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拒绝为别人写序

一、巴金谢绝为他人写序（论文文献综述）

扈梦秋^[1]（2019）在《老舍序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身处时代变革的中国现代文学,大师辈出。老舍是新文学作家中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在多重文化的碰撞下从事创作,满汉文化之差,中西经验之别,新旧文学之交在他的笔下都有所呈现。他在小说、话剧、曲艺、新诗、旧体诗、散文等方面均有涉猎,并且为各种文艺形式作品写作了不少序跋。本文在对老舍序跋尽可能全面搜集、整理、归纳的基础上发掘“老舍序跋”作为单独研究对象的特点、意义及价值,从而为序跋研究及老舍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发展空间。绪论部分主要梳理了序跋由古而今的演变过程及其功用,说明了序跋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仍属欠缺,简要回顾了本论题的研究现状,阐释了其研究意义与方法。第一章介绍老舍序跋写作概况,对老舍目前公开可见的序跋文字进行分类总结,分析老舍序跋的写作特点及其序跋观,为下面三个章节的展开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对老舍序跋与作品间的互文关系进行探讨。引入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分别从“文本意图”与“作者意图”一致和“作者意图”揭示文本裂隙两个方面阐释老舍自序与文本的互文关系,又以“显性元文性”阐释文本说明了老舍为他人作的序跋所起到的甄别经典、下判断的作用,并以具体的个案作为例证。第三章挖掘散落于老舍序跋中的主要文艺思想。他自居为“写家”,善于总结自己的文学观念,且爱好广泛,因此在多处序跋文中留下了相关见解。第四章对老舍序跋的写作价值进行研究。作家所写的序跋历来作为重要的史料参证其人其作的讨论,老舍序跋中包含着作品出版后的情况,本人的生平经历以及与他人的文事交往等一系列丰富内容,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又可将其一生所写的序跋进行时间上的前后对比,探寻思想变化的轨迹,追溯版本变迁的动因。仅凭序跋文字自然无法实现深入讨论,但却能够作为一个突破口为学术研究贡献力量。

蒋沁园^[2]（2019）在《赵家璧图书出版的文化追求 ——基于应用文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正处于民营主体占据优势的黄金时期,众多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开始自行创办图书出版公司。赵家璧作为其中一员,也试图以出版书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本文主要从赵家璧的图书出版活动来探究他的文化追求。论文以赵家璧在从事出版工作的过程中所写的序跋、书信、广告等应用文为切入点,结合具体出版实践,对赵家璧的出版理念和审美追求进行详细阐述,进而剖析出这位具有进步学者风范的出版家的文化追求。赵家璧执着一生的出版事业中蕴含着个人的出版理念,这一理念渗透于选题、组稿、宣传等出版的各个环节之中,形成兼容并包的特色。从赵家璧的出版活动中亦可管窥他新颖独特、精美多样的审美追求,以及传承民族文化,传播外国文化,促进中美文化交流融合的职业理想。作为深受新文化熏陶的先进知识分子,赵家璧的图书出版彰显出积极追求进步的文人学者风范,展现了一位出版工作者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家国情怀和以人民利益为先的人本主义,也体现了他关注国情民生的责任意识和以人为本的高尚道德情操,这些共同构成了赵家璧图书出版的文化追求。这一文化追求在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推动我国出版事业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黄俊珑^[3]（2017）在《巴金序跋研究》文中认为巴金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着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在各项文学活动中均撰写了大量序跋。巴金的序跋实践为现代序跋写作拓宽了边界,注入了新的时代意义,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本文在对巴金序跋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挖掘巴金序跋本身的价值、特色以及序跋对于巴金研究的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介绍巴金序跋的概况,对数量繁多的序跋进行分类总结;分析巴金的序跋观;概述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展开以下三个章节的深入研究。第二章对巴金序跋的价值维度进行研究。巴金序跋历来是巴金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它们记录作品的版本变迁,提供大量的作家生平资料,保存诸多文学史细节,史料价值突出;序跋及序跋集的编选对探究巴金思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重要意义,思想价值明显;副文本对作者意图的巧妙呈现,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序跋文体自由开放的多样性等都是序跋作为副文本所不同于正文本的独特审美价值。第三章对巴金序跋的互文性进行研究。在对巴金序跋与文本的互文关系进行总体分类论述的基础上,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分别对序跋的副文本性,与正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及相关序跋对作者造成的影响的焦虑等互文关系进行探讨。第四章分析巴金序跋的特色。在内容上,社会政治思想色彩浓重;语言既“重复”又“节制”,两者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在形式上,巴金对代序、代跋的形式运用自如,并加以创新;一部作品对应多篇序跋是巴金创作中的普遍现象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的特殊现象;以自序跋为主体的巴金序跋与巴金的序跋观紧密相连。总之,巴金序跋是巴金文学道路的重要见证,它们是探索巴金精神世界的切入点,是连接巴金作品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桥梁,对巴金序跋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巴金研究。

