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韩工业与技术合作及其未来的发展战略（论文文献综述）
李黎明[1]（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陆保一[2]（2020）在《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关系及动力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旅游产业系统与旅游环境系统是区域旅游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间互为关联的耦合共生关系不仅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旅游产业作为综合性与关联性较强的“朝阳产业”,通过带动住宿、餐饮、商贸、交通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改善旅游地相关环境要素的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而旅游环境作为包含社会、经济、生态、服务等诸多环境要素的复杂系统,其相关要素的优化升级能够丰富旅游有效供给并逐步改善游客的旅游体验,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发展提供重要保障。云南省边境地区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扩大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门户,促进旅游产业及相关环境要素健康发展是其务实参与国家沿边开发开放战略的重要实践内容,因而在推动区域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其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内在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为推动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发展,增加优质旅游供给,探寻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路径,本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47）的支持下,以位于云南省边境地区的八个市州为研究案例,在对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发展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研究进展、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耦合作用机理等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7年的相关数据及调研资料,从量化角度细致分析了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其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的分维度发展现状,并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首位度、熵值—功效评价法、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重心耦合模型、灰色预测分析等多种模型与方法,对其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发展态势、协调发展趋势预测进行综合探究,结合障碍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系统剖析其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并根据其分析结果提出相应优化策略。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方面:1)2007—2017年,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总体发展形势向好,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其绝对差异均表现为逐步拉大,相对差异均表现为渐趋缩小,其各自发展结构均较为合理,相关发展要素在区域内集中适当;2)旅游产业系统发展的极化态势较为显着,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旅游环境系统发展总体形成了红河—文山、德宏—保山两大高值集聚区,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为双核布局态势。2、在两大系统重心耦合测评结果方面,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的发展重心在研究期内均位于普洱市境内,且二者重心在研究初期与研究末期的空间距离均呈现为渐趋缩短,均衡化发展态势明显,但二者重心的迁移方向却明显相异,其中旅游产业系统重心总体表现为向西北方向迁移,偏移速度渐趋减慢,旅游环境系统重心总体表现为向东北方向迁移,偏移速度逐渐加速,这与相关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聚集过程关系密切。受两大系统发展重心迁移方向和偏移速度的综合影响,二者间的空间耦合性相对较弱。3、在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程度方面:1)2007—2017年,云南省边境地区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渐趋提升,绝对差异在渐趋扩大,相对差异在渐趋缩小,其耦合协调度在边境地区内部结构相对合理、集中适当;2)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格局与其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具有较好的地域耦合性,高度及较高协调层级市州呈现多极核分布态势,一般协调层级的市州则主要表现为“趋同俱乐部”分布态势;3)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特征较弱,相关旅游要素流在边境地区内部的扩散与渗透规模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演化,耦合协调度的总体空间异质性在渐趋缩小;4)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相对不明显,局部空间结构的稳定性也在持续降低。4、在两大系统协调发展趋势预测方面,2018—2022年,云南省边境地区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仍会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且呈现出渐趋加速增长的特征,其空间格局将会相对稳定,“核心—边缘”式的空间结构特征仍较为显着,耦合协调度在边境地区内部的空间发展差异未有明显改善。5、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动力机制方面,云南省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受到多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不同驱动力间存在较强的交互驱动效应,主要包括经济发展驱动力、资源禀赋驱动力、区域交通驱动力、旅游需求驱动力、旅游设施驱动力、城镇化驱动力、市场规模驱动力、人才支撑驱动力等,而政策调控力度、对外开放程度、科技信息化水平、区域产业结构等因素目前则主要发挥阻滞作用,正向驱动效应尚不明显。6、提出了统筹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空间布局（一带、三圈、四廊、六轴）、加强边境地区旅游环境相关要素建设（经济、生态、社会、服务）、合理开展政策调控,提升旅游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旅游科技成果运用,大力发展智慧旅游、推动边境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优化策略。
初楠臣[3]（2020）在《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背景下,中俄两国进入了开放合作新阶段,将打开全面开放合作的新格局,城镇化是促进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基础,研究俄罗斯城镇化是认识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关于俄罗斯城镇化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镇化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论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过程、城镇化发展特征、城镇化发展问题,在俄罗斯联邦、8个联邦区、83个联邦主体三个尺度单元上,系统地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城镇化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首先,分阶段探讨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基础,分析俄罗斯时期的城镇化过程和问题;其次,研究俄罗斯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格局变化;再次,测度俄罗斯城镇化水平、研究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最后探讨俄罗斯未来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问题。该研究通过对俄罗斯城镇化历史过程、条件、背景和城镇化政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加深对俄罗斯城镇化特征和问题的认识,对于认识俄罗斯国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促进中俄经济合作提供实践参考。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包括:1.从城镇化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发展阶段、水平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探讨城镇化、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空间格局的科学内涵。