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卢建昊[2]（2021）在《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文中提出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生产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经济崛起也推动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航空服务市场的发展,为国际与中国民航飞机制造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整机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通过与麦道这样的商用客机公司合作进行总装生产,一方面通过技术合作的“三步走”战略来自主开发支线飞机,但遗憾的是这两条路径均以失败告终。但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调整。2002年4月,支线飞机ARJ21项目正式立项。时隔4年后,在ARJ21项目尚未完成之时,干线飞机C919项目于2007年2月得到了立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相似的项目为何会先后出台?是哪些国内外因素与力量促使中国政府对民用航空产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如何从产业政策制订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中国重大产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这些问题是本研究重点回答的问题。论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或称ACF）对中国民航制造业战略调整进行解释。该框架强调政策子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提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视角解读不同部门的政策联盟的重要性。本论文在研究中试图将该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民航制造业的重大战略调整问题的分析上。本研究主要结论性的观点包括:伴随着国际航空制造业的日渐全球化,出现了主制造商-国际供应商的系统集成开发方式。中国决定利用该系统集成开发方式,推出ARJ21与C919两个重大项目。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国际航空制造业全球化的挑战与系统集成开发方式出现的机遇的战略反应。1990年代以后中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提倡实施战略产业政策,以促进中国的产业安全与大国发展战略施行。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2003年新一任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将国家再一次设定为发展主体,《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是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象征。ARJ21项目是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前提下,瞄准“缝隙”市场的阶段式发展方式;而C919项目则充分考虑与波音和空客这两个国际航空制造巨头的可能竞争与冲突,通过集中国家资源,利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与关键零部件的可获得性,实现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的跳跃式发展。在这个方面,论文提出C919项目决策正是中国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政策观念调整与上海地区特殊政治地位相互结合的产物。目前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意义:第一,论文展示了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国家以战略贸易政策为基础形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过程,并通过C919项目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研究。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产业政策形成过程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行为者层位分析,微观地观察了政策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系统地考察了作用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并为此将广泛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第三,关于C919项目的立项过程及相关的各种信息,在各方的争论过程中呈现出了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同时,由于各方的不同立场,又使得彼此之间的视角和信念有着微妙的差异。本论文以此为基础,通过政策联盟行为对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再现,同时对国际航空制造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航空制造业商用客机发展战略展开了综合分析,并对ARJ21和C919之间所产生的发展政策变化脉络进行了结构性的把握。
廖莉[3]（2020）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投资协定发展至今,大约经历了四个发展过程:1950-1964年初始阶段、1965-1989年分化阶段、1990-2007年扩张阶段、2008年至今重新定位阶段。现阶段处于国际投资规则重构之际,“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协调一致”是世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重要议题。1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国际投资政策与国际税收的协同需要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东道国税收措施监管功能如何实现平衡;二是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税收协定存在税收互动性,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与国际税收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相协调。国际投资协定中保留税收措施的监管功能产生了东道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税收措施承担国际投资条约义务的矛盾对立:一方面,东道国税收措施监管功能需要保留东道国税收措施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的适用空间。而国际投资协定恰恰是规制东道国国家行为（包含税收措施）的国际条约,它要求东道国税收措施必须符合国际投资协定的相关投资待遇标准。东道国希望保留税收措施监管功能也就意味着东道国希望国际投资协定项下的条约义务尽量为东道国税收措施的实施留足灵活的政策空间,秉承着条约义务对税收措施的适用采取有限度排除或者完全排除的态度;另一方面,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关注东道国税收的稳定性、税负高低、税收待遇等问题,要求东道国在税收措施适用上承担高标准的投资保护义务。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与国际税收协定的实体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相协调需要厘清国际投资协定与国际税收协定中有关税收种类、税收待遇和争端解决机制的区别,有助于避免条约冲突和实现条约间的最大协同效应。为此,本文针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展开研究,以期待寻找到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进行法律适用的合理空间,为我国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措施的适用提供完善建议。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四章:引言部分是对本文问题的提出、研究价值及意义、文献综述、主要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及创新问题进行的说明,作为全文的背景介绍,开启对全文的分析。第一章题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内涵和种类”。国际投资协定条文中一般不存在对税收的明确定义。虽然世界各国对于税收内涵已经达成了某些共识,但各国国内税收概念差异依然存在,一国国内对税收概念的理解也有不同视角。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作为一种国家措施,其核心要素和载体是“税收”。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认定实质是对税收措施中的“税收”认定。第一节研究税收措施中的税收内涵,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内涵包含四个要件:第一、向国家支付一定的货币;第二、由法律规定;第三、对特定主体规定了强制义务;第四、为了公共目的。国际投资协定仲裁实践对税收的认定采用了一般法律的税收概念,而并非宪法意义上的税收概念;二是国际仲裁庭对税收合法性审查采用形式标准,国际仲裁庭对税收合法性的审查仅运用一般法律标准。也就是说国际仲裁庭对税收内涵中的第二要素即税收合法性并未进行实质审查。第二节研究税收措施的税收范围,通过比较研究DTA中的税种范围、WTO规则的税种范围以及NAFTA、ECT投资章节中的税种范围,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种类应摒弃国际投资实践中的限制性解释方法,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种类应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第二章题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模式”。理论上,东道国税收措施与东道国管理外资的一般措施相同,均存在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并成为国际投资协定的调整对象,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完全适用。然而,税收措施较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的其他国家措施而言,具有特殊性。