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活跃于中日贸易的粤商及日本港口城市

一、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论文文献综述）

冯丽红^[1]（2021）在《江户早期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研究》文中指出大航海时代开始之后,因为西方国家的介入,东亚海域原有的贸易格局被打破,东亚海域贸易的新时代随之开启,17世纪的东亚海洋贸易被纳入逐步形成的世界贸易体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东亚海洋贸易中最主要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在17世纪经历了国内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晚明倭寇对中国沿海的劫掠,明清鼎革之际台湾郑氏集团的崛起以及稍后清政府厉行的海禁政策;17世纪初日本江户幕府的建立以及葡萄牙澳（门）日（本）贸易的终结,都对中日之间的传统贸易形成巨大冲击与深刻影响。由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以唐船为载体,以唐商为主体展开,因此,通过考察该时期的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制度,分析唐船贸易制度的变迁和唐商管理模式的变化,可以了解当时的中日贸易的真实状况,探析中日贸易是如何从以中国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走向以中国民间商人赴日贸易为主的贸易形式。绪论主要对先行研究进行了回顾,阐述本文的基本构思及框架的同时,解释了江户时代初期唐船贸易的历史背景和特点。第一章主要以唐船贸易制度的变迁为主线,考察了丝割符制度时期、自由贸易时期、货物市法时期及定额贸易制度时期,四个时段内贸易展开的形式、盈利、规模等状况。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唐船贸易主要是在江户幕府主导下展开,江户幕府不停地调整贸易制度,管理制度趋向严格,最后上升至完全由官方垄断。第二章则以唐船贸易管理的两大机构——“长崎奉行”和“唐通事”为考察对象。长崎奉行作为幕府的官僚人员,其政治地位和职务伴随着长崎贸易的发展而变化;唐通事作为在日本的华侨团体,是幕府管理长崎贸易相关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其岗位及职能也是为了适应长崎贸易的需要而设置的。第三章则主要以幕府对唐商在日本期间的管理为主线。唐商在日本经历了从“散居”到“半自由居住”,再最后到入住唐人屋敷,行为受到完全管制的过程,这也是幕府根据不同时期贸易总体方针逐步调整唐商管理方法的历史过程。结语部分总结了唐船贸易的形式,并提出了基本结论以及今后需要深代的研究方向。

