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PC和Internet技术热点预测（论文文献综述）
李丽霞[1]（2020）在《基于知识图谱的科研热点分析与演化研究 ——以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为例》文中认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瑞士虽作为一个资源匮乏,国土面积小的国家,其却以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闻名世界,其科学研究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均居世界前列。因此,研究的目的是从瑞士国家科学基金数据（SNSF）中挖掘该个公认创新型国家的信息技术学科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本文以尽可能全面地解读瑞士国家科学基金数据为目标,除了本领域学科关键词的角度,还考虑学科交叉这一重要因素,设计以“数据准备->数据预处理和初步分析->词集和网络构建->研究热点确定->研究演化分析”的流程展开结合交叉关系并基于知识图谱的瑞士科研热点分析与演化研究,主要从挖掘科研现状、分析信息技术领域研究热点和演化、研究学科交叉研究结构三个方向来解读基金数据并以清晰的可视化结果展现,从解读结果中发现的规律和趋势进一步用于对信息技术学科未来研究热点的判断。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填补、消歧、删冗、关键词对齐、线性回归统计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初步分析,还改进了KEA的词属性特征输入并以双向最大匹配算法匹配关键词表补充关键词抽取,提高了本数据的关键词提取准确率。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通过词频分析法和词频变化率确定研究热点,通过构建知识图谱、KL散度、双曲空间嵌入法等方法进行演化和学科交叉结构研究。此外,为顺应时代发展,本文还尝试搭建了一个基于LSTM的框架用于多变量时序预测问题,选取关键词基本信息、共词网络信息和交叉研究信息等三类影响因子,并探测它们对预测模型效果提高的影响。在瑞士科研现状的挖掘结果中,发现了瑞士的科研投入逐年递增,“心理学”、“通史”是瑞士的新兴热门学科,“凝聚态物理”、“信息技术”和“数学”是持续热门学科,2002-2010年是瑞士学科交叉悄然兴起的时间,之后不同程度的交叉都维持了稳定的占比等现象。在1999-2018年信息技术学科研究热点与演化的分析中,发现人工智能、信息安全、软件工程是该学科的三大重点研究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和信息安全在最近五年仍是高频研究内容,但软件工程领域已不再居于核心位置。演化分析的最大发现是信息技术从原始围绕分布式系统等软件开发研究演化成以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为中心的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其中,深度学习是一个激增的研究方向。此外,从学科交叉研究结构的研究中发现,交叉研究越频繁相对更容易带动研究内容的发展。以演化趋势和交叉规律来看,研究可能会展开更多围绕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本身技术及相关应用研究,应用主要围绕大数据、情感计算、物联网、智能电网、生物信息学、医疗应用、机器人技术、众包、高性能计算、安全等方面,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研究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人工智能、图像处理、信号处理、核磁共振、比较基因组学、生物信息等交叉情况明显的研究内容有很好的发展,其也是未来信息技术创新的可能突破口。此外,根据预测模型的应用结果来看,初步发现模型能作为本领域分析工作的辅助工具。
魏楠[2]（2020）在《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广泛而积极的政治参与是“善治”的一大特点。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数字时代以来,现代通信技术与民主政治相结合,为公众提供了多样的参与渠道和途径。网络重构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增强的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精神,使得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大势所趋。当前,一方面政府部门加快推动电子政务工程,创造出网络政治参与的种种方式,便捷公众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反映诉求;另一方面,一旦发生重大公共事件,密集的网络讨论蜂拥而至,倒逼政府部门就相关议题予以解答和解决,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在“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的前提下,引导公众依法、理性、有秩序地网络政治参与是当前党和政府需要关注的重点议题。本研究从“公众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在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类型学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剖析了动力系统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依照实证研究设计方法步骤,利用调查收集到的809份有效问卷验证了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总结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依据比较案例研究设计方法,选取同在2018年发生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和“问题疫苗事件”,进一步揭示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在实践场域中的具体运行机制。以此为据,提出了引导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是由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和动力他系统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复杂系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包含受控型动力（社会影响）、功用型动力（感知有用性）以及内驱型动力（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包含来自参与制度环境（网络规制感知和政府回应感知）、政治文化环境（民主价值观和政府信任）、以及信息技术环境的动力（平台信任和感知易用性）。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始终处于动力他系统的影响之下。第二,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需求,影响参与的程度,解释了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向公众输入参与支持,影响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揭示了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决定了公众究竟采取何种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往往由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开始,受内驱型动力驱动,感知易用性显着促进信息获取,并刺激功用型动力的产生。信息的累积使公众的功用型动力进一步增强,促使其开始攀登参与阶梯。政府能否有效回应公众诉求、能否提供安全的参与平台,决定着公众的网络政治表达是向着网络问政还是网络外压方向演变。第四,政府部门可从提高有效回应能力、优化网络生态治理、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和推动内容科技发展等方面着手,实现扩大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目的。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弥补了学界对于网路政治参与重效果分析和影响因素研究,轻内涵界定和类型分析的缺憾。从制度化程度和参与程度两个维度将中国公众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5种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网络环境特征,拓展了当前学界仅关注信息在政府与公众间“纵向流动”的分析框架,增添信息在公众与公众间“横向流通”的分析路径,以此剖析各类网络政治参与的核心特点。深化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认识。第二,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政治系统理论构建了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当前学界有关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具有两条分析路径,分别基于政治参与视角和信息技术采纳视角。本研究从两个理论视角分别选取了自我决定理论和整合技术接受模型,运用政治系统分析方法和元分析结果对两个理论模型进行融合和完善,形成分析框架。本研究所构建的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揭示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动态规律,是对当前学界相关研究呈现出碎片化、静态化特点的有力补充。拓宽了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三,运用权重分析和元分析量化文献综述方法,对相关实证研究结论进行整合,识别出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良好解释效力的变量作为动力系统的部分组成要素。当前,公共管理学领域对定量文献综述的应用较为不足,叙述性文献综述仍是主流。本研究对权重分析和元分析技术的运用,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创新性。