苏联时期罗蒙诺索夫、巴兰斯基、科洛索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萨乌什金等学者提出了生产力布局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经济区划理论,其提倡国民经济发展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全国范围内有针对性地构建生产专业化部门间相互协调发展的地域单元,保障各个生产部门的最优专业化生产,同时强调农工业的协调、有机组合发展等,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理论要点和对本文的启示,为开展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俄罗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二、三次产业向城镇集聚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物质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结果;俄罗斯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人类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变动,是经济、社会、交通、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地域上呈现的空间结构与分布规律。2.在回顾苏联时期和俄罗斯时期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总结俄罗斯城镇化存在的问题。苏联时期城镇化过程基本呈现“S”形曲线特征,符合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其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列宁执政时期的停滞和恢复、斯大林执政时期的波动增长、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缓慢增长、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发展等4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的引导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推动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向城市内部迁移人口或通过行政区划管制将农村居民点变成城市,推进城市急速发展,人口城镇化率由1917年17%增加至1991年74%,实现了从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转型为工业为主的现代化国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整体表现出叶利钦执政时期停滞、普京执政时期缓慢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城镇化率未有显着涨幅,其先后经历了2000-2007年经济快速增长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2009-2013年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2014年-至今欧美制裁下的停滞和发展期等,俄罗斯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苏联长期经济内生结构性的失衡问题,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城市与农村聚落萎缩现象普遍,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3.结合人口重心、人口增减变化率、人口密度变化率、人口地理集中度、人口熵度等定量模型分析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密度变化、人口迁移流动等格局变化,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活水平、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特征构建俄罗斯的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和变异系数赋权的综合确权法测度俄罗斯及其83个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基于Arc GIS从3D立体、2D平面的视角研究俄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基础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自然资源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人口经历了先降后增的变化,人口重心不断朝西北向迁移,2005-2016年间,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增幅不大,经济城镇化发展显着,经济城镇化是俄罗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70%左右的联邦主体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低于平均水平,部分联邦主体存在城镇化率虚高的现象;空间上,不同联邦主体间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着,城镇化水平高值区是俄人口高密度核心地、俄人口快速增加区和俄人口重要流入地,主要分布于莫斯科、圣彼得堡、达吉斯坦-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沃罗涅日-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萨马拉-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彼尔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秋明-新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的带状区域,城镇化水平低值区是俄人口低密度边缘区、俄人口快速减少区和俄人口主要流出地,分布在远东区东北部、西伯利亚区南端、西北区北端,整体呈现“核心高-边缘低”、“中部高-南北低”、“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异特征。4.基于俄罗斯的国情背景,在研究俄罗斯城镇化发展过程及问题的基础上,根据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和长远发展趋势,探讨未来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主要包括,（1）顺应当前世界城镇化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趋势,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重点发展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乌法-彼尔姆等3个超大型城市群,喀山-萨马拉-陶里亚蒂-乌里扬诺夫斯克-伊热夫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巴尔瑙尔等8个大型城市群;（2）基于增长极理论和点-轴理论,重点建设西伯利亚和远东区的增长极,培育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大区域增长极,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区域增长极,形成由这些增长极及西伯利亚铁路轴带组成的点-轴系统;（3）大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港口、机场、信息设施等,加强国土空间的连接效率和整个国土的紧凑度、一体化联系;（4）大力实施开放开发战略,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尤其是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包括: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
张翔[4]（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逐渐分离并相互对立,农业雇佣工人既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其能得到的仅是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部分剩余产品则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攫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是通过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正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农业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的存在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前提,要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的处境,就必须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究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此创立了土地革命理论,把合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实现工农联盟的纽带,把工农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横向的比较了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差异,提出不同国家要依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考察了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其整体性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则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村普遍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与使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