,并且为在战时有效地统制和利用资源,提出应在平时利用国家力量进行相关准备。对于不足资源可通过中国获得,为实现此目标,要求正式的在中国本土进行“积极”的活动。第三部分分析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的影响。永田铁山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认识到“总体战”的重要性。永田认为,由于下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日本必须做好国家总动员的计划与准备。但永田意识到由于日本土地与资源贫乏,只有通过侵略手段才能保障国家“总体战”体制的建立。为此,永田首先大力宣传“总体战”的重要性,并积极推动其实施;其次,为了获取资源,支持石原莞尔等人“占领满蒙”的行动;最后,通过人事活动,将自己“南进论”的思想深深渗透到陆军中坚幕僚层当中,推动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综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永田铁山作为日本“总体战”体制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其“总体战”战略思想在日本侵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邵西梅[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一个有秩序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社会建设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践来看,实现社会有序活力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是我们进行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树立社会有序活力发展的思想观点,可以使我们以更加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改革发展中的问题,避免改革发展中的盲目性,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社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自然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等,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个方面。社会任何一个方面的良性运行发展,都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协调。否则,有序活力社会建设就会成为“空想”,导致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非良性发展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进行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进行有序活力社会建设,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诞生的新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如何在中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没有答案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时国情出发,不断探索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础;为平衡经济社会等方面关系,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维护稳定激发活力,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重要思想,这也是对有序活力社会建设规律的揭示和有益探索;提出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思想观点及实践经验,初步奠定了我们党进行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认识基础,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这些思想观点仍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迪。然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存环境,新政权面临着被颠覆、被扼杀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这成为当时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通过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军事国防等方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社会正常发展秩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当时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实践经验的缺乏,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单纯的计划经济手段。自1953年开始,党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通过改造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并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采用排斥市场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财产所有权,限制了企业在生产等各环节的自主权,个人和企业几乎完全附属于政府。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但是长远来看不利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不能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劳动者个体的积极性,活力不足,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长期以往,会危及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除此之外,在如何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问题上,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错误判断了国内外的形势,通过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最终在极“左”思想的推动下在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致使国家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遭到破坏,民主法制遭到践踏,有序、活力无从谈起,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陷入了危机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有序活力社会的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实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由过去注重依靠行政的、政治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转变成注重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稳定社会发展秩序。邓小平曾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找到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新思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推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努力推进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进程;从改善和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入手,致力于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战斗力水平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要求及国内外发展机遇,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注重发挥市场在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江泽民曾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效率和活力,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在推动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注重协调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等,从多个方面提高党领导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能力,增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凝聚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有效防范并且化解了一系列风险考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变化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提出要处理好社会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提出抓好社会建设的四个着力点,同时要求全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提高执政能力,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出发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有序活力社会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积极应对社会建设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明确提出社会建设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点,以最大的限度去增加社会发展的和谐要素,提高社会发展的活力,维护国家的安全,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的基本内核,也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核。