张建文[3]（2020）在《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研究》文中提出电子竞技是网络游戏与竞技体育融合碰撞诞生的新兴体育文化活动,当前电竞赛事已经成为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电子竞技产业成长的政策环境逐渐向好,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我国电子竞技行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具备完整生态价值的产业。但是电子竞技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面临较多难题,因此,有必要认识电竞产业的成长规律和成长状态,深入研究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首先,本文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历程进行梳理,利用龚柏兹曲线模型分析法确定了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正处于成长后期成熟前期阶段,并且从电子竞技产业的监管部门、上游部分、中游部分、下游部分、衍生产业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电竞产业链。其次,本文基于R-SCP理论对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现状进行分析。在政府管理层面,电子竞技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不够,政府缺乏推陈出新的魄力,政策存在不确定风险;在市场结构层面,我国电子竞技市场处于寡占I型市场结构,“4+N”的市场格局一定程度限制了我国电竞产业的发展;在市场行为层面,主流电竞产品依赖的是国外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仍有不足;在市场绩效来层面,我国电竞行业整体缺乏造血能力,收入结构不合理。然后,本文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将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分为政府支持机制、技术创新机制、市场供需机制,并通过设计因果回路图,绘制流量图,深入剖析电竞产业成长机制,对电子竞技产业成长规律进行仿真模拟,从政府支持力度、电竞教育发展水平等多个系统变量出发实现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的动态研究。最后,为破除电竞产业成长的制约难题,摆脱以往的路径依赖,走出舒适区,本文提出我国电竞产业成长的实现路径,第一要完善电竞政策体系,解除产业发展桎梏,第二要营造正向社会效应,提升电竞国际影响力,第三要提高电竞内容品质,规范职业管理体系,第四要搭建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电竞教育业态。
韩建力[4]（2019）在《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发展,网民规模的扩大,互联网以其去中心化、迅捷性、强互动性和开放性的传播方式,逐步成为公众进行利益和意见表达以及政治参与的平台和渠道,网络舆论逐步成为中国的主流舆论。受“数字鸿沟”和网民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客观影响,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为提升公民利益表达效能,强化决策者意见整合能力、推进决策民主化和政治回应性、强化社会监督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积极影响。同时,网络舆情因其去中心化、跨地域性、多媒体、多渠道传播的特征,具有一定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面对多元化的信息和渠道,分散化的网民在一些组织或个体的动员、引导之下容易出现“信息茧房效应”“流瀑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引发意见气候向极端化流变。近些年频发的由网络谣言导致的舆情危机以及舆论反转事件可以作为其典型表征。此外,网络舆情的发展造成了舆论环境的剧变:此前由政治逻辑主导的舆论场渐渐被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分解,以往“大一统”的舆论场被分割成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加上境外舆论场,这就形成了三大舆论场的鼎立之势。舆论场的分立可能树立和强化官民对立,并且破坏社会共识以及达成共识的能力,甚至可能诱致社会撕裂。这决定了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公共权力有义务进行网络舆情治理。从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规则体系和既往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上看,公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媒介和应用的发展,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以媒体和新闻信息管控为核心的管控方式,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则架构,并进行渐进性调整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看,这一模式有效提升了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的可控性,对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更关注网络的媒体属性,强调对网络舆情负面功能的管控: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延承了传统媒体的治理思路,注重对渠道和信源的管控;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缺少舆情应对经验,往往将网络舆情视为洪水猛兽,采用删帖、封号、设置敏感词,甚至由公安机关在线下直接介入的“摆平主义”的舆情应对方式。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现出了鲜明的“管制平抑”特征。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公权力主体在治理目标和治理规则设定,以及治理规则执行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赋予了中国网络舆情治理鲜明的政治性。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本身即为一种公共权力运用的行为,不仅需要考察其有效性,还需要考虑权力应用的合法性。此外,网络舆情的功能多样性也决定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复杂性。因此,如何控制网络舆情治理的负外部性后果,也成为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效果的标准之一。以合法性、有效性和负外部性三个标准审视现行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可以发现,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还存在合法性不足、有效性不足以及网络渠道阻塞三大风险。政治沟通理论注重作为信息的“舆论”的重要性。在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有限规模”“有限理性”的民意形式,不仅作为一种“社会皮肤”,有表征矛盾、社会预警、权力监督以及提升决策合法性和质量等正向功能,也可能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在政治沟通理论看来,网络舆情治理有两个面相:一是以网络媒体和网络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政治宣传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倾向于以强化信息源头和信息渠道的控制方式,提升网络信息特别是新闻信息的可控性,以实现网络舆情治理的目标;二是以协商沟通渠道建设和维护为核心的政治决策面相,这一网络舆情治理模式注重网络渠道的构建、拓展与维护,倾向于以协商沟通的方式,对网络舆情予以整合、回应和管理,以实现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应对以及对网络民意的有效吸纳,推动网络舆情正向功能的发挥。只是,中国的网络舆情治理侧重于政治宣传面相,而在以政治决策为核心的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着力不足。网络舆情治理的三重风险要求,公共权力主体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应注重以协商保证规则本身以及规则执行中的合法性、以协同提升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的有效性、以沟通保证网络舆情渠道的畅通,发现政治沟通逻辑在优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中的积极作用。本研究即从政治沟通视角审视网络舆情治理,构建分析框架,梳理历史延革和现状,明确当前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存在的三重风险和原因,提出在以协商、协同和沟通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沟通逻辑”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思路,并提供了完善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强化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性,提升治理主体行为规范性,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体系化构建路径。
张锐[5]（2019）在《“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当代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模式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时至今日,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概括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深刻地重构了整个社会包括其各个单元既往的运行规则,同时也改变了互联网本身只是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功能角色;另一方面,互联网独特的技术架构与运行演变规律,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话模式,并使人们逐渐形成了对互联网新运行逻辑的认知成果或所谓“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作为社会观念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着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多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了“互联网意识形态”这一问题本身的浮现,并逐渐演变为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理论焦点。近年来,围绕着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探讨,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是认为互联网具有意识形态传播功能,另一种则认为互联网自身也展现出意识形态属性。这两种观点和主张都有自身提出的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但随着互联网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深入,上述两类观点不仅各自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和指向,而且其相互之间也开始产生出日益深化的辩驳与争论。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与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属性,其目的在于明确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究竟是作为“载体”时所体现的服务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功能,还是作为“本体”时技术自身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外显。