谢子元^[4]（2016）在《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现代自传文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胡适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沫若自传》、郁达夫的《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以及《巴金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钦文自传》《林语堂自传》等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现代自传文学的第一个高峰。现代自传的创作主体是作家,现代作家自传从个人的视角描绘了一幅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长卷、心灵和风俗画卷,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心路历程,构成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现代文坛群像图。现代作家自传既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又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进一步解放个性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新时期以来自传文学继续发展的基石和重要资源。中国自传现代性的发生肇始于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束缚自我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崩解,个性获得极大释放,自我重新发现,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的人要求表现自我、张扬自我,这种要求与外部条件遇合,催生了现代自传。向来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自传传统,但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优秀作品仍然是现代自传发生的重要民族文化资源。这部古代自传在1920年代的广泛传播和西方自传的译介形成为合力性因素,为我国现代自传的登场进行了预热。一些理论倡导者、西方自传的译介者、出版商共同为现代自传的发生作出了类似于“助产士”式的贡献。自传创作需要自传冲动和动力,现代作家大多在刚刚步入中年时即热衷于自传创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自传文学重要性的认识和开辟文学新路的自觉;另一方面则因为这批自传作家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文化英雄”,他们有通过自传确认这种新“文化英雄”地位、进一步建构文化话语权的潜在意识;第三,解决生存压迫和突破文网压制也是部分作家进入到自传创作领域中的驱动力。历史性与文学性统一是现代自传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自传作家创作的双重压力,保持二者的有机平衡殊非易事。作家的身份使得这个难题具备了较好的解决条件,然而真正实现二者有机平衡的佳作仍为数有限。自传又是作者“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对话、周旋与交战,这一过程就是作者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和建构的过程。作者往往在自传中围绕一个主体身份,塑造多重复杂形象,从而构成性格丰富的立体、圆形而非扁平的人物形象。现代作家自传还以童年叙事的丰富性、忏悔或暴露话语的真诚与大胆为鲜明特色,这也是现代自传体现其现代性的重要方面。相当一部分现代作家的自传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之一,这些自传又富含文学史内容,但在已有的现代文学史中却难以寻觅作家自传的地位。造成这一错位的主要原因是大文类主义盛行和长期的文类歧视,同时也因为现代自传经典作品的数量不够,造成了文学史家对作家自传和整个自传文学的漠视。对现代作家自传的文本细读仍不充分。胡适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是现代作家自传中的代表作品,萧红的《呼兰河传》则是长期以来存在体裁争议的作品,将之纳入现代作家自传进行研究虽有尝试性,对于拓展自传文学研究领域却是有意义的。本文将上述四部作家自传定位于现代自传文学的过渡之作、成熟之作、经典之作和特异之作,并联系作者的自传观和自传创作情况,进行文本的研读和个案研究。《四十自述》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品,然而其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分裂也是最突出的;《沫若自传》因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和文学手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研读的重点;《从文自传》是内容和形式都非常独特的自传,在当时和后世都广获好评;《呼兰河传》既被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作为萧红生平研究的材料库,作为萧红的童年自传解读自有一定的理由,担心将其作为自传会影响其文学地位是完全不必要的。探究这几部代表作品各自特色是个案研究的着力点。现代自传在1930年代前后走过了短短的高潮期,到20世纪末才迎来了第二次发展。但中国自传文学无论是作品的经典性,还是其文学地位,及其“给文学开生路”的贡献,与世界范围的“非虚构”文学崛起态势相较都还不够,中国的现代自传仍有待不断更生。