在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管理体制实际是生产关系超常规的变革,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初探索仍旧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探索适合国情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显着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承包权继续担负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这样仅承担财产功能的经营权就可以“轻装上阵”进入市场自由流转,从而兼顾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需求,细化并明确了承包农户与实际经营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坚持不懈的探索,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与实践探索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内容,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萌芽、形成、完善、后续实践与发展整个历史进程,通过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后续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启示。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日益觉醒,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19世纪欧洲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杰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土地思想。第二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土地相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历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四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通过土地国有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依据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地租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实践与发展。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和革命策略,在苏俄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适时推进苏俄的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变;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时应坚持策略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用灵活的土地政策服务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现实需要,进而争取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参与。他还针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土地革命实践施加了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思想,进一步提出土地纲领和政策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应依据现实革命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先通过土地改革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分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理论研究重要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解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情况和土地关系的稳定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进而决定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土地问题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土地问题集中体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面临的三对矛盾: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产权明晰的矛盾,二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三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要推动这些矛盾的合理解决,需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张智玮[5]（2020）在《S炼化公司竞争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内成品油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凸显,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持续深入,炼化企业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国有炼化企业发展底蕴深厚,但在工艺技术、人力资源、运营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短板,而内陆型中小规模炼厂更是在区位条件、加工规模等方面处于劣势,发展前景堪忧。为探寻内陆型中等规模炼厂的生存发展路径,本文以河北省S炼化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竞争战略研究为切入,运用企业战略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力争为其持续健康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同时也为面临同样问题的其他炼化企业提供参考。河北省S炼化公司隶属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国际原油为主要原料,从事炼油、化工生产的中型炼化企业,炼油综合加工能力为800万吨/年,化工己内酰胺生产能力为20万吨/年。本文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调查等方法,并运用PEST、波特五力分析模型等工具,分析了S炼化公司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以及内部资源和能力,进而使用EFE、IFE分析矩阵找出了S炼化公司的机会和威胁、优势和劣势;而后利用SWOT—QSPM模型选定了S炼化公司的发展战略,并结合集团公司的战略部署、基础性竞争战略的可行性分析,确定了其差异化竞争战略选择;最后,根据其战略定位和选择,研究得出了产品结构、生产组织、人员队伍三个差异化发展方向,并提出了七项战略实施的保障性措施。本文在研究S炼化公司竞争战略过程中,根据新的发展动态,综合运用蓝海战略、柔性战略等新兴理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寻求中小型炼化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道路,努力做到以点促面,为中小型炼化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尹钟燮[6]（2020）在《“萨德”事件后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从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韩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经济合作,人才交流也随着时间推移快速发展,2015年6月,中国与韩国正式签订了中韩贸易协定。FTA的签署,对于中韩两国来说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的表现,也是两个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为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做安全考量,韩国宣布在国土内引入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萨德反导弹系统”。这一举动则令中韩关系一直以来和平关系降至了冰点。而中韩贸易也随之受到了冲击。两国之间的基于“萨德”事件带来的政治矛盾也深刻影响到了韩国的经济。文章通过研究“萨德”事件后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变化,并且将中韩贸易关系以“萨德”事件发生划分为前后两段分别分析,并由此来分析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趋势。于此同时,除了分析中韩两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外,还将分析两国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状,使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萨德”事件前后贸易额对比,贸易类型占比等相关数据分析两国贸易的总体结构。并对于“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关系造成的影响以及事件后两国贸易关系的进一步修复和发展将进行深入讨论。文章的撰写可以为研究“萨德”事件之后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在逐渐升温的中韩贸易关系中,探索两国的贸易发展历史,并以史为鉴,充分吸取和学习之前的经验,基于中国立场,韩国立场,和中韩互惠立场等三个角度提出促进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方法对策,具有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且在理论层面也可以促进中韩FTA的法律理论的发展以及为中日韩FTA的谈判磋商提供理论支持。
