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述评（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毕学进,马金华[2]（2020）在《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提出新中国70年来,公债史研究经历了起步期、沉寂期、复兴期和繁荣期等阶段,亦经历了多元路向演化过程。在债务结构上,公债史研究经历了从外债到内债的研究嬗递;在地域上,经历了中央公债到地方公债的区域转变;在内容上,经历了从公债统计到规律探索的视域演进;在方法上,经历了从定性判辨到计量实证的转换;在研究对象上,则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到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衍变。反思并展望公债史研究的趋向,需要进一步打破历史区段畛域,拓宽研究地域,倡导跨学科交叉进一步合作,以动态的视野、广博的视域和多维的方法,推进公债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焦文卿[3]（2020）在《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文中指出从晚清自民国,中央屡屡颁行牙税的整顿新章,希图加强对地方税源的控制,然而在实践层面,县作为经征机构,在长期政费匮乏的压力下,往往结合既有的税政结构,在与民间社会势力的互动协作下表现出灵活地自我调适能力,以非正式手段因应中央或省一级的行政权威,竭力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本文围绕清末民初县财政压力下税收秩序的打破与重塑,以清苑县牙税征收为例,呈现县署、商会与包税商的冲突纠葛与协商互动,揭示民初税制近代化改革的浪潮下,地方税收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糅合汇流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官商互动谈判的公函往来中,措辞表达逐渐透露出民间社会对官方意识形态地迎合与利用,新的税政观念与法律意识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谈判效力,成为左右权势的关键要素之一。以往的研究侧重以现代化作为近代财政发展的预定目标和评判标准,本文则以清苑县牙税运作为例,尝试分析“近代化”财政改制在县一级税政实践中引发的冲突,呈现地方政府与保定商会如何围绕税收征管展开协商,尤其在非正式体制下,利用官方权威与税权利益达成各方认可的规章秩序、维系税收运转的过程,探讨中国近代财政改制的真正路径。
高思远[4]（2020）在《民国时期江苏省牙税研究》文中提出牙行是一种古老的商业中介组织,主营撮合交易与代客买卖,最早被称为驵侩。而牙税是政府对牙行的经营所征课的税收,具有营业税的性质,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税收之一,起源于唐代。牙税在清代走向制度化,为限制牙行的开设,雍正制定了定额牙帖制度,江苏省也基本确定了分等定额的税制。清末,面对窘迫的财政局面,苏州藩司将牙税税额增加十倍,引发了牙商的强烈抗议,在苏州商会的协助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增牙税运动,最后以地方政府与牙商之间的妥协而告终。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财政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推动地方整顿牙税,并将牙税列为中央专款,由地方稽征后缴解中央。中央专款作为临时性的财政政策,在设置之初成效显着,但随着中央政府权威日益衰落,地方缴解数额不断减少,所谓的中央专款名存实亡,税款也被地方政府截留。为保障教育发展,江苏省在1924年设置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并将牙税、屠宰税等税种列为教育专款,由委员会负责征管。委员会接手之初,制定了详细的牙税经收管理办法,但高昂的稽征成本难以为继,在1932年开启了招商包征牙税的办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原本作为江苏省会的南京市被划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接管理。特别市成立后,南京市内牙税归属权成为省市间争夺的焦点,引发了历时六年的争夺。通过争夺,我们进而观察背后的制度体系与权力网络。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中,税收现代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牙税的改革可以被视为旧税种改革的重要案例。1931年营业税开征后,牙税因其具有的营业税性质,向营业税过渡也是法理的必然要求。而地方政府则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缺乏改革的动力,迟迟没有进展。直至抗战时期,重庆政府为裕税源,接管了地方营业税的征收,才使牙税改革得以推进,废止了分等定额税制,改按固定税率征收。观察牙税改革的进程,可以鲜明地发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收改革中态度的差异。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税种和税制的革新,更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演进。政府对牙行征税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牙行经营的义务。而在考察政府与牙行之间的关系,以征代管的倾向尤为明显。而随着新式商业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牙行这种古老的商业组织也必然在历史的浪潮中,逐渐被取代,而牙税也随之消亡。
