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首届工作研讨会简介（论文文献综述）
赵肖荣[1]（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指出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阎婷[2]（2019）在《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今社会,对于不断加剧的医疗纠纷,无论政府还是医界虽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均未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恶性伤医案件一次又一次地触痛人们的神经,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回首历史,分析医患纠纷的发展情况,以寻找解决现今的医疗纠纷的锁钥。纵观中国古代,医患关系比较和谐,甚少医疗纠纷。至民国时期,在大规模复制西方立法和司法经验的情况下,政府在立法、司法上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医生从业资格及行医行为的举措,同时在实践中,无论中西医均出现了医疗纠纷大量涌现的情况。在此期间,中医不仅要面临时代的剧烈变迁,还要面临西学东渐带来的西医对中医的强烈挤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比起前辈,民国中医界面对的环境要复杂得多,不得不在痛苦与纠结中抗争。因此,民国中医医疗纠纷呈现出与古代医疗纠纷以及西医医疗纠纷不同的特点,相应地,民国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也有其独到之处。本文旨在研究民国中医医疗纠纷,以期对现今医疗纠纷的解决有所帮助。文章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资料研究的方法,资料来源包括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上海《申报》、《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共5辑,包括12万页资料）、“晚清期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相关论文、着作等。本文包括导言,一至四章以及结语。在搜集大量史料、分析大量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医医疗纠纷发生的历史,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形态,探究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法制背景与社会文化背景,根据案例等梳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解决机制,并结合明清医疗纠纷及西医医疗纠纷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本文导言部分以研究的缘起为始,定义了医疗纠纷的概念。在文献综述部分,列举了古代、近代以及现代有关中国古代医疗纠纷的研究情况;从民国时期的研究及现代的研究两方面梳理了对民国时期医事立法及医疗纠纷的研究情况。本文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的角度以及史料的完整性等方面对上述研究情况进行了评议,上述研究存在研究制度史较多以及对中医医疗纠纷进行专门研究不足等情况。第一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形态,首先以案例的形式列举了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各种形态,包括业务过失,非法行医,虚假广告,名誉权纠纷,诊金纠纷,假药、劣药及配药错误,诬告陷害,欺诈,共8类。文章以案件发生的时间为序,将本文涉及的从1911年至1948年发生的64件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汇总为表格,对案件的争议缘由、处理方式及结果做了简要说明,并对是否进行鉴定、鉴定者以及是否反诉、是否有律师参与案件等情况做了标注。表格中的内容显示,业务过失以及非法行医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案件的主要缘由。第二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既包括当时的法制背景,也包括民国时期动荡而复杂的社会背景。民国时期,政府仿照西制建立现代卫生管理体制,加强了对中医药的立法及行政管理。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的卫生行政体制基本是模仿西制的,所以整个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真正地设置专门的中医管理机构。虽然1937在卫生署下设置了中医委员会,但实际上有职无权,形同虚设。即使如此,对于中医医疗纠纷的行政管理也并非由完全由卫生行政机关进行,因为专门的卫生行政机关地位变化频繁,独立的卫生行政机关与警察机关时分时合,形成了民国时期警察机关大量介入中医医疗纠纷的独特景象。民国时期颁布了大量涉及中医的卫生行政管理的法规,虽然这些法规良莠不齐,但总体而言对建立合格的中医队伍、预防医疗纠纷的产生具有积极意义。在民国之前,我国几无对中医资质的管理规定,民国政府将中医的资格的取得以及开业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中。总体而言,对中医登记资质的要求比较宽松。中医行医过程中,不仅要遵守中医药法律,也要遵守其他法律,否则既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也可能要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在司法制度方面,民国时期各项司法制度的进步,大大方便了医疗纠纷的双方进行诉讼,这也是较之以前民国时期医疗讼案数量激增的原因之一。同时,医界对于国家的司法制度并非无动于衷,而是在尊重国家司法制度的前提下,对于涉及医权的司法制度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也为在医疗纠纷中保障医权做了不懈努力。