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日本侵华的软武器

一、鸦片:日本侵华的软武器（论文文献综述）

闫睿^[1]（2021）在《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文中指出民国初年政府积极进行禁烟活动,颁布了禁烟法令,对禁止鸦片的种植、贩运、售卖、吸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禁烟效果显着。迨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烟禁大开。与此同时,国际上针对远东地区鸦片问题和世界范围麻醉品流毒严重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日内瓦禁烟会议。国内方面,各地鸦片流毒呈现显着的不同特点。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罂粟种植大省,过剩的烟土通过马帮和滇越铁路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甚至国外,形成了独特的烟土贩运组织和贩运路线。湖北地处中国中部,是烟土贩运大省,大量的云贵川烟土在湖北汇集,然后被分销到全国各地。宜昌和汉口更是形成了独特的运销体系。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是外来毒品输入大省。大量的日本吗啡及其制成品通过青岛等地流入山东,加剧了山东的烟毒泛滥。通过对比三省烟毒泛滥的不同特点,分析差异性原因,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后期中国在禁烟问题上面临的国内国际双重困境。此外,北洋政府后期禁烟困境中仍存在着推动力量。本文选取了云南、湖北、山东这三个各有特色的地域,发掘了部分英文史料,中英文史料互为补充,系统地阐述北洋政府后期三省的罂粟种植、烟毒贩运、烟毒售吸的具体情况,通过透析北洋政府后期中国禁烟面临着困境和存在着推动力量,希望对当代禁毒工作有所裨益。

常晓丽^[2]（2018）在《试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鸦片政策》文中认为自日本入侵中国以来,一直用鸦片来毒化中国。日本推行的鸦片政策与战局的变化息息相关。在早期的鸦片政策中,日本侵略者以掠夺巨额财富,巩固殖民统治为目标。随着帝国主义野心的进一步膨胀,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广大民众的全面抗战也开始了。此时,日本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政治、经济、军事新局面。根据这一新的情况,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之前的政策,以便能够更好的为其侵略战争提供支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维护其国际形象、缓和舆论压力曾作出了“断禁”鸦片的姿态,但实质却是明禁实纵;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地区的鸦片政策也被纳入了日本的战时总力战体制,成为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纵观日本的鸦片政策,尽管形式各有不同,但从实质来看,其出发点都是相同的,都是为日本的侵略政策服务的,是日本的侵略需求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反映。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各占领区所推行的鸦片政策,既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国家行为,“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国家机关犯罪”,也是日本战争犯罪的罪行之一。概言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仅是一场政治战争、军事战争、经济战争,同样是“毒品战争”。本论文以日本在东北地区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为研究对象,以鸦片毒化政策与侵略战争的关系为切入点,选取“七七事变”为分界点,结合史料,分析日本推行鸦片毒化的动机,阐述其具体实施措施,研究日本鸦片毒化政策变化的内在机制。首先,日本推行鸦片毒化政策是侵略战争的必然产物,其目的是为侵华战争聚敛财富,消解抗日情绪。其次,日本的鸦片毒化政策是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变化的。早期的鸦片政策以经济利益为主,在七七事变初期,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甚至一度采取了禁烟政策。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彻底撕破了虚伪的面具,公开支持鸦片贸易,这时候的鸦片贸易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性。最后,日本的鸦片毒化政策给中国东北地区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伤害。一方面破坏了东北地区的民族独立性,另一方面破坏了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总之,日本在东北地区推行的鸦片毒化政策是日本侵华战争总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侵华战争。