孟二壮^[2]（2021）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文中指出传统商业会议所由地区内工商业者自发组成,是以表达工商业者要求、维护成员共同利益为目的而设立的民间经济组织,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行会制度。日本国内的商业会议所设立于明治维新之后,1928年后改称商工会议所。在日本政府指导和资助下,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奉天率先设立日本商业会所,之后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维护日本工商业者利益的经济组织,同时是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对于协助日本政府在东北经济扩张,扩大日本在东北的商权,维护统治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论文以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出版的《月报》《事务报告》等资料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相关档案,着重分析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管理与经营,商业会议所的主要活动及情报调查等内容,尤其在近代日本在东北侵略扩张时期,对日本商业会议所在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中的态度、战争表现等方面进行考察,尝试厘清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性质。日俄战争后,在东北地区开埠通商、日本势力在东北扩张渗透以及东北地区形成日本人社会等背景下,日本开始在东北设立商业会议所。从商业会议所的设立时间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日俄战争后,奉天、安东日本商业会议所率先设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规模扩大、数量增加,日本在东北增设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铁岭日本商业会议所;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深入扩张,吉林、齐齐哈尔、鞍山、锦州、海拉尔、图们、牡丹江日本商工会议所相继设立。历次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都是商业会议所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深入到东北各个地区,总数量达到15个。从设立区域来看,商业会议所的设立、发展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步调一致,并逐渐深入到东北腹地。与中国关内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情况相比,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间早,且较为集中。各商业会议所间也建立起紧密的网络关系,并组成商业会议所联合会,商业会议所也成为日本管理和经营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通过对商业会议所的管理及经营进行考察能够看出,第一,从依据法令上看,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政机关分立,导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设立的法令依据并不统一,商业会议所最初在运行上时常面临会员人数不足、经费短缺的困境。一战后,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进行改革,并为商业会议所提供补助金,解决了商业会议所经费不足的问题,并扩大了会员的规模,强化了政府对商业会议所的领导。第二,从事务内容、管理机构等方面来看,商业会议所有着完备的管理机制,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工商业者的重要机构,商业会议所有实力配合日本在东北推行各项政策。在人事构成上商业会议所的领导阶层被大企业商人、政商议员把持,作为商业会议所顾问人员的特别议员皆为日本政府人员,大量中小工商业者会员并不占领导地位。第三,商业会议所名义上为民间经济组织,但商业会议所受日本政府的资助,其决策和行动受日本政府的监督和指导、总领事馆为商业会议所事实上的领导机关,商业会议所真正代表地区工商业者利益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商业会议所的“民间性”并不纯粹。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活动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日本工商业者的名义回应日本政府有关工商业问题的咨询,并向日本政府开展陈情请愿活动,努力维护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的利益及保持商业活动的安定化,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在东北的强势地位。二是,作为日本工商业者的代表机构,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以维护工商业者利益为宗旨,在协调和仲裁商工纠纷,救济日本工商业者等方面展开的活动。三是,当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步伐遭遇阻碍以及日本工商业者经营面临困境时,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不断将经济问题政治化,通过向日本首相、外务大臣、日本领事、关东军长官等政要积极开展请愿运动,敦促日本政府以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手段解决东北地区日本商人的经济问题。四是,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的军事参与,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积极参与关东军对东北的侵略。伪满洲国建立后,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立即着手日“满”经济振兴,维护战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竭力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服务。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同时是日本在东北的情报调查机关,其调查活动构成了日本情报网络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从日俄战争后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三十余年间,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制定对华经济侵略政策的重要情报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商业会议所对华积极展开情报调查,编纂了数量庞大的经济情报资料。这些第一手调查资料不但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日本工商业者使用,能够为日本工商业者及企业提供贸易信息,对贸易和生产进行调整,使日本工商业者和企业在贸易扩张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作为经济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回日本国内,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政府制定经济扩张、侵华政策提供了情报支持。总的来说,商业会议所作为沟通政府与工商业者的经济组织,在维护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工商业者共同利益、促进工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代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日本侵华与资本扩张的产物,是在日本政府的指导和资助下设立,带有强烈依存日本政府的特征,同时有着较强的排外性和侵略性。其实际活动始终在日本对华政策下进行,呈现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政策当中,为日本国家利益服务。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与日本军国主义合流,成为参与和配合关东军行动的重要民间势力。最终,在日本所谓“日满经济紧密化”的号召下,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被改组为伪满洲国管理下统制工商业的行政机构。

石晶晶^[3]（2021）在《明代双屿港与十六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新航路开辟后,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来到东亚寻找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东亚地区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东亚海洋上出现了四大矛盾。一,明代朝贡贸易体系与其他亚洲国家大量获取中国商品的矛盾;二,明代海禁政策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传统的矛盾;三,明代海禁政策与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商品经济对外发展内在需求的矛盾;四,以葡西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向东进行殖民拓展和以明朝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双屿港就是这四种矛盾下的产物。双屿港位于今浙江舟山西南部六横岛周边,是十六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东南亚国家、葡萄牙、日本等多国海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国际私人海上贸易据点。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廷派遣朱纨向双屿港发动军事攻击。双屿港从此湮没,辉煌不再。本文先从明代朝贡贸易和海禁实施的具体情况入手对明代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讨论,并以中外双视角对东亚地区的海洋贸易网络进行了概述。其次,通过宏观和微观视角的结合,笔者分别对双屿港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具体内容及影响等进行了探究。最后,笔者以澳门、月港和长崎港三个与双屿港相关但不同类型的国际对外贸易港口为例,结合中外史料记载对双屿港衰落之后的东亚地区贸易经济网络进行简要论述。虽然双屿港的消失使得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遭受冲击,但东亚海洋贸易网络的发展趋势不会随之消失。本篇论文以双屿港为突破口,参考中、英、法、葡、西、日等多国相关文献,结合区域实际情况,发掘十六世纪东亚海洋贸易网络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笔者也欲借此尝试在全球史语境中重新定位东亚海洋在世界海上贸易网络中存在的意义和影响。