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医开始了政治边缘化,这些原本应该受人尊敬的人,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医界的境遇与当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战乱的影响、混乱的治安、萧条的经济、西医的打压以及政府的压制,都严重恶化了中医的生存空间。对于各方面的压力,中医界并非坐以待毙,而是采取了种种自救措施。第三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医疗纠纷的解决是多方参与的结果,除了当事人之外,国家权力、医学团体、医界同行、律师、媒体、患方的亲朋好友甚至社会人士都可能对纠纷的解决产生影响。在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医方主要为医生个体,未见以中医院为当事人的医疗纠纷。患方虽然来自于各个阶层,但是有着共同的特点——对医生缺乏信任、告医踊跃。对于这样的患者,中医们也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预防纠纷,亦会采取呼吁保障医权、求助法律、聘请律师等手段以保障自身权利。参与解决医疗纠纷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管理相关的行政机关等,即使卫生行政机关独立于警务系统后,两者在管辖权上仍有交集,两者联合办案的记录并不鲜见。由于民国的保甲制度的存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也会出现保甲人员的身影。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医界团体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中医团体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起到了保障会员权益、为医疗案件提供医学依据、为会员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等作用。当然,众多中医团体之间也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党争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案件鉴定的公平性。在其他方面,由于律师具备法律知识,记者易于控制舆论,律师与媒体在医疗案件的解决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另外,中医同道以及案外民众等也可能以检举人或者诉讼参与人等的身份影响纠纷的解决。在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方面,最为剧烈的方式即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国时期中医医疗讼案呈现如下几个特点:自诉案件所占比重较大,反诉的情况较多,少见民事诉讼（多为刑事诉讼,且多为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医方败诉情况较少,涉讼患方阶层广泛,争议内容涉及产科及儿科的情况较多。相较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对中医医疗纠纷的处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都更胜一筹。除此之外,我国民间向来有调解息讼的传统,这一传统沿至民国时期仍在发挥作用,只是途径有所改变。民国时期的调解与和解,既有自行和解、社会调解、中医团体调解等民间行为,也有调解委员会调解、法院的诉前调解与诉讼中的和解等官方行为。鉴定也是许多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由于中医的特殊性,其鉴定方式、鉴定机构与西医不同,呈现出其特有的鉴定风格。记录完整的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案例并不多见,本文选取两例记录比较详尽的案例进行了分析,为了解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一个微观、直接的视角。第四章为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特点,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无论是与明清相比还是与民国时期的西医医疗纠纷相较,都有其鲜明的特点。纵向上看来,中国的医患关系越往古代似乎越和谐,至明清时期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疗纠纷逐渐增多。与明清相比,中医医疗纠纷在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现为医疗纠纷数量急剧增多、医疗纠纷种类多样、医疗纠纷解决方式丰富。这些转变发生的原因包括:患方对医生的态度发生转变、熟人社会的转变、法制的进步、媒体及医学团体等的兴起等几方面。横向上看,民国时期的中医医疗纠纷与西医医疗纠纷亦相差巨大,差异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为诊疗场所不同、患者地位不同、观念差异等方面的医学模式的差异,其次是中西医与传统社会关系不同,作为舶来品的西医面临着解决水土不服、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困境。再次,中西医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不同,同源于西方文化的西医,与西方法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中医却在鉴定和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困难。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民国时期,尽管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对于医患双方而言有着颇多的无奈与不公,但随着法制进步、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也发展出了既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也力求适应现代法律制度的多种解决路径。对后世而言,民国时期的中医界及法律界一步步探索着发展之路,为后世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经验。