笔者以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澄清无疑兼具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本文的写作思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基于传统的“载体论”视角,论证互联网作为技术载体工具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或外在功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维度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描述;二是基于“本体论”视角,从互联网技术自身所引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更,论述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精神的内在意识形态功能或其本身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其嵌入社会结构的全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作为载体工具而体现的,也是互联网技术自身的一种内在属性,即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样态。最后,本文还尝试结合我国互联网治理的现实语境,提出整合“本体论”与“载体论”基础上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及治理思考。论文具体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问题的由来: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在概要性地阐释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及演变的基础上,介绍了关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争论观点,并对这些观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问题;第二章“‘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分析互联网作为技术社会的载体的意识形态属性表现;第三章“‘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从技术自身作为一种社会性本体的角度,分析互联网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功能”统一体的意识形态属性;第四章“‘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是文章对之前两类观点的融合创新,分析了互联网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论述了“互联网思维”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对新的互联网意识形态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进行比较,以图为互联网境遇下治理意识形态的相关实践找寻相关的理论依据;第五章为“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是整篇文章的实践应用部分,该章针对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特殊矛盾状况,提出建构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并通过“互联网+‘一带一路’”这样的案例,进行了如何掌握互联网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话语权的实证分析。正是基于上述研究思路和分析架构及其具体阐释,本文从总体上指出: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一种载体工具已经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全过程,通过影响当前社会结构实现其意识形态属性;而另一方面,作为技术本身,互联网也通过其技术结构所形成的新的存在及选择方式在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特定的技术意识形态,并具体地通过互联网思维呈现出来。因此,从互联网技术产生、发展到深度应用的整个过程来看,互联网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一个“载体论”与“本体论”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和相互深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当代意识形态的互联网存在或互联网的意识形态面貌,无疑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提出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的时代境遇。由此来看,“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工作,既要充分认识到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本体”的复杂性,也要处理好由于技术发展而带来的互联网“载体”工具在意识形态管理工作中的策略性问题,既要增强意识形态工作上的技术创新“硬实力”,也要强化工具治理的“软实力”,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上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创新,提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思路及治理方略。
杜庆昊[6]（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张如飞[7]（2019）在《网络空间精准时空基准建立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空间是建立在各种网络设备物理互通基础上的,通过TCP/IP等互联协议进行数据交换而构成的虚拟逻辑空间,并不具备欧式几何特征。而时空信息是各类网络信息具有的基础属性之一,传统互联网中无法充分使用网络信息所携带的时空信息。这一矛盾决定了传统互联网在信息路由、信息追溯和跟踪,以及通信效率等存在先天不足,在应用层面即表现为网络通信效率不高,易发生网络阻塞,网络信息安全性较差,容易发生信息泄露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在不改变或最小改变现有网络物理连接等基础条件上,通过在个别节点上增加北斗高精度定位设备提高网络时间同步精度、优化信息路由方式,增加信息包时空戳等技术方法,在网络空间中建立具有欧式几何特征的精准时空基准,以期开辟一条解决网络空间信息安全的新的思路。全文的主要工作有:1、对互联网高精度时间同步关键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是运用北斗精密单点定位技术为网络关键节点引入精准的位置信息,并实现高精度的时间同步,实现整网关键节点纳秒级的时间同步和厘米级的定位精度,为构建网络空间的精密时空基准打下基础。2、提出了在网络空间中按照空间位置信息的路由方法。提出将传统路由列表中的IP地址用精准空间位置信息进行辅助的方案,并给出了二维和三维模式下基于“空间地址”的最优路由选择方案;提出了通过欧式距离预测信息网络路径传播延迟的方法;提出了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网络负载动态分析模型,为网络负载均衡、智能路由提供参考依据。3、提出了一种对网络信息增加精准时空戳的方法,并在自定义的胖树拓扑结构中实现了标签添加和路径回溯。基于SDN的网络节点仿真攻击实验表明,引入精准时空基准后,可以准确找到受攻击节点的位置和时间段,可以有效解决常规网络只能确定攻击的时间段,不能确定受攻击的节点准确位置的问题。4、针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方法,基于SDN构建了“网络警察”的仿真实验。针对不同路由处理的延迟和排队延迟环境,以及对时间和空间需求不同的实验方式,证明只有充分考虑时间和空间要求,才能实现对网络效率和安全性的整体提升。
谢光明[8]（2019）在《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网络购物已成为了人们的消费日常。网络购物时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强化了网络口碑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上的信息参考重要性。作为网络口碑度量要素之一的网络口碑离散,反映了已有评论者有关产品态度褒贬不一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借由互联网平台强大的兼容功能以及参与群体的广泛性等特征,网络口碑离散已成为常态。因此,对于互联网时代下的企业来说,明晰网络口碑离散的影响机理是充分利用网络口碑的信息媒介优势、以及科学管理和营销网络口碑的关键。尽管网络口碑的实践不断推行,但学术界有关网络口碑离散的影响机理的回答并不充分。总体来说,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有待补充之处:（1）相较于网络口碑数量和口碑集中趋势较为理论化的概念提炼和明确的特征分析,网络口碑离散的概念多为现象性描述,鲜有研究基于中国用户评论数据提炼网络口碑离散的特征表现及对其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讨论。（2）有关网络口碑离散归因选择模型的构建为解释已有研究关于网络口碑离散与产品销量间矛盾关系结论提供了较为可行的理论逻辑,但却忽略了对网络口碑离散归因选择模型的前置情境因素讨论。（3）在关于如何削弱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负面影响的讨论上,已有研究多着眼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角度进行讨论,忽略了网络口碑分布呈现方式的可能影响（4）已有研究多从静态角度考察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主要使用情景导入或被试描述的方法获得消费者的陈述性偏好,建模方式上缺乏对网络口碑离散影响机理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讨论,而忽略对网络口碑离散影响机理的动态考察可能带来有关口碑离散与消费者购买行为间关系结论的偏差。基于以上现实需求和理论不足,本论文采用行为导向的研究范式,从消费者购买意愿和消费者购买行为两个层面出发,探讨网络口碑离散的影响机理,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展开实证分析:（1）基于产品自身原因考虑下,产品属性和产品发布时长对网络口碑离散特征的影响。（2）引入禀赋状态这一情境因素讨论后,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3）网络口碑分布呈现方式在削弱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负面影响上的作用。（4）基于产品销量下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动态影响。