曲晓燕^[4]（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说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赵俊丽^[5]（2019）在《清中期西江中游的广府商人》文中认为商人是地方社会的活跃人群,既同农工阶层又与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联系紧密。他们流动性强,活动范围甚至跨越多个区域,形成跨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重交流。在西江中游的梧州、桂平、贵港等地区,广泛流传着“无东不成市”的谚语,大量的广东籍商人建立的会馆留存至今,人们懂粤语、建骑楼。这种相似性的背后应该与清代粤商在此经商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即以广东商人为中心,探究其在西江中游地区的经商背景、活动和影响。明清时期,在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成熟的航海技术、发达的交通体系,与“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赋税政策,捐纳奉赠、补官等政治举措,士商交融的社会潮流的推动下,长途贩运的广东商帮迅速崛起。由明入清,他们开始进入广西地区经商。这些商人经营的领域几乎涵盖整个市场,不仅有盐、铁、铜、木材、布、米、油、茶、药、糖、果品,烟草、香烛等,还从事典当、高利贷等。他们在西江中游的贸易网络非常广阔,既通过内地市场深入各县圩市,又通过密集的交通网络走向海外,达到“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的地步。西江中游至今保存有100多座明清时期粤东会馆。这些会馆具有聚会、议事、储货、祭祀等多样化功能。从中既能看到当时广东商人的经济活动,又可窥见其社会生活。正是在粤东会馆的组织和调适下,土客矛盾得以缓和,不仅维系了市场的良性运转,更形成了清代以来西江中游跨区域、跨阶层的社会文化。

张然^[6]（2019）在《晚明海外白银内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中国的传统经济经过长期发展,可谓已相当发达,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大量商品的互通有无形成了完善的国内市场网络。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即西方国家的地理大发现和美洲银矿的发掘,以葡萄牙、西为首的欧洲国家进入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之中,并以一种特殊商品——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交换产自中国的原材料和手工业制成品。晚明时期形成的全球贸易网络,白银通过以“丝银”为主的中外贸易成为了世界货币,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已初露端倪。本文第一章主要从明代初创时的体制基础和货币体系入手,详细回顾了明代货币白银化出现的原因及其背景。并试图在长时段视角上把握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考察了影响货币白银化的两大助推因素:即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经济体制。同时立足于元明变迁的历史轨迹,以制度的继承与变革着眼,探讨明代国家组织形式和货币体系的变迁,发现货币白银化最终形成背后的制度促因。第二章试图通过对晚明时期海外贸易各条航线进行论述,考察海外白银内流内流的路线、方式,并对流入的数量进行一个大致的估算。以此探究海外白银的流入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和在当时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作用。第三章论述大量海外白银内流背景下对明代社会的国家组织、货币体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通过对政府和市场的双向考察,分析白银作为钱钞替代货币在国家制度领域和民间市场的推动作用。并分析当时士大夫阶层面对海外白银内流所做出的经济思想论争,对究竟是加强货币主导权、和政府调控力还是任由市场自行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双方意见进行论述。立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系统全面的对海外白银内流所产生的社会变迁与结构变革进行考察。