宋雪梅^[3]（2016）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武汉的毒化行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府在武汉大肆推行毒化活动。设立武汉市戒烟局,控制鸦片的买卖。毒化活动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毒化活动掠夺大量财富,供给战争经费,还妄图通过鸦片蚕食民众,使民众从身体和精神上丧失抗日能力。为了强制推行毒化政策,日伪政府在武汉强令民众种植鸦片,从其他毒品生产地购进鸦片,以保证武汉地区充足的货源。根据市场调整鸦片价格,增加鸦片的销量。大力扶植土膏店、售吸所的开设,使鸦片交易场所数量大增。颁发吸户照,使吸食鸦片变得“公开化、合法化”,武汉还作为鸦片集中地和流散地,贩运鸦片至周边地区,进一步扩大日本毒化的范围。日伪毒化政策对武汉造成极恶劣的影响。在武汉地区各类土膏行、售吸所遍布,领取吸户执照数量众多。造成鸦片在武汉泛滥,吸食者众多。日伪政府征收有关鸦片的各类税费,掠夺了大量财富,充实其战争经费。吸食鸦片人数众多,民众的身体、精神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破坏了武汉地区的经济结构,严重败坏了社会道德和风气。吸食鸦片还不断消磨民众的意志,使其受到日伪政权的控制。本文通过研究日伪在武汉的毒化行径,补充武汉地区抗日战争史的内容,揭示日本在中国的毒化活动是其整个国家的犯罪。

吕朝辉^[4]（2015）在《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陆地边疆①的历史负荷、现实问题和政治环境体现出深层、复杂、特殊的特征。本文从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既注重对当前陆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又注意对“碎片化”的陆疆治理现有成果展开“化零为整”的系统性研究,既强调把研究重心确定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启动以来的当代陆疆治理,又注重从过往陆疆治理的“浩瀚汪洋”中挖掘智慧和汲取教训,既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又落脚于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这个具体研究点上。因此,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均十分突出。本文立足于陆疆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以现代公共治理为指导,综合运用古典管理、行为科学、文化软治理、公共治理等相关理论,初步总结和探索出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等四种陆疆治理方式,四种方式的有机统一即构成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全部内涵。全文在参考边疆治理相关文献和进行一定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主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按照“为什么要创新?”和“怎么样创新?”的研究思路,分成两部分回答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创新研究”这个中心主题。全文共分八章,前四章陆续从基本理论阐述、历史渊源追溯、特殊问题归纳和政治环境分析等四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创新?”；后四章通过四种陆疆治理方式的创新构建,回答了“怎么样创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导论部分主要对本课题研究做出一些前置性说明。该部分首先交代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接着做了相关的研究综述,最后介绍了本课题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首先对边疆与陆地边疆、治理与陆疆治理、治理模式与陆疆治理模式等与本课题研究相关的三组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接着重点考察了当前陆疆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当代中国陆疆治理内涵、目标和任务,以及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概述。第二章运用历史追溯的方法,回顾并全面分析了1840年以前古代中国、1840—1949年近代中国、1949—1956年新中国成立初期、1957年—1977年政治动荡期、1978年—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等各个不同时期我国陆疆治理模式的具体特征及其成败得失。第三章从历史回归到现实,首先从历史、现实、主观和客观等方面深入全面地分析了当前陆疆特殊性问题的形成原因,然后从陆疆发展问题、安全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当前陆疆地区面临的四大类最为基本的特殊性问题予以具体阐述；第四章则从陆疆内部特殊问题的创新动因,过渡到了陆疆内外部的政治环境挑战。该章首先总结了当代中国陆疆在国家政治地理空间单元中的特殊地位及意义,接着分析了我国陆疆面临的复杂国际政治安全环境,最后考察了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对陆疆社会内部造成的巨大张力。第五章至第七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层面,具体从理论依据、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动力、运用维度、适用范畴、基本要求等方面,对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等三种陆疆治理方式分别予以创新构建。此外,第五章还探讨了理性规制和非理性规制的标准区分问题,考察了理性的陆疆规制型治理方式的构建路径；第七章还考察了中央、地方、社会、民众在陆疆文化性治理过程中的任务分解问题。第八章主要从推进陆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层面,提出了中央政府、发达地区、陆疆地方政府、陆疆社会和各族群众在陆疆合作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功能与责任,考察了政府与政府的协同、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政府与公众的互信等四种陆疆合作治理形态,并从基本理论、现实动力、主要特征、现实动力、基本要求等方面对陆疆合作型治理方式进行创新构建。结论部分重点分析了当代中国陆疆治理模式创新的着力点——陆疆规制型、情感型、文化型、合作型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尝试地回答了四种方式的划分标准、区别和联系、优缺点、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等理论问题。

