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反思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超越的发展路径

一、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发展道路（论文文献综述）

张琼^[1]（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夏立飞^[2]（2021）在《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乔治·卢卡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被誉为20世纪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是现代着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文艺评论家。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就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不论在西方还是我国都未能自然延续,且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理性关注。在我国当今新时代背景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针使得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有着更加肥沃的土壤,重新关注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对我国文学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包含绪论共计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论文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方法。根据研究现状笔者发现,国内外理论界针对卢卡契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过数次的论争与研究热潮,但他的现实主义观念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本文试图重新关注卢卡契的现实主义,以期助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提出的原因,包含时代背景、理论背景和文艺背景。欧洲大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垄断经济不断加剧人的物化和社会矛盾,战争与革命运动频发。卢卡契在积极参与社会革命和文艺实践的途中,吸收并转化黑格尔、马克思等的哲学美学思想,提出伟大的现实主义。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总体性和反映论。总体性是卢卡契全部思想的核心,转向马克思后,他的总体性范畴兼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形成总体性辩证法。卢卡契批判地继承了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发展文学反映论,并使之成为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内涵——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追求,与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传统现实主义不同,卢卡契在论及巴尔扎克作品时提出的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性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特定时代下的直接表现,具体表现在他的审美反映理论、典型理论以及人民性理论中。三个理论都围绕文学中“人”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述。第五部分,主要讨论了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包含理论和实践方面。对卢卡契现实主义核心思想全面系统的研究,是对他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充实和深化,同时,也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建构。在文艺美学实践方面,有利于加强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繁荣和发展我国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创作,并提供一种哲学层面的文学批评视角。

李新潮^[3]（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王新建^[4]（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康喜彬^[5]（2020）在《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将当代哲学中的某一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与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解决当今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方案,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在这一方面,当代美国着名哲学家、社会批判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赫伯特?马尔库塞是一个突出人物。马尔库塞作为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曾被赋予西德和美国学生运动“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二者并称为“3M”。他的着作被誉为“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剖析”。乌托邦社会主义是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对人的解放、对自由的全新构想,是人的观念变革的先导。它虽然在科学和技术的意义上不可接受,但作为人的意识的可能性却永远存在,并将成为人类解放的一种灵感。马尔库塞一再强调其所倡导的是对传统乌托邦的终结,新的社会发展已经重新定义未来的乌托邦概念。作为一个反潮流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的思想是激进的,他思想中的空想成分无处不在。从其哲学和意识形态起源看,他确实继承了西方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一般说来,马尔库塞思想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构成的哲学基础;另一个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与元心理学构成的人类学基础。前者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全面批判”,后者是对理想社会的“重新构建”,这二者构成了其理论发展的两大核心,本文也紧紧围绕这两大核心阐述马尔库塞思想的起源、发展、高潮与归宿。论文内容（从绪论到结论）一共分成五个部分:第1章绪论部分,围绕设定的主题介绍选题背景、阐述研究意义,同时,也涵盖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通过分析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起源、生成背景和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对其思想带来深刻变革的三位导师:海德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围绕三位导师创立的哲学流派所涉及的哲学思想予以继承和发展。概括出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奠基。第3章侧重表述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分析,多维度揭露物质丰裕背后人性的全面异化。马尔库塞以批判实践的方式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前列,把对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理论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结合起来。第4章以马尔库塞的“艺术—美学”思想为中心,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为新社会建立而进行的革命这些政治实践问题,与感性解放的审美问题结合起来,探讨了美学思想在其晚期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建作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体现了其本人的批判立场,将批判矛头完全指向了现世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当代发达工业社会,这种带有浓烈批判色彩的美学理论融合了人类崇尚自由的心理,与人的解放学说串联到一起,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建构在马尔库塞哲学思想当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第5章从早期《德国艺术小说》作为学术起点,到晚期代表作《审美之维》的发表,马尔库塞的思想经历了从“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形式,这是对重新回归早期理论框架的诠释。“审美之维”紧紧抓住了人性之美,以人的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石,铺筑一条构建“乌托邦”的路径。文章最后,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论述了其理论的精神意旨和当代价值。当今社会已经缔造了辉煌的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科技文明,在这一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被赋予全新的定义,理论价值也渐次升华,这是新时代的大趋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借鉴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研究成果,许多正面、反面的事实告诉我们:理解和研究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助于我们开辟新的视野,发展新的概念,进入新的境界。在西方丰富多彩的马克思主义“百花园”中,无疑马尔库塞的理论体系是较为引人注目的。所以,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时,对他给予更多的关注,倾注更多的精力,也自在情理之中。