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发展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高举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坚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此激发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活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之重器是法律,法律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和保障。依法治国是增强社会活力,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需要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关键的要素在于党。建设有序活力社会的关键也在于党,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令状。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政治定力,同时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要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严格防范因为风险积聚产生的风险综合体,尤其是要避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颠覆性的失误和系统性的危机,维护国家社会的总体安全;要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国外因素进行科学判定,并采取有力措施形成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安全稳定环境,把握变革中的规律,在国际乱象及纷争中保持自我定力,保证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安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全方位开拓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新格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经历的是一条不断积极探索、不断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断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有序活力发展的道路,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有序活力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坚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将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注入了发展的活力。进一步总结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总结汲取过去在社会建设中出现失误的教训,更加深入了解认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规律,尽可能规避今后建设发展有序活力社会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积极探索有序活力社会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现在处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在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社会治理较为落后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安全受到挑战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把握发展机遇、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积极应对新时代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面临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有序活力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何佳恒[3]（2019）在《政治认同视域下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比较研究（1931—1949）》文中指出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表达的是共同体成员对政治活动的支持与肯定,是获得政治合法性、凝聚动员社会力量、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话语是建构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而政治认同也会对话语的表达实现定位与规范。本文在梳理政治认同与话语理论的关系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战时期国共双方以《解放日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介作为叙事的文本载体,如何通过纪念话语来建构政治认同实现政治动员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每当“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抗战纪念日来临时,皆举行纪念活动,其主要军政人物也会发表纪念文章,两报亦大量报道社会各界纪念“九一八”等抗战事件的相关活动并发表评论。在这些话语叙事中,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国共两党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分析抗战形势、总结抗战经验、展示团结形象等内容,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和动员民众抗战的政治共识。但同时,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建构目标,对民众的认知以及对待国际援助的态度不同,双方的纪念话语也出现了分歧。在这些分歧中,国民党的话语更侧重维护领袖权威以实现集权统治,同时寄抗战胜利的希望于国际的支持。共产党的话语叙事则更侧重以民主政治来动员普通民众的力量,积极呼吁外援的同时但又强调抗战的独立自主。最后,笔者总结了抗战时期国共双方的纪念话语在增强抗战信心,实现政治动员,获得国际援助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国共双方的比较,提出抗战纪念话语叙事在建构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应注重顺应时代诉求的变化,维护民众的利益。
吴燕红[4]（2018）在《总体战视野下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九一八事变后,少数国民政府要员,尤其是地方实力派,开始为抗日动员做准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要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一致抗日,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抗战兵员的征补,颁布了各种兵役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对征兵制度的贯彻实施。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全面抗战后,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轰炸及占领,沿海经济精华萃集的大城市几乎全遭摧毁,国民政府积极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对西南、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大后方建设对战时军队、民众的生活供给,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国民政府颁布的这些举措都是国民政府总体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鲁登道夫总体战思想最早由张君劢译的《总体战》一书传入中国,总体战思想在中国传播有着特定历史背景,因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用的战略就是总体战战略。