闫军堂[3]（2018）在《“水血同病”的历史考察及“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文中指出目标:1.厘清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血、水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2.厘清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等各个历史时期,“水血同病”不同概念体系下的临床应用模式。3.厘清血、水和“水血同病”概念的发展脉络,总结血、水和“水血同病”概念及其应用体系的发展规律。4.总结提炼“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学术源流、发展特色,“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及“水血同病”的理论阐释,以及基于“水血同治”的辨治规律和证治经验。方法:本论文采用知识考古学话语构成的分析方法,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官方文献和影响力较大的医家着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例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以及金元四大家、张景岳、叶天士、吴鞠通、唐容川、周学海、王清任等医家着作。现代中医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是全国统编第1-9版《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教材。首先,明确该时期的主流思想,确定该时期的话语场。其次,以血、水为对象,探讨各时期的血、水概念关系,提炼各时期血、水概念的知识型,总结各时期“水血同病”概念的含义。再次,比较各时期血、水概念的知识型和含义,各时期“水血同病”概念的区别,阐述产生这些区别的原因。结果:1.宋以前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宋以前的血证重点关注出血性疾病,包括咳血、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宋以前医家认为血证形成的原因有多种方面,主要有气、火、热等因素。通过历史考察发现:宋以前医家对血证形成原因的认识多集中在违背了大的自然规律,如气血之间关系规律、五运六气规律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等。血证的治疗思路多从气、火、热等因素考虑。宋以前医家从气、火、热等因素治疗血证,是在大的自然规律前提下通过判断是否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而进行。瘀血是导致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包括痛症、痹症、厥证等都可由瘀血导致。宋以前医家已经认识到了瘀血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宋以前医家更重视从“象”上来判断是否有瘀血,进而治疗瘀血,临床多采用疏血气、通经络、散恶血、温则消而去之、导下等方法。宋以前的水证主要指水肿、水气、痰饮等疾病。宋以前医家主要是根据表现在外的部位、症状和特性对水证进行分类,同时,将水证纳入到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之中。在对水证形成机理的认识中,尤其强调气在水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治疗上并未完全由气、水等概念构建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诊疗过程。“水血同治”的情况出现较多,就其论述来看,多为该疾病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具体主要指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水气病中兼见瘀血,临床中采用利水和祛瘀的中药共同组方。同时,痈肿成脓后“水血同见”时,也有水血共同组方治疗的情况。第二,月经病、带下与经血同见时,从治水、治血两个方面共同组方。第三,痰瘀同治。由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着作中的“痰”与后世的“痰”概念存在差异,因此“痰瘀同治”多为后世医家所总结。另外,痰、瘀多为致病因素,临床疾病中多有痰瘀同时出现、方剂组成中也多为治痰药与活血药联合应用。本时期的血证与水证之间并无过多的因果关系讨论,临床上多采用“随证治之”的治疗方法。“水血同治”多为在“随证治之”的前提下,疾病出现血证与水证兼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2.宋金元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宋金元时期,火的重要作用被医家重视,在血证的诊治理论中,火被突出强调。宋金元时期,医家逐渐开始从重视气、热、火等因素在气血之间关系规律、五运六气规律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中的地位,转而关注“气”“火”“热”等因素本身在血证中的重要地位,进而集中关注火邪在血证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金元医家将血证的论治集中到火上,但其观点主要是强调火的重要作用,而非以火为中心建立因果关系紧密的理论体系。宋金元时期的水证主要指水肿和水气等疾病。同时,痰饮、带下病、痈肿成脓流水的情况也多从水证的角度考虑。本时期对水证的分类除了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中的分类方法,还以阴阳五行、脏腑理论重构《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分类模式,并且提出了阴水和阳水概念,使水肿的辨治更加丰富。尽管对水证的形成原因多有发挥,但就水证的具体治法而言,宋金元时期基本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宋金元时期,“水血同治”多为疾病中血证与水证兼见时的共同治疗。但是,宋金元医家鲜有从血水相互转化机制的角度探讨“水血同治”。与宋以前医家不同的是,本时期尤其重视导致疾病的内生因素。内生之火、风、痰、瘀受到重视,很多疾病都是从这些因素出发进行探讨。因此,“痰”和“瘀”作为两种重要的内生因素,在这一时期的相关论述逐渐增多并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着名医家朱丹溪倡导“百病多由痰作祟”,痰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不断被凸显。