特殊性在于东道国税收措施的监管功能体现了税收主权。通过本章的归纳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实践中,基于国家税收主权考虑,主权国家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全部适用,这种模式是指税收措施全部涵盖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进行适用;普遍排除,这种模式毫无保留地排除税收措施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适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任何条款不得适用于东道国税收措施;有限适用,这种模式是指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待遇、投资保护和争议解决条款部分适用于税收措施,而并非全部适用于税收措施。有限适用模式中,各国际投资协定通过采用附属型或者专款型条款限定实体待遇义务和争端解决机制对税收措施的具体适用。本章研究国际投资协定适用税收措施的总体模式为中国BIT适用税收措施的模式提供了研究基础。第三章题为“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法律分析”。本章分四节对税收措施适用进行法律分析,分别围绕实体待遇和保护、争端解决机制两大内容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展开法律分析。本章的法律分析是主权国家对国际投资协定税收措施适用模式选择的基础和出发点。第一节研究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公正待遇应尽量排除税收措施的适用。原因在于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抽象性以及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独有国家义务使得公平公正待遇存在较大的可诉性。结合国际仲裁实践看出,税收措施对公平公正待遇的违反主要包括违反稳定性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第二节研究无差别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主要对税收措施所引起的国民待遇义务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待遇义务相区别,得出税收措施可能产生BIT国民待遇义务和DTA非歧视待遇义务的冲突,BIT国民待遇义务应排除税收措施的适用;第三节研究间接征收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结合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总结了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主客观标准。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投资仲裁庭对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持谨慎态度。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风险小于税收措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义务的风险;第四节研究争端解决机制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通过将投资者-东道国国际仲裁对税收措施的适用与DTA中的税收争议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投资者-东道国国际仲裁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将对国家税收主权产生重要影响,并可能异化为投资者寻求涉税争议解决路径的新通道。第四章题为“中国BIT适用税收措施的完善建议”。第一节和第二节以中国现行BIT实体待遇和保护、投资者-东道国争议解决范围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为研究起点,得出如下结论:较之于无差别待遇、征收条款,中国BIT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的适用存在较多法律问题,诸如:公平公正待遇排除税收措施适用的数量较少、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表述过于简单、条约序言中存在税收法律的稳定性承诺等等,这需要对中国BIT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适当修正以适应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中国第二代BIT国际投资仲裁争端解决机制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者就东道国税收措施提起国际仲裁,需要引入相关机制进行调整;中国第三代BIT中的国际投资仲裁争端解决机制就涉税争议管辖权而言,需要排除税收措施的适用或者建立相应的国际仲裁庭管辖权约束机制。第三节针对我国现行BIT适用现状,提出了完善中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基本思路。中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完善需要中国立足BIT升级发展的国际现状,坚持国家税收主权基本原则,通过建立税收措施例外专门条款、完善实体待遇和保护条款内容等路径完善中国BIT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李建华[4]（2019）在《中国区域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通过理论研究、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考察中国区域经济集聚与FDI的互动机制,发现中国分行业、分地区FDI的溢出效应能够检验FDI在区位选择上的主要因素以及对区域产业集聚的作用,有利于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引进FDI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检验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理论参考价值。通过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形成对FDI管理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有利于指导“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本文首先采用集中度的测量方法,对中国FDI的集聚度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从吸引外资的绝对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占比来看,二十年来香港始终稳居榜首,前十位来源地也相对稳定,包括香港、维尔京群岛、日本、新加坡、韩国、美国、台湾和德国等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中国FDI的主要来源地。中国的东部始终是吸引外资落地的最主要阵地,但总的趋势是稳中有降,逐步向中西部扩散。从产业分布的集聚特征上看,二十年间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是逐渐从第二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其次,通过分析显示产业集聚降低了集聚区内的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同时产生关联效应,从而吸引FDI企业进入,促进投资增加。与此同时,FDI也能促进集聚区内产业链的发展完善和技术升级,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与演进。这充分说明产业集聚与FDI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显着。当地企业通过向FDI企业学习、模仿,与FDI企业竞争,FDI企业与当地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与流动,FDI企业对前后关联企业的支持,以及FDI企业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作研发所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并推动产业集聚区的演进。再次,通过对变量FDI、产业集聚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余额建立VAR模型,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检测了产业集聚水平与FDI区位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对面板VAR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一个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会受到FDI的区位选择影响。境外企业和跨国公司总是力求用最小的经营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在选择直接投资的时候往往会重点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各项成本。当一个地区具有成本和其他优势条件的时候,FDI会倾向于在该地区进行投资生产活动;另外,对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函数进行了计算,分析了不同变量随机扰动项的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FDI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产业集聚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更明显,具有正相关性;最后,对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引导关系。在对外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余额三个变量中,只有对外直接投资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即在产业集聚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余额中,只有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引导作用。FDI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产业集聚水平对FDI的区位选择影响更为显着,产业集聚水平越高会更多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区域FDI水平。