中国欲要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要用总体战思想与日本开展针锋相对的战略对决。另外,国民政府对总体战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总体战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本文以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探究抗战大背景下,国民政府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总体战的以及在总体战思想下抗战动员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本文从以下4个方面对总体战视野下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进行探讨。第一、梳理总体战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及国民政府对总体战思想的态度,考察国民政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日本总体战体制开展针锋相对的总体战战略决策。划分国民政府对总体战思想在不同阶段性的实践以及总体战思想施行的效果,总结总体战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第二、考察国民政府总体战思想下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及文化动员的主要内容,探讨总体战思想的发展、完善,并阐述动员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不同动员内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第三、分析总体战思想下,国民政府社会动员成效得失。一方面,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动员法律法规,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一致抗日,实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欠缺对抗战进程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第四、对前面内容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国民政府社会动员失败的原因加以检讨,进而总结其经验教训。本人认为国民政府实施的抗战动员在各地的表现不同,有的地方贯彻比较好,而有的地方却大打折扣,这除了与不同地区对总体战的态度有关,还与各个地区为战争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战争资源可能有关,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各地区的动员效果。总体战视野下国民政府社会动员制度的设计和推行过程中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导致总体战动员制度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由于总体战政策设计时就存在一些不足,国民政府并没有及时完善这一制度,加上国民政府社会社会动员能力的欠缺,甚至国民政府在动员过程中,存在漠视民众的基本生活,忽视民众的根本利益,甚至严重损害民众的权益,加重了民众的负担等现象,不少民众对社会动员制度产生怀疑,最终致使国民政府失去公信力,失去民心,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
于梦源[5]（2017）在《大学的迷失：世界大战背景下庆应义塾的军国主义化》文中研究说明明治维新伊始,日本积极施行近代化政策,以"富国强兵"为代表,日本国力迅速增长,仅仅数十年便跻身东方列强,参与到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瓜分狂潮中。其间,日本发动数次对外战争,在满足其不断膨胀对外扩张野心的同时,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灾难。伴随战争成长并壮大的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影响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首遭荼毒的便是近代化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教育领域。早在明治维新前,幕府末期的日本便已经有教授洋学的机构。其中,庆应义塾大学便是由日本近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所建立。作为一所传授西方先进科学、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的民间教育机构,庆应义塾大学以"独立自尊"为旗帜,坚持自由主义为其办学传统。然而,其创立者福泽谕吉本人,却在明治维新后高唱脱亚入欧,将中国视为日本的"东方恶友",竭力鼓吹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庆应义塾大学,自创立者伊始便难以摆脱军国主义的阴影,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日益战争日益深化,庆应义塾大学终被军国主义荼毒,成为太平洋战争期间受美军轰炸损失最严重的大学。由此可见,庆应义塾大学是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特征的集中体现,即独立自由思想与军国主义思想相互缠斗的矛盾体。本论文以近代日本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日本私立大学翘楚的庆应义塾大学为例,尝试理清日本高等教育中军国主义化过程,分析战时高等教育中军国主义化的内容与特征,理清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尝试探究军国主义对日本高等教育影响,以史为鉴,借古观今。具体而言,庆应义塾大学的军国主义化自1925年始,至1945年终,历时近二十年,本文参考庆应义塾大学编着的《太平洋战争与庆应义塾》,翻译整理出庆应义塾大学经历军国主义过程的年表,附于文末。经过研读,我认为,庆应义塾大学的军国主义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学生管制的加强、学生出征和学校资源的军方借用三个方面。正文由5个部分和结语组成:前三章以时间为线索,将庆应义塾的军国主义化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明治到大正时期,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处萌芽阶段,在其影响下《教育敕语》等一系列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教育条令颁布,并介绍了福泽谕吉的思想和他创立的庆应义塾;第二章是昭和初期,日本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此时军国主义进一步发展,在学校进一步渗透,这段时期主要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转向问题;第三章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到战争后期因为兵力不足,政府颁布一系列政策,几乎将所有的学生都卷入战争之中,庆应义塾迷失于战争的洪流之中,日本教育彻底走向奔溃;第四章单独讨论了庆应义塾内部军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五章讨论军国主义对于庆应义塾带来的影响,以及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法西斯主义一直是盘旋在人类上方的幽灵,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笔者认为应该从教育的自主性入手,其中包括教会学生独立思考,获得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及学校去行政化,加强自主管理。
李晓乐[6]（2016）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此语境中,理解和阐明国家治理的历史阶段性、政治合法性及系统整体性,梳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探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变迁的规律与趋势,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紧迫的课题。所谓"国家治理",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上,党领导人群群众依法、科学、民主地治国理政。与国外流行的"治理"、"善治"理念不同,"国家治理"强调治理以党和国家为主导,根本目的是为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了"社会中心化"和"去国家化"。当代中国政府提出的国家治理概念,既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和西方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政策主张上有所不同,它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原理,是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有机结合。在本质上,"国家治理"是规范、约束权力的运行过程,是一种治理权力与主体结构的制度安排。在目标上,"国家治理"既要协调和缓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以维持特定的社会秩序,也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增进民生幸福和社会公平正义,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着作中,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制度及其实践展开批判;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目标、秩序以及治理模式提出设想;依据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俄国的革命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理论探索和总结。