针对问题1,本论文围绕“网络口碑离散”这一核心概念,引入变异系数对样本间离散程度差异进行讨论,并基于同一品类下产品属性及发布时间视角构建网络口碑离散的特征分析模型,之后,通过亚马逊（中国）网685本图书样本的603367条两期口碑数据进行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网络口碑星级分布以一种常态化的“J”型非正态分布存在,即使是同一产品类别,网络口碑离散程度也存在明显差异;（2）内生性因素对结果有着显着影响,产品自身因素是影响网络口碑离散程度的重要因素,其中享乐属性产品较之实用属性产品具有更高的口碑离散程度,产品发布时间与网络口碑离散程度呈正向变化关系。针对问题2,本论文考察消费者所处禀赋状态的强弱对网络口碑离散程度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关系的调节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所处禀赋状态的强弱对其有关网络口碑离散的归因选择过程的调节影响。通过3个行为实验,共计332名被试的实证分析发现:（1）强禀赋状态下的消费者会对网络口碑高离散选项表现出更多的’容忍性’;（2）当消费者对特定产品处于较强禀赋状态时,情感依恋所伴随的先于事实的’所有权感’会促使消费者将网络口碑离散归因为已有评论者原因而非产品自身原因,最终削弱口碑离散对购买意愿的负向影响作用。针对问题3,本论文延续了已有网络口碑离散归因选择模型认为积极归因选择有利于削弱口碑离散负面影响的结论,进一步补充了分析式系统对有关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促进机制,检验了 口碑分布呈现方式对有关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调节作用。通过2个眼动实验,共计329名被试的实证分析发现:（1）分析式系统的激活可以有效促进个体做出有关口碑离散积极的归因选择;（2）适度复杂的口碑分布呈现方式所引起的消费者感知信息处理的不流畅性将造成消费者的元认知困难,进而促使消费者在有关口碑离散的归因选择过程中主要依赖分析式系统,达到促进有关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目的;（3）但并不是所有能引发消费者信息处理不流畅性感知的口碑分布呈现方式都能达到促进积极归因选择的目的,过于复杂的呈现方式由于给消费者带来过多的认知负荷,使得分析式系统不能被成功激活,也无法起到削弱网络口碑离散负面影响的作用。针对问题4,本论文从动态角度考察了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机理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从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出发,讨论了产品质量信号和口碑发送者特征对上述关系的动态调节作用。通过对Boxofficemojo网站和Internet movie database（IMDB）网站91部电影28天共计13264989条口碑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1）网络口碑离散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并不是恒定的,在产品发布后各周,其对产品销量的影响具有动态变化性;（2）来自产品质量信号和第三方专业评论的调节作用在产品发布后的四周内均具有显着变化;（3）当立足内外部信息环境,同时考虑来自产品质量信号和第三方专业评论的联合调节作用时,二者对网络口碑离散与产品销量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可以得到提升。本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实证结果丰富了网络口碑离散的文献研究,为已有关于网络口碑离散影响效应矛盾结论的出现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解释,也为后续网络口碑离散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同时,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地开展网络口碑营销管理和营销策略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周恒[9]（2019）在《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中共党的十八大为起点,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时代命题,将法治社会建设吸纳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社会建设乃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层基础,它在构筑国家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培育和壮大社会力量、提升法治建设正当性与认同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法治社会建设理解为某一特定主体依照法律治理社会,而应当从价值、秩序、制度、观念四个维度来解读法治社会:其中价值之维意味着法治社会是以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价值理想为鹄的的社会,它承认并追求社会成员关于幸福生活的共同主张;秩序之维体现着法治社会的有序运行状态,它特别强调社会本身经由自治而实现的自我秩序化能力;制度之维反映着法治社会容纳了国家立法、善良风俗、社团章程、乡规民约等多元化的行为规范,这使国家法律体系获得了必要的、有效的制度补充;观念之维呈现着法治社会中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法治意识,丰厚的法治文化在社会行为与法律制度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场域。法治社会的四维面向,共同构成了法治社会范畴的规范属性和基本特征。对社会力量的关注决定了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无法脱离对社会的考察。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网络虚拟空间正在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发生场所。这一现实决定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生活必然受到法治社会建设的密切关注。在Web2.0时代,网络社群构成了网络社会的主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社会依赖性,构成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新条件。不能简单地套用布尔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中的场域范畴指称、描述、分析网络社群,将网络社群界定为网络社会中的社会组织也存在着理论上的限度。网络社群本质上是由私人组成的群体,得益于社群内部便捷的沟通媒介,网络社群的成员能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流,并形成网络舆论,这同哈贝马斯理论中的公共领域概念颇为吻合。因此,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将网络社群理解为互联网时代的公共领域,也只有在公共领域意义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网络社群同法治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进而分析网络社群对法治社会建设的积极贡献与负面影响。对以公共参与作为核心要旨之一的法治社会建设而言,培育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是一项重要任务。这是因为公民能否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作为“公民”的社会角色,是否具备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积极意愿,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现代公民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侧面的结构,它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规则意识等多个方面。公民意识的形成固然离不开政府层面的引导与教育,但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对公民意识的滋养。作为一个以社会资本、组织生活为基本要素的社会生活空间,网络社群为人们提供了公共生活的真实体验,并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中的公民品格。在网络社群中,公民的平等观念得到强化、公民的宽容与合作意识得到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被不断塑造。法治社会建设的另一项核心要旨在于法治推动力量由国家向社会的移转,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自治能力。我国当前对网络社会的治理以国家公权对网络社会的管控为主要手段,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上而下的管理机构、以立法为核心的互联网法治建设、网络实名制、技术管控、监管机构的专向治理行动。国家公权对网络社会的管控当然是网络社会秩序化的必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但与此同时,这种管控手段也存在着立法产品的有限性、调整机制的滞后性、不适应网络社会的结构特征等局限。网络社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这种自治方式因独特的功能优势成为国家管理模式的重要补充。网络社会的自我秩序化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已经得到实践的证成,形成了规模庞大且多元的网络自治规则。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改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于,越来越多的公民使用互联网来表达个人权利,网络社群同公民的个体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网络社群对权利实现的助益是递进式的:网络社群首先是全新的表达空间与话语广场,为公民提供了表达正当利益的渠道;网络社群所承载的社会团结与公共讨论乃是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程序,推动公民的正当利益进入国家法律体系,成为受到法治保障的权利;网络社群能够降低权利实现的成本,防范外部力量的侵害,助推公民的法定权利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实有权利。在助益公民个体权利的同时,网络社群亦有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一方面,网络社群具有确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能够帮助我们确认哪些社会事务属于社会公益、在多大程度上归属于社会公益;另一方面,无论是互益型网络社群,还是公益性网络社群,它们对社会公益的实现也有着可观的助益。法治社会建设对社会自治、公民参与的强调必然引申出制约公权力的命题。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以从理性设计的有限性、个体与政府的不对称力量、行政权的持续扩张、立法权监督的缺位等方面加以理解。借助社会力量,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是对传统权力监督模式的补充与完善。社会权力来源于社会成员的交往活动,并主要以舆论的形式监督国家权力。网络社群内部的“去中心化”结构为社会个体提供了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团结。