此外,FDI能够引导形成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并不会引导FDI的投入,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FDI的进一步投入和发展。最后,通过行业和区域面板数据分别对FDI行业以及区域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资资本的进入会对行业的内资企业产生“排挤效应”,但外资企业科技研发的投入会促进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内资和外资资本交互对内资企业具有正效应,但是促进作用不显着;FDI前向溢出效应为负、后向溢出效应为正。FDI的进入对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产业链上游企业具有显着的“溢出效应”。主要与FDI进入所在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位置以及行业的垄断地位有关;区域内FDI的投资并不会对区域内的内资企业产生促进作用,相反会使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压力,进而降低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外资的投入可能会带来区域整体经济的增长,但是对内资企业而言溢出效应要小于排挤效应;FDI对区域间的溢出效应为正,并且对内资企业产出促进作用较大,临近区域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外资的技术要素更会流入到附近区域的内资企业,进而产生显着的“溢出效应”。通过上述论证,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对中国区域经济集聚与FDI发展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结合经济集聚与FDI的分布关系指导本地区针对目标来源地更有效地引进FDI;充分利用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机制,创造吸引FDI的有利条件;认真分析产业集聚与FDI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吸引FDI的同时,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的产业升级;根据对FDI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分析,指导当地如何更加理性地引进FDI企业,使其产生最佳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在每条建议的项下又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具体措施,包括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目标市场的招商引资力度;内陆省份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国应当从传统的“世界加工厂”向发展第三产业过渡;打造设施完备的工业集中区,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创造良好的承接技术溢出的条件;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创造产业集聚的良好条件;利用FDI引导产业的集聚,完成产业升级;鼓励自主创新,避免排挤效应;引导外资进入合适的环节,促进上下游的发展;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充分利用溢出效应等十一条措施,希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在新形势下促进FDI被更好地吸引到中国,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赵永宏[5]（2017）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源型城市以其先天的资源禀赋优势而出现,伴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也会经过一个产生、发展、壮大和衰退的过程。我国资源型城市众多,建国后至今几十年的采掘,已经有很多资源型城市走过了发展的鼎盛时期,资源接近枯竭,处于衰落阶段。储量仍较丰富的资源型城市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困难重重,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尤其是在当今出现的经济“新常态”形势下,资源型城市的整体发展势头普遍低于一般的城市。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奠定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努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发展是全社会的任务,也对资源型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整体处于落后的状态下,要实现转型发展,赶上或超过其它地区,资源型城市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资源型城市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要克服经济结构单一、环境破坏严重、生产方式粗放、科技发展水平低等共性的问题,其次要结合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转变观念,在比较优势选择上改变依赖以外生的自然禀赋为主的优势为以创新为主的内生优势,要着力培养新的产业,依托产业集聚的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变依赖外生比较优势的观念并非完全抛弃已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一方面要在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的升级,发展行业内高端产品,另一方面要在原有资金、技术和科技积累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主导型产业,利用内生条件培养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或者是发挥外生条件,引进与原有比较优势关联度不大的新的行业和产业。资源型企业在资源型城市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意义重大。文章结合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平顶山的实际,对资源型企业平煤神马集团的经济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平煤神马集团应该以绿色低碳和创新为主,一方面将资源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发展高端资源性产品,另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积极转型,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打造的方法上,主要依据钻石模型和GEM模型,结合企业的特点全方位推进。通常,钻石模型的使用范围被界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相对完整的较大系统内,在这个范围内分析国家的竞争力或者是某一产业（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考虑到企业集团,尤其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试图将资源型企业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虑,使用钻石模型建立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同样的,GEM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企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基于资源型企业系统的完整性,同样可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考察对象,结合GEM模型所要求的外界因素,运用该原理分析企业集团如何来打造其核心竞争力。资源型企业的发展源自于所在的资源型城市,必然有为所在的城市承担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和义务。资源型企业在规划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下属企业时,首先要考虑将这些企业落户在当地,而不是投资于其它地方。只有这样,才可以回馈原生地,解决大量从事采掘业的职工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促进社会稳定。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地方政府责无旁贷。查阅平顶山市1982年以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发现市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科技进步、寻求上级政策支持、为企业筹资融资和推.进产业集聚区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除了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外,还来自于利益驱使,多层级的政府之间由于利益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博弈关系。资源型城市既有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也有下级政府的抗争和接受,还有同级政府之间发展经济的相互竞争。多层次的博弈关系使得资源型城市要以寻求上级政府的支持为主,必要时要和上级政府进行抗争,同时还要取得下级政府的认同和接受,以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博弈最佳的结果是采取合作的态度,最终达到的目的是要寻求在与同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中胜出。资源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时要有一定的具体可行的方法。例如,平顶山市,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分析经济增长的历程,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主要的来源是“投资”,经济增长结构中“消费”难以带动经济增长,而“出口”所占的份额相对更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平顶山市下一步经济增长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形势下着重“补短板”,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产业集聚区是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转型的可行道路之一,在产业集聚区促生产业的聚集,发挥集聚效应,能够带动经济增长,增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进步,实现绿色低碳、创新发展。