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举措,拓展了苏维埃俄国国家治理的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给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建设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了1978年改革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两个节点,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发展型国家治理——和谐型国家治理等历史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理论特征,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启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定位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是一个战略目标任务,也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掌握的工作方式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思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中而生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与此相关的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指导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是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强大思想武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各历史时段,国家治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出差异性的理论逻辑。从权力变迁视角,国家治理总体而言经历了从"统治"、"管理"到"治理"的演进轨迹。就治理权而言,从"专政性权力"、"技术性权力"到"制度性权力";就治理主客体而言,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单一客体到人、资源、社会关系的多元客体;就治理目标来说,从"秩序为本"到"以人为本";就治理方式而言,"人治"、转向"德治"、"法治";在治理机制上,从"运动式治理机制"转向"制度型治理机制";在治理结构上,由单一结构向多层次全方位结构转型。未来的国家治理建设,必须立足于我们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国情,牢牢把握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构建协同的国家治理主体架构;夯实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培育国家治理的文化基础;扬弃国家治理的西方经验与教训;打造国家治理的协商民主平台;构建国家治理的评估标准,同时努力回应和解决现实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治理问题。
孙士庆[7]（2017）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鄢进波[8]（2016）在《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上海因为商业的兴盛逐渐发展为远东地区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也曾被中共看作“罪恶的都市”与“革命的堡垒”1的集合体。建国初期政权新建之时,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国内城市人口最多、社会成分最为多样、工商业最为兴盛的上海,开展了面向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统战、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最终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赢得了社会各界群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支持。本文从历史视角厘清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国情背景下,面对上海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党的群众工作经历了从重构、整顿到巩固的特殊发展阶段,针对不同阶层采取了统战、组织、宣传等体现中国特色的工作路径,为现时代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特大型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提供历史借鉴。导言指出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群众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成为国内各政党的执政根基和争取对象,党群关系的好坏更是左右了政权更替。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群众思想异质多元,是考验执政党治理能力的重要场域;建国初期,中共以执政党身份在这样一座特别城市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对党在当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密切党群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一章论述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的缘起。首先,本章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视角阐释群众路线及群众工作是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革命历史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群众工作是中共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宣传、组织、教育等实践活动,是贯彻具有中国特色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其次,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经历了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等不同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对象、方式存在差异,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理论奠定了基础。再次,近代上海城市人口结构、社会阶层、治理方式鲜明体现了旧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特征;中共在建国初期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与上海城市的特殊实际情况结合,重新确立上海发展方向,这必然要求党的群众工作从上海实际情况出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成功运用于大城市实际情况的典范。第二章分析建国初期上海群众工作从重建到强化阶段的不同特征。首先,中共接管上海后,面临原国民党政权与群众关系疏远的不利局面,为争取各阶层群众支持,中共根据城市实际情况整顿纪律,以恢复生产为核心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原则有序接管城市政权,探索构建新型党群关系途径;其次,面对建国初期上海市民复杂的社会心态,中共动员“单位”与“非单位”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加强对社会各界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城市政权的合法化地位,体现了特殊时代环境下新型党群关系;再次,为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共根据上海私营工商者集中、利益关系复杂的格局,以多种方式动员公私合营,强化了在工商界的群众基础。第三章从实践角度分析对各阶层群众开展的统战、组织和宣传工作。本章分析中共与旧职员、民主人士、工商业者等群体的合作方式,认为统战政策是党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联系群众的重要手段,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商界灵活运用的体现;同时,宣传教育作为改造群众思想的重要手段,中共通过“反投机运动”、“镇反运动”教育社会各阶层群众,并借助报纸、图书馆等宣传载体加强思想渗透,增强了党群之间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共发挥人民代表会议、工会、工商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的协助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群众纳入组织体系,为联系群众提供了多样化渠道。由此可见,中共在上海城市采取了立体化、全方位的工作方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城市实际工作中的体现。第四章分析群众工作的制度建设。稳定的宣传、组织工作制度有利于城市政权的巩固;为了转变宣传工作薄弱的局面,中共根据上海工商企业众多的实际情况,以单位为主要对象进行宣传网制度建设,在基层培养联系群众的宣传员,强化了宣传教育在群众中的作用。同时,针对党与上海无组织里弄群众之间的松散关系,中共领导各里弄居民建设自治性组织制度,在服务居民生活的同时承担了组织、教育居民的责任,是特殊时空环境下中共在城市市民生活空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有益尝试。第五章考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及效果。本章从执政党与群众关系角度分析建国初期上海城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过程中取得的历史成就,认为中共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针,形成了符合当时上海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群众工作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容易导致党群关系紧张,是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引以为鉴的地方。