汪大贺^[6]（2020）在《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文中研究表明1977——1993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转型时期,也是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繁盛期。“文革”结束后,政治话语赋予了知识分子“人民”身份,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知识分子力图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成为启蒙话语和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从对极左政治的批判和反思开始,知识分子试图寻求独立的介入立场和思想话语。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讨论的发生,体现了知识分子力图挣脱政治依附性,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艰难探索。但历史并没有给知识分子主体话语的发展以充分的空间,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逐渐边缘化,理想人性的探寻被商品社会的现实所击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也逐渐跌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多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社会地位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位移,知识分子话语表现为从重建主体的普遍共识到多元分化的过程。以人性、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追寻逐渐让位于以经济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崇高和理想淹没于日常,生命深处的价值探寻被过度释放的欲望叙事所遮蔽,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泯然于众。本文以1977——1993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和具体文本多重视角出发,探讨现代化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属性、文化/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剖析知识分子精神变迁的制度性、结构性力量,并从理论探索和文本表现两个层面,呈现出知识分子主体重建与失落的历史脉络。本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身份和话语论,主要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和主体理论话语建构的历史进行剖析。“文革”结束后对知识分子政策调整,是知识分子主体地位形成的根本因素,也是知识分子题材热形成的直接原因。新时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观念、表现内容和人物形象,都与政治话语的设定高度呼应。但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图解政治,人道主义和文学主体性论争体现了知识分子寻求自身价值话语的努力。知识分子首先突破了“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力图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普遍人性、共同人性和共同美整合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为社会主义语境中的人道主义开辟了道路。但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道主义的讨论被迫中止,但知识分子追求主体性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后发生的文学主体性讨论,是把人道主义问题美学化的一次话语实践。知识分子试图以“美的自由王国”来规避主体话语探索的风险,并以文学主体性来承载人的主体性,以继续实践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和群体分化日益凸显。王蒙“躲避崇高”论的抛出,点燃了知识分子积攒已久的情绪,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中,知识分子的立场分化极为明显:人文精神提倡者,也是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坚守者,依然倡导终极价值、人的尊严和权力,并试图以反物化的启蒙来维系市场经济下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主体地位;而反对者则以历史经验主义的乐观和后现代的反宏大叙事立论,批评人文精神提倡者主体梦想的虚妄和“知识——权力”的潜在意识。躲避崇高、消解神圣、逃避理想既是他们反对主体性的话语武器,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理想主义和主体想象分化、破灭的典型体现。这次讨论是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最后一次为主体性展开的讨论,以此为标志,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中心地位成为时代的背影,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下编为观念和形象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叙事经历了主体重建和跌落的“三部曲”。在第一个转型期,即“文革”结束至8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以神圣受难者形象回归文学现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苦难历史的审美化、神圣化叙述,确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和启蒙身份的合法性,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完成了主体重建的第一步;随后,知识分子叙事以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为主旨,个人主义、自由意志、爱情伦理、性的书写和生命意识得以复苏和高扬,文学中的人性话语日渐丰富和深入,形成了主体性实践探索的高潮;而在第二个社会转型期,即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和思想产生了分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文化冲击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想象,在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理想主义和昂扬斗志消退,过度释放的欲望展现了人性之恶,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呈现出精神上无所寄托的漂浮状态。同时,知识分子此前热切渴望的现代化成为社会现实,但经济发展与精神跌落的巨大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现代化的焦虑。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的观念和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体性泯然于众,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和理性精神日渐跌落。