鉴于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规律,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产业集聚区的规划上和实施过程中,要防止产业的单一化、低端化和负外部效应,要注重产业的互补性、已有技术和基础设施利用的高效性,以“多核共生可替代”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通过数理模型的推断和论证,通过充分的相关理论支持,论述了“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的可行性。总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要结合实际,谋划全局,长期坚持。资源依然丰富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其自然禀赋的潜能,将这一比较优势发挥到最大,同时要未雨绸缪,为经济转型做好积极的物质、技术和人力准备,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源已经枯竭或接近枯竭的资源型城市要立即着手新兴产业的培育。无论资源优势存在与否,资源型城市都要转变观念,以发展内生优势为努力方向,深化改革,坚持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以建立“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区为基础,实现向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的转型。
刘苇[6]（2015）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三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三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岳婷婷[7]（2015）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文中提出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中国少年在美国教师布朗的资助下,由香港马礼逊学校前往美国留学,掀开了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序幕。此后的百余年间,留美教育几经潮起潮落,绵延不断。近代留美生大多以潜心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己任,文化品位高、知识结构新,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迫于当时的国际局势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决定停止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留美教育被迫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改革开放的启动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特别是邓小平做出“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指示,留美教育得以恢复。1978年底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启程赴美,标志着留美教育正式重启。改革开放以来,留美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中国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新一轮留美热潮。伴随中美外交关系的变化与两国留学政策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留美教育大致经历了恢复与迅速发展（1978-1988年）、遭遇顿挫与回暖（1989-1997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1998-2006年）、深入发展与繁荣（2007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留美教育的发展虽偶有挫折,但总趋势是向上发展的。美国始终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国,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之一。总体而言,留美教育的恢复和发展是中美两国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留美教育恢复之初,两国间的学术联系因长期封闭而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为了解决留学生派遣渠道不畅的问题,两国政府、一批中美热心教育事业的科学家以及民间各种基金会组织,都承担起牵线搭桥的工作,发起实施了多个赴美留学项目,选送了数千名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深造,从而使赴美留学工作打开了局面。当代留美生的数量多、质量高、领域广。从留学规模看,1978年以来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学生和学者已逾146万人,占同期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从留学层次看,留美生中攻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占多数,学历水平整体较高;从留学领域看,选择读科学、技术、工程、商科等专业的留美生人数最多。此外,中美两国趋向宽松的留学政策及中国国内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留美生的队伍日益庞大,人员构成日益复杂,留美教育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留学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赴美留学成为许多学生毕业时的常规选择;留美本科生人数激增,留美中学生也显着增加;留美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更加注重从自身需求和兴趣出发;留学渠道从单一的国家选拔资助,发展为自行申请、校际合作、联合培养等多种选择。总之,留美教育正朝向大众化、低龄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伴随留美教育的持续发展、留美生人数的不断增多,二者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留美生为美国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留美生的学费和日常消费促进了所在学校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贡献良多;大量留美生毕业后留在美国创新创业,成为当今美国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提升了华裔族群在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留美回国人员凭借其在各行各业的杰出表现,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海归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奋战在中国教育、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和医疗卫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作为沟通中美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留美生已经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李茜[8]（2015）在《地方政府政策变迁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文中指出笔者运用合作博弈的谈判模型研究地方政府政策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合约的影响。模型推导出在宽松、适度、严格三种政策下,地方政府收益最大时对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合约的取值要求,研究认为政策的选择取决于地方政府谈判成本大小和声誉损失系数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社会责任履行成本系数,并就三种政策下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黄安[9]（2014）在《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危机中涅盘,转型中重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发展快速,有力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显着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国际间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对外贸易在彰显其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其影响的范围与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从国际上看,目前虽然经济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但经济复苏乏力、形势复杂多变、隐忧风险仍然存在,下行压力仍较大,外需尚未根本改善,贸易摩擦增多等；从国内看,结构性矛盾突出、产能过剩明显、发展方式粗放等矛盾突出。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转型时期。面对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国际金融危机表面是对我国外贸增长速度的影响,实质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转型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外贸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也是我国在新形势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外贸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本论文以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为基础,对西方近现代的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及中国特色对外贸易理论的探索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把握。在理论溯源的基础上,对我国外贸体制演进、发展实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剖析。随后,论文论述了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意义,分析了当前中国外贸转型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探索中国外贸如何转型时,论文分析研究了美国、日本等当今世界贸易强国的外贸发展模式。最后,本论文在结合我国当前的发展实际,借鉴世界贸易强国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基本思路,探索了比较贴近实际、科学可行的路径选择,对我国如何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提供了发展思路。