吕晶[9]（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指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曾辉[10]（2014）在《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国巴黎。本论文围绕“青年党为何失败”这个中心问题,以专题的方式尝试对青年党进行较为深入全面的探究。笔者将首先对青年党的缘起、巴黎创党等史事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并对其主要领导人作一简单介绍,其后以左舜生为个案,来分析青年党人的思想底色及性格特质。在这一基础上,对其经费、宣传、组织、武装、党际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就经费来说,青年党的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党员所交纳的党费、收入税及特捐；二是社会各界、地方实力派捐助；三是国民党的资助。这些收入并不能解决其经费困难问题,而且副作用很多。于是,青年党想方设法,或精打细算、削减开支,或“以脑养胃”、“以报养报”、发展党营事业、创办党务基金,凡此种种“节流“与“开源”的努力,也并未根本上缓解其经费困局。自始至终,青年党几乎都处于经费困难的情形之中。青年党领导人重视宣传,他们创办了大量的报刊,印发大量国家主义读物,并且充分利用开办书店、讲演、集会等手段来宣传其主张。青年党人也懂得一些宣传策略和技巧,在其宣传鼓吹之下,国家主义一度成为一股重要思潮,吸引了众多信众。不过,因为青年党自身行为的不当、经费的短缺,因为旗帜的污名化,因为没有把握住党报党刊的“党性”,因为以研究之心来做宣传之事等原因,青年党的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制约,其效果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组织而言,青年党有较长的历史,较普遍的组织,而且人数众多,其自称为“第三大党”并非虚妄之语。青年党也试图追求组织的严密性和纪律性,曾设置严厉的惩戒法令和严格的准入制度,拥有所谓“四道防线”,并有一定的党内清理淘汰机制,冀图把青年党打造成为拥有“钢的纪律”的“新革命党”。不过,青年党究竟是一个书生集团,青年党这种追求与青年党的党派性格格格不入,“书生集团”的个性使得青年党这种努力被自我消解。另外,青年党内的高层曾、左、李等人之间纠葛及引起的派系斗争,也削弱了青年党的内聚力。青年党从1926年开始培植武力,随后多方努力,或派遣党员进入军校和军队,或试图掌握既有军事势力,或创办民团,一度培植了为数可观的武装力量,并进行了一些抗日和革命活动。但是,青年党人并没有根本意识到武装的重要性,也没有成功培育自己的党军,最后选择了放弃革命,放弃武装。青年党与国民党曾长期处于尖锐的对抗状态。1931年后,面对国难,青年党主动提出“政党休战”,但并未得到国民党回应。1933年,在内外交迫的情形下,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向国民党妥协和调适,这次得到积极的回应并获得蒋介石的邀请。随之,蒋、左“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1935年1月的“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1936年西安事变及次年春天的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密切化,并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完全合作。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两党正式合作形成。青年党选择了放弃革命及与国民党合作之后,开始利用抗战时期的公开合法平台,积极参与推动战时的民主宪政运动。青年党人或连署提案,或创办报刊,或开座谈会,或推动成立民主促进机构,乃至秘密与其他中间人士抱团结成组织,热烈鼓吹,极力倡导,躬行实践。在省县市地方民意机构的成立及几次宪政高潮中均发挥了相当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但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辛勤浇灌却并没有开出宪政之果。
二、第十一讲 为了应对明天开战——近代外国战争动员体制漫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十一讲 为了应对明天开战——近代外国战争动员体制漫谈（论文提纲范文）
（1）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概况 |
| (二)国内研究概况 |
| 二、选题意义、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来源 |
| (一)永田铁山旅欧经历 |
| 1.赴欧洲见闻 |
| 2.“下次大战不可避免论” |
| (二)一战后的国际形势与日本国内状况 |
| 1.各国“总体战”体制准备情况 |
| 2.一战后日本的国内形势 |
| (三)永田铁山“总体战”思想来源 |
| 1.鲁登道夫“总体战”思想 |
| 2.田中义一“总体战”思想 |
| 二、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解读 |
| (一)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定义 |
| 1.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内容 |
| 2.“总体战”与国防的关系 |
| (二)国家总动员的准备 |
| 1.中日资源调查 |
| 2.保护国防资源的对内政策 |
| 3.关于总动员必要法令的立案 |
| 三、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实施情况 |
| (一)九一八事变与永田铁山“南进论” |
| 1.以永田铁山为主导的“一夕会” |
| 2.永田铁山对九一八事变的推动 |
| 3.永田铁山“南进论” |
| (二)陆军手册事件与《国家总动员法》的出台 |
| 1.陆军手册事件 |
| 2.《国家总动员法》的出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一)有序活力社会的基本内涵 |
| (二)有序活力社会的基本特征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渊源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现实依据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
| (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追求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有机体理论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系统理论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历史基础 |
| 一、初步奠定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础 |
| 二、初步制定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针 |
| 三、初步营造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和谐环境 |
| 四、初步树立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人本理念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新思路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思想路线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提供新思想基础 |
| (二)实行改革开放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注入新动力 |
|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注入新活力 |
| (四)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提供新条件 |
| (五)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提供政治保证 |
| 二、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础 |
| (一)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 |
| (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执政基础 |
|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群众基础 |
| (四)鼓励不断进行创新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动力基础 |
| 三、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内容 |