在这一社会团结方案中,网民们经由相互间的对话沟通、利益聚合以及外部的意见传递,形成了以网络舆论为载体的社会权力,成为制约公权力的重要力量。网络社群在培育公民意识、扩展社会自治、提升政治参与、监督公权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乃是“网络社群法治功能”的立论依据,但不能仅仅依据网络社群的积极贡献,就得出网络社群的功能均为正向的结论。网络社群存在着“群体极化”、“群体心理”、网络舆论道德化等非理性现象,加之“数字鸿沟”的存在与网络社会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网络社群的负面效应。互联网独特的社会结构不是反法治的理由,恰恰相反,网络社群的健康发展与积极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国家法治所给予的制度保障。对网络社群的治理与引导应当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之道,在坚持党委、政府的领导与核心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互联网行业组织以及广大的网络社群管理者、网民在网络社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刘伟[10]（2018）在《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文中提出表达是政治学一项悠久的主题。作为数字时代的发明,网络这一技术的出现开辟了人类表达的新方式与新途径,产生了网络表达,负载了政治思想、权利权力、政治行为的重新激荡组合,交织着诉求迥异的民意和谈判妥协的众意,从私人领域过渡到公共领域,从线上传导到线下,造成网上网下两个舆论场相互作用,政治稳定从一个暂态跃迁到另一个暂态。网络表达改变了现实政治的运作环境和组成要素,也促进现代社会的政治整合,贯穿于网络政治过程的始终,对政治生态产生影响。现实中网络表达的运行机理如何?即网络表达如何进行了话语权重构,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现实景观究竟如何需要进行系统分析。进而,针对以上现状和问题,如何去调适和矫正?基于以上的思路,本文在政治生态视域下,沿着网络表达的机制和调适这一逻辑主线,逐渐深入展开。从现有国内外研究的轨迹中发现,现有研究量大面广,成果较多,西方学者在研究网络政治的过程中,发现表达是政治过程的首要步骤,进而明确提出或暗含了网络政治的重点是网络表达,甚至有时等同于网络表达这一观点。但现有研究对网络表达进行了狭义的定义,并将之看作孤立的过程,缺乏主题之间的对话与沟通,缺乏系统性研究。故本文将网络表达从网络使用中剥离和突出出来,在政治学的学科语境下,以政治生态这一时空背景为理论资源,以政治生态分析的整体性、动态性、联系性思维方式贯穿始终,对网络表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本土化研究。对网络表达进行概念明确,即在明确了网络表达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将网络表达主体由网民扩充到网民、媒体和政府,并分析了网络表达的大众性和平等性、隐蔽性和广泛性、交互性和自主性、多元性和离散性等特质,进而分析了网络表达在政治过程中的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保障权利实现、推进自由平等,实现权力制约、优化公共决策,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政府转型等价值,但同时具有民意的有限表现形式的局限性。这为下一步分析政治生态下的主体互动做好铺垫,又阐明了网络表达在政治生态中的静态属性,回答了网络表达如何进行了话语权重构。其次对网络表达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进行回答。在分析了政治学意义上网络表达的本质即兼具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信息、技术赋权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转移后,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提出网络表达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变量,网民和政府作为不同的主体对政治生态中政治信任这一要素的调节具有抑制或促进等不同的方向。此外网络表达对线下表达具有延续和强化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政治生态中网络表达多元主体对话语权力展开了博弈。随后回答了网络表达的现实景观究竟如何。在剖析网络表达是网下现实向线上的延伸、网络表达对现实表达存在延续和强化效应等关系后,对网络表达的现实议题的静态分布及后果--公共性的聚集和回归展开论述,对网络表达的势能向动能的转化的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再分析网络表达的内生性问题即网络表达异化,其后讨论网络表达主体间的回应问题。在对网络表达的机理进行如上分析之后,最后回答了网络表达如何去调适和矫正的问题,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网络表达调适的逻辑、现实和对策,从理念、缘由、愿景、转型方面展开调适逻辑论述,就结构和功能的错配和治理能力的不足展开现实情境的论述,从政治生态的渐进式优化方面展开对策论述,从而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前提上尝试解决问题。
二、2002年PC和Internet技术热点预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PC和Internet技术热点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知识图谱的科研热点分析与演化研究 ——以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相关问题阐述 |
| 1.2.1 相关概念介绍 |
| 1.2.2 研究范围界定 |
| 1.3 研究内容架构和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架构 |
| 1.3.2 研究意义 |
| 2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理论与技术 |
| 2.1.1 数据集构建方法 |
| 2.1.2 知识可视化工具 |
| 2.1.3 预测和评价方法 |
|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2.1 知识图谱研究现状 |
| 2.2.2 热点与趋势分析的相关方法应用研究 |
| 2.2.3 研究规律挖掘的相关研究 |
| 2.3 基本流程 |
| 2.3.1 传统分析流程 |
| 2.3.2 本文分析流程 |
| 2.4 本章小结 |
| 3 数据预处理和初步分析 |
| 3.1 数据准备与预处理 |
| 3.2 年度立项基本情况 |
| 3.3 学科立项分布与交叉研究情况 |
| 3.3.1 学科立项分布情况 |
| 3.3.2 学科交叉研究情况 |
| 3.4 核心依托单位 |
| 3.5 本章小结 |
| 4 信息技术学科研究热点与演化分析研究 |
| 4.1 研究切入点 |
| 4.2 分析方法设计 |
| 4.2.1 翻译对齐和关键词提取 |
| 4.2.2 关键词对齐和网络构建 |
| 4.2.3 研究热点确定和演化分析方法 |
| 4.3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
| 4.3.1 词集构建结果 |
| 4.3.2 研究热点分析 |
| 4.3.3 研究内容的知识图谱演化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合研究交叉结构的研究热点和趋势挖掘 |
| 5.1 研究切入点 |
| 5.2 分析方法设计 |
| 5.3 研究过程与结果分析 |
| 5.3.1 交叉研究结构分析 |
| 5.3.2 实验比较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6.1 研究总结和贡献 |
| 6.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技术路线和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 |
| 一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
| 二 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内涵特征的研究 |
| 一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涵义的研究 |
| 二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类型的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一 SES和人口统计学因素 |
| 二 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模型 |
| 三 社会资本因素 |
| 四 政治心理因素 |
| 第四节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研究的量化整合分析 |
| 一 方法概述:权重分析与元分析 |
| 二 数据收集 |
| 三 权重分析和元分析结果 |
| 四 结果整合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 |
| 一 政治参与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 自我决定理论 |
| 二 技术采纳相关模型 |
| 三 政治系统理论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规定性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要素 |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自系统要素 |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他系统要素 |
| 第二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结构 |
| 第三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一 基于动力系统要素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二 基于动力系统结构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三 基于动力系统功能的研究假设与实证模型 |
| 第二节 实证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方法选择 |
| 二 问卷开发过程概述 |
| 三 变量定义与测量 |
| 四 初始量表信度效度检验 |
| 五 样本和数据收集 |
| 第三节 数据分析 |
| 一 描述性分析及正态分布检验 |
|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三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四 结果讨论 |
| 第四节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 一 参与程度维度的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 二 参与制度化维度的动力系统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现实验证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案例概述 |
| 一 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及相关管理措施出台 |