左阳[10]（2013）在《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被誉为“增长奇迹”。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的瓶颈也日益严重,如经济增长效率不高、产业结构失衡、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投资消费关系不和谐、过度开发资源等。经济增长速度过高和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与广大居民休戚相关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从来都是经济增长这枚硬币的正反面。鉴于人们正逐步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分关注中转向对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日益关注,本文将同时将经济增长的这两方面作为分析对象,考察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通过构建恰当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考察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研究任何经济问题都不能脱离其制度背景,在我国尤为如此。1979年以来,我国实行了两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对内的财政分权改革以及对外开放。财政领域的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积极性,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外资流入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长期以来也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此外,经济分权带来了地区间经济增长竞争,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机制加剧了甚至恶化了这种竞争关系,其重要表现领域就是地区间“竞争到底”的引资政策博弈。地方政府间这种囚徒困境式博弈将影响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决策和经营行为,据此强化或弱化外资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将对分权和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上述间接和直接影响关系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具体而言在结构编排上,本文以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测度方法入手并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五个维度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考量；其次,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二者交互影响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和模型分析；然后利用1998-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系统广义矩方法对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据此得出这两项制度安排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以及影响途径。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测算结果来看,首先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存在较大差距,直辖市及一些东部省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较高,部分西部省份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则较为落后。其次,从时间趋势来看,各地区以2007年为转折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有明显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不显着,但明显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第三,财政分权制度改革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但是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性以及环境则没有显着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有阻碍作用,但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结构改善,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有正向作用；财政分权能够强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结构的改善,削弱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强化对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阻碍作用。
二、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提出问题 |
| 1.2 研究方法 |
| 1.3 分析范围 |
| 1.4 本论文的组成 |
| 第二章 理论背景和分析框架 |
| 2.1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产业政策形成和变化 |
| 2.2 用于政策过程分析的倡导联盟框架 |
| 2.2.1. 倡导联盟框架的核心逻辑 |
| 2.2.2. 倡导联盟框架与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衔接 |
| 2.2.3. 国家和宪政体制 |
| 2.3 产业政策倡导联盟的信念基础:发展主义 |
| 2.3.1. 战略产业政策的经济逻辑 |
| 2.3.2. 李斯特的不均衡发展观 |
| 2.3.3. 不均衡发展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 2.3.4. 日本的官僚制 |
| 2.3.5. 中国产业政策体制 |
| 2.4 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性产业政策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民用航空制造行业的结构变化 |
| 3.1 航空运输市场“去管制”及其对航空制造业的影响 |
| 3.1.1. 轴辐式航线的发展对干线飞机的影响 |
| 3.1.2. 馈线航路的发展与支线飞机 |
| 3.1.3. 航空运输的国际自由化 |
| 3.1.4. 波音和空客双寡头结构形成 |
| 3.2 喷气式支线飞机的出现与小双寡头的新生产组织 |
| 3.3 系统集成的Tier-1开发模式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用飞机制造的发展历程 |
| 4.1 改革开放后中国航空制造产业变化概述 |
| 4.1.1.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用航空制造业 |
| 4.1.2. 首个商用客机研制项目:“运-10” |
| 4.2 学习的开始:MD-80组装生产 |
| 4.3 MPC-75项目 |
| 4.4 三步走战略 |
| 4.4.1. 商用客机干、支之争的苗头 |
| 4.4.2. MD-90 |
| 4.4.3. AE-100 项目 |
| 4.5 小结:存活下来的政策子系统 |
| 第五章 经济学者认知共同体的政策信念分化 |
| 5.1 1990 年代经济学家的主流化与思想分化 |
| 5.1.1. 新左派的经济体制构想 |
| 5.1.2. 民族主义情绪的扩散 |
| 5.2 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出现和成长 |
| 5.3 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民族主义者的联手 |
| 5.3.1. 大国优势和大国战略 |
| 5.3.2. 战略产业和航空制造 |
| 5.3.3.入世与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活跃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政策导向变化 |
| 6.1 “追赶期”产业政策体系概况 |
| 6.2 “入世”前后的改革和产业政策体系 |
| 6.3 国有企业制度改革: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 |
| 6.4 创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
| 6.4.1. 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 |
| 6.4.2. 高铁建设与集成创新 |
| 6.4.3. 大型飞机项目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从系统集成商的道路到大飞机项目 |
| 7.1 支线飞机项目的推进 |
| 7.1.1. 新舟60 |
| 7.1.2. 喷气式支线飞机ARJ21的推进 |
| 7.1.3. ERJ-145合作生产项目 |
| 7.2 大飞机争论的序幕:运-10的神话化 |
| 7.2.1. 大飞机与大型运输机 |
| 7.2.2. 摇摆不定的ARJ21 |
| 7.3 大飞机论证 |
| 7.3.1. 支线道路与大飞机道路 |
| 7.3.2. 第一次论证 |
| 7.3.3. 第二次论证 |
| 7.4 大飞机政策形成过程的主要参与者以及博弈 |