|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发展理念 |
| (二)坚持四位一体的总布局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格局 |
| (三)抓住社会建设的四个着力点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内涵 |
| (四)提高党和谐社会建设能力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执政内容 |
| 四、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方位推进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 |
| (一)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全方位推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治本之策 |
| (二)坚持五位一体总布局是全方位推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战略依据 |
| (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全方位推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根本动力 |
| (四)实行全面依法治国保证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公平正义 |
| (五)实行全面从严治党维护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中央权威 |
| (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总体协同发展 |
| (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全面稳定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前提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
| 二、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 |
| (一)公平正义是有序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公平正义贯穿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始终 |
| 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目标追求 |
| (一)发展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 |
| (二)以人民为中心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根本遵循 |
| 四、坚持改革开放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 |
| (一)改革开放是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之源 |
| (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 |
| 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关键力量 |
| (一)中国共产党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政治保证 |
| (二)以党内建设促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 |
| 第五章 新时代有序活力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
| 一、新时代有序活力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 |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
| (二)社会治理体系不完善不健全 |
|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强化 |
| 二、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措施 |
| (一)夯实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
| (二)加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 |
| (三)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 结语 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是一个弥久永新的话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政治认同视域下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比较研究（1931—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重难点 |
| 第一章 话语与政治认同 |
| 第一节 话语的辨识 |
| 一、话语的内涵与特征 |
| 二、话语的本质 |
| 三、话语的功能 |
| 第二节 政治认同的理论解读 |
| 一、政治认同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政治认同的功能 |
| 三、政治认同建构的途径 |
| 四、政治认同建构的过程 |
| 第三节 话语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
| 一、话语是政治认同建构的重要方式 |
| 二、政治认同对话语的定位与规范 |
| 三、话语是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深厚的凝聚力量 |
| 第二章 抗战纪念话语的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形式 |
| 一、社论 |
| 二、评论类文章 |
| 三、领导人讲话与撰文 |
| 四、官方文件 |
| 五、标语口号 |
| 第二节 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特点 |
| 一、国民党纪念话语的特点 |
| 二、共产党纪念话语的特点 |
| 第三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阶段发展 |
| 一、1931—1937:对峙中初步合作 |
| 二、1938—1945:一致对外,联合抗日 |
| 三、1946—1949:彼此指责,内战中走向决裂 |
| 第三章 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相近叙事 |
| 第一节 维护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 |
| 一、对民族独立的追求 |
| 二、以日军暴行强化敌我感知 |
| 第二节 动员民众抗战的政治共识 |
| 一、以经验教训指明抗战方向 |
| 二、以统一战线展示团结形象 |
| 三、以抗战形势鼓舞民众斗志 |
| 第三节 以国际战局描绘抗战前景 |
| 一、阐述中国战场在世界战场的地位 |
| 二、分析日寇日暮途穷的窘境 |
| 第四章 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分歧 |
| 第一节 国共两党不同的政治建构目标 |
| 一、国民党坚持党国政治体制 |
| 二、共产党呼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
| 第二节 国共两党对民众的不同认知 |
| 一、国民党动员武装民众的两面性 |
| 二、共产党视民众为“战争伟力的根源” |
| 第三节 国共两党对国际援助的不同态度 |
| 一、国民党寄希望于国际力量的支持取胜 |
| 二、共产党呼吁援助但强调抗战的独立自主 |
| 第五章 抗战纪念话语在建构政治认同中的政治功效及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政治功效 |
| 一、塑造抗战形象,增强抗战信心 |
| 二、唤起抗战记忆,实现政治动员 |
| 三、获得国际援助,积聚抗战实力 |
| 第二节 抗战纪念话语的当代价值 |
| 一、顺应时代诉求 |
| 二、以民众利益为旨归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总体战视野下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及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政府对总体战思想传播及实践的阶段性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总体战思想的态度 |
| 一、总体战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
| 二、国民政府实施总体战战略 |
| 第二节 总体战思想下国民政府对总体战实践的阶段性 |
| 一、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至西安事变 |
| 二、第二阶段:西安事变至卢沟桥事变 |
| 三、第三阶段:卢沟桥事变至武汉会战 |
| 四、第四阶段:武汉会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
| 五、第五阶段:太平洋战争至抗战结束 |
| 第二章、总体战视野下国民政府抗战动员的内容 |
| 第一节 政治动员 |
| 一、政治动员的原则 |
| 二、政治动员的方式 |
| 三、政治动员的内容 |
| 第二节 经济动员 |
| 一、战时动员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
| 二、工业内迁与开发西南经济 |
| 三、发展国家工业、农业、交通业 |
| 第三节 文化动员 |
| 一、动员特点 |
| 二、文化动员的主要方式 |
| 三、文化动员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军事动员 |
| 一、军事动员法规体制的完善 |
| 二、军事动员方式 |
| 三、军事动员内容 |