宋柳[5]（2020）在《民国时期湖北省契税研究（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以后,契约逐渐产生,契约的类型繁多,其中民间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发生转移时,所书立的交易契约尤为丰富。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掌握民间土地转移的动向,对这类契约的重视更甚于契税。至晚清民初,由于财政收入愈发紧张,政府为增加税收,开始整理旧税,契税首当其冲。但这一时期,因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契税在财政上的作用并不显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着力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系统,契税在这一时期,先从中央税转变为地方税,到抗战后期又回归为中央税,抗战胜利后,再次转归地方税,几经变动。在此过程中,契税的税率、税目、征税机关、征税人员以及征管过程等各个方面,都随时局而发生数次转变,契税这一传统税种,其制度在近代也不断向现代税制转化。早在宣统年间,第一部有关契税的章程颁布后,湖北省的契税就已经广受关注,因为在此章程中,法定的卖契税率,是采纳湖北省的奏请,按九分征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契税税率常是居高不下,契税在湖北省也成为仅次于田赋、营业税的重要税种。所以,当契税在中央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之间徘徊时,湖北省契税的各项规定也随之变更。在此过程中,有各税之间的纠葛,如契税与印花税,契税与土地登记费。也有各机构之间的配合,如税契处与推收所,契税征管机关与司法机关。还有人员上的矛盾,尤其体现在税务人员与纳税人的关系上。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受抗战影响甚深,但湖北省的契税制度仍是在不断完善,稽征管理逐渐健全。最后,契税区别于其他税种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与产权的关系密切。不动产交易后,人们通过向政府缴纳契税,来确认以及保护自己的不动产产权。已缴纳契税的契约被称为“红契”,有确定产权的效力。但是就湖北省各县习惯来看,未缴纳契税的白契,在人们通过中间人自行调解产权纠纷时,也有一定的效力。只不过这些产权纠纷一旦被诉诸公堂,白契不仅会丧失其确定产权的效力,持白契者可能还会受到惩罚。由此可见,人们在不动产交易后,赴官府缴纳契税十分必要。后来,由于土地登记费的出现,契税在确定产权的效力方面受到质疑,但无论如何,契税收入对政府财政都有重要的补贴作用,这是土地登记费难以抵补的,所以契税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郑晓英[6]（2020）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文中指出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创建的最富有成效的组织,财税制度或者说财政汲取制度对国家的发展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是不同的,是被动的,是在外来侵略和内乱不断的环境下发展的,所以财政资源的汲取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以1911至1937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了在这期间中国是如何初步建立现代财政汲取制度以及改革财政体系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发展以及财政汲取制度的内涵。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传统帝国财政收入制度瓦解,清政府如何艰难应对;在军阀混战、农民运动频繁期间社会资源很难获取,北洋政府是如何汲取财政收入的,财政汲取方式的转变有哪些。第三部分主要叙述了1927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家暂时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财政汲取制度有了较好的初建环境,财政体系改革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详细描述南京国民政府对财政汲取制度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和影响。第四部分既有对近代财政汲取制度不足的阐述,也有对以后发展的期望,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财政制度必定要转型,如何转型才是最重要的。总之,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建立以及财政体系的改革都是必要的,近代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对此做出了努力,但都没有促进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成功,更没有改变国家性质。在近代中国,也很难因为赋税征收等引发重大的政治行动,进而推动现代国家的合理化和宪则化。
柯伟明[7]（2019）在《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文中指出民国时期,随着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一系列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实施,传统税制逐步向近代税制嬗变,在管理体制、征收制度、税制结构、征纳关系、涉外税制等方面呈现出复杂面相。传统财政集权体制向财政分税制转变,名为分权实则集权;包征制、代征制向官征制的演进为大势所趋,但非一蹴而就;工商税取代土地税成为税制结构的主体,而直接税尚未能撼动间接税的地位;工商团体积极参与税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商征纳关系;受制于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涉外税制的推行困难重重。民国时期税收制度嬗变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工商界、华商与洋商等多种关系交织,反映出税制与政治、经济、社会的联系,既深受传统中央集权惯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
申学锋[8]（2019）在《财政变革与国家治理的共生性——中国近代史启示录》文中提出财政,顾名思义是财与政的共生,融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为一体,国家政权的巩固、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主法治的构建等,都与财政息息相关。财政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财政制度之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更体现在国家出现风险和危机时财政变革挽狂澜于即倒的支撑性作用。在波澜壮阔的财政史画卷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财政变革与国家兴亡之间的共生关系,感知到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本文从新的视角梳理了1840年到1949年百年近代史中财政变革的脉络,分析了财政剧烈变革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深远影响,阐述了财政改革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共生性,希望为当前财税改革和国家治理提供借鉴。