罗俊霞,冯德连[7]（2019）在《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测度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助于优化中韩双边贸易结构。本文以2000年-2018年工业制成品为研究对象,运用G-L指数和Aquino矫正指数,测度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并借助GHM模型探讨中韩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性质。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2018年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逐渐增加,但G-L指数与Aquino矫正指数差异较大;从产品类别来看,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比例较大,且相对平稳,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比较低,变动幅度较大;从产业内贸易分类来看,中韩制成品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特征明显,且垂直产业内贸易质量较低;中国化工类产品垂直产业内贸易质量较高,贸易优势凸显。
汪子瑞[8]（2019）在《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业内贸易作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形态的国际贸易形式,正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现阶段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主要方向,值得引起关注。1975年中国与欧盟建交后,中德双方交流与经贸往来日益紧密,德国发展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往来合作伙伴国。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实体,其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优异,世界出口占有率始终维持在前四位水平,一直以来都具备极强的竞争力。在世界性新一轮的工业革命中,德国首先提出了“工业4.0”战略,中国为了工业创新发展也推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制造2025”发展政策,在此背景下双方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结构也渐渐发生变化。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合作,近年来越来越频繁。2017年,中德制造业的进出口量为1623.39亿美元,在中德双方贸易总量的比重高达96.58%,制造业行业的贸易合作是中德双方贸易至关重要的主导力量。因此,从中德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变动发展状况、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两国制造业贸易概况,对于我国制造业高效能、深层次的创新转型发展乃至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推进中德制造业的高质量贸易合作乃至辐射整个欧盟市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现实借鉴价值。本文首先阐述了中德双边贸易总体变动状况,接着对两国制造业双边贸易结构展开分析,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规定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的第三次修改内容,对制造业具体的细分产业的合作贸易特征实施归纳梳理。其次,采用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的数据,选用G-L指标,测算中德两国各类制造业细分产业的G-L指数及计算制造业总体的加权G-L指数,以将双边贸易程度进行量化。对于影响因素方面,本文结合正文分析所得的双方制造业行业的产业内贸易变动发展特征及学习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选取了中德人均收入水平PGDP、市场规模差异DGDP、技术水平TL、贸易不平衡度TB、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这5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选取G-L指数作为衡量产业内贸易的被解释变量,并收集2001-2017年贸易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并实施实证研究,进行具体的探讨。回归结果表明,中德人均国民收入PGDP、技术水平TL对中德制造业行业的紧密联系、产业内贸易加深合作有着积极作用,而市场规模差异DGDP、贸易失衡度TB、德国对中国FDI则与中德制造业总体的G-L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从作用力显着性角度来看,其中市场规模差异、技术水平、贸易不平衡度对被解释变量G-L指数影响作用更加明显。本文最后在纵观全文分析基础上,就中德关于制造业行业的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高质量合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颜世博[9]（2018）在《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以来,伴随计算机的普及,数字通信的发展,卫星通信的应用而形成的电子信息技术,引起了社会的深刻变革,对情报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增加了情报获取手段、加快了情报传输速度,同时也给情报管理、情报机构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一形势,美国依托强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在“军民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开发了大量情报领域军民两用信息技术。特别是进入21世纪,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安全威胁,美国更加意识到加强情报工作信息技术融合与共享的重要性,通过统筹设置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法规体系、市场化的规范经营等措施,引导情报部门与民间机构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全面深入的合作,逐渐形成了多层级、多要素的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态势。情报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得到了显着提高。本文在系统梳理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其参与融合的机构种类、合作模式、主要特点及发展基础,深入探究了发展过程中利益壁垒、监管不力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科学预测了其未来发展趋势,并在最后提出了在我国加强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建设的可操作性举措。
董柞壮[10]（2018）在《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两个热点议题。研究两者的互动机制,回答国际体系转型如何促发了全球治理变革,全球治理变革怎样深化了国际体系转型,不仅有助于明晰两者间的关联及其互动历程,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两者的互动历程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此后全球治理实践的萌芽出现,国际体系的转型与全球治理的变革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维也纳会议后至一战前欧洲的国际体系呈多极态势,为恢复欧洲均势,并在合作的观念下打破交往壁垒,欧洲形成了大国协调治理模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重建和平、恢复经济,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国际社会成立了国联,从而开始了国际治理模式;冷战期间,为巩固战后秩序、实现持久和平,反法西斯胜利国建立了联合国,带来了跨国治理模式;冷战结束后至今,两极对峙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当前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历史经验表明两者的互动存在复杂关联。一方面,国际体系转型能够促发全球治理的变革,表现为四个维度:一是体系的转型会对原有的治理安排构成挑战,从而促使国际社会改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二是体系的转型也会带来新的观念,并与既有的治理观念竞争,带动治理观念的更新;三是体系的转型能够带来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变化,并推动新治理行为体的出现,从而改变治理行为体格局;四是国际体系的转型会带来治理方式的变化,最终塑造新的全球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变革也会深化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作用于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改变崛起大国的挑战倾向,以及控制国际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体系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第二,通过更新国际规范、协调大国互动,改变大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方式;第三,治理机制通过规制大国竞争,推动形成政策网络,能够调节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然而,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的变革也面临诸多挑战。历史回溯与理论分析表明,社会力量在全球治理中逐渐凸显,国际合作中的多边主义开始向全球主义过渡,全球治理的形态也渐趋成熟。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际机制及其作用的理解,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安排与国际权力分布相匹配,同时,也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政策启示,包括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等。