吕品晶^[7]（2018）在《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文中研究表明自日本江户时代以来,赴日中国人在日本经历了“散居市中——聚居’唐人屋敷’——集中’中华街’”的居住形态和区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伴随着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从长崎到横滨等新开港市的时空变化,更暗含着中国人与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洋人在日本的贸易、文化地位的倒置以及中日之间关系与认知的变化。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人在日聚居区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在日境遇变化的问题,分析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新文明样态在日本发生的因由以及西洋介入、文化模仿方向转移与之的关联,进而从侧面勾勒出江户时代以来中日互动的曲线。进入十七世纪,唐人逐渐构建起了亲缘、地缘、业缘的联系,初期“唐人社会”业已形成。然而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唐人与在地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是江户日本对唐人管理态度发生变化,唐人更是经历了从散居到聚居的处境变化。因此,十七世纪是研究在日中国人聚居区变化的重要时间切入点。“唐人屋敷”的建成是中国人在日居住形态变化的分水岭。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居住形态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并随着中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此消彼长而历经变迁。其存在于日本江户时代历时近180年,是中日经济、文化等多重关系的重要见证,并与出岛荷兰商馆共同成为江户时代对外关系的特殊产物,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伴随着唐船贸易的瓦解而走向终焉,商住一体的“中华街”取而代之成为华侨的新的汇集之所。在日中国人及其聚居区的变化,既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视点。以往的华侨问题研究专注于华商的经济贡献或者文化影响,但对于其聚居区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原因和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却鲜有关注。同时,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变化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的研究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缺少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梳理,在华人华侨史、移民史的研究中虽涌现了大量成果,对研究有一定意义,补充了中国人聚居区研究资料的不足,但同时,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对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聚居区变迁的研究又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考量。本论从在日中国人构成、在日中国人活动、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日本华侨社会以及依托赴日移民的文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既有研究的情况。梳理了必要的中日文献以及代表性研究着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从江户初期唐人散居到十七世纪末期聚居“唐人屋敷”最终中国人流向转移进而形成“中华街”的论述过程。十七世纪初期唐人大量东渡的背景以及唐人在日本社会的境遇是“唐人屋敷”形成的必要前提。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来,大量唐人渡来,既有自中国秦汉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双方往来作为历史基础,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各自情势提供助力。江户初期的“唐人社会”是以地缘为纽带依托唐寺组成“乡帮”进行自治,并由“住宅唐人”担任唐通事以及唐年行司对唐人进行管理的,当时唐人散居于市中,贸易活动相对自由。但十七世纪中日双方国家内部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日本对中国、日本人对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交往态度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加之风纪、走私、天主教传播等问题的侵扰,在日唐人社会管理也由唐人自治发展为幕府统制。“唐人屋敷”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唐人屋敷”是唐人管理变化的重要转折,这种管理变化既是性质上的变化——从自治到统制,也是管理主体的变化——从唐人自治到由日本统制。“唐人屋敷”的建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功效,同时“唐人屋敷’的出现及唐僧、文化唐人的到来,丰富了“唐人屋敷”内外的文化内涵,对在地空间造成了文化影响,而作为长崎中国文化受容的基盘的则是人的方面——唐人的到来和驻留以及设施方面——唐寺以及“唐人屋敷”的相继建立。在灾害和骚动下常年的建物残破与动荡不安,以及唐人贸易的日趋瓦解,都使得“唐人屋敷”存在的立场衰微,失去了其原本存续的价值,同时外人居留地的出现和新地恰到好处的“喧宾夺主”,成了压垮“唐人屋敷”的最后—棵稻草。经历了近180年的“唐人屋敷”迎向终焉,江户时代以来的唐船商人聚居区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在日中国人出现了新的区位转移。研究“唐人屋敷”,不能忽视的是唐人在长崎境遇中参照物以及唐人贸易的经年劲敌——荷兰人及其所处的出岛荷兰商馆。在“唐人屋敷”与荷兰商馆博弈的过程中,日本文化模仿方向也在从唐风转向洋学,更令唐人在长崎的优位不在甚至处于劣势。江户以来一直到幕末,日本在对荷兰人和唐人的受容态度和管理上呈现出先窄后宽和先宽后窄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这与日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国家政策、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等一系列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开港以后在日中国人呈现出两条流动轨迹,一是长崎内部的转移,即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移出来流入新地、广马场以及大浦等外人居留地;二是在日本范围内从以长崎为中心,向其他新开港市转移,形成了横滨、神户、大阪、东京等新的中国人汇集地。明治以来的赴日中国人在新的地理区域内构建华侨社会的新的基盘。各地中国人汇集于一隅,延续江户时代的乡帮互助,共同开创事业,在各地形成“中华街”,如今长崎新地中华街、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并居日本三大中华街,成为中华文化的海外表征地。由此,中国人在日本的聚居区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身为今日的“中华街”。本论在以时间的进程和空间的转移为线索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在日聚居区的发展过程也成为具有人员混血、经济互惠、文化融合、东西合一特征的新文明样态的产生过程。