余治国[9]（2019）在《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主要以田赋、盐税等为主,其他收入为辅的中央集权化之财政制度。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了以关税、盐税、统税等工商税收为主的财税体制,初步建成了现代税收制度。近代财税的现代化变迁过程历经八、九十年,其中的过程复杂曲折而漫长。研究近代税制的过程,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在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过渡税种分别是厘捐与子口税。本研究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多方博弈的视角,通过考察厘捐、子口税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展现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的主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对近代税收体系变迁做细致的考察,以探讨这一嬗变的过程及特征。具体而言,清代前期与中期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财税体系,刚性强,较僵化,财政体系缺乏国债、现代银行等现代融资手段与工具,在实际运作中已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近代在内部战乱与对外战争的财政冲击下,清政府被迫下放财权,来源于传统捐输的厘捐由此产生。作为工商税种,厘捐具有相当的弹性,弥补了传统财税体系弹性不足的缺点。而地方督抚在战时掌控了军政、人事及财政等各种权力,并着力推动厘捐征收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清王朝中央财权与地方财权之间此消彼长。洋务新政时期所创办的各种企业,逐渐脱离了奏销制度的约束,巩固了地方督抚对厘捐等财权的控制,地方财政呈现半独立的状态,清政府的中央财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承认了地方税权与地方税,并引入西方预算制度替代传统的奏销制度,暂时划分了国地两税。袁世凯政权最终于1914年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地方税制度。与此同时,厘捐的出现刺激了子口税制度的产生,子口税制度反过来又对厘捐征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厘捐是近代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子口税完全归中央所有,地方政府试图采取了各种办法以抵消子口税的影响,如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以传统税种的落地税作为抵制进口子口税的主要厘捐。这些表现出近代税制变迁过程中的诸多特点。而清末民初铁路货捐的演变历程,则充分折射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中央各部门、中外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多元博弈的特点。税收在本质上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其运作基础是政治权力。概而言之,近代税制变迁是在条约制度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税制需求存在着多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中外、央地、政商之间的利权、财权,因时因地,或存在着一致利益,或存在着冲突及妥协。税收制度的制定与实际执行的税收体系须考虑到各方利益之间的平衡,具有一定的妥协性。税制的有效变革依赖于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具有必要威权性之中央政府。以军事镇服与政治集权为支撑,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裁厘加税政策,初步建立起现代化税制。但国民政府的现代税收制度未能避免变相厘捐的继续存在,尤其在县级仍延续着晚清以来无序而混乱的局面。总的来看,近代税制变迁的过程艰难而曲折,“变”与“不变”始终这一论题的焦点所在。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则对这一焦点的实际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而这又基于近代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从而使得近代税收体系的变迁过程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与性质。
张海滨[10]（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市地方税研究》文中指出重庆市地方税萌发于晚清,形成于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后期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庆市地方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抗日战争的客观推动下,重庆市地方税发展取得瞩目成绩,现代化的税收体系逐渐在重庆建立。由于地方税税种小、税源不稳等因素,学界以往关注与研究较少,本文拟在翔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宏观角度对战时重庆市地方税建设发展脉络进行重构,探讨非常时期地方税的发展过程中反映的历史问题。1929年重庆正式建市,在刘湘集团控制经营下,市政建设与市地方税建设开始起步。由于受传统税制及其他税捐机关控制税源的影响,重庆市地方税产生初期基本以附税与临时性税捐构成为主,现代化的地方税制度还未建立。