在临床治疗中,宋金元时期的医家并未过多关注“痰”和“瘀”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当疾病中同时出现痰证和瘀血证时,多以痰瘀共同治疗为主。但是,当疾病中只出现痰证或只出现瘀血的情况时,则不会过多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宋金元时期的“痰瘀同治”与“水血同治”相似,多为痰证之中出现瘀血或者瘀血之中出现痰饮时,采取共同治疗的方法。3.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明清民国时期逐步构建了以“气水——血火”为核心的血证诊治理论,临床上也将气水血火定为血证的诊治关键,即血证的核心病机。在治疗上,重视火在血证中的关键作用,从火论治。同时,清末民国时期对于血证的论述也受到了西方医学的影响。另外,明清民国时期医家对瘀血病症也非常重视,多在气的基础上论述瘀血证治。明清民国时期,在从五行生克制化角度讨论水证的基础上,重视从肺、脾、肾三脏治疗水证。在水证的诊治中,明清民国时期的医家重视脏腑之气在水证中的重要作用。该时期医家多认为:气是导致水证的关键,气行则水肿自消。同时,将气与脏腑联系在一起,尤其重视肺气、脾气、肾气在水证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水证治法而言,多延续《内经》《金匮要略》中的论断,同时又有各自的发挥,尤其是补法和从肝火论治水证被该时期医家所强调。明清民国时期,“水血同治”为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关于“水血同源”和“血汗同源”的论述,但在对“水血同源”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气在水血同源中的重要作用;就血汗关系而言,尤其重视气的作用,而对疾病中的水血之间的转化机制关注较少。因此,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血同治”为血证兼见水证或者水证兼见血证情况下的共同治疗。另外,明清民国时期在继承前辈医家学术经验的基础上,对“痰瘀同病”、“痰瘀同治”等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和实践经验,对临床有重要指导价值。4.当代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通过对历版全国统编《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学》教材的分析后发现:当代学者构建了很多新理论和新概念,同时使用原有的词汇来表达新的理论,现代中医学者关注的焦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现代学者更加关注血证和水证发生的病因和疾病演变的机制。同时由于更加关心疾病产生的病因及演化机制,血、水、痰、瘀等具体物质被现代中医学者所强调。这种转变使中医原本同时关注疾病的关键和产生机制,转为只关注疾病的机制。另外,当代中医的辨治思路与西医思维比较接近,可以说受西方医学的影响较为深刻。同时,由于中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一些概念被泛化后形成新的概念,如将水血共同治疗演化成“水血同治”,进而构建“水血同病”理论。当代学者构建的“水血同病”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水、血表示疾病的阶段或病证的范围,是抽象概括多种情况的概念,与构成人体的血和水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二,“水血同病”强调血、水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水血同治”也是根据血水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指导临床选方用药。第三,“水血同病”多是在临床具体疾病之上的大一统的理论讨论。构建“水血同病”的目的是指导临床几乎所有疾病的诊治,其讨论的重点多与具体疾病相分离。值得注意的是,在“水血同病”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存在套用现代医学知识论证解释“水血同病”的情况。5.“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传承谱系清晰,学术特色明显,发展迅速,规模庞大,科研、学术、临床齐头并进,成为影响海内外各中医学派发展的典范。首先,“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于“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等病症的学术观点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系统梳理了“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同病”的独到认识和辨治规律,即:水血同源,生理攸关;水血同病,病理密切;水血同调,辨治精当;以及辨治要点,尤需注意等四个方面。治疗上,由血病水者,治血为主,兼以治水;由水病血者,治水为主,兼以治血;水血同病者,治水、治血并重。本论文梳理出“燕京刘氏伤寒学派”临床常用的“水血同治”经验方34首,包括:治血为主,兼以治水的柴胡活络汤、三草活络汤、柴胡止痛汤、柴胡鳖甲汤、宣络化瘀汤、珀朱六一汤、遂金丸、养阴活血利水汤。治水为主,兼以治血的苓桂茜红汤、三参苓桂术甘汤、柴胡解毒汤、三草柴胡解毒汤、三石柴胡解毒汤、白玉消胀汤、消胀除湿汤、加味黄连导赤汤、加减木防己汤、归芍温胆汤。以及治水、治血并重的荆防肾炎汤、加减旋复花汤、加减柴胡桂枝汤、加味知柏地黄汤、滋阴潜阳汤、三草芍甘汤、柴胡排石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桃红温胆汤、丹桅温胆汤、金铃温胆汤、菖郁温胆汤、丹郁温胆汤、失笑温胆汤、百地温胆汤、黛蛤温胆汤。最后,列举了本学派三代传人（刘渡舟,王庆国,闫军堂）从“水血同治”辨治临床各科疾病的证治经验与临床案例,对临床有所裨益,可资借鉴学习。结论:本文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宋以前、宋金元、明清民国、当代）“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系统考察发现:各时期医家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认识不尽相同。