阿茹娜^[7]（2020）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发展创新研究》文中指出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并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态建设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其中就要求文化兴盛和文艺繁荣必须与时代共脉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提升到了新的历史高度,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事业发展进程中体现出的困难和矛盾,基于回答时代问题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文艺要紧紧抓住文艺人民性这一主线,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与人民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据此形成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文艺事业发展问题的回答之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文艺实践,指导我国人民文艺事业发展与建设的行动纲领,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本文深入研究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挖掘了其科学内涵及创新成果,探究了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理论基础,归纳并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中国化的推进历程,以唯物史观视野研究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发展和创新。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形成于长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最早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关于文艺的人民性思想的主张,后经各时期的理论演进在苏联进一步丰富了文艺人民性思想,并进行了文艺人民性思想的具体实践;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文艺人民性思想在带领和指导中国人民的文艺实践中取得了更为完善和体系化的理论总结。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中国化的展开和推进进行了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中国化是在对各时期各种问题不断的历史回应中逐步展开和推进的。本文按照对文艺人民性思想逐步丰富和发展的历程,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划分了四个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作家联盟时期的“文艺大众化”思想开始萌发;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由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体系逐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二为”方向确立下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在继承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新境界。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继承性和科学内涵进行了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内在规定了文艺与人民之间统一的密切联系。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坚持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守了人民主体的文艺创作原则,以文艺的创作、反映、审美、评判等主体性姿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聚焦时代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充分肯定、引领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坚持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高度重视和推进人民文艺工作步入新的历程。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创新性进行了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过程中,人民文艺事业也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新形势。本文认为,习近平将文艺事业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进行功能定位,以发展的观念对文艺人民性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地阐释,充分展现了其时代内涵与实践品格,体现了其时代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将中国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并科学指出了其强大的指导意义。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践行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时代困难和时代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针对在一定时期内我国文艺事业发展过程中将面对的来自外部环境中的影响和挑战,同时要正视我们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立足当下深刻分析了问题原因,并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实践功能出发,对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既提出了应对新时期这些困难的一些对策性以及探索思考,又在研究其重要科学指导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张旭^[8]（2020）在《卢卡奇模仿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对卢卡奇的模仿理论加以初步梳理,使之具有更清晰的可见性,并在此过程中,进行重新的阐释。作为马克思主义模仿理论的集大成者,卢卡奇不同于以往的模仿理论,他不仅把模仿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基础上,同时还扩大了模仿的范围,使模仿理论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中。“模仿”概念不仅构成了卢卡奇的后期美学思想核心内容,更是构成了理解其前期思想如何发展到后期理论的一把钥匙,构成了贯穿其整体美学思想的逻辑演进的一个重要线索。与诸多流行看法认为卢卡奇晚年标举模仿论是理论倒退不同,本文把这一重要话语实践理解为一种“游击战”策略。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试图在卢卡奇的美学理论发展史中把握其模仿理论,指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和总体性问题,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通过模仿亦即艺术,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第二章则通过对卢卡奇模仿理论五种维度的描摹,力求较为系统地勾画其主要理论特征。此部分内容为本文重点。第三章主要通过论述卢卡奇模仿理论在中国语境中引发的学术效应,在理解它对于中国美学建设的当代价值的同时,也谋求提供一种将它加以客观化的可能路径。

曲辉^[9]（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研究说明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谭诗民^[10]（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二、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发展道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发展道路（论文提纲范文）

（1）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发展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卢卡奇模仿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历史命运——实现历史性超越的发展道路（论文参考文献）

• [1]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2]卢卡契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D]. 夏立飞.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3]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5]人的困境与审美救赎 ——马尔库塞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D]. 康喜彬. 吉林大学, 2020(03)
• [6]新时期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1977-1993）[D]. 汪大贺. 吉林大学, 2020(04)
• [7]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思想发展创新研究[D]. 阿茹娜.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8]卢卡奇模仿理论研究[D]. 张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9]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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