| 7.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术语索引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内涵和种类 |
| 第一节 税收措施中的税收内涵 |
| 一、税收的学理概念 |
| 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税收内涵 |
| 第二节 税收措施中的税收范围 |
| 一、DTA与 WTO规则调整的税种范围 |
| 二、NAFTA和 ECT投资章节调整的税种范围 |
| 三、确立税种范围的国际仲裁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模式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的完全适用 |
| 一、税收对国际直接投资主体的作用 |
| 二、条约义务对税收主权的规制 |
| 第二节 国际投资协定对税收措施的排除适用 |
| 一、附属型排除和专款型排除 |
| 二、实体义务排除和争端解决机制排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投资协定中税收措施适用的法律分析 |
| 第一节 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
| 一、公平公正待遇对税收措施适用的法律风险 |
| 二、认定税收措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实践 |
| 三、公平公正待遇适用于税收措施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无差别待遇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
| 一、税收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 |
| 二、税收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 |
| 第三节 间接征收对税收措施的法律适用 |
| 一、税收措施的征收性特征 |
| 二、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理论标准 |
| 三、认定税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的实践 |
| 第四节 争端解决机制对东道国税收措施的适用影响 |
| 一、BIT和 DTA国际仲裁对税收主权的影响 |
| 二、BIT提供了投资者涉税争议的条约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BIT适用税收措施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中国BIT实体待遇和保护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公平公正待遇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二、无差别待遇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BIT争端解决机制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一、完全排除税收措施适用的现状与问题 |
| 二、有限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三、全面适用税收措施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三节 完善中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基本思路 |
| 一、立足中国BIT升级发展的国际现状 |
| 二、坚持税收主权优先基本原则 |
| 三、我国BIT税收措施法律适用的路径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一 33起涉税争议一览表 |
| 附表二 中国缔结BIT和 DTA对照表 |
| 附表三 中国BIT争议解决范围统计表 |
| 附表四 中国BIT待遇条款排除税收措施统计表 |
| 在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区域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集聚相关研究 |
| 2.1.1 产业集聚的形成 |
| 2.1.2 产业集聚的效应 |
| 2.1.3 中国产业集聚相关研究 |
| 2.2 关于FDI内容的研究 |
| 2.2.1 FDI传统理论 |
| 2.2.2 FDI技术溢出效应 |
| 2.3 集聚经济与FDI关系研究 |
| 2.4 简要述评 |
| 第3章 集聚经济与FDI区位分布演变 |
| 3.1 产业集聚的测度分析 |
| 3.1.1 产业集聚测度的重要意义 |
| 3.1.2 几种产业集聚测度方法介绍与评价 |
| 3.2 中国FDI的区域集聚特征 |
| 3.2.1 中国FDI来源地的集聚特征分析 |
| 3.2.2 中国FDI地区分布的集聚特征分析 |
| 3.3 中国FDI的产业集聚特征 |
| 3.4 本章结论 |
| 第4章 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机制分析 |
| 4.1 产业集聚对FDI的促进机理 |
| 4.1.1 集聚成本优势对FDI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1.2 集聚区内产业关联效应对FDI的影响机理分析 |
| 4.2 FDI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 |
| 4.2.1 FDI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与演进 |
| 4.2.2 FDI促进产业集聚区内产业链的发展完善 |
| 4.2.3 FDI促进产业集聚区内技术的升级 |
| 4.3 FDI集聚的技术溢出路径 |
| 4.3.1 产业集聚区内FDI企业技术溢出的路径 |
| 4.3.2 产业集聚区内影响FDI企业技术溢出的因素 |
| 4.4 本章结论 |
| 第5章 产业集聚与FDI区位选择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关于产业集聚与FDI区位选择关系的研究设计 |
| 5.1.1 研究方法与模型介绍 |
| 5.1.2 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变量因素选取 |
| 5.2 产业集聚与FDI区位选择互动关系检验 |
| 5.2.1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2.2 面板VAR模型估计 |
| 5.2.3 变量间动态响应分析 |
| 5.2.4 变量间因果关系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FDI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 |
| 6.1 FDI产业集聚在产业内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 |
| 6.1.1 测度方法 |
| 6.1.2 模型构建 |
| 6.1.3 数据说明 |
| 6.1.4 实证分析 |
| 6.2 FDI集聚的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实证 |
| 6.2.1 测度方法 |
| 6.2.2 模型构建 |
| 6.2.3 数据说明 |
| 6.2.4 实证分析 |
| 6.3 FDI的地区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6.3.1 测度方法 |
| 6.3.2 模型构建 |
| 6.3.3 数据说明 |
| 6.3.4 实证分析 |
| 6.4 本章结论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经济集聚与FDI分布关系 |
| 7.1.2 产业集聚与FDI互动机制 |
| 7.1.3 产业集聚与FDI区位选择 |
| 7.1.4 FDI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针对目标来源地更有效地引进FDI |
| 7.2.2 创造吸引FDI的有利条件 |
| 7.2.3 利用FDI促进本地区产业升级 |
| 7.2.4 理性引进FDI企业产生更好效果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资源型城市的相关概念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五、文章结构和观点 |
| 第一章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 |
|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 |
|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产业聚集理论 |
| 一、产业聚集理论历史沿革 |
| 二、产业聚集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比较优势理论与产业聚集理论的关系 |
| 一、比较优势与产业聚集高度相关 |
| 二、产业聚集是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比较优势理论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一、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
| 二、如何发挥资源型城市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资源诅咒与比较优势陷阱 |
| 一、资源诅咒 |
| 二、比较优势陷阱 |
|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是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原因及发展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一、产业集聚的原因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二、产业集聚发展过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 |
| 一、动力机制 |
| 二、产业集聚的升级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平顶山市支柱企业平煤神马集团及其经济转型 |
| 第一节 企业集团 |
| 一、企业集团的出现及其问题 |
| 二、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
| 第二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基本状况 |
| 一、平煤神马集团的组建 |
| 二、以煤为基础的比较优势 |
| 三、避免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
| 第三节 平煤神马集团的转型 |
| 一、持续深化改革 |
| 二、承担经济与社会责任 |
| 三、以科学方式打造核心竞争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政府的职能 |
| 一、政府的一般职能 |
|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 |