在王庆国、李成卫团队前期973课题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各个历史时期医家在构建中医理论过程中,当时主流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要。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西方哲学在中医理论构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以两汉经学为例,两汉经学中的天人宇宙论是影响宋以前医家构建“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主要思想。由于天人宇宙论强调各事物的归属及与天地、外界的联系,因此,该时期医家重视导致疾病的外因,而瘀血、痰饮、水湿等内因并未受到重视。“水血同治”也是血证中兼见水证或者水证中兼见血证时的共同治疗。宋金元明清时期,经过两宋哲学家的发展,中国哲学进入了理学成为主流学说的时代。与两汉经学中的天人宇宙论不同,宋明时期的理学强调“本体论”。因此,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是影响宋以后医家构建“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理论的主要思想。由于宋明理学强调事物本身的作用,为此该时期医家重视自身导致疾病的因素,在此情况下瘀血、痰饮、水湿等内因受到重视。由于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存在差异,尤其在因果关系的认识方面有较大差异。因此,“水血同治”也是血证中兼见水证或者水证中兼见血证时的共同治疗,而并未形成“水血同治”,也并未由“水血同治”形成“水血同病”概念。自西学东渐以后,西方哲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影响愈发加深。在西医占据主流话语权的大环境下,中医理论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核心理论的构建。其中概念思维和结构功能理论对中医的影响尤其深刻。就“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而言,现代中医对病机概念理解的转变,促使当代学者重视“痰”“瘀”等内生因素构建“水血同治”,并基于“水血同治”构建了“水血同病”。
单彬[4]（2014）在《认知视角下的弱信号分析及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个领域都面临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如何能更早、更及时地识别这些变化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为了能适应这一变化，人们对各领域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对情报产生时限的要求越来越短。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情报分析人员在情报分析过程中可以快速地获取大量的信息，而当情报分析人员面对海量的信息时常常会发现几乎无法找到或仅能找到少量有用的信息，进而很难产生有价值的情报。情报分析人员常常把情报分析的这种困境归因于有用的信息不足，却很少注意到如何通过改善自身的思考过程，用更少的信息完成情报分析任务的能力。情报分析的过程本质是认知系统的信息加工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并未意识到绝大多数发生在大脑中的这一过程。与感知、记忆、和信息处理相关的情报分析过程在人们直接感知到其发生前就独立发生了。认知系统的信息加工能力决定了情报分析人员的情况分析能力。在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中，多种认知因素影响着情报分析的结果，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那些根植于人的心理过程的因素是所有因素中最重要和最难克服的，对这些认知因素如何影响信息加工过程的理解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有针对性地改善自身认知系统的加工能力，从而提高情报分析能力，为更早、更迅速地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奠定基础。除了提高情报分析能力外，改变情报分析流程也有助于更早地得到情报。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对早期、模糊的“弱信号”进行分析，以更早地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弱信号出现的早，对其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提高采取应对措施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如何提高情报分析人员的情报分析能力、缩短情报分析流程，更早地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在理论方面，侧重探讨了影响情报分析人员情报产生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上，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探索提高情报分析能力的方法。客观上，把情报分析流程建立在对早期的弱信号进行主动、深入的分析，探讨了认知视角下的弱信号分析过程及弱信号分析策略，提出了认知视角如何更早、更迅速地得到有价值情报的策略。在实证方面，把认知视角下的如何提高情报分析能力和认知视角下弱信号分析策略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罕见疾病诊断方面，分析了认知视角下的临床诊断的过程，并把弱信号分析的思路引入到罕见疾病的早期发现中，探讨了如何通过改变认知因素提高罕见疾病的诊断能力，提出了认知视角下罕见疾病的诊断策略，为医生更早、更及时地发现罕见疾病提供借鉴。研究中，以乳腺癌放疗相关性乳腺血管肉瘤（Radiation-associated breast angiosarcoma after breast cancer radiotherapy，RABASBCR）为例，提出了该病的早期诊断策略和诊断标准，丰富了认知视角下弱信号分析的理论和应用。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情报分析人员重新审视影响情报分析能力的因素、转变情报分析思路、提高情报分析能力、提高对弱信号的警觉力，更早地发现有价值的情报提供借鉴。