顾吉珉^[5]（2016）在《钱学森书信:一座书信史上的丰碑——从《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谈起》文中提出本文是作者对《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的学习体会。"钱学森书信"合计收录书信5 311封,是钱学森的亲笔原件的扫描出版物。钱学森书信以其巨大的出版数量、丰厚的科学内容、珍贵的亲笔手迹,在中国书信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丰碑。这些书信既是钱学森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作者对科学的坚韧追求和对名利的淡泊漠视,成为不可复制的宝贵的中华民族书信遗产。

吴辰^[6]（2016）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大量考证史料的基础上,着重对于那些曾经不常被研究者们关注的日记、书信以及作者对于文本的修改等偏重于个人视野的材料进行爬梳,以整体观察的方式重新审视1950年代中国大陆（1949—1959）的文学生态,并致力于建立一种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生态的微景观本文拟从个人化视野出发,来考察和还原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对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着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文学解读方式进行必要的补充和纠正。本文尽力使所用材料回归历史现场,摒除那种带有“后见之明”的预设,将视角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这种阐释历史的方式比起之前粗线条的史实勾勒更能反映出个人在历史之中的意义,也更能反映出个人生活轨迹中一些具有机能性的事件。在文学研究中,这种改变体现为开始对经常使用的以面向公众的“作品”为研究主体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转而从一系列个人化史料出发,以之为研究主体,并结合文学作品,讨论文学现象与个人心路历程之间存在的张力,在这块相对陌生的领域中,努力探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个人化视野中的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可以对原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从另一个视角去观照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和知识分子,回到他们自己的语境,去理解他们对新生共和国的关切与热爱。另外,本次研究也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一次实践,“现代中国文学史观”是一种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致力于建立一种沟通现代、当代两个领域的大的文学史观,本文在论证过程中也证实了这种文学史观在组织材料与论证文学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时的可行性与先进性,同时,这种文学史观也是本文在论述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本文是由绪论、余论以及正文五章构成,其要点归纳如下:绪论部分:本部分主要对前人关于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以及日记、书信等个人化材料的综述,以及对于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范畴的界定,以了解论文选题领域的基本动态。第一章主要以一种整体的角度来描绘1950年代中国大陆个人视野中文学生态,这种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生态的系统性的考察是必要的,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对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做出整体的把握。但是这种梳理不能仅仅是历时性的,历时性考察背后的时代断裂感在研究中往往会成为不能很好切入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种历时性的线索的勾勒过程中所更需要把握的是历时背后一种共时性的情绪以及这种情绪随着时间的前进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从而研究在个人化视野中,对于文学生态的一种总体认知。这一部分以历时为经线,以共时为纬线从个人视野的角度回首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十年,来描绘出个人视野下对于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的整体印象。第二章主要论述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中大环境对于文学生态的影响。在文学生态的形成中,大的环境是一种具有先决性质的因素,它可以被看做是文学生态所赖以生存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中,文学生态中的一切主体才可以形成,并形成种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网络中,文学生态里的种种现象才能得以展现。这一部分试图从作家个人化视野中与大环境的关系入手,着重考察作家在适应新的文化政治环境过程中的契合与冲突,被弘扬或者被遮蔽,以及在新的环境中文化资源以一种新的理念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对于作家个人的影响,从而在个人化语境中探索作家与时代文化政治环境的关系。第三章主要论述的是在新中国1950年代中国大陆,生产制约机制对于文学生态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极其明显的,但是,个人与这套机制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种完全的上行下效或反映式的关系,个人在这套生产制约机制的形成中所表现出的种种富有机能性的行为,是这一时期文学生态中张力的重要来源。本部分试图通过对于个人化视野中的文学生产制约机制的研究,来探索这套生产制约机制是如何在个人身上起作用的,以及这套机制背后的权力话语对文学生产的主体有着怎样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第四章主要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考察作家在从事文学生产的过程中所面对的种种人事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对作家及其创作的影响,同时这些影响也改变着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文学生态本身就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中最微观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中作家与团体,作家与亲友以及作家与其他人构成了一层层丰富的关系,种种关系相互交织,使195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生态呈现出其独特的面貌。文学生态究其实质,是一种由不同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这一关系网络表层中最细微的部分。第五章主要是论述195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外的一些重大政治社会事件对于作家的影响,人的生活不可能脱离社会,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于作家以及文学生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通过对于个人视野中195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研究,来从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来探寻现代民族国家对于个人以及文学生态的整体影响。本选题在论述过程中注意对于个人视野以及个人化材料的综合运用,以及在主体意义上确立这些材料的地位:这些材料常常散见于各类研究之中,或是作为佐证来分析文学文本,通过对于这些材料的综合运用,本选题旨在还原一种文本生成的语境。另外,本选题试图对一种书写文学史尤其是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的思路进行尝试,从“历史中活动的人”过渡为“人的历史”并与现有的经典表述可以互为补充,能够对现有的文学史表述做一些有益的帮助。