陈薇^[8]（2018）在《基于框架理论的“新粤商”媒介形象建构 ——以中国大陆报刊（2008-2017）报道为例》文中提出“新粤商”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深受粤商精神影响的粤籍或在粤投资、创业,并对广东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私营企业者群体。新粤商是各大媒体报道的重要选题,但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学术研究却十分有限。本研究旨在通过传统粤商与新粤商、媒介与新粤商、传播理论与新闻事实的结合研究,凸显出媒体应承担起新粤商形象构建与传播的主要责任。这不仅有助于新粤商自身更好地发展,也有助于相关媒体新闻制作者参考借鉴。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大陆报刊的新粤商报道为分析样本,导入框架理论分析范式,结合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法,考察新闻文本的来源、主题、修辞和叙事等方面,探究新粤商的媒介形象和建构框架。分析表明,2008-2017年新粤商的媒介形象发生了三次转折变化。不同媒介报道新粤商的取景框架也各有侧重:中央媒体侧重于合作发展和社会活动等方面;省内媒体侧重于转型升级、文化传承等方面;省外媒体侧重于外拓系新粤商的开放合作、异地发展等方面。叙事框架上,大陆报刊着力构建的新粤商形象是“回报社会、务实稳健、吃苦耐劳的责任型粤商,善于合作、形象出众、开放兼容的合作型粤商,灵活创新、高瞻远瞩、敢为人先、才能杰出的创新型粤商形象,但也存在目光短浅、小富即安等不足”。基于分析结果,从消息来源、新闻媒体自主性、新闻工作者意识形态三方面探究了新粤商报道框架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品牌传播特点提出形成报道专题、选择平民化的报道策略、关注女性新粤商等建议。

陈路^[9]（2018）在《近代旅日华商研究 ——以明治日本对华贸易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旅日华商群体的缘起,可追溯至17世纪初兴起的唐人贸易。随着当时东欧亚海域贸易的空前活性化,大批华商赴日从事贸易活动,催生出长崎唐人社区这一近代旅日华商社群雏形。安政5年（公元1858年）,《安政五国条约》缔结后,持续223年的锁国体制宣告终结。由此日本的对外贸易,进入带有浓厚自由贸易色彩的新时期。伴随着自由贸易时期的到来,此前因贸易管制政策而凋零的对外贸易也再度复苏。在横滨、神户、大阪、函馆、长崎等开发口岸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商中,除被《安政五国条约》赋予经商权的西方商人外,还有大量来自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的华商。尽管华商最初多以西方商社所雇佣的买办这一身份,赴日从事经济活动。但他们不仅在西方商人与日本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轻重的角色,甚至很快成为西方商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特别在《日清修好规约》缔结后,日本各口岸活动的华商数量迅速增长,很快成为当时日本规模最大的外商群体。凭借着以三缘为纽带构筑的商业体系,这些活跃于明治日本的华商,几乎将西方商人排挤出对华贸易,一度在当时日本的对华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影响力。由此在明治政府及日本商民间,激起强烈的惊惧之情。故当明治政府与日本商民联手,发起声势浩大的商权恢复运动时,这些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拥有绝大影响力的华商,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尽管凭借传统的商业体系,旅日华商一度能与抗声势浩大的商权恢复运动抗衡,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一度保有的影响力,却于二十世纪初开始迅速的衰退。