| 第二节 政府间的博弈 |
| 一、博弈理论 |
| 二、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博弈 |
| 三、同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平顶山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措施 |
| 一、摆脱资源依赖是发展的新起点 |
| 二、拉动经济增长的方法 |
| 三、平顶山经济增长的成就及原因 |
| 第四节 政府推动经济方式的转型 |
| 一、理性认识经济的现状 |
| 二、推动经济转型的措施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发展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 |
| 第一节 产业集聚的核心带动机制 |
| 一、产业集聚由重要的核心起聚集作用 |
| 二、多核形成的机制 |
| 三、多核共生可替代的产业集聚模式的支持理论 |
| 第二节 平顶山产业的多核布局 |
| 一、国家主导的产业布局 |
| 二、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布局 |
| 第三节 平顶山的产业集聚区 |
| 一、平顶山市产业集聚区总体情况 |
| 二、平顶山煤炭产业集聚区衰落的案例 |
| 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含译着) |
| 二、中文期刊文章 |
| 三、政府文件 |
| 四、英文资料 |
| 附录 区域产业中心形成与区域产业转型的模型推导 |
| 图表索引 |
| 一、表 |
| 二、图 |
| 致谢 |
（6）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与目的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五、本文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作为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1949-1978） |
| 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 |
| 二、投资的重点形式 |
| 三、法律规制 |
| 第二节 作为改革开放战略的组成部分（1979-1990年） |
|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 |
| 二、中国海外投资的准备与尝试 |
| 三、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作为“走出去”战略形成期的组成部分（1991-2000年） |
| 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良性发展 |
| 二、“走出去”战略政策的形成 |
| 三、法律规制 |
| 第四节 作为“走出去”战略成熟期的组成部分（2001-2007年） |
| 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成熟 |
| 三、法律规制 |
| 第五节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阶段(2008至今) |
| 一、国际经济背景 |
|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 |
| 三、法律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理论与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一、国际投资传统理论 |
| 二、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国际投资理论 |
|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理论探索 |
| 四、基于投资理论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二节 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与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一、国际政治关系理论 |
| 二、基于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三节 中国海外投资的现状与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一、中国海外投资现状 |
|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趋势 |
| 三、基于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 |
| 第四节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框架调整应遵循的原则 |
| 一、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一般原则 |
|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特殊原则 |
| 第五节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的重点和主要任务 |
| 一、法律政策的导向性转变 |
| 二、法律体系结构的调整 |
| 三、法律体系层级的调整 |
| 四、国内法律规制的类型调整 |
| 五、多边投资条约的制定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国内法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 |
| 一、现状考察 |
| 二、问题剖析 |
| 三、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的科学构建 |
| 第二节 中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 |
| 一、现状分析 |
| 二、我国海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的路径 |
| 第三节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
| 一、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 |
|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与他国BITS签订情况 |
| 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签定的BITs |
| 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签定的BITs |
| 第二节 中国签订BITS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
| 一、不同缔约对方的BITs具有不同的特点 |
| 二、中外BITs的发展趋势 |
| 第三节 对中国未来谈判签订BITS的若干建议 |
| 一、关于投资促进条款 |
| 二、关于投资保护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 |
| 第一节 多边自贸区投资条约发展趋势及法律构建 |
| 一、多边自贸区是深化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手段 |
| 二、中国的多边自贸区投资条约实践及成效 |
| 三、中国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构建 |
| 第二节 非自贸区多边投资条约发展趋势与法律构建 |
| 一、相邻地区(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的构建 |
| 二、非相邻地区多边投资条约的构建 |
| 第三节 普遍性投资条约发展趋势与法律构建 |
| 一、投资与投资者定义条款 |
| 二、投资待遇条款 |
| 三、投资保护条款 |
| 四、投资争端解决条款 |
| 五、环境保护条款 |
| 六、劳工保护条款 |
| 七、例外条款 |
| 八、投资措施和履行要求禁止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回声——改革开放之前的留美教育概述 |
| 一、近代留美教育发展概况（1847-1949） |
| 二、近代留美教育和留美生的特点 |
| 三、建国初期的归国留美生与留美教育的中断 |
| 第三章 复兴——改革开放以后留美教育的重启 |
| 第一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动因 |
| 一、大时代背景：中美关系的改善与中美建交 |
| 二、中国决定恢复派遣留美生的内驱力 |
| 三、美国愿意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内驱力 |
| 第二节 留美教育恢复的过程 |
| 一、邓小平关于留学问题的若干重要指示 |
| 二、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政策的出台 |
| 三、中美会谈与两国教育交流文件的签署 |
| 第三节 首批公派留美人员的派遣及意义 |
| 一、选派过程 |
| 二、留学实践 |
| 三、历史影响 |
| 第四章 轨迹——留学政策与留美教育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政策沿革 |
| 一、1978-1985 年：恢复与起步阶段 |
| 二、1986-1991 年：调整与完善阶段 |
| 三、1992 年至今：规范与加速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赴美留学相关政策的变革与发展 |
| 一、在华举办“赴美留学考试”政策及其实施 |
| 二、美国留学政策演变及其对留美教育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期留美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
| 一、1978-1988 年：恢复与快速发展时期 |
| 二、1989-1997 年：遭遇顿挫与回暖时期 |
| 三、1998-2006 年：持续发展与短暂低潮 |
| 四、2007 年至今：深入发展与繁荣时期 |
| 第五章 拓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项目留学 |
| 第一节 政府留学项目——富布赖特项目的恢复 |
| 第二节 学科留学项目 |
| 一、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 |
| 二、中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 |
| 三、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CGP） |
| 四、数学与经济学留学项目 |
| 五、学科留学项目的影响 |
| 第三节 基金留学项目 |
| 一、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留美项目 |
| 二、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 |