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力量进入四川,对四川财政税收进行整顿,重新划分国家税与省税,调整县市税结构,废除苛捐杂税,现代化的地方税制度逐渐在重庆建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市地方税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央开始编制重庆市的财政预算,并对其进行大力财政支持。1939年中央提升重庆市行政体制地位,使其脱离川省直辖于行政院,重庆市地方税进入历史发展新时期。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抓住难得的历史契机,进行税种税政建设,调整税收征管机制、开征地方新税、完善税收体系,基本形成了以营业税、房捐、契税等为主的税收体制。1942年国民政府划分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重庆市及时地调整了地方税的组成结构与征管方式,形成了以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税和娱乐税为主的自治税捐体系,从1943年到1945年,重庆市的自治税捐收入基本呈上升趋势,在战时财政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抗战时期重庆市地方税的发展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脱离四川省属以前,重庆市作为川省税制改革的试验城市,其营业税等税捐的开办曲折艰难;进入1939年重庆市虽脱省直辖,但由于传统的政治习惯与税捐收入的重要地位,四川省始终不肯完全移交税权于重庆市,而中央虚以逶迤,使重庆市地方税捐独立徒有其名。此后重庆市地方税的政策制定也多参照四川省的规则,使地方税的发展深深烙上四川省的烙印;1942年中央重新划分财政系统,将重庆市的营业税与土地税等纳入国家财政,致使重庆市的自治税捐以消费税占主体,税源根基不稳。与此同时,由于处于抗战的非常时期,重庆市的地方税权行在使过程中,还出现了与事权严重不符、贪墨丛生的现象。重庆市地方税的建设发展过程无疑在近代中国的地方税建设中具有特殊性和代表性。重庆市的行政体制在抗战中经历了从四川省辖市到中央院辖市的变化,其与四川省的税权争夺、与中央的利益分配,正是自北京政府建立分税制以来历次划分财政收支系统中都存在的中央、省、县市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最好反映。而在抗战中地方税艰难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又反映了非常时期主政者的抉择与产生的历史效应,因此对重庆市地方税体系进行历史重构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相关文献综述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社会的变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背景 |
| 一、政治局势的杌陧 |
| (一)共和体制初建催发民初教育新气象 |
| (二)一元权力制度促使教育权向上集中 |
| (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引发教育态势迫紧 |
| 二、经济形势的起伏 |
| (一)实业经济初步发展对教育的有限投入 |
| (二)稳定财政格局促使教育经费短暂平稳 |
| (三)强化收支控制导致教育陷入生存困境 |
| 三、文化运动的洗礼 |
| (一)复古逆流回澜与反复古主义的斗争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多元思想碰撞 |
| (三)三民主义文化涌现与国家意志统制 |
| 四、教育轨迹的转换 |
| (一)“以日为师”教育基准的破除 |
| (二)德美教育理念由边缘走向主流 |
| (三)法国教育模式在近代中国的延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初期的探索:高等教育政策实现多样化起步(1912-1926) |
| 一、民主决策机制及其多样高等教育政策制定 |
| (一)学制的趋新改造与办学新规定 |
| (二)教育经费“指定专款”的设想 |
| (三)学科规程“现代性”的融入 |
| (四)招考办法“独立化”的尝试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程的初拟 |
| 二、“悬浮型”政权管理下的高等教育政策实施 |
| (一)自由治学改革实践的进行 |
| (二)管理中的纷乱:教育财政方案执行失范与索薪运动 |
| (三)自由中的无序:单独招生政策的实施困境 |
| 三、革新起步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近代政策体系初具,引导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发展 |
| (二)政策设计缺乏规划,导致大学规模过度扩张 |
| (三)政策实施效果式微,管理高等教育能力有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秩序的选择:高等教育政策趋向规范化与体系化(1927-1936) |
| 一、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嵌及其高等教育政策选择 |
|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下办学法令的颁布 |
| (二)国家对教育经费筹拨的权威保障 |
| (三)训政时期学科政策内容的不断充实 |
| (四)“单独招生”向“计划招生”的政策过渡 |
| (五)教员与学生管理规定的“规范化”完善 |
| 二、“压力型”强权推动下的高等教育政策落实 |
| (一)大学整顿工作的有力推进 |
| (二)中央财政训令下发与地方应对 |
| (三)“党化”与“秩序化”:训育政策的强化执行 |
| (四)“取舍”与“统一”:各校师生管理办法的实施 |
| 三、发展与控制双重奏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体系逐步规范,立法建设取得成果 |
| (二)政策实施效力增强,推动高等教育秩序化管理 |
| (三)政策强制性加大,促使府学互动和博弈增多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失序的应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应急调整与迁变(1937-1949) |
| 一、抗战建国及其高等教育应急政策部署 |
| (一)教育方针的仓促调整与学校布局规划 |
| (二)教育经费“减成拨发”办法的采用 |
| (三)配合战时需求的学科训令变化 |
| (四)“统一招生”到“多元选拔”的政策转衔 |
| (五)教员与学生相关事项的“调适性”补充 |
| 二、“挽救性”动员督促下的高等教育政策执行 |
| (一)抗敌御辱与内迁方案的临危施行 |
| (二)统一招生政策的短暂实施与终止 |
| (三)恢复秩序的艰难努力:复员与甄审计划的开展 |
| (四)困境中的生存维系:各校有限的师生救济方案和措施 |