顾吉珉^[7]（2016）在《钱学森书信:一座书信史上的丰碑——从《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谈起》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作者对《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的学习体会。"钱学森书信"合计收录书信5311封,是钱学森的亲笔原件的扫描出版物。钱学森书信以其巨大的出版数量、丰厚的科学内容、珍贵的亲笔手迹,在中国书信史上矗立起了一座丰碑。这些书信既是钱学森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更由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作者对科学的坚韧追求和对名利的淡泊漠视,成为不可复制的宝贵的中华民族书信遗产。

李辉^[8]（2014）在《至真至诚曾敏之》文中提出一第一次见到曾敏之先生很早,早到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他刚刚年过古稀,今年则已是九十七岁高龄。结识早,了解却不深。在结识曾先生二十多年之后,读一本《敢遣春温上笔端——曾敏之评传》,才对他的生平与创作有了一个浅显轮廓的印象。为曾先生写评传的,是我在复旦大学念书时的老师陆士清先生。一九八一年,陆老师为我们开设"港台文学"专题课,或

彭林祥^[9]（2012）在《新文学作家的序跋观》文中研究表明序跋作为中国古典文章中一个特殊的"文类"（genre）,从西汉至清末,众多文人、学者对其起源、性质以及功能等均有深入的探讨。"五四"新文学以来,随着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初步完成,新文学序跋也随之诞生。新文学作家在毕生的写作过程中,不但写作了大量的序跋,而且还对序跋类文体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总结探究新文学作家各自不同的序跋观及其功能,对于深入认识新文学及其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王凌云^[10]（2010）在《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的中国传记文学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传记主人公的范围逐步扩大,传记作者的队伍稳步增加,传记的形式多样、风格独特,而其中的画家传记的创作以其独特的审美文化价值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新时期画家传记的创作注重科学性、历史性、学术性,传记作家在真实地展示传记主人公生命轨迹的同时注重传主的个性形象的表现,能够以平等的而不是仰视的或俯视的态度对待传主,与传主在精神上有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对传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阐释与评价,再现了绚丽多姿的极具个性色彩的传主形象。但是,在画家传记的研究方面还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目前还没有硕士、博士论文问世,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是就画家个体的单篇传记进行的研究论述。本文将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置于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的巨大背景之下,对新时期画家传记的创作进行了集中梳理,发现并概括了新时期画家传记独特的功能与价值,并以具体的文本为依据详细分析了画家传记中的历史性与文学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阐释了画家传记的文本书写策略,找出新时期画家传记创作的经验与不足并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展望了二十一世纪画家传记创作的新趋势,以便于更好地指导画家传记的创作,增强画家传记的思想性、学术性以及可读性,推动传记文学文体意识的自觉,为画家传记的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导论部分概括描述了“传记文学”的名称由来、传记文学的功能以及本质属性,认为传记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式样,既具有历史属性又具有文学属性,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产物;传记文学既有道德教化的功能又有审美的功能。在现代传记中,“传记”与“传记文学”的含义是相同的,本文使用的“传记”、“传记文学”、“传记作品”等指的都是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画家传记大多散见于绘画理论着述之中,还没有独立的画家传记出现。新时期相继出现了一批艺术成就较高的画家传记,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传主形象,也使读者领略到了画坛的风云变幻。但是理论的研究还是相对滞后的,就笔者的阅读视域来看,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问世。第一章主要是对新时期画家传记创作的总体阐述。新时期的画家传记创作精彩纷呈,以学者、画家、传主的亲朋等为代表的传记作家队伍凸显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展现了丰满鲜活的传主形象,丰富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人物画廊;但是,其传记主人公主要集中于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几位画家身上,也就是新时期画家传记中出现的“名人”现象,而以普通画家为传主的传记目前还没有出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画家整体形象的展现,也会影响到中国美术史的书写。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传记文学的主题也会发生嬗变。新时期画家传记主要侧重于对传主人格的阐释,展现传记主人公独特的人文精神,传记作家主要是通过传主的言行、创作表现其关注社会、关心民生的高尚品格,通过描述传主一生对艺术创作的态度来表现其勤奋、谦虚等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传主丰富独特的个性特征。第二章探讨的是传记文学的历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历史性和文学性是传记文学的本质属性。自从传记文学这种文体诞生以来,关于其本质属性的问题就一直是传记文学理论界争议的焦点。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传记属于史学范畴,要遵循历史的“真实性”的原则,而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人则认为应当将传记归属于文学,强调传记的文学性与真实性同等重要。