吕天石^[5]（2014）在《日本侵华期间天津毒品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侵华期间在天津地区肆意推行毒化活动，以毒品作为特殊武器，妄图从肉体和精神上消磨中国人的抗日能力，同时掠夺大量财富，充实侵华战争经费。天津日伪政权设立伪天津禁烟分局等专管机构，颁行系列“禁毒”法规，统制毒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将天津变成“毒品中心”。具体而言，强令民众种植鸦片，设厂制造毒品，诱迫民众吸食烟毒，并且征收各类鸦片附加捐费。日本侵略者毒化天津的罪行贻害无穷。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天津人口约170万人，被毒化者则超过六分之一。纵毒行径严重危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破坏了天津地区的经济结构，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消磨了人民的抵抗意志，使一座发达的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沦为毒窟。本文据实揭露日本在天津的纵毒活动，旨在为中国人民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罪责提供有力的佐证。

许婧^[6]（2013）在《抗日战争之前及期间日本对华毒品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提起鸦片,大部分人联想到的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即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从印度大量输入鸦片走私到中国牟取暴利,随后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为借口而发动的侵略战争。但是对于日本侵华战争之前及期间的对华毒品政策的了解却少之又少。日本的对华毒品政策,时间上来说,始于1895年占领台湾,直到二战结束,长达50年间；空间上来说,横跨整个东亚地区,包含中国、朝鲜为主的诸多亚洲国家。其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尤其是中国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远不是中英鸦片战争所能相提并论的。日本用毒品损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毒化中国人民的精神,企图达到奴役中国人民,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日本的对华毒品政策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并且涉及地域广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日本的毒品政策是非道德的,也是非法的,是赤裸裸的国家犯罪,因此历属日本政府对相关事项都极力掩盖,避免暴露于公众面前。相关资料也被有组织地、有意识地销毁了,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统计资料。此外日本政府的毒品政策除了为侵华战争提供必需的经费和物资外,还通过培养特务机关获取重要的战争情报,因此对华毒品政策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通过对各个时期的毒品政策的分析,介绍了毒品政策的形成过程,揭露其维持殖民统治,毒化中国人民,削弱抗战力量的罪恶阴谋。日本不仅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更长期把毒品作为麻醉中国人民意志、削弱中华民族自信心和抗战意志的“软武器”。日本将这个“软武器”与赤裸裸的武力侵略结合在一起,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对华毒品政策及活动,对于进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揭露日本政府对华关系中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孟晓虎^[7]（2012）在《日本占领期间晋北地区鸦片问题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鸦片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并引起许多学者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试着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日军占领期间晋北地区的鸦片问题,这是丰富鸦片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鸦片是如何进入到晋北各县,吸毒人员是如何的增多,日军和伪政权又是如何绞尽脑汁的扩大鸦片贸易和种植面积的,鸦片的大量出现对当地乃至周边地区民众的毒害。本文紧紧围绕鸦片政策为切入点,结合经济等政权因素的变化,全面、立体地展示了晋北地区的鸦片业发展壮大及其对区域社会的影响。本文尝试透过种植鸦片的民众这一社会群体,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抗日战争时期晋北地区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本文的第一章从鸦片在晋北的兴起展开论述,介绍了早期鸦片是通过日本浪人和商人带入的,再加上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费,也悄悄的种植鸦片和开展鸦片贸易。鸦片开始是作为一种招待客人和显示自家实力的奢侈品出现的,后来日军控制了晋北,在日军和伪政权的默许下,鸦片在当地大范围的种植,这种吸食鸦片的风气逐渐蔓延到社会下层,鸦片的肆虐使得很多人家家破人亡。我通过山西省档案馆查阅到的一些资料记载,对晋北地区种植鸦片的地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第二章写晋北的鸦片机构和政策法规的变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在晋北地区建立了伪政权,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伪政权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在控制地区废除国民政府的禁烟法令,设立了鸦片专卖制度,公开允许种植、贩运、吸食鸦片和其他毒品。1939年之后,日军支持伪政权实现经济独立,并配合以各种政策措施,具体措施就是在各地销售晋北伪政权控制区所产鸦片,并保证支付晋北伪政权要求的价格,而晋北伪政权只是听命于伪蒙疆政权的指示。日本华北派遣军以及后来的兴亚院、日本内阁都参与了晋北地区的鸦片种植和分配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晋北的鸦片生产和销售清楚的表明,运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以获取战争经费,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一贯方针和系统政策。第三章主要写鸦片对晋北人民的毒害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在晋北推行的毒化政策给当地沦陷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鸦片严重戕害了沦陷区人民的身心健康。鸦片对人身的伤害尽人皆知,一旦吸食成瘾,后果不堪设想。当地很多人染上了毒瘾,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尊严和民族精神,成了任日本人使唤的废人了。日本通过推行鸦片政策从晋北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日伪当局大发横财,而晋北人民深受其害,加剧了部分人群的贫困化。此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晋北地区的农业结构,严重影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晋北地区的农业危机。