二、中韩工业与技术合作及其未来的发展战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韩工业与技术合作及其未来的发展战略（论文提纲范文）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关系及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发展边境旅游已成为国家沿边开放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1.2 促进边境旅游发展是助推沿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
| 1.1.3 优化旅游环境是推动云南边境旅游发展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综合分析法 |
| 1.5.2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法 |
| 1.5.3 时空地理分析法 |
| 1.5.4 GIS空间辅助分析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边境地区 |
| 2.1.2 边境旅游 |
| 2.1.3 旅游产业 |
| 2.1.4 旅游环境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核心—边缘”理论 |
| 2.2.2 旅游供需理论 |
| 2.2.3 旅游区位理论 |
| 2.2.4 协调发展理论 |
| 2.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作用机理 |
| 2.3.1 旅游产业发展助推旅游环境优化 |
| 2.3.2 旅游环境优化保障旅游产业升级 |
| 2.3.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效应 |
| 第3章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发展测评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2 旅游发展条件分析 |
| 3.2.1 区位条件 |
| 3.2.2 自然环境 |
| 3.2.3 人文环境 |
| 3.2.4 旅游资源 |
| 3.2.5 社会经济 |
| 3.2.6 政策保障 |
| 3.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3.3.1 测评维度、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
| 3.3.2 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3.3 旅游环境发展现状分析 |
| 第4章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发展关系 |
| 4.1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异 |
| 4.1.1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2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历时性分析 |
| 4.1.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综合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 |
| 4.2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发展态势 |
| 4.2.1 研究方法 |
| 4.2.2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重心耦合动态 |
| 4.2.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历时性分析 |
| 4.2.4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化特征 |
| 4.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预测分析 |
| 4.3.1 研究方法 |
| 4.3.2 灰色预测结果分析 |
| 第5章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 |
| 5.1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潜在动力因素遴选 |
| 5.2 研究方法 |
| 5.2.1 障碍度模型 |
| 5.2.2 地理探测器 |
| 5.3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动力机制分析 |
| 5.3.1 动力因素的表征指标判定 |
| 5.3.2 动力因素的负向驱动效应分析 |
| 5.3.3 动力因素的正向驱动效应分析 |
| 5.3.4 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动力机制阐释 |
| 第6章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策略 |
| 6.1 统筹边境地区旅游发展空间布局 |
| 6.1.1 一条边境跨境旅游经济辐射带 |
| 6.1.2 三大跨境旅游合作圈 |
| 6.1.3 四条国际旅游走廊 |
| 6.1.4 六大旅游发展轴线 |
| 6.2 加强边境地区旅游环境相关要素建设 |
| 6.2.1 经济环境方面 |
| 6.2.2 生态环境方面 |
| 6.2.3 社会环境方面 |
| 6.2.4 服务环境方面 |
| 6.3 合理开展政策调控,提升旅游对外开放水平 |
| 6.4 强化旅游科技成果运用,大力发展智慧旅游 |
| 6.5 推动边境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7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当前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趋势与问题 |
| 1.2.1 国内外城镇化研究进展 |
| 1.2.2 俄罗斯城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与拟解决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案 |
| 1.3.3 创新点 |
| 第2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城镇化水平 |
| 2.1.3 城镇化空间格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镇化发展阶段理论 |
| 2.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 2.2.3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 2.2.4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
| 2.2.5 增长极理论 |
| 2.2.6 核心-边缘理论 |
| 第3章 苏联时期的城镇化基础 |
| 3.1 列宁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和恢复 |
| 3.2 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城镇化波动增长 |
| 3.2.1 国民经济一 ·五—二 ·五计划时期 |
| 3.2.2 二战及战后恢复时期 |
| 3.3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缓慢增长 |
| 3.4 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发展 |
| 3.4.1 国民经济八·五—十·五计划时期 |
| 3.4.2 国民经济十一·五—十二·五计划时期 |
| 第4章 转型时期俄罗斯城镇化特征与问题 |
| 4.1 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城镇化停滞 |
| 4.2 普京执政后的城镇化提升阶段 |
| 4.2.1 经济快速增长期 |
| 4.2.2 全球金融危机期 |
| 4.2.3 经济恢复与微增长期 |
| 4.2.4 欧美制裁下的停滞与发展期 |
| 4.3 俄罗斯城镇化问题与特征 |
| 4.3.1 城镇化发展产业动力不足 |
| 4.3.2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
| 4.3.3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 |
| 4.3.4 城镇化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
| 4.3.5 城市与乡村聚落萎缩现象较为普遍 |
| 4.3.6 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
| 第5章 俄罗斯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分析 |
| 5.1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增长变化 |
| 5.1.1 1992-2007年人口严重下降 |
| 5.1.2 2008年-至今人口整体增长 |
| 5.2 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的人口结构变化 |
| 5.3 俄罗斯的人口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3.1 俄罗斯的人口重心迁移格局 |
| 5.3.2 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增减变化格局 |
| 5.3.3 俄罗斯的人口密度变化格局 |
| 5.3.4 俄罗斯的人口迁移流动格局 |
| 5.4 俄罗斯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1 俄罗斯的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