笔者认为,传记文学作为一种非虚构性纪实文学,与历史学是不同的,与小说也有着根本的区别,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一种文体,对于传主人生轨迹的叙述一定要严格遵循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而对于传主个性形象的生动再现又需要运用多样化的文学性手法来表现。传记文学的历史属性决定其不能虚构,但是其文学属性则意味着文本必须生动形象地展示传主所经历过的历史的细节,而历史的细节往往为时间所淹没,因而传记文学允许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之下进行适当的虚构、想象,以凸显传记主人公性格的真实和精神历程的真实,展现个性丰满的传主形象,比如适当地增加人物的传奇色彩,合情合理的夸张,环境气氛的渲染,依据传主所处的社会时代、生活环境以及个性特点设计其语言、行动、内心独白,运用丰富细腻的心理描写等等文学性的手法,这也是传记作者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但是,传记文学的虚构又与小说有绝对的不同,不能随心所欲地展开想象、虚构,“历史的真实”是传记文学始终不能逾越的鸿沟。传记作家要正确处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传记作家可以进行合理的虚构、想象,展现传记主人公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形象,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第三章探讨的是传记作家与传记主人公之间的关系以及传记作家应该如何发挥主体性的问题。传记作家与传主是传记文学的两种主体,而其中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烛照着传记文学创作的整个过程。古今中外的许多传记作家都喜欢选择自己敬佩或与自己经历相似、能够产生精神共鸣的人物做传主,借助于传记主人公的生平遭际,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抱负,体现传记作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传记作家面对数量众多、内容复杂的材料,应该进行认真细致的甄别,选用哪些、舍弃哪些、如何地组织安排材料,实际上反映了传记作家对传主的一种理解、一种阐释,反映了传记作家的人生态度和创作思想;传记作家还应该充分重视对传主及其作品的阐释,阐释已经成为了现代传记作家普遍自觉追求的一种传记要素,“未经阐释的真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没有用处”。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在叙述外部事件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深入传主的心灵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有强烈的主体情感的投入,与传主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运用文学性的表现手法使人物形象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但是,传记作家主体性的发挥必须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传主及其作品的阐释应该建立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这样才能够对传主及其作品做出客观、公允、独特的阐释。“避讳”现象在中西方的传记创作中都或隐或显地存在着,这也是传记作者主体意识投射之下必然出现的现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传记作家对于传主的某些错误和缺点“既不要完全漏掉它,也不要表现得太精确”,应该适度地进行描写,以维护传主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在创作过程中,传记作家应该尽量地避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同时也不能过度地暴露隐私,秉持客观、冷静的创作原则,真实生动地再现传记主人公的形象。第四章阐释了新时期画家传记艺术手法的多元化探索。传记文学的艺术感染力是经由传记文本的书写来实现的。新时期的画家传记在作品的结构方式、叙述视角、方式等方面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充分展现了传记文体自身的艺术魅力。大部分传记作品自始至终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写作,一般情况下,传记作家将传主的一生经历逐年叙述或划分为几个阶段,以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换为基本线索,将传主的思想发展、学术活动、人际交往以及个性特点等按照时间顺序串连进行阐述,其中穿插对传主的精彩瞬间的详尽描摹,全面地反映传主人生历程的各个侧面;而有的传记并不是完全按照传主生活的时间先后来结构作品的,传记作家往往选取他认为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够吸引读者的一个点下笔,生动形象地再现传主的一生。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优秀之作大都采用了“全知视角”的叙述方式,方便灵活,叙述者可以看到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可以回想以往发生的事件,还可以想象将要发生的事件或可能发生的事件,甚至还可以深入到传主隐秘的内心世界,写出他的所思所想。新时期画家传记中的传主是“直立起来”的“有生命活力”的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这映现出了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丰富多元化:或将传主置身于重大激烈的事件冲突之中,或关注于传主日常生活细节的描摹,或通过对人物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对话的描写,或侧重于传主心路历程的描述等等,将一个个本已距离我们遥远的历史或现实的人物又重新展现在读者面前,既真实可信又丰满生动。结语部分主要是对二十一世纪画家传记创作的展望,指出应该有更多的画家走入传记作者的创作队伍,传记主人公的人物长廊之中应该出现越来越多的普通画家的身影,画家自传将会大量涌现,传记作家应尽量避免为传主讳,应注重对传主的全面阐释,尤其是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能够引领读者进入画家多姿多彩的内心世界,使得新时期的画家传记具有越来越强大的艺术魅力,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领域“舞蹈出自己的足迹”。