| 第六章 数据——留美学人的规模与结构之分析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的规模 |
| 一、中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二、美方关于留美人数的记录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的内部构成 |
| 一、留学性质 |
| 二、经费财源 |
| 三、个人情况——性别、年龄、来源城市、婚姻状况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的文化结构 |
| 一、研习科系 |
| 二、留学层次与学术水平 |
| 三、地域分布 |
| 第四节 精英群体—留美博士 |
| 一、规模 |
| 二、内部构成 |
| 三、毕业去向 |
| 第七章 调适——跨文化留学实践的酸甜苦辣咸 |
| 第一节 最初的美国印象 |
| 第二节 文化碰撞下的留学实践 |
| 一、语言关 |
| 二、生活关 |
| 三、学业关 |
| 四、社交关 |
| 五、情感关 |
| 第八章 抉择——新时期留美学人的滞留与回归 |
| 第一节 田园将芜胡不归？ |
| 一、留美人员的滞留概况 |
| 二、滞留原因及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异邦之龙——从留学生到新移民 |
| 一、以留美学人为主的专业团体 |
| 二、风云人物——海外留美学子杰出代表 |
| 第三节 留学回国政策与归国留美生 |
| 一、1978 年后留学归国政策的建立与完善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概况 |
| 三、留美回国人员对国内环境的认知与适应情况调查分析 |
| 第九章 互动——留美归国学人与当代中国发展 |
| 第一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高等教育 |
| 一、高等院校的归国留美学人概况 |
| 二、留美学人与高校发展 |
| 三、留美学人与大学管理 |
| 第二节 留美学人与中国科技 |
| 一、留美学人的科技创业 |
| 二、留美学人的科技角色 |
| 三、留美精英与两院院士 |
| 第三节 留美学人与创业中国 |
| 一、漫漫归国创业路 |
| 二、创业园中的留美学人 |
| 三、留美学人归国创业的评价 |
| 第四节 留美学人与人文社会科学 |
| 一、部分优秀留美学人分析 |
| 二、留美学人的角色定位——部分学科统计 |
| 三、留美学人与当代艺术 |
| 结论 |
| 附录A |
| 附录B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地方政府政策变迁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模型 |
| 1. 基本假设 |
| 2. 构造跨国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 |
| 3. 不同政策环境下地方政府的战略选择 |
| ( 1) 宽松政策 |
| ( 2) 适度政策 |
| ( 3) 严格政策 |
| 4. 三种政策比较和结论 |
| 三、三种政策下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
| 1. 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2. 跨国公司内部对其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
| 四、启示和政策展望 |
（9）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Contents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意义 |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论述 |
| 第二节 西方近现代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对外贸易理论的探索和发展 |
| 第二章 中国外贸体制演进和发展实践 |
| 第一节 中国外贸体制转型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发展的成功实践 |
| 第三节 我国外贸发展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必要性 |
| 第一节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要求 |
| 第二节 践行“互联互通”等战略的迫切需要 |
| 第三节 继续发挥外贸对经济引擎作用的需要 |
| 第四节 科学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客观要求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挑战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 |
| 第五章 世界贸易强国的外贸发展模式及借鉴 |
| 第一节 世界贸易强国的主要特征及其衡量指标 |
| 第二节 日、美世界贸易强国外贸发展模式探究 |
| 第三节 世界贸易强国发展经验对我国主要启示 |
| 第六章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对策思路探索 |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思路和重点 |
| 第二节 影响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的理性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财政分权、FDI与地区经济增长相关研究评述 |
| 第一节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 |
| 2.1.2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
| 第二节 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 |
| 第三节 FDI与地区经济增长 |
| 2.3.1 不同经济增长模型下的FDI与经济增长 |
| 2.3.2 FDI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
| 第四节 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研究 |
| 2.4.1 经济增长质量内涵 |
| 2.4.2 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 |
| 第三章 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内涵与测度 |
| 3.1.1 经济增长数量的内涵和测度 |
| 3.1.2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测度 |
| 第二节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
| 3.2.1 我国财政分权的改革历程及现状 |
| 3.2.2 财政分权改革的经济影响 |
| 第三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 |
| 3.3.1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历程及现状 |
| 3.3.2 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影响 |
| 第四节 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 |
| 3.4.1 财政分权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 |
| 3.4.2 财政分权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现状 |
| 4.1.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1.2 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结果 |
| 第二节 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2.1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 |
| 4.2.2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
| 第三节 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 |
| 4.3.1 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数量的交互影响 |
| 4.3.2 财政分权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交互影响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5.2.1 重视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5.2.2 规范政府引资行为 |
| 5.2.3 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 |
| 5.2.4 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四、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冼国明建议——地方政府尽快实施第三代引资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倡导联盟与产业政策研究 ——中国航空制造产业“系统集成”战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D]. 卢建昊. 北京大学, 2021(09)
- [3]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税收措施适用问题研究[D]. 廖莉.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中国区域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研究[D]. 李建华. 吉林大学, 2019(10)
- [5]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以平顶山市为例[D]. 赵永宏.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6]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03)
- [7]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留美教育研究[D]. 岳婷婷. 南开大学, 2015(01)
- [8]地方政府政策变迁对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J]. 李茜. 经济经纬, 2015(02)
- [9]新时期中国外贸转型发展研究[D]. 黄安. 福建师范大学, 2014(03)
- [10]财政分权、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D]. 左阳. 南开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