| 三、喜忧参半的高等教育政策效果 |
| (一)政策纵向供给较为密集,立法数量得到扩充 |
| (二)确立战时教育政策体系,挽救高等教育事业 |
| (三)政策执行效果欠佳,影响大学稳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动因的探寻: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 |
| (一)社会诉求与国家危机的回应——外部场域发生的改变 |
| (二)知识分子与教育团体的起弊——政府与民间的自主互动 |
| (三)教育问题凸显及严重性变化——决策主体关注度的提升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部因素 |
| (一)政党规约的折射与渗透——执政集团理念的转变 |
| (二)决策程序的失调与规范——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 |
| (三)目标群体的规避与适从——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演进的归结: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与利益逻辑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表征 |
| (一)“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 |
| (二)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 |
| (三)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利益逻辑 |
| (一)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 |
| (二)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 |
| (三)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成本考量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审思: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经验借鉴 |
| (一)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 |
| (二)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 (三)从理论构建和实践需求中生成教育政策 |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局限 |
| (一)政策“质”呈现与“量”供给的脱节 |
| (二)政策设计“幻象”与执行“真相”的阻隔 |
| (三)“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的摇摆 |
| 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现实启示 |
| (一)建构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与中国化坐标 |
| (二)推进高等教育政策法制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并轨 |
| (三)兼顾“质”“量”效益,靶向高教需求精准施策 |
| (四)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与约束机制 |
| (五)形成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与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回顾 |
| （一）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阶段分布 |
| （二）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热点 |
| 二、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演进 |
| （一）从外债到内债：新中国70年公债史的结构研究嬗递 |
| （二）从中央到地方：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地域演变 |
| （三）从公债统计到规律探索：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视域演进 |
| （四）从定性判辨到计量实证：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方法的转换 |
| （五）从单一到多元：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对象衍变 |
| 三、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
| （一）打破历史区段畛域，以动态视野探寻长时间段下公债史的规律演变 |
| （二）拓宽研究地域，打破公债史研究区域的非平衡之态 |
| （三）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倡导多维方法下公债史规律的立体透视 |
（3）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明清时期清苑县的牙税规模与整顿规制——“原额主义”下的地方财政扩张 |
| 一、方兴未艾的牙行、牙税研究 |
| 二、“原额主义”体制下地方财权的转移——晚清牙税整顿 |
| 三、保定商会的崛起——士绅精英的社会参与 |
| 第三章、行业自承代征体制的维系(1911-1923)——民初牙税整顿与清苑县牙税征管 |
| 一、新帖换旧符:北京政府时期的牙税整顿 |
| 二、官商协调下的税权归属之争——以干鲜果业牙税为例 |
| 第四章、招商包收与行业代征的融合(1923-1928 年)——财政压力与官商协调因应 |
| 一、直省财政困境与招商包税政策的出台 |
| 二、利权分割与纠纷协调:实际运作中招商包收与行业代征的融合 |
| 三、商会调解与其对税收征管的参与 |
| 第五章、旧秩序的再维持(1928-1937年)——国民政府前期的牙税运作 |
| 一、1929 年牙税新章:牙税的变质与维护 |
| 二、招商运作的妥协:行业代征的保留与县署的斡旋 |
| 三、重塑平衡:商会改组对税收秩序的冲击——以干鲜果业牙税征收为例 |
| 结论 |
| 一、牙税整顿历程与现代财政体制的建构 |
| 二、“地方立场”:县财政的维系与牙税运作实态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民国时期江苏省牙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牙行与牙人 |