二、巴金谢绝为他人写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巴金谢绝为他人写序（论文提纲范文）

（1）老舍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赵家璧图书出版的文化追求 ——基于应用文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巴金序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钱学森书信:一座书信史上的丰碑——从《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6）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至真至诚曾敏之（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巴金谢绝为他人写序（论文参考文献）

• [1]老舍序跋研究[D]. 扈梦秋. 西北大学, 2019(12)
• [2]赵家璧图书出版的文化追求 ——基于应用文的研究[D]. 蒋沁园.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3]巴金序跋研究[D]. 黄俊珑. 广西大学, 2017(02)
• [4]中国现代作家自传研究[D]. 谢子元.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5]钱学森书信:一座书信史上的丰碑——从《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谈起[J]. 顾吉珉. 钱学森研究, 2016(01)
• [6]195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生态研究 ——以作家书信日记为视角[D]. 吴辰.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
• [7]钱学森书信:一座书信史上的丰碑——从《钱学森书信》和《钱学森书信补编》谈起[A]. 顾吉珉. 钱学森研究（第1辑）, 2016
• [8]至真至诚曾敏之[J]. 李辉. 书城, 2014(06)
• [9]新文学作家的序跋观[J]. 彭林祥.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2(01)
• [10]新时期中国画家传记研究[D]. 王凌云. 山东师范大学,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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