屈宏,荆蕙兰,王璐^[8]（2011）在《简论伪满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鸦片毒化政策》文中研究说明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地区大力推行鸦片毒化政策,作为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伪满时期日本鸦片毒化政策分为两个阶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颁布《鸦片法》和建立鸦片专卖制度加强鸦片贸易的垄断和管理。"七·七"事变后,日本鸦片毒化政策经过调整,贩毒纵毒公开化,毒品贸易成为殖民当局敛财援战的重要工具。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地区的鸦片毒化政策发展呈现出稳定规范、政治目的突出和"以毒养战"的鲜明特点。

李德平^[9]（2010）在《近代毒品在山西的肆虐 ——以太谷县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毒品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并引起很多学者关注的社会问题。本文试着从太谷县这一很小的县城里发生的围绕禁毒与吸毒两方面的斗争入手,结合山西历届政府的禁毒活动来分析,鸦片是如何进入到太谷,吸毒人员如何的扩大,当地政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及至最后各种政治势力在太谷县开始了角逐,毒品最终在太谷县,这块晋商的发源地泛滥成灾。最终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利用强制的手段将毒品予以了彻底的消灭。本文的第一章从鸦片在太谷的兴起展开论述,介绍了鸦片最早是通过本地出外经商的人士带入太谷的,开始是作为一种招待客人和显示自家实力的奢侈品出现的,后来伴随着鸦片在当地的大范围种植,这种吸食鸦片的风气逐渐蔓延到社会的下层,丁戊奇荒时期的太谷县,昔日被誉为“金太谷”晋商发源地之一,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我通过山西省档案馆查阅到的一些资料记载。对太谷种植鸦片的村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二章写太谷的毒品为什么屡禁履兴,难以彻底的根除?从历史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大张旗鼓的禁毒,另一方面是太谷当地的政权不断的更迭交替,甚至曾有过外省的军阀统治太谷的历史时期,这些过路的军阀更是不顾当地百姓的死活,一心贪图太谷当地的富庶,富商大贾云集,大肆在太谷兜售毒品,危害更甚于其它地区。由于这些军阀手握枪杆,掌握军队,太谷当地政府自然无法与之一争长短,这些不利的因素,从客观上也加剧了太谷治理毒品的难度。后来日伪统治山西,太谷作为沦陷区,当地有志之士人想要彻底禁毒的愿望更是化为了泡影。第三章主要是写太谷有组织的禁毒运动。太谷县作为传教士在晋省活动最早的区域之一,当地毒品的盛行,自然会受到活跃在当地的传教士的关注,为了能吸收更多健康的民众成为他们的教徒,西方的传教士也利用救治吸毒者的活动,达到宣传自身的宗教的,以此让更多的人心甘情愿的接受宗教的洗礼。他们的禁毒从一开始就带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达到的效果自然也十分的有限。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就对毒品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时,就在所控制的区域内,展开禁烟禁毒的斗争,这为解放后,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彻底取缔烟毒打下了基础。具体到太谷县解放后的禁毒运动,由于太谷县当地吸毒的人数大大高于晋中地区的平均水平,太谷县所面临的困难也高于晋中其它的县城。最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监督烟民,强制戒烟,才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霍佳佳^[10]（2010）在《1935至1940年河南省的禁烟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鸦片结下“不解之缘”,全国笼罩在黑云毒雾之中。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是南北交通要道,鸦片很早就扎根河南,祸害豫民。自道咸以来,河南人就开始吸食、贩卖、种植鸦片,河南成为鸦片集散地之一。此后,历届河南省政府都提出不同的禁烟政策,烟毒不但没能禁绝,反而愈禁愈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六年禁烟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效果显着的一次禁烟活动,河南省政府也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中。