王隽毅^[10]（2016）在《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 ——基于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理论及其应用》文中研究表明1868年,日本神户开港,原本在长崎的中国商人移居神户,随着中国商人不断把欧洲商品运往神户,在70年代出现了以上海为中心,辐射中国内地口岸和日本口岸的贸易圈,称为“上海网络”。19世纪末上海网络在中国商人手中的延续与同时期中国口岸面对外国势力的不断失守形成了对比。如何解释这两个国际贸易现象中中国的不同地位,为什么在经济主权丧失、商品优势丧失、外国公司占据更大国内市场份额以及对欧美的交易网络完全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的情况下,东亚的地区交易网络仍旧是属于中国商人的?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应的研究问题是:如果构成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要件不满足条件,单纯的主权原则是否能够保证实力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唯一结构。本文给出了产生跨国交易网络的两种解释,第一种是基于规模效应和区位优势的新经济地理学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上根据运输成本和规模效应发展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第二种是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分和私有产权仅限定为使用权的假定上的,此种家族交易网络（内部运行要素市场）节省了替代价格机制的合约费用,因此更为有效,所以在与其他跨国公司竞争中能够获胜。但这种双层产权结构有一个缺点,即商品制造上难以发生工业化跃迁,这同时解释了中国在工业品制造方面的落后。这两种解释的关键区分在于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的基层市场是否是完全竞争市场;二是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是否整个国家市场层级中都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或者因为缺乏分工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的存在。通过检验中国基层市场的结构和组织形式,我们发现中国国内市场最基础的层次是在组织内运行的,然后有一个随着商品化和货币化一同出现的类似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全国市场的层次则既有规模效应和运输成本的影响,也有组织内双层产权结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发展了一个以第二种解释为主的国内结构影响地区贸易结构的机制。在排除竞争性假设和建立解释机制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本文所要解释的现象是由中国国内结构在以下两点上的特殊性造成的:分化不分离的政经关系和双层产权结构。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中国的国内市场结构和层级已经反映出这种权利结构下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民族国家体系乃至新经济地理学的地区分化形式。所以,本文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内结构的领域关系和地区制度影响国际体系的领域分化和地区分化的理论。为了准确衡量国内结构这一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本文进一步推导了国内结构变化的原因,获得了一个新的受外部影响的国内结构概念以及基于完全外生的思维成本的双层分成契约理论。而这一理论和拓展了的国内结构概念,还有更多其他的应用空间。

二、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1）江户早期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明代双屿港与十六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5）清中期西江中游的广府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6）晚明海外白银内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框架理论的“新粤商”媒介形象建构 ——以中国大陆报刊（2008-2017）报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旅日华商研究 ——以明治日本对华贸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10）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 ——基于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理论及其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论文参考文献）

• [1]江户早期唐船贸易及唐商管理研究[D]. 冯丽红. 浙江大学, 2021(02)
• [2]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商业会议所研究[D]. 孟二壮.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明代双屿港与十六世纪东亚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D]. 石晶晶.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5]清中期西江中游的广府商人[D]. 赵俊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9(10)
• [6]晚明海外白银内流研究[D]. 张然.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1)
• [7]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D]. 吕品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7)
• [8]基于框架理论的“新粤商”媒介形象建构 ——以中国大陆报刊（2008-2017）报道为例[D]. 陈薇. 暨南大学, 2018(01)
• [9]近代旅日华商研究 ——以明治日本对华贸易为中心[D]. 陈路. 西北师范大学, 2018(06)
• [10]国内结构与地区贸易结构 ——基于近代中国港口贸易的理论及其应用[D]. 王隽毅. 外交学院, 20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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