| 二 问题疫苗事件及《疫苗管理法》出台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 |
| 一 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动力自系统的分析 |
| 二 公众如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动力他系统的分析 |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作用机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引导公众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引导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核心 |
| 一 创新网络治理理念 |
| 二 健全政府回应制度 |
| 第二节 优化网络生态治理:培育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网络环境 |
| 一 加强参与教育,营造理性参与文化 |
| 二 规范网络治理,包容多元竞争观点 |
| 第三节 保护数据隐私安全:夯实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技术保障 |
| 一 强化数据隐私意识 |
| 二 完善数据安全规范 |
| 第四节 推进内容科技发展:助推有序网络政治参与的科技支撑 |
| 一 从信息公开到数据开放 |
| 二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识别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创新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公众网络参与情况调查问卷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电竞产业成长的政策环境逐渐向好 |
| 1.1.2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的经济价值日益增长 |
| 1.1.3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的问题亟待解决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 1.5.1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科学判定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阶段 |
| 1.5.2 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揭示了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 |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电子竞技研究进展 |
| 2.1.2 国内电子竞技研究进展 |
| 2.1.3 产业成长机制相关研究 |
| 2.1.4 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产业链理论 |
| 2.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R-SCP范式理论 |
| 2.2.4 系统动力学理论 |
| 第3章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现状分析 |
| 3.1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历程 |
| 3.1.1 萌芽探索时期(1998年—2003年) |
| 3.1.2 艰难发展时期(2004年—2012年) |
| 3.1.3 野蛮生长时期(2013年—2016年) |
| 3.1.4 产业化发展时期(2017年至今) |
| 3.2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生命周期 |
| 3.2.1 龚柏兹曲线与计算方法 |
| 3.2.2 数据选取与计算结果 |
| 3.3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链分析 |
| 3.3.1 电子竞技产业链的概念 |
| 3.3.2 电子竞技产业链的组成 |
| 3.4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R-SCP分析 |
| 3.4.1 电子竞技产业政府规制 |
| 3.4.2 电子竞技产业市场结构 |
| 3.4.3 电子竞技产业市场行为 |
| 3.4.4 电子竞技产业市场绩效 |
| 第4章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系统动力学模型 |
| 4.1 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系统模型基础 |
| 4.1.1 系统模型构建的目的 |
| 4.1.2 系统模型构建的可行性 |
| 4.1.3 系统模型构建的假设 |
| 4.1.4 系统模型构建的原则 |
| 4.2 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系统模型结构 |
| 4.2.1 技术创新机制 |
| 4.2.2 市场供需机制 |
| 4.2.3 政府支持机制 |
| 4.2.4 产业成长机制系统模型因果反馈关系 |
| 4.3 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系统模型构建 |
| 4.3.1 系统模型流量图 |
| 4.3.2 系统模型参数设定 |
| 4.3.3 系统模型函数方程 |
| 4.3.4 系统模型现实性检验 |
| 4.4 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系统模型仿真模拟 |
| 4.4.1 系统模型仿真结果分析 |
| 4.4.2 系统模型情景模拟分析 |
| 第5章 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的实现路径 |
| 5.1 完善电竞政策体系,解除产业发展桎梏 |
| 5.1.1 确立电竞产业发展的战略高度 |
| 5.1.2 出台独立的电竞产业发展规划 |
| 5.1.3 提高电竞相关政策的协同效应 |
| 5.2 营造正向社会效应,提升电竞国际影响力 |
| 5.2.1 提高电子竞技的文化内涵 |
| 5.2.2 重视打造电竞出口平台 |
| 5.3 提高电竞内容品质,规范职业管理体系 |
| 5.3.1 优化电竞赛事运营 |
| 5.3.2 提高电竞职业化水平 |
| 5.4 搭建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电竞教育业态 |
| 5.4.1 整合电竞教育教学资源 |
| 5.4.2 实现多元化电竞教育模式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研究 |
| (二)网络舆情治理实践研究 |
| (三)国内外网络舆情治理研究视角的对比分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历史分析法 |
| (三)案例分析法 |
| 五、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政治沟通 |
| (二)网络舆情 |
| (三)网络舆情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协商民主理论 |
| (二)协同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历史沿革与现状 |
| 一、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一)“九龙治水”治理主体架构与网络内容规制基本框架的确立(1994-2002) |
| (二)网络媒介和网络信息规制体系的渐进式发展(2003—2012) |
| (三)多主体协同治理架构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体系的完善(2013至今) |
| 二、中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现状 |
| (一)治理主体:党领导下的“九龙治水”主体架构 |
| (二)治理规则:以行政法规为主体的规制体系架构 |
| (三)治理技术:适应技术和压力变化的渐进性调整模式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 |
| (一)合法性不足风险 |
| (二)治理效力不足风险 |
| (三)网络渠道阻塞风险 |
| 二、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归因 |
| (一)网络舆情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网络舆情治理行为规范性不足 |
| (三)各治理主体间协同性困境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应对思路和实践路径 |
| 一、协商、协同与沟通: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的基本要求 |
| (一)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商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协同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沟通 |
| (四)协商、协同、沟通的有机整合:网络舆情治理的政治沟通逻辑 |
| 二、政治沟通视域下网络舆情治理体系构建的实践原则 |
| (一)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 |
| (二)维护社会秩序安全稳定 |
| (三)满足公众协商沟通的基本诉求 |
| (四)规避网络舆情治理次生风险 |
| 三、优化网络舆情综合治理体系 |
| (一)明确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治理架构 |
| (二)完善法德兼备的治理规则体系 |
| (三)提升治理主体间协同性 |
| (四)严格规范治理主体行为 |
| (五)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由来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问题的由来: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争 |
|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
| (一)意识形态涵义 |
| (二)“意识形态属性”判定条件 |
| 二、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主要观点与局限性分析 |
| (一)作为技术载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二)作为技术自身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论 |
| (三)局限性分析 |
| 三、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再审视 |
| (一)“载体论”还是“本体论” |
| (二)基于载体与本体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
| 第二章 “载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维度 |
| (一)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经济维度 |
| (一)消费主义的流行 |
| (二)共享意识的兴起 |
| (三)服务价值的强化 |
| 三、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维度 |