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系统论和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借鉴认知心理学中的信息加工理论、认知负荷理论、认知图式理论、归因理论等理论，探讨影响情报分析人员的信息加工过程的认知因素，把影响情报人员情报分析过程的这些认知因素统一到情报认知图式下，探讨了情报认知图式的结构、功能和特点。研究中，对认知视角下的情报分析流程、情报分析的策略和方法进行探讨，总结出影响情报分析人员情报分析能力的认知因素，提出了提高情报分析人员情报分析能力的方法。第二部分，从认知视角下，探讨弱信号的成因、弱信号分析方法与以往情报分析方法的不同、弱信号的分析流程，形成了认知视角下的弱信号分析策略。对常用的弱信号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对各种方法应用于弱信号分析的场合及特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在弱信号分析过程中各种分析方法的选择策略。对竞争假设法，模糊综合评判法和贝叶斯评价法进行了弱信号分析的实证研究。深化对认知视角下弱信号分析过程中各认知要素的认识，提出了提高弱信号分析能力的方法。第三部分，把认知视角下如何提高情报分析能力和进行弱信号分析的研究成果引入到罕见疾病的诊断中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导致罕见疾病容易诊断误治的认知因素，以及认知视角下的疾病及罕见疾病的诊断过程、罕见疾病的认知特点、罕见疾病的诊断策略，提出了提高罕见疾病诊断能力的方法。并以RABASBCR为例，进行了弱信号分析的实证研究。建立了RABASBCR的早期诊断策略和诊断标准。为该疾病的早期发现和相似疾病的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图书在版编目中心[5]（2011）在《中国图书出版月度CIP数据选摘》文中研究表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编.-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5.-ISBN978-7-5439-4861-7:$30.00A122毛泽东说名道姓/武志辉,高明珊编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4.-ISBN978-7-5438-7402-2:$28.00A752韶山毛家英雄谱/龙剑宇着.-人民出版社,2011.-ISBN978-7-01-009807-4:$38.00A752
陈茂余,张莉,张建强,沈宁,陈建伟[6]（2002）在《住院患者死亡门诊误诊及其后果》文中研究指明
刘 虹[7]（2002）在《误诊研究十年评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内将误诊现象作为分支学科进行理论研究已有十年历史,第一届全国临床误诊学术研讨会拉开对误诊现象全面研究的序幕,《误诊学》的出版建立了误诊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进而掀起了误诊研究的热潮,活跃了学术交流。十年来,研究者运用循证方法对误诊现象理论、实用性研究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果,对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
陈华,张经建,许纬洲,冯亚民[8]（2002）在《论误诊标准制定的现实作用和意义》文中提出
刘振华,陈晓红[9]（2001）在《全国肿瘤早期诊断及防癌保健战略研讨会纪要》文中研究指明
刘振华,陈晓红[10]（2001）在《全国避免恶性肿瘤误诊误治及治疗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文中认为
二、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首届工作研讨会简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首届工作研讨会简介（论文提纲范文）
（1）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形态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分类 |
| 一、业务过失 |
| 二、非法行医 |
| 三、虚假广告 |
| 四、名誉权 |
| 五、诊金纠纷 |
| 六、假药、劣药及配药错误 |
| 七、诬告陷害 |
| 八、欺诈 |
| 第二节 对中医医疗纠纷形态的分析 |
| 一、本文涉及的案例汇总 |
| 二、对中医医疗纠纷形态的简要分析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背景 |
|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立法与行政管理 |
| 二、司法制度概况 |
| 第二节 社会文化背景 |
| 一、混乱的医界 |
| 二、动荡的时局与治安 |
| 三、中医存废的争论 |
| 四、无处不在的竞争者 |
| 五、政府的压制 |
| 六、中医的自救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 |
| 第一节 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参与者 |
| 一、医方与患方 |
| 二、国家机关 |
| 三、中医团体 |
| 四、律师与媒体 |
| 五、其他人士 |
| 第二节 中医在纠纷过程中对自身权利的保障 |
| 一、保障医权 |
| 二、运用法律、聘请法律顾问及律师 |
| 第三节 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 |
| 一、进行诉讼 |
| 二、由行政机关处理 |
| 三、调解与和解 |
| 四、医疗损害鉴定 |
| 五、从两个案例看中医医疗纠纷的解决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的特点 |
| 第一节 与明清民间医疗纠纷相比较 |
| 一、明清的民间医疗纠纷 |
| 二、中医医疗纠纷从明清至民国发生的转变 |
| 三、中医医疗纠纷从明清至民国发生转变的原因 |
| 第二节 与民国时期西医医疗纠纷相比较 |
| 一、民国时期西医医疗纠纷的概况 |
| 二、民国时期中西医医疗纠纷的差异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水血同病”的历史考察及“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文献综述一: “水血同病”及其相关概念的现代研究 |
| 1. “水血同病”的概念研究 |