| 5.4.2 俄全境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4.3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水平变化 |
| 5.5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1 俄全境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5.5.2 俄联邦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变化及原因 |
| 第6章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与中俄边境地区发展合作 |
| 6.1 俄罗斯城镇化空间发展战略对策 |
| 6.1.1 加强大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 |
| 6.1.2 培育西伯利亚区和远东区的增长极 |
| 6.1.3 加强高铁、机场、港口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
| 6.1.4 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开放发展 |
| 6.2 中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合作 |
| 6.2.1 促进产业的分工和合作 |
| 6.2.2 扩大能源项目的协作 |
| 6.2.3 开发多样化的旅游资源和产品 |
| 6.2.4 培育多形式的跨境电商合作通道 |
| 6.2.5 加快基础设施的改造与共享 |
| 6.2.6 推动合作园区的建设与发展 |
| 6.2.7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关于几个主要概念的界定 |
| 四、选题的基本内容 |
| 五、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经济基础: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瓦解 |
| 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内在矛盾的尖锐化 |
| 三、政治基础:欧洲各国阶级斗争呈现出新的特点 |
| 四、实践基础:无产阶级和农民争取自身权益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
| 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 |
| 三、18-19世纪欧洲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杰出成就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萌芽 |
| 二、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形成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发展完善 |
| 第二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地租理论 |
| 一、土地所有权与其他权能相分离产生地租 |
| 二、封建地租形式的演化与地租的资本化 |
| 三、资本主义地租及其与相关范畴的区别 |
| 四、分成制与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 |
| 五、住宅及房租理论 |
| 第二节 土地国有化理论 |
| 一、土地国有化的条件和实行土地国有化的原因 |
| 二、土地国有化的具体实施路径 |
| 三、土地国有化之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 |
| 第三节 土地革命理论 |
| 一、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进行阶级分析 |
| 二、分析农民土地问题与实现工农联盟的关系 |
| 三、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策略的新认识 |
| 第四节 欧美国家与东方社会土地理论 |
| 一、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现行的土地制度及其发展方向 |
| 二、东方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
| 三、东西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多样性 |
| 第五节 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理论 |
| 一、土地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自然条件的核心组成部分 |
| 二、史前社会的土地公有制结构及其解体和后续发展 |
| 三、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的土地私有制和“地产”的财富属性 |
| 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实践探索与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曲折演绎 |
|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战 |
| 二、考茨基《土地问题》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部分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一、土地国有化理论在苏俄的实践与发展 |
| 二、全面论述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 |
| 三、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四、适时推进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进行转变 |
| 五、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及其影响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
| 第一节 对中国农民及其土地问题展开初步探索(1921-1927年) |
| 一、中国传统土地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土地政策 |
|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与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 |
| 三、合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实现工农联盟的关键 |
| 第二节 从国情出发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1927-1952年) |
| 一、明确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 |
| 二、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土地革命路线 |
| 三、立足基本国情的变化对土地政策适时做出调整 |
| 四、土地改革运动确立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所有权 |
| 第三节 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1953年至今) |
| 一、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逐步确立与巩固 |
| 二、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 |
| 三、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农村土地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
| 一、农村土地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
| 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存的主要矛盾 |
| 三、关于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 |
| 第二节 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
| 一、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三个底线”不动摇 |
| 二、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 |
|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S炼化公司竞争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积极应对石油石化产业发展变数和挑战 |
| 1.1.2 破解老牌炼化企业生存发展难题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研究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访谈调查法 |
| 1.4 分析工具 |
| 1.4.1 PEST分析 |
| 1.4.2 五力模型 |
| 1.4.3 SWOT分析 |
| 1.4.4 战略分析矩阵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2 战略理论学派 |
| 2.2.1 行业结构学派 |
| 2.2.2 战略资源学派 |
| 2.2.3 核心能力学派 |
| 2.3 其他战略学派 |
| 2.3.1 蓝海战略 |
| 2.3.2 柔性战略 |
| 2.4 炼油化工行业研究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石油石化产业整体发展战略相关研究情况 |
| 2.4.2 关于炼油企业战略相关研究情况 |
| 2.4.3 文献评价 |
| 第三章 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 3.1.1 政治和法律力量 |
| 3.1.2 经济力量 |
| 3.1.3 社会 |
| 3.1.4 技术 |
| 3.2 公司微观环境分析 |
| 3.2.1 行业总体状况分析 |
| 3.2.2 行业五力分析 |
| 3.3 外部机遇与挑战分析 |
| 3.3.1 机遇 |
| 3.3.2 挑战 |
| 3.4 S炼化公司EFE矩阵分析 |
| 3.4.1 关键因素权重的确定 |