| (一)创新理念的普及 |
| (二)知识权力的凸显 |
| (三)网络文化的繁荣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活维度 |
| (一)娱乐主义的盛行 |
| (二)虚拟生存的异化 |
| (三)绿色理念的深化 |
| 第三章 “本体论”分析:互联网作为思维方式的意识形态属性 |
| 一、“互联网思维”的概念界定 |
| (一)“互联网思维”研究方法 |
| (二)“互联网思维”概念界定 |
| 二、互联网技术体系特点:互联网思维方式形成的技术前提 |
| (一)“互联互通”:时空观念重组与互联思维的普及 |
| (二)“去中心化”:对权力结构和权威意识的消解 |
| (三)“拟态空间”:虚拟身份兴起与实体世界的解构 |
| 三、互联网思维特征:互联网运行逻辑的思维认知 |
| (一)大数据思维 |
| (二)众筹思维 |
| (三)关系思维 |
| (四)自组织思维 |
| (五)不确定性思维 |
| (六)分布式思维 |
| 第四章 “载体”与“本体”的双重变奏: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出现 |
| 一、以互联网媒介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 |
| 二、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功能的作用机制 |
| (一)作为“载体”:互联网媒介环境对社会心理的干预 |
| (二)作为“本体”:基于技术存在决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偏向 |
| 三、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中的互联网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化过程 |
| (二)历时性与共时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特征 |
| (三)载体性与自主性:互联网技术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
| 四、交往关系中的互联网媒介意识形态分析 |
| (一)互联网媒介技术形成的交往关系 |
| (二)互联网意识形态: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
| 五、互联网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 |
|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互联网”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 |
| (二)“互联网作为特殊意识形态”与“科技即意识形态”辨析 |
| 第五章 “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及其治理分析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一)“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内涵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的新特征 |
| 二、“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新意识形态的新挑战 |
| (一)互联网载体意识形态功能治理难度的改变 |
| (二)互联网自身意识形态功能的认知具有复杂性 |
| 三、“中国语境”下互联网意识形态创新构建的逻辑进路 |
| (一)宏观上创新互联网意识形态构建理念:从监管到治理 |
| (二)中观上调整互联网意识形态治理策略:从观念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
| (三)微观上改进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方式:从官方话语形式到共识效用思维 |
| 四、“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实践应用:重构互联网意识形态中国话语权 |
| (一)构建全新合作场域:推动“一带一路”信息的互联互通 |
| (二)孵化民心连通方式:以数字化体验想象唤醒文化认同 |
| (三)创新主题内容建构:打造“一带一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数字经济 |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 一、协同的内涵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网络空间精准时空基准建立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网络时间基准及同步研究现状 |
| 1.2.2 网络空间地址及路由研究现状 |
| 1.2.3 网络追踪溯源技术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的主要贡献与创新 |
| 1.4 论文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5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互联网高精度时间同步技术 |
| 2.1 传统网络时间同步技术 |
| 2.1.1 NTP网络时间同步技术 |
| 2.1.2 PTP网络时间同步技术 |
| 2.1.3 影响网络时间同步精度的因素 |
| 2.2 基于北斗的时间同步技术 |
| 2.2.1 BDS CV法数学模型 |
| 2.2.2 BDS CP法数学模型 |
| 2.3 数据预处理及误差改正 |
| 2.3.1 数据预处理 |
| 2.3.2 误差改正 |
| 2.4 参数估计方法 |
| 2.4.1 卡尔曼滤波 |
| 2.4.2 序贯最小二乘模型 |
| 2.5 算例与结果分析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路由及网络坐标系统 |
| 3.1 TCP/IP基础知识概述 |
| 3.1.1 封装 |
| 3.1.2 分用 |
| 3.1.3 IP首部 |
| 3.1.4 IP路由选择 |
| 3.2 网络空间中引入精准时空基准方法 |
| 3.2.1 IP记录路由选项 |
| 3.2.2 IP时间戳选项 |
| 3.2.3 IP协议中精准时空信息标记方法 |
| 3.3 基于“空间地址”的路由策略 |
| 3.4 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网络坐标系统 |
| 3.4.1 传统网络坐标系统 |
| 3.4.2 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网络坐标系统 |
| 3.5 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网络负载动态分析模型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网络信息路径回溯和网络攻击探测 |
| 4.1 SDN相关技术简介 |
| 4.1.1 SDN简介 |
| 4.1.2 OpenFlow协议 |
| 4.1.3 Open vSwitch交换机 |
| 4.1.4 Ryu控制器 |
| 4.2 网络信息添加时空标签和路径回溯 |
| 4.2.1 平台搭建 |
| 4.2.2 拓扑发现实现 |
| 4.2.3 添加标签与下发流表 |
| 4.2.4 回溯路径 |
| 4.3 网络节点攻击探测实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精准时空基准的网络事件建模 |
| 5.1 CPS建模研究 |
| 5.1.1 CPS概述 |
| 5.1.2 CPS建模研究现状 |
| 5.1.3 HFSM简介 |
| 5.1.4 基于事件的建模 |
| 5.2 事件驱动的CPS时空统一建模 |
| 5.2.1 基于事件的CPS工作流程 |
| 5.2.2 信息汇聚流方向 |
| 5.2.3 决策控制流方向 |
| 5.3 “网络警察”仿真实验及分析 |
| 5.3.1 仿真实验构建 |
| 5.3.2 仿真实验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论文主要工作和研究成果 |
| 6.2 下一步工作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8）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实践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1.4 研究目的 |
| 1.1.5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论文结构 |
| 1.3 研究范畴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分析工具和具体分析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2章 理论与文献回顾 |
| 2.1 基础理论分析 |
| 2.1.1 社会影响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程度 |
| 2.1.2 信息过载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呈现 |
| 2.1.3 展望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传播效果 |
| 2.1.4 感知风险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传播效果 |
| 2.1.5 说服知识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传播效果 |
| 2.1.6 归因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传播效果 |
| 2.1.7 双系统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信息加工 |
| 2.1.8 元认知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信息加工 |
| 2.1.9 信息可获得性及诊断性理论与网络口碑离散传播效果 |
| 2.2 国内外相关文献搜索情况 |
| 2.3 网络口碑离散的研究现状 |
| 2.3.1 网络口碑离散的概念及特征研究 |
| 2.3.2 网络口碑离散的影响效应研究 |
| 2.3.3 有关网络口碑离散影响效应矛盾结论的解释探讨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内生性考虑的网络口碑离散特征研究 |
| 3.1 离散与网络口碑离散 |
| 3.2 网络口碑离散特征及原因分析 |
| 3.2.1 网络口碑离散的特征 |
| 3.2.2 网络口碑离散特征的原因分析 |
| 3.3 数据采集和变量设计 |
| 3.4 实证分析模型 |
| 3.4.1 截面数据分析检验 |
| 3.4.2 面板数据一阶差分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禀赋状态对归因选择的调节作用 |
| 4.1 网络口碑离散归因选择差异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
| 4.2 消费者所处禀赋状态的调节作用 |
| 4.3 模型设定和变量设计 |
| 4.4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
| 4.4.1 实验1:禀赋状态对有关网络口碑离散选项的影响 |
| 4.4.2 实验2:禀赋状态对有关网络口碑离散归因选择及购买意愿的影响 |
| 4.4.3 实验3:禀赋状态调节作用的直接操纵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如何削弱网络口碑离散对购买意愿的负面影响:口碑分布呈现方式的讨论 |
| 5.1 积极归因选择的促进机制:分析式系统的影响 |
| 5.2 积极归因选择的促进策略:口碑分布呈现方式的影响 |
| 5.2.1 口碑分布呈现方式对积极归因选择的影响 |