| 第三章 、抗战动员成效评估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在社会动员中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 |
| 一、投入的人力 |
| 二、投入的物力 |
| 三、投入的财力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社会动员对抗战的积极影响 |
| 一、为抗战提供了兵源 |
| 二、维护国内团结 |
| 三、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欠缺对抗战进程的消极影响 |
| 一、动员率低下 |
| 二、大量壮丁潜逃 |
| 第四章、社会动员成效低下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困难 |
| 一、经费紧张 |
| 二、人才缺乏 |
| 三、优属政策不完善 |
| 第二节 制度设计与推行过程中的矛盾 |
| 一、推行中遇到种种阻力,准备不充分 |
| 二、施行政策的不连贯性 |
| 三、民众的权利被忽视 |
| 四、腐败政治机器的破坏力 |
| 第三节 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 |
| 一、监督机制的缺失 |
| 二、考核机制不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大学的迷失：世界大战背景下庆应义塾的军国主义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世界大战 |
| (二) 军国主义化 |
| 三、学术史回顾 |
| (一) 国内 |
| (二) 国外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 |
| 第一章 庆应义塾军国主义的发端(1858-1912) |
| 第一节 日本军国主义的确立 |
| 第二节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端 |
| 第三节 福泽谕吉与庆应义塾 |
| 第二章 庆应义塾军国主义的发展(1912-1941) |
| 第一节 日本政府对教育的改革 |
| 第二节 庆应义塾加强学生管制 |
| 第三节 知识分子的转向 |
|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下庆应义塾军国主义化(1941-1945) |
| 第一节 学生管制 |
| 第二节 缩短修业年限 |
| 第三节 报国队 |
| 第四节 军事训练 |
| 第五节 最后的早庆战 |
| 第六节 征兵检查 |
| 第七节 勤劳动员 |
| 第八节 学徒出阵 |
| 第九节 壮行会 |
| 第十节 学校资源被军方占用 |
| 第十一节 亚细亚研究所 |
| 第十二节 小泉信三:福泽谕吉忠实的信徒 |
| 第四章 笔vs剑自由主义与军国主义的角力 |
| 第五章 军国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一节 军国主义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
| 第二节 反思:教育的自主性和自主性教育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庆应义塾大学战时年表 |
（6）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脉络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国家治理的基本论域 |
| 第一节 当代国家治理问题的缘起及其中国化语境 |
| 一、当代治理理论的应然诉求及其现实困境 |
| 二、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问题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概念界说 |
| 一、国家治理的概念 |
| 二、国家治理的本质 |
| 三、国家治理的目标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当代国家治理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
| 一、马克思主义有关国家治理的基本视角 |
| 二、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看待国家治理的生成脉络 |
| 三、建构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中国形态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轮廓 |
| 一、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 |
| 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政党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三、权力回归社会及社会自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未来趋势 |
| 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归 |
| 第二节 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推进与实践尝试 |
| 一、列宁对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 |
| 二、斯大林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 |
| 第三节 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的经验与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应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
| 二、国家治理要合理调整公民、国家与社会关系 |
| 三、国家治理要牢牢把握文化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
| 四、国家治理要发展科技学术、促进生产力发展 |
| 第三章 新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以苏联模式为底板的全能型国家治理 |
| 一、全能型国家治理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 |
| 二、全能型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 |
| 三、全能型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国家治理 |
| 一、发展型国家治理形成的思想条件及发展阶段 |
| 二、发展型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 |
| 三、发展型国家治理的历史功绩与当代困境 |
| 第三节 以科学发展为基石的和谐型国家治理 |
| 一、和谐型国家治理形成的国内外背景及其思想根源 |
| 二、和谐型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 |
| 三、和谐型国家治理的积极意义与深远影响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国理念的再深化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 |
| 二、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质点 |
| 三、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基础 |
| 第二节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 |
|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治理的战略目标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主题 |
| 四、"四个全面战略"、"五大发展理念":国家治理的总方略 |
| 五、"五位一体总布局":国家治理的实施路径 |
| 六、强大的国防、军队和新型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的基础和环境 |
| 第三节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贡献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
|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拓展 |
| 三、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再深化 |
| 结论：国家治理的逻辑演进与未来进路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逻辑嬗变 |
| 一、治理权:从"专政性权力"、"技术性权力"到"制度性权力" |
| 二、治理主客体:从单一主客体到多元化的主客体 |
| 三、治理目标:从"秩序为本"到"以人为本" |
| 四、治理方式:"人治"转向"德治""法治" |
| 五、治理机制:从"运动式治理"转向"规范化治理" |
| 六、治理结构:从平面模式转向立体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未来进路 |
| 一、牢牢把握国家治理的正确方向 |
| 二、构建协同的国家治理主体架构 |
| 三、夯实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 |
| 四、培育国家治理的文化基础 |
| 五、扬弃国家治理的西方模式 |
| 六、打造国家治理的协商民主平台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 |
| 致谢 |
（7）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一、选题缘起 二、研究回顾 三、史料概述 四、研究意义 五、研究架构 六、研究方法 第一章 |
| 战后中国的政治与舆论环境 一、抗战胜利与国共受降之争 二、新闻接收与传媒复员 三、中共与民营传媒的发展 四、拒检运动与政治松动 五、民众心理与舆论导向 第二章 |