| 3.4.2 EFE矩阵关键因素量化评分 |
| 3.4.3 EFE矩阵关键因素加权分数 |
| 第四章 内部资源与能力分析 |
| 4.1 公司资源分析 |
| 4.1.1 有形资源分析 |
| 4.1.2 无形资源分析 |
| 4.1.3 人力资源分析 |
| 4.2 公司能力分析 |
| 4.2.1 基本能力分析 |
| 4.2.2 核心能力分析 |
| 4.3 S炼化公司优势与劣势 |
| 4.3.1 主要优势 |
| 4.3.2 主要劣势 |
| 4.4 S炼化公司IFE矩阵分析 |
| 4.4.1 关键因素及其权重的确定 |
| 4.4.2 IFE矩阵关键因素量化评分 |
| 4.4.3 IFE矩阵关键因素加权分数 |
| 第五章 战略分析与选择 |
| 5.1 S炼化公司发展战略分析 |
| 5.1.1 发展战略类型 |
| 5.1.2 QSPM矩阵分析 |
| 5.2 S炼化公司竞争战略选择 |
| 5.2.1 集团公司战略分析 |
| 5.2.2 备选竞争战略可行性分析 |
| 5.3 竞争战略的确定 |
| 第六章 战略实施与保障 |
| 6.1 战略实施 |
| 6.1.1 产品结构差异化 |
| 6.1.2 生产组织差异化 |
| 6.1.3 人员队伍差异化 |
| 6.2 战略保障措施 |
| 6.2.1 夯实HSSE基础,落实依法合规生产 |
| 6.2.2 坚持苦练内功,深挖现有资产创效潜能 |
| 6.2.3 促进效率提升,持续推动管理系统高效、顺畅运转 |
| 6.2.4 增强业务本领,着力提升业务可靠性 |
| 6.2.5 抓好规划设计,有序实现转型升级 |
| 6.2.6 发挥政治优势,强化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
| 6.2.7 用好内外两种资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6）“萨德”事件后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创新点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
| 一、古典贸易理论 |
| (一)绝对优势理论 |
| (二)比较优势理论 |
| (三)相互需求理论 |
| (四)要素禀赋理论 |
| 二、当代国际贸易理论 |
| (一)新生产要素理论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三)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注释 |
| 第三章 “萨德”事件后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转化 |
| 一、“萨德”事件概述 |
| (一)“萨德”系统性能 |
| (二)“萨德”事件的过程 |
| (三)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 |
| (四)中国反对韩国部署“萨德”的原因 |
| (五)“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关系的损害程度 |
| 二、“萨德”事件发生前中韩贸易关系的发展 |
| (一)中韩贸易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中韩贸易结构分析 |
| (三)中韩贸易结合度分析 |
| (四)中韩服务贸易结构分析 |
| 三、“萨德”事件发生后中韩贸易关系的转化 |
| (一)“萨德”事件发生后中韩贸易关系分析 |
| (二)中韩双边货物贸易商品结构分析 |
| (三)中韩服务贸易结构分析 |
| (四)“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关系的影响总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萨德”事件后中韩贸易关系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一、中韩之间贸易收支不平衡 |
| (一)中韩贸易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概述 |
| (二)中韩贸易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
| 二、中韩之间贸易竞争激烈 |
| (一)中韩之间贸易竞争激烈问题概述 |
| (二)中韩之间贸易竞争激烈问题原因分析 |
| 三、中韩之间贸易摩擦频繁 |
| (一)中韩之间贸易摩擦频繁的问题概述 |
| (二)中韩之间贸易摩擦频繁的原因分析 |
| 四、中韩之间政治互信低下 |
| (一)中韩之间政治互信低下的问题概述 |
| (二)中韩之间政治互信低下的原因分析 |
| 第五章 推动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
| 一、推动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韩方对策 |
| (一)稳定半岛局势,提高政治互信 |
| (二)优化贸易结构,改善贸易壁垒 |
| 二、推动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中方对策 |
| (一)优化调整现有出口贸易结构 |
| (二)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帮扶 |
| 三、推动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建议 |
| (一)积极对接两国对外经济战略 |
| (二)推动中韩FTA未来发展完善,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 |
| (三)扩展新兴领域合作,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韩工业制成品贸易现状分析 |
| 2 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方法与数据 |
| 2.1 产业内贸易测度方法 |
| 2.1.1 Grubel-Lloyd度量方法 |
| 2.1.2 Aquino的度量方法 |
| 2.1.3 Greenaway的GHM模型 |
| 2.2 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数据 |
| 3 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实证分析 |
| 3.1 全部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
| 3.2 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
| 3.3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 |
| 4 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性质分析 |
| 5 结论及对策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8）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理论 |
| 2.1 产业内贸易的涵义 |
| 2.2 产业内贸易的分类 |
| 2.2.1 水平型产业内贸易 |
| 2.2.2 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
| 2.3 产业内贸易度量指标 |
| 2.3.1 G-L指标 |
| 2.3.2 MIIT指标 |
| 第3章 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
| 3.1 国外研究综述 |
| 3.2 国内研究综述 |
| 第4章 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变动分析 |
| 4.1 中德工业发展水平分析 |
| 4.2 中德双边贸易总量变动分析 |
| 4.3 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变动分析 |
| 4.3.1 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分析 |
| 4.3.2 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细分结构分析 |
| 4.3.3 本节小结 |
| 4.4 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
| 4.4.1 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4.2 中德制造业各类细分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
| 4.4.3 中德制造业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
| 4.4.4 本节小结 |
| 第5章 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 |
| 5.1 影响因素的确定 |
| 5.1.1 中德人均收入水平 |
| 5.1.2 市场规模差异 |
| 5.1.3 技术水平 |
| 5.1.4 贸易不平衡度 |
| 5.1.5 德国对中国直接投资 |
| 5.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5.3 模型估计与回归结果 |
| 5.3.1 单位根检验 |
| 5.3.2 模型估计与结果 |
| 5.4 实证结论 |
| 5.5 小结 |
| 第6章 促进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
| 6.2 大力发展制造业规模经济,缩小中德市场规模差异 |
| 6.3 加强技术和教育投入,提升制造业产品技术含量 |
| 6.3.1 加强研发投入,推动中德智能制造创新合作 |
| 6.3.2 借鉴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培育中国高新技术的创新人才 |
| 6.3.3 学习德国“隐形冠军”中小企业,培育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 |
| 6.4 增加对德制造业出口,缩小对德贸易逆差 |
| 6.5 积极引进水平一体化直接投资,扩大中德双向投资 |
| 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状况 |
| 1.3.2 国外研究状况 |
| 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与研究难点 |
| 1.5.1 预期创新点 |
| 1.5.2 研究难点及解决方法 |
| 第二章 概述 |
| 2.1 相关概念辨析 |
| 2.1.1 信息技术的科学解读 |
| 2.1.2 信息技术与情报工作 |
| 2.1.3 军民融合的定义解析 |
| 2.2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发展历程 |
| 2.2.1 冷战时期——国防需求牵引的融合探索阶段 |
| 2.2.2 冷战结束至“9·11”事件——多领域参与的全面融合阶段 |
| 2.2.3 “9·11”事件至今——网络技术为主导的深入融合阶段 |