| (二) 牙税 |
| (三) 营业税 |
| (四) 地方财政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四.文章框架 |
| (一) 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江苏牙税的制度与变动 |
| 第一节 清代江苏地区的牙行与牙税 |
| 一.牙行与牙税的历史沿革 |
| 二.清代江苏牙行的分布经营与牙税稽征制度的形成 |
| 第二节 清末苏州抗增牙税运动 |
| 一.抗税运动的爆发 |
| 二.商会与政府的博弈 |
| 三.抗税运动渐息及余波 |
| 第二章 税权的博弈:民国时期牙税的地方征管 |
| 第一节 中央专款:牙税收归国家税的尝试 |
| 一.北京政府的国地财政划分与牙税整理 |
| 二.中央专款制度的建立与牙税划归 |
| 三.民国初期江苏省对牙税的初步整顿与征管 |
| 第二节 教育专款:国家税的地方用途 |
| 一.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成立与教育专款划分 |
| 二.教育经费管理处主导的牙税包征 |
| 第三节 以教育的名义:屠牙税征收权的争夺 |
| 一.混乱的种子:南京特别市成立与省市财政划分 |
| 二.六年的对抗:南京市与江苏省的税权纠葛 |
| 三.调停与缓和:省市税权矛盾因素的探析 |
| 第三章 牙税向营业税演进的艰难历程 |
| 第一节 牙税制度的概览与民间争论 |
| 一.各省牙税稽征制度概览与比较 |
| 二.关于牙税存废的民间舆论 |
| 第二节 向营业税过渡:税收现代化的进程 |
| 一.北京政府举办营业税的尝试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牙税改革的艰难历程 |
| 三.牙税改革的最终完成与新旧税制对比 |
| 四.江苏省非国统区牙税的征收与废除 |
| 第四章 税收与商民:牙税稽征与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苛商病民?——浅析牙行日常经营与市场功能 |
| 一.牙行的成立、经营与市场功能 |
| 二.绕不开的牙行:南京米粮的交易与流通 |
| 第二节 稽征与治理——牙行乱象与政府对牙行的管理 |
| 一.牙行积弊:偷税漏税与市场垄断 |
| 二.政府治理:以征代管的内在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民国时期湖北省契税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 关于古代契税制度的研究 |
| (二) 关于近代契税制度的研究 |
| (三) 关于地方财政问题的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述评 |
| 三、概念和时间的界定 |
| 四、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一) 重点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契税制度的产生及演变 |
| 第一节 古代契税制度的沿革 |
| 一、民间契约的种类及构成 |
| 二、契税制度的缘起 |
| 三、契税制度的变迁 |
| 第二节 晚清民初契税税制及湖北省的征收情况 |
| 一、晚清民初的财政危机 |
| 二、税制规整及地位变化 |
| 三、民初湖北省契税的整顿及效果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建立至抗战前期的契税征管(1927-1941年)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契税法规及湖北省征收制度 |
| 一、契税法令的变化 |
| 二、湖北省的征收机构及人员 |
| 第二节 湖北省契税的稽征管理及成效 |
| 一、规范契税的稽征管理 |
| 二、举办验契及成效 |
| 第三章 抗战后期与国共内战时期契税的征收与管理(1942-1949年) |
| 第一节 调整契税制度与征收机构 |
| 一、契税征管的制度性规定 |
| 二、直接税局接办契税 |
| 第二节 湖北省契税的稽征与整理 |
| 一、契税稽征人员与程序 |
| 二、湖北省整理契税及成效 |
| 第四章 湖北省契税征管中的漏洞与改进 |
| 第一节 湖北省契税征管的困境 |
| 一、新约与旧规的不衔接 |
| 二、契税征管秩序混乱 |
| 三、官员在契税征管中的贪污舞弊 |
| 四、商民在契税征管中的反应 |
| 第二节 湖北省政府对契税制度的改进 |
| 一、加强契税宣传与竞赛 |
| 二、严格官员的训练与考核 |
| 三、轻惩处而重激励 |
| 第五章 契约、契税与权利纠纷 |
| 第一节 国家政权对民间契约监护的强化 |
| 一、民间契约习惯及效力 |
| 二、契税介入: 从白契到红契 |
| 第二节 契税在保护产权中的作用 |
| 一、产权纠纷中的白契与红契 |
| 二、确认产权: 土地登记费与契税的矛盾 |
| 三、契税存在合理性的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问题 |
| 二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现状评述 |
| 四 研究方法及基本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及基本框架 |
| 五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民族国家建构与财政汲取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崛起与民族国家建构 |
| 一 民族国家的概念 |
| 二 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
| 三 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涵与实质 |
| 第二节 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发展 |
| 一 民族国家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二 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表现 |
| 第三节 财政汲取制度概述 |
| 一 国家财政制度的涵义 |
| 二 财政汲取制度的概念 |
| 三 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石——财政汲取制度 |
| 第二章 1911-1927 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财政汲取制度构建的曲折历程. |
| 第一节 清末现代财政汲取体制的艰难起步 |
| 一 外部冲击下民族国家的建构 |
| 二 清末财政收入制度的变迁 |
| 三 晚清财政转型中的问题 |
| 第二节 军阀混战时国家聚集资本的努力 |