| 国共“和谈”期间的舆论 一、“重庆谈判”与国共宣传战 二、“政协会议”召开问题上的国共宣传 三、国共关于“内战责任”问题的论争 四、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反战呼吁 第三章 |
| 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舆论 一、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反战呼声 二、李闻惨案与各方舆论 三、内战中学潮与社会舆论 四、中间势力的反战宣传 第四章 |
| 内战转折时期的舆论 一、“戡乱动员”与舆论反响 二、特刑庭与舆论钳制 三、中间势力的舆论转向 第五章 |
| 国共舆论宣传的特点与成效 一、国共宣传决策与管理 二、国共宣传的特点与成效 结语 一、国民党宣传失利对政权转变的影响 二、中共成功的宣传对革命胜利的影响 三、从舆论宣传角度观察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必然性 参考文献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致谢 |
（8）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因商而兴：上海精神与上海人 |
| 三、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五、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中共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阐述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
| 二、1949至1956年的时段内涵 |
| 第二节 中共群众路线的起源及城市群众工作的缘起 |
| 一、中共群众路线的提出及群众工作实践历程 |
|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城市群众工作的探索过程 |
| 三、上海解放前中共接管城市的群众工作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社会结构分析 |
| 一、上海城市发展促使商人、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上升为精英阶层 |
| 二、上海城市发展为工人阶级壮大创造了社会条件 |
| 三、上海城市发展为底层边缘群体提供了生存空间 |
| 四、上海城市发展增加了社会治理的复杂性 |
| 第四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的四重变奏与发展定位 |
|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 |
| 二、从帝国主义的桥头堡到海防前沿和国际友好交流平台 |
| 三、民间社团组织从散漫到有序化 |
| 四、人口结构从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化 |
| 第二章 重构到强化：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阶段 |
| 第一节 重构：中共在上海构建新型的党群关系（1949-1950） |
| 一、劫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与上海群众关系恶化 |
| 二、集训：中共部队接管上海前的筹备工作 |
| 三、接管：中共密切上海群众关系的实践活动 |
| 第二节 调整：“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党群互动（1950-1953） |
| 一、抗美援朝运动前上海各阶层群众的社会心态 |
| 二、中共领导上海各阶层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过程 |
| 三、上海各行业群众参与抗美援朝运动的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强化：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阶段群众的道路选择（1953-1956） |
| 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利益各方的复杂关系 |
| 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工会的作用及工作方式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协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运用 |
| 一、留用与改造：中共对原政府机构人员的工作方式分析 |
| 二、协商：中共与上海民主人士的合作方式分析 |
| 三、中共与上海工商界人士的合作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宣传教育：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 |
| 一、反投机活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及作用分析 |
| 二、群众性运动中宣传教育的特征分析 |
| 三、宣传载体联系群众的作用与方式分析 |
| 第三节 组织协助：中共开展群众工作的部门机构 |
| 一、人民代表会议是党和政府沟通群众的渠道 |
| 二、工会是协助党和政府组织群众的助手 |
| 三、工商联合会是协助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 |
| 第四章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制度分析 |
| 第一节 群众工作的宣传制度分析 |
| 一、宣传网制度初建阶段宣传员的发展方式分析 |
| 二、宣传网制度巩固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作用分析 |
| 三、宣传网整顿阶段宣传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分析 |
| 第二节 群众工作的组织制度分析 |
| 一、里弄临时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二、里弄常规性群众组织制度建设特点分析 |
| 三、里弄群众组织制度的案例分析——以宝兴里为例 |
| 第五章 历史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与效果考察 |
| 一、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动因分析 |
| 二、走向社会主义：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的效果考察 |
| 第二节 历史经验与启示 |
| 一、历史经验分析 |
| 二、评价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曾辉博士学位论文答—员会成员名单 |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乱世书生群：青年党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醒狮”出现 |
| 第二节 思想底色 |
| 第三节 性格特质 |
| 第二章 叫“苦”连天：青年党经费问题初探 |
| 第一节 青年党经济困顿状况 |
| 第二节 主要经费来源 |
| 第三节 节流与开源 |
| 结语 |
| 第三章 研究乎,宣传乎：青年党宣传工作之得失 |
| 第一节 宣传方式 |
| 第二节 宣传技巧 |
| 第三节 青年党宣传工作之检讨 |
| 结语 |
| 第四章 “钢的纪律”：青年党组织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第三大党? |
| 第二节 书生集团? |
| 第三节 钢的纪律? |
| 第四节 派系之争 |
| 结语 |
| 第五章 “毛锥”焉能当“宝刀”：青年党武装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青年党领导人对武装问题的认识 |
| 第二节 从“摇笔杆”到“握枪杆” |
| 第三节 革命与抗日 |
| 第四节 放弃革命,自断“干戈” |
| 结语 |
| 第六章 福兮,祸兮：青年党与国民党合作关系之形成 |
| 第一节 “政党休战”与“毁党救国” |
| 第二节 “宪政”压倒“革命” |
| 第三节 “庐山会谈”与“南京谈判” |
| 第四节 西安事变及奉化之行 |
| 第五节 正式合作的形成 |
| 结语 |
| 第七章 宪政之梦：青年党与战时民主宪政运动 |
| 第一节 战时民主宪政运动兴起之原因 |
| 第二节 战时民主宪政运动之摇篮 |
| 第三节 战时民主宪政运动之开展 |
| 第四节 战时民主宪政运动之高涨 |
| 第五节 民主力量的大汇合与宪政运动高潮之再起 |
| 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第十一讲 为了应对明天开战——近代外国战争动员体制漫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永田铁山“总体战”战略研究[D]. 王思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7)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研究[D]. 邵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3]政治认同视域下国共抗战纪念话语的比较研究（1931—1949）[D]. 何佳恒. 东南大学, 2019(03)
- [4]总体战视野下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研究[D]. 吴燕红. 广西师范大学, 2018(01)
- [5]大学的迷失：世界大战背景下庆应义塾的军国主义化[D]. 于梦源. 南京大学, 2017(02)
- [6]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D]. 李晓乐. 东南大学, 2016(11)
- [7]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7(02)
- [8]建国初期上海城市群众工作研究（1949-1956）[D]. 鄢进波. 上海大学, 2016(02)
- [9]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中国青年党研究（1923-1945）[D]. 曾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