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诗经学会会长宋昌基致辞(论文文献综述)
刘霞[1](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李丽文[2](2018)在《夏传才着作目录》文中提出夏传才小传夏传才(1924-2017),诗人、学者、经学家。籍贯安徽亳县(今亳州市),1924年11月15日出生于贫苦家庭,幼年丧母,父以临时工为生。14岁从军,参与台儿庄会战,获胡宗南将军资助,保送甘肃天水国立第五中学