|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国家发展 |
| 二 对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进一步探索 |
| 三 北洋时期的畸形汲取方式—公债制度 |
|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财政汲取制度建设的成就与不足 |
| 一 “官僚化”制度能力的提升与再思考 |
| 二 财税汲取混乱且改革实验有限 |
| 三 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 |
| 第三章 1927-1937 年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现代财政汲取制度 |
| 第一节 创立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历史原因 |
| 一 巩固政权,加强政府建设 |
| 二 财政汲取能力低下 |
| 三 财政开支扩大,收支结构不平衡 |
| 四 现代财政汲取理论的蓬勃发展 |
| 第二节 现代财政汲取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
| 一 中央财政获得独立与统一 |
| 二 创设具有现代色彩的财政汲取方式 |
| 三 财政汲取制度逐步规范化、法制化 |
| 第三节 对国民政府建立与发展财政汲取制度的总体评价 |
| 一 财政汲取制度现代化取得一定发展,财政收入提高 |
| 二 对战后的财政改革具备借鉴意义 |
| 三 为大资产阶级服务,加剧社会不平等 |
| 四 对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影响甚微 |
| 第四章 财政转型与塑造现代财政价值 |
| 第一节 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现代财政价值缺失 |
| 一 民主性不足的财政 |
| 二 法理性不足的财政 |
| 三 公共性不足的财政 |
| 第二节 民族国家建构与财政转型一体发展 |
| 一 传统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 |
| 二 民族国家与现代财政“一同成长” |
| 第三节 现代财政价值重塑 |
| 一 反思民国财政体系的改革 |
| 二 回归财政本源 |
| 三 追求大国现代财政价值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集权与分权:国地财政分税制的演变 |
| 二、延续与变革:税收征收制度的演进 |
| 三、变与不变:税制结构变动的限度 |
| 四、政商互动:新型征纳关系的形成 |
| 五、华洋有别:涉外税制推行的困境 |
| 结 语 |
（8）财政变革与国家治理的共生性——中国近代史启示录（论文提纲范文）
| 一、财政近代转型滞后与清王朝覆灭（1840～1911年） |
| （一）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制度性根源 |
| （二）财政近代转型的努力 |
| （三）财政转型落实不力加重政治危机 |
| 二、财政割据助推军阀政治纷乱（1911～1927年） |
| （一）混乱的理财机构 |
| （二）现代税制的尝试 |
| 1. 直接税的努力及失败 |
| 2. 间接税的进展 |
| （三）地方财权膨胀助长军阀割据 |
| 三、现代财政建设造就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 |
| （一）现代税制建设增强国家财力 |
| 1. 关税自主权收回的积极意义 |
| 2. 盐税的演变与改革 |
| 3. 统税的开征及作用 |
| 4. 推行直接税 |
| （二）现代分税制的正式确立 |
| 1. 两级分税制初建 |
| 2. 三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确立 |
| （三）民国“黄金十年” |
| 四、战时财政的畸形与民国政权凋落（1937～1949年） |
| （一）疯狂的赤字和征税 |
| （二）《预算法》的演变：短暂的进步 |
| （三）金融政策的崩溃与民国政权覆灭 |
（9）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已有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及文章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三)文章结构 |
| (四)制度与体系 |
| 第一章 厘捐的产生 |
|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的财税制度与特点 |
| 一、财税制度与法外之法 |
| 二、财税体系的刚性化回归 |
| 三、财政制度内含的潜在危机 |
| 第二节 晚清的内外财政冲击与厘捐的肇始 |
| 一、内外冲击对财税体系的动摇 |
| 二、厘捐之缘起 |
| 三、民间自愿捐输的近代变异:厘捐 |
| 第三节 地方财权的兴起过程 |
| 一、战时中央财政集权化制度的削弱 |
| 二、洋务新政对地方督抚厘捐控制权的巩固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央地税权之争及地方税的初步成型 |
| 第一节 清廷清理财政得失及地方税的孕育 |
| 一、中央集权化的财政清理 |
| 二、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厘捐 |
| 第二节 预备立宪与央地税权分配的角逐 |
| 一、各省对地方税权的意见 |
| 二、混乱的税捐及税收支配权的多方竞力 |
| 三、央地税权分配的各方争论与清廷的尝试 |
| 第三节 北洋时期的央地税权胶葛 |
| 一、袁世凯政府的税权分配方案 |
| 二、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政权的财税中央集权化 |
| 三、地方税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其特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厘捐盛行背景下子口税制度的形成与演进 |
| 第一节 子口税制度的设立 |
| 一、厘捐兴盛对开办子口税的刺激 |
| 二、子口税制度的初步建立及效果 |
| 三、复进口税制度对地方税权的侵蚀 |
| 四、修约谈判与子口税制度的调整 |
| 第二节 子口税制度引起的央地纠纷 |
| 一、海关的划一管理与子口税的中央控制 |
| 二、地方争夺子口税控制权的失败 |
| 小结 |
| 第四章 子口税与厘捐之间的此消彼长 |
| 第一节 三联单制度与厘捐 |
| 一、土货出口三联单制度的不统一 |
| 二、三联单制度之修订及其结果 |
| 三、对三联单制度的整顿及挫败 |
| 第二节 产地税对三联单制度的抵制 |
| 一、土货出口产地税的举办 |
| 二、行商包税形式的产地税 |
| 三、假名落地税的产地税 |