| 1.1 “水血同病”源于“水血同源” |
| 1.2 “水血同源”的溯源研究 |
| 1.3 “水血同治”理论的临床应用 |
| 2. “水”概念研究 |
| 3. “血”概念研究 |
| 4. “水血同病”概念研究的思考 |
| 4.1 “水血同病”的概念并非一直保持不变 |
| 4.2 气、水、血三者之间的关系被忽视 |
| 4.3 水血同治、水、血概念未达成共识,造成水血同治理论的进一步混乱 |
| 4.4 历史追溯法是导致“水血同病”概念被认为一直保持不变的主要原因 |
| 5.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二: 知识考古学及其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
| 1. 知识考古学简介 |
| 2. 知识考古学在中医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
| 3. 知识考古学的应用过程 |
| 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上篇 基于知识考古学的“水血同病”理论的历史考察 |
| 第一章 宋以前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宋以前的“血证”研究 |
| 1. 从气血关系、五运六气和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等认识血证 |
| 2. “血瘀”是引起多种疾病的重要因素 |
| 3. 从气、火、热等因素治疗血证与气血、运气、五行规律等相关 |
| 第二节 宋以前的“水证”研究 |
| 1. “水证”的分类 |
| 2. 水证的形成原因和机制 |
| 3. 水证的辨证治疗 |
| 第三节 宋以前的“水血同治”研究 |
| 1. 水气病、痈肿脓血同见与水血同治 |
| 2. 妇人带下与经血同治 |
| 3. 痰瘀同治初具雏形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金元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宋金元时期的“血证”研究 |
| 1. “血证”关注的重点是火在血证中的重要地位 |
| 2. 治血尤重治火逐渐成为宋金元时期医家治疗血证的共同认识 |
| 3. 更加重视“瘀血”在疾病中的重要地位 |
| 4. 瘀血论治独具特色 |
| 第二节 宋金元时期的“水证”研究 |
| 1. 延续前代的水证分类方法 |
| 2. 重视从五行生克制化的角度治疗水证 |
| 3. 具体治法延续《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又有新的发挥 |
| 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的“水血同治”研究 |
| 1. “水血同治”多为水血同见时则“水血同治” |
| 2. “痰瘀同治”的论述日渐详实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血证”研究 |
| 1. 逐步构建“气水——血火”理论结构 |
| 2. 气水血火逐步成为血证的诊治关键 |
| 3. 强调从气的角度论治“瘀血” |
| 第二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证”研究 |
| 1 五脏之中,肺脾肾三脏尤其受到重视 |
| 2 脏腑之气在水证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
| 3.具体治法在延续《内经》《金匮要略》的论断上又有发挥 |
| 第三节 明清民国时期的“水血同治”研究 |
| 1. 水血共同治疗 |
| 2. 血汗同源,辨治同法 |
| 3. 血汗之中当重气 |
| 4. 痰瘀同治的论述日渐完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的“血证”“水证”与“水血同治”研究 |
| 第一节 “血证”的病因及发生机制受到重视 |
| 1. 第一阶段,血证的病因、病机内容较为简单 |
| 2. 第二阶段,血证的病因、病机内容结构形成雏形 |
| 3 第三阶段,血证的病因、病机内容结构更加成熟 |
| 第二节 “水证”的病因及发生机制受到重视 |
| 1. 第一阶段,水证的病因、病机内容较为简单 |
| 2. 第二阶段,水证的病因、病机内容结构更加成熟 |
| 第三节 痰瘀等病理因素愈加受到重视 |
| 第四节 由“水血同治”构建“水血同病” |
| 1. 从阳气与阴精的角度,借鉴现代知识构建痰瘀同源、水血同病 |
| 2. 从互为根本、互相转化的角度,套用现代医学知识构建痰瘀同源、水血同病 |
| 3. 从水血同源的角度,套用现代医学知识论述痰瘀同源、水血同病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第一节 各个历史时期影响“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发展的主要原因 |
| 1. 经学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影响 |
| 2. 理学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影响 |
| 3. 西方哲学对“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的影响 |
| 第二节 “血证”“水证”和“水血同治”发展的思考 |
|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下篇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 |
| 一、开门启“源”,别树一帜 |
| 二、研经习业,“道”韵流长 |
| 三、成学者众,蔓延成“派” |
| 四、“燕京刘氏伤寒学派”的发展特色 |
| 五、“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湿证”“痰饮”“津液链”的理论阐释 |
| (一)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证”的理论阐释 |
| (二)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湿证”的理论阐释 |
| (三)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痰饮证”的理论阐释 |
| (四) “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人体“津液链”的理论阐释 |
| 六、“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同病”的理论阐释与辨治经验 |