| 5.2.2 口碑分布呈现方式与认知负荷 |
| 5.3 认知加工中的视觉研究 |
| 5.4 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
| 5.4.1 实验1:有关网络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促进机制 |
| 5.4.2 实验2:有关网络口碑离散积极归因选择的促进策略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于产品销量下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分析 |
| 6.1 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 |
| 6.2 内外部两因素的调节作用 |
| 6.2.1 产品质量信号的调节作用 |
| 6.2.2 口碑发送者特征的调节作用 |
| 6.3 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动态影响 |
| 6.4 数据和变量设计 |
| 6.4.1 样本筛选 |
| 6.4.2 研究变量的定义说明 |
| 6.5 实证分析模型 |
| 6.5.1 模型设定 |
| 6.5.2 样本描述性 |
| 6.5.3 模型回归结果 |
| 6.5.4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研究结论及讨论 |
| 研究的理论贡献 |
| 研究的管理启示 |
|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9）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网络社群与法治社会建设的新条件 |
| 一、法治社会一般理论的厘清 |
| (一)法治一体建设的理论内涵 |
| (二)法治社会在法治实践中的基础意义 |
| (三)法治社会概念的四个维度 |
| 二、网络社群:法治社会建设的网络之维 |
| (一)“网络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
| (二)网络社群的概念界定与一般特征 |
| (三)网络社群与法治社会的内在关联 |
| 三、场域、组织抑或公共领域:网络社群的理论定位 |
| (一)并非场域的网络社群——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
| (二)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存疑 |
| (三)网络社群: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公共领域 |
| 第二章 网络社群中的公民意识培育 |
| 一、公民意识与法治社会建设 |
| (一)公民意识的意涵变迁 |
| (二)现代公民意识的基本内容 |
| (三)公民意识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
| 二、公民意识的影响因素与培养机制 |
| (一)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意识的现状 |
| (二)影响公民意识的社会因素 |
| (三)公民意识与公共领域的内在关联 |
| 三、公民意识在网络社群中的养成 |
| (一)公民平等观念的强化 |
| (二)公民宽容、合作意识的提升 |
| (三)公民责任意识的塑造 |
| 第三章 网络社群中的社会自治能力 |
| 一、国家公权对网络社会的规制及其局限 |
| (一)国家公权规制网络社会的基本方式 |
| (二)国家管制对网络社会秩序化需求的满足限度 |
| 二、网络社会的自我秩序化能力 |
| (一)网络社会自我秩序化的可能 |
| (二)网络社会自我管理的实现形式 |
| (三)网络自治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的重要意义 |
| 三、网络社群在社会自治中的基本机理 |
| (一)网络社群实现秩序化功能的基本理路 |
| (二)网络社群自我管理的功能优势 |
| 第四章 网络社群中的权利实现功能 |
| 一、正当利益主张的表达渠道 |
| (一)全新的表达空间与话语广场 |
| (二)网络利益表达的特点 |
| 二、从利益到权利的非正式民主程序 |
| (一)协商民主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民主程序 |
| (二)网络社群承载的社会团结与公共讨论 |
| (三)网络社群与“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 |
| 三、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助推力量 |
| (一)从法定权利到实有权利的影响因素 |
| (二)网络社群在权利实现中的推动作用 |
| 四、网络社群与社会公益 |
| (一)个体权利与社会公益的关系 |
| (二)网络社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确证 |
| (三)网络社群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 |
| 第五章 网络社群中的权力制约机理 |
| 一、权力制约的传统进路与反思 |
| (一)权力制约的传统进路 |
| (二)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局限 |
| 二、社会权力:权力制约的社会维度 |
| (一)社会权力的理论概要 |
| (二)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理路 |
| 三、社会权力在网络社群中的实现 |
| (一)网络社群与社会权力的内在联系 |
| (二)经由网络社群实现社会权力的积极意义 |
| 第六章 网络社群的负面效应及其法律规制 |
| 一、网络社群的非理性表现 |
| (一)“群体极化”现象 |
| (二)“群体心理”现象 |
| (三)网络舆论泛道德化 |
| 二、“数字鸿沟”与社会权力的异化 |
| (一)“数字鸿沟”与社会资本的不均衡分布 |
| (二)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失范 |
| 三、网络社群的法治化路径 |
| (一)网络社群对法治的制度依赖 |
| (二)网络社群的共建共治共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二)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方法、创新、缺陷与优化方向 |
| (一)研究方法和技术 |
| (二)创新、缺陷和优化方向 |
| 第一章 文献回顾、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一、文献回顾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二、核心概念 |
| (一)表达 |
| (二)网络 |
| (三)网络表达 |
|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
| (一)政治生态 |
| (二)政治生态分析方法 |
| (三)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态分析在本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
| 第二章 网络表达的主体、特质、价值和局限 |
| 一、主体扩充 |
| (一)狭义主体:偏态结构的网民 |
| (二)广义主体:强大隐蔽的媒体与自我更新的政府 |
| 二、网络表达的多维特质 |
| (一)大众性和平等性 |
| (二)隐蔽性和广泛性 |
| (三)交互性和自主性 |
| (四)多元性和离散性 |
| 三、在政治过程中的价值 |
| (一)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稳定 |
| (二)保障权利实现、推进自由平等 |
| (三)实现权力制约、优化公共决策 |
| (四)推动民主政治、促进政府转型 |
| 四、局限性:民意的有限表现形式 |
| 第三章 网络表达的本质和多元主体的博弈 |
| 一、内在本质 |
| (一)兼具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信息 |
| (二)技术赋权与权力结构的场域转移 |
| 二、多元主体对话语权力的博弈:基于CSS数据的实证研究 |
| (一)路径回顾:现有解释模型与不足 |
| (二)互动结构:政治生态下的研究设计 |
| (三)实证研究:方法、过程和发现 |
| (四)抑制和促进:网民和政府网络表达的结果差异 |
| 第四章 网络表达的实然观照 |
| 一、网络表达与现实表达的关系:投射和强化 |
| 二、议题的静态分布:公共性的聚集和回归 |
| 三、议程的动态发展:势能向动能的转化 |
| (一)情感驱动:个体的政治心理 |
| (二)集体行动:合力的产生前提 |
| 四、内生性问题:表达异化 |
| (一)网络表达主体的异化 |
| (二)网络表达内容的异化 |
| (三)网络表达过程的异化 |
| (四)主体与内容关系的异化 |
| 五、政治过程的回应:网络问政 |
| 第五章 网络表达的调适 |
| 一、调适逻辑:理念、缘由、愿景与转型 |
| (一)理念:管理——治理——共治——相互治理 |
| (二)缘由:政治系统的平衡稳定 |
| (三)愿景:“和而不同”与边界约束 |
| (四)转型:网络表达现代化 |
| 二、现实挑战:结构和功能的错配和治理能力的不足 |
| (一)结构为体、利弊共生 |
| (二)法律为用、量大于质 |
| (三)公民缺位、主体缺乏 |
| 三、实现进路:政治生态的渐进式优化 |
| (一)核心行动者:党和政府主导、培育现代公民 |
| (二)外部要素:网络政治文化转型、制度有效供给 |
| (三)关键措施:政治过程各要素的效能提升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情况 |
| 后记 |
四、2002年PC和Internet技术热点预测（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知识图谱的科研热点分析与演化研究 ——以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为例[D]. 李丽霞.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2]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研究[D]. 魏楠. 郑州大学, 2020(02)
- [3]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成长机制研究[D]. 张建文.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4]政治沟通视域下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研究[D]. 韩建力. 吉林大学, 2019(02)
- [5]“载体”还是“本体”？—互联网意识形态属性研究[D]. 张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D]. 杜庆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网络空间精准时空基准建立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D]. 张如飞. 武汉大学, 2019(06)
- [8]网络口碑离散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及购买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D]. 谢光明.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9]网络社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研究[D]. 周恒.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10]政治生态视域下的网络表达研究：机理与调适[D]. 刘伟. 苏州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