| 2.3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地位作用 |
| 2.3.1 情报工作信息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
| 2.3.2 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现实需要 |
| 2.3.3 国防和经济建设统一发展的重要途径 |
| 2.3.4 提升情报获取能力的有效手段 |
| 第三章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现状 |
| 3.1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参与力量 |
| 3.1.1 顶层统筹监管领导力量 |
| 3.1.2 技术融合专业组织力量 |
| 3.1.3 民间企业机构合作力量 |
| 3.2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主要做法 |
| 3.2.1 制定政策,引导融合发展 |
| 3.2.2 需求牵引,确定融合重点 |
| 3.2.3 科学立法,规范融合行为 |
| 3.2.4 市场经营,提升融合效益 |
| 3.2.5 建立平台,开展融合交流 |
| 3.3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基本特点 |
| 3.3.1 战略法规文件先行,“政策引导”是常态 |
| 3.3.2 军地机构协调并进,“资源共享”是核心 |
| 3.3.3 融合建设延续性强,“利益驱动”是根本 |
| 第四章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发展评析 |
| 4.1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发展基础 |
| 4.1.1 政策法规完备——融合的秩序基础 |
| 4.1.2 国家传统文化——融合的思想基础 |
| 4.1.3 军民良性互动——融合的市场基础 |
| 4.2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存在的问题 |
| 4.2.1 融合存在利益壁垒,消除困难 |
| 4.2.2 顶层设计权威不够,控制力弱 |
| 4.2.3 项目外包监管不力,漏洞频出 |
| 4.3 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发展趋势 |
| 4.3.1 参与融合的机构将进一步增多 |
| 4.3.2 促进融合的政策将进一步完善 |
| 4.3.3 融合监管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强 |
| 4.3.4 军民两用的技术将进一步发展 |
| 第五章 对加强我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启示 |
| 5.1 统揽全局,健全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体制机制 |
| 5.1.1 健全体制完善政策 |
| 5.1.2 搭建平台规范组织 |
| 5.1.3 制定法规严格管理 |
| 5.2 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效能 |
| 5.2.1 注重资源共享加大融合深度 |
| 5.2.2 发挥市场作用优化资源配置 |
| 5.2.3 军地联合培养加强人才储备 |
| 5.3 科学规划,做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风险管控 |
| 5.3.1 立足需求,建立融合安全管理机制 |
| 5.3.2 强化审核,严控融合项目对象选择 |
| 5.3.3 多策并用,形成融合保密共管局面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际体系转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表现 |
| 二、国际体系转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动因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 |
| 一、概念界定与操作化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际体系转型理论 |
| 一、何谓国际体系 |
| 二、国际体系转型 |
| 三、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的内在关联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变革理论 |
| 一、治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
| 二、全球治理的理论范式 |
| 三、全球治理变革的表现 |
| 第二章 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欧洲均势体系与大国协调治理 |
| 一、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格局 |
| 二、巩固战后格局与打破交往壁垒 |
| 三、大国协调治理 |
| 第二节 1918-1939 年间的多极体系与国际治理 |
| 一、一战后的世界格局 |
| 二、秩序重建与经济恢复 |
| 三、战后治理系统的建立和运作 |
| 第三节 冷战期间的两极体系与跨国治理 |
| 一、二战后的两极体系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出现 |
| 三、联合国体系与全球治理 |
| 第四节 冷战后的多极化与全球治理 |
| 一、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变化 |
| 二、全球问题的凸显与应对 |
| 三、多元治理与多层治理 |
| 第三章 国际体系转型促发全球治理变革 |
| 第一节 体系转型生发治理变革动力 |
| 一、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治理挑战 |
| 二、治理合法性的提升 |
| 三、机制有效性的增强 |
| 第二节 体系转型引发治理观念变化 |
| 一、国际体系转型带来的观念压力 |
| 二、观念的改变与治理机构的完善 |
| 三、观念的改变与治理效果的提高 |
| 第三节 体系转型更新治理行为体 |
| 一、行为体间关系的变化 |
|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与发展 |
| 第四节 塑造治理模式 |
| 一、全球治理实践的模式 |
| 二、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化 |
| 三、非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 |
| 第四章 全球治理变革深化国际体系转型 |
| 第一节 减少体系转型进程的不确定性 |
| 一、体系转型中的不确定性 |
| 二、消减部分国家对现状的不满 |
| 三、减少系统性风险 |
| 第二节 改变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方式 |
| 一、创新全球合作 |
| 二、完善国际秩序 |
| 三、调整大国互动 |
| 第三节 调节崛起国与守成国家关系 |
| 一、治理机制成为竞争焦点 |
| 二、机制赋予崛起国家网络化权力 |
| 第四节 深化体系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一、理念差异与制度兼容 |
| 二、对未来治理的不同构想 |
| 三、处理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
| 四、开创治理新模式 |
| 五、国内政治问题 |
| 第五章 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方案 |
| 第一节 中国的持续崛起与国际体系转型 |
| 第二节 全球治理变革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三节 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
| 三、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 |
| 一、互动历程 |
| 二、互动特征 |
| 三、互动机制 |
| 第二节 理论与政策启示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政策启示 |
| 三、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部分 |
| 二、英文部分 |
| 三、互联网资料 |
| 附录 |
| 附录一 1850—1914 年间召开的国际会议列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中韩工业与技术合作及其未来的发展战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云南边境地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系统耦合关系及动力机制研究[D]. 陆保一.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俄罗斯城镇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研究[D]. 初楠臣.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2020(05)
- [4]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D]. 张翔.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5]S炼化公司竞争战略研究[D]. 张智玮.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6]“萨德”事件后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研究[D]. 尹钟燮.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研究[J]. 罗俊霞,冯德连. 滁州学院学报, 2019(05)
- [8]中德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D]. 汪子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7)
- [9]美国情报工作信息技术领域军民融合问题研究[D]. 颜世博.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7)
- [10]国际体系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的互动机制[D]. 董柞壮. 南开大学, 201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