但史学界对河南省的六年禁烟运动鲜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本人通过利用有关文献资料,在近代河南烟毒泛滥及民国初期河南省政府的禁烟行为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国民政府六年禁烟时期河南省的禁烟运动,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河南省在六年禁烟运动中的得失成败及烟毒不能禁绝的原因,以期为当代的禁毒工作提供有益的帮助。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导向,采用全局研究和区域研究相结合、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综合研究河南省政府的六年禁烟运动。文章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河南省六年禁烟的背景：清末以来河南省遭受的烟毒危害及民国建立后历届河南省政府的禁烟历程；第二部分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六年禁烟时期的禁烟法规和禁烟机构；第三部分具体论述河南省六年禁烟期间政府的禁烟机构和各项禁烟措施,以及在禁种、禁吸、禁运、禁售四个环节中的具体行为；第四部分主要从禁烟的成败得失、影响禁烟的因素及禁烟的经验教训三方面分析评论了河南省的六年禁烟运动。总的来说,河南省的六年禁烟运动取得的成绩比以往任何一次禁烟运动都要显着,由于国内时局变动,政府不能一以贯之的坚持禁烟政策,烟毒始终没有完全禁绝,禁烟工作任重道远。

二、鸦片:日本侵华的软武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鸦片:日本侵华的软武器（论文提纲范文）

（1）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论文提纲范文）

（2）试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鸦片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3）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武汉的毒化行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日本侵华期间天津毒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抗日战争之前及期间日本对华毒品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7）日本占领期间晋北地区鸦片问题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毒品在山西的肆虐 ——以太谷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1935至1940年河南省的禁烟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鸦片:日本侵华的软武器（论文参考文献）

• [1]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D]. 闫睿.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2]试论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鸦片政策[D]. 常晓丽. 延边大学, 2018(03)
• [3]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武汉的毒化行径研究[D]. 宋雪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4)
• [4]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模式创新研究[D]. 吕朝辉. 云南大学, 2015(09)
• [5]日本侵华期间天津毒品问题研究[D]. 吕天石. 河北大学, 2014(01)
• [6]抗日战争之前及期间日本对华毒品政策[D]. 许婧. 兰州大学, 2013(11)
• [7]日本占领期间晋北地区鸦片问题的调查研究[D]. 孟晓虎. 山西大学, 2012(10)
• [8]简论伪满时期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鸦片毒化政策[A]. 屈宏,荆蕙兰,王璐. 东北抗联史学术交流会文集, 2011
• [9]近代毒品在山西的肆虐 ——以太谷县为例[D]. 李德平. 山西大学, 2010(03)
• [10]1935至1940年河南省的禁烟运动研究[D]. 霍佳佳. 郑州大学,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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