| 第三节 土货三联单限制办法对厘捐的保护 |
| 一、镇江关土货名目限制办法的形成 |
| 二、镇江关《土货限制章程》的局部推广 |
| 三、区域性零星土货的名目限制办法 |
| 第四节 华洋合伙对厘捐与子口税的双重规避:以新泰兴案为例 |
| 一、华洋合伙与新泰兴羊毛贸易网的建立 |
| 二、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起因 |
| 三、新泰兴羊毛联单案的结局 |
| 第五节 满足地方财政之需的区域性厘捐 |
| 一、广东台炮经费引发的中外交涉 |
| 二、吉林省七四厘捐与九厘捐的征收与改办 |
| 三、江西省九九商捐的征收 |
| 小结 |
| 第五章 落地税的演变及其与子口税的冲突 |
| 第一节 近代之前传统落地税的构成与特点 |
| 一、州县落地税 |
| 二、税关落地税 |
| 三、边疆落地税 |
| 第二节 清代后期落地税的延续与变动 |
| 一、传统落地税的存续 |
| 二、落地税与厘捐的合流 |
| 三、工业产品的落地税 |
| 第三节 洋货落地税的形成与普遍化 |
| 一、洋货落地税的产生 |
| 二、中外续订商约的影响 |
| 三、清末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第四节 落地税的分化与裁撤 |
| 一、落地税在北洋时期的变化 |
| 二、北洋时期洋货落地税的中外交涉 |
| 三、落地税之消亡及余波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方之间的财权博弈:以津浦货捐为个案 |
| 第一节 铁路货捐的兴办与多方角力 |
| 一、铁路货捐的起始及中外交涉 |
| 二、铁路路权与货捐税权之内在矛盾 |
| 第二节 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的制度确立之曲折过程 |
| 一、苏皖直鲁四省津浦货捐局的设而复废 |
| 二、财政部直管津浦货捐制度的最终确立 |
| 第三节 津浦线厘捐征收的外国干涉 |
| 一、津浦货捐的外交纠葛 |
| 二、津浦铁路沿线厘捐征收之中外纷争 |
| 第四节 地方军阀对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一、地方军阀对津浦货捐的截留 |
| 二、中央津浦货捐控制权的消解 |
| 小结 |
| 第七章 厘捐与子口税的裁撤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裁厘加税的过程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裁厘加税的延滞 |
| 二、中原大战后裁厘加税政策的推行 |
| 三、裁厘加税政策的成效 |
| 第二节 现代税制的初见雏形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变革 |
| 二、国地税的划分及地方税的现代化进展 |
| 三、变相厘捐的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抗战时期重庆市地方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学术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分析 |
| 三、资料来源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集权崩溃与重庆市地方税产生的初况 |
| 一、重庆地方势力自立税制和分化税权(1856-1926) |
| (一)晚清重庆地方税权的产生 |
| (二)民国前期军阀控制下重庆的地方税 |
| 二、刘湘独占重庆后地方税的革新及局限(1926-1934) |
| (一)重庆市区内的税政建设 |
| (二)泛重庆地区的税制改革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央入川与重庆市地方税的整顿(1935-1938) |
| 一、重庆地方税制的改革 |
| (一)中央政府对四川地方税制的整改 |
| (二)四川省政府全面推行“一税制” |
| 二、重庆地方新税的推行 |
| (一)营业税在重庆市的开办 |
| (二)其他税捐的相继开征 |
| 小结 |
| 第三章 脱省直辖与重庆市地方税的“独立”(1939-1941) |
| 一、重庆市税捐征收权限的界定 |
| (一)重庆市税捐征收的有效作用范围 |
| (二)川渝营业税权归属之争 |
| 二、重庆市税捐征收机制的建设 |
| (一)征收机关的建设 |
| (二)包税制等旧制的废除 |
| 小结 |
| 第四章 自治财政与重庆市地方税的调整(1942-1945) |
| 一、重庆市原有税课体系的分解 |
| (一)国民政府改订财政收支系统 |
| (二)重庆市分出的税捐内容 |
| 二、重庆市自治税课体系的重构 |
| (一)自治税捐的内容 |
| (二)征管机制的调整 |
| 小结 |
|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重庆市地方税建设发展的思考 |
| 一、抗战客观推动了重庆市地方税的发展 |
| (一)从传统税制到现代税制的转变 |
| (二)从满足地方到服务全局的转变 |
| 二、战争环境下重庆市地方税的困境 |
| (一)发展环境的恶劣 |
| (二)事权税权的不平衡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分税制述评（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中国70年公债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毕学进,马金华. 晋阳学刊, 2020(04)
- [3]从官商协作看牙税的民间运作形态 ——以清末民初清苑县牙税征管为例（1903-1937）[D]. 焦文卿.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4]民国时期江苏省牙税研究[D]. 高思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民国时期湖北省契税研究（1927-1949）[D]. 宋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的财政汲取制度建设（1911-1937）[D]. 郑晓英.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J]. 柯伟明.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1)
- [8]财政变革与国家治理的共生性——中国近代史启示录[J]. 申学锋. 财政科学, 2019(10)
- [9]近代税制演进过程中厘捐、子口税及其博弈[D]. 余治国.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6)
- [10]抗战时期重庆市地方税研究[D]. 张海滨. 西南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