| (一) 水血同源,生理攸关 |
| (二) 水血同病,病理密切 |
| (三) 水血同调,辨治精当 |
| (四) 辨治要点,尤需注意 |
| (五) 临床治验,拓展应用 |
| 七、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论文的创新点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4）认知视角下的弱信号分析及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一） 提高情报分析人员获取情报的能力 |
| （二） 缩短情报分析流程 |
| 二、 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情报学的认知观 |
| （二） 弱信号分析 |
| （三） 疾病误诊、误治研究的现状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六、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情报认知图式对情报分析能力的影响 |
| 一、 认知系统的信息加工 |
| 二、 情报认知图式与情报分析 |
| （一） 情报认知图式的结构 |
| （二） 情报认知图式的功能 |
| （三） 情报认知图式的特点 |
| 三、 认知视角下的情报分析流程 |
| 四、 情报分析策略与方法 |
| 五、 情报认知图式与认知偏差 |
| 六、 提高情报分析能力的策略 |
| （一） 情报认知图式的优化 |
| （二） 情报认知图式的强化 |
| （三） 情报认知图式的更新 |
| （四） 情报分析过程中认知负荷的调整 |
| （五） 积极的归因 |
| 七、 小结与讨论 |
| 第二部分 基于认知视角的弱信号分析思路与方法 |
| 一、 信号与弱信号 |
| （一） 信号、弱信号与信号的产生 |
| （二） 信号的“生长”规律 |
| （三） 信号的分类 |
| （四） 弱信号的成因 |
| （五） 弱信号分析与以往情报分析的比较 |
| 二、 认知视下的弱信号分析策略 |
| （一） 认知视角下弱信号分析的基本策略 |
| （二） 认知视下的弱信号分析流程 |
| 三、 常用的弱信号分析方法 |
| （一） 片断情报分析法 |
| （二） 专家会议法和头脑风暴法 |
| （三） 德尔菲法 |
| （四） 情景分析法 |
| （五） 问题指引法 |
| （六） 竞争性假设分析法 |
| （七） 模糊综合评价法 |
| （八） 贝叶斯评价法 |
| 四、 常用弱信号分析方法比较 |
| 五、 弱信号分析方法的选择策略 |
| 六、 弱信号方法应用实证研究 |
| （一） 竞争假设法 |
| （二） 模糊综合评判方法 |
| （三） 贝叶斯评价法 |
| 七、 提高弱信号分析能力的方法 |
| 八、 小结与讨论 |
| 第三部分 认知视角下罕见疾病的弱信号分析 |
| 一、 认知视角下的诊断过程 |
| 二、 基于弱信号分析的罕见疾病诊断过程 |
| （一） 罕见疾病的概念 |
| （二） 罕见疾病的认知特点 |
| （三） 罕见疾病的信号来源 |
| （四） 罕见疾病诊断的策略 |
| （五） 提高罕见疾病诊断能力的方法 |
| （六） 小结与讨论 |
| 三、 认知视角下罕见疾病弱信号分析的实证研究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材料和方法 |
| （六） 研究结果 |
| （七）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部分 讨论 |
| 第五部分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缩略词表 |
| 文献综述 |
| 摘要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7）误诊研究十年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 1 误诊理论研究的序幕和高潮 |
| 2 误诊理论研究大大活跃了学术交流 |
| 3 误诊研究向实用性研究发展 |
| 4 误诊研究是循证医学的有益实践 |
| 5 对误诊研究不同看法的认识 |
（8）论误诊标准制定的现实作用和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1 制定误诊标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
| 2 误诊标准在相关领域中的意义 |
| 2.1 制定误诊标准在误诊学研究中的意义 |
| 2.2 制定误诊标准在医院质量管理中的意义 |
| 2.3 制定误诊标准在医学教育中的意义 |
| 2.4 制定误诊标准在社会学和司法学上的意义 |
| 3 制定误诊标准的原则和方法 |
| 3.1 以误诊学研究的概念为基础, 坚持标准的理论性和指导性 |
| 3.2 积极慎重, 总结规律, 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完整性 |
| 3.3 群专结合, 集思广益, 维护标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四、临床误诊误治研究会首届工作研讨会简介（论文参考文献）
- [1]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2]民国时期中医医疗纠纷研究[D]. 阎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3]“水血同病”的历史考察及“燕京刘氏伤寒学派”对水血病证的辨治规律研究[D]. 闫军堂.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8(04)
- [4]认知视角下的弱信号分析及实证研究[D]. 单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01)
- [5]中国图书出版月度CIP数据选摘[J]. 中国版本图书馆全国图书在版编目中心. 全国新书目, 2011(06)
- [6]住院患者死亡门诊误诊及其后果[J]. 陈茂余,张莉,张建强,沈宁,陈建伟. 中国误诊学杂志, 2002(03)
- [7]误诊研究十年评述[J]. 刘 虹. 临床误诊误治, 2002(01)
- [8]论误诊标准制定的现实作用和意义[J]. 陈华,张经建,许纬洲,冯亚民. 中国误诊学杂志, 2002(01)
- [9]全国肿瘤早期诊断及防癌保健战略研讨会纪要[J]. 刘振华,陈晓红. 临床误诊误治, 2001(05)
- [10]全国避免恶性肿瘤误诊误治及治疗新进展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J]. 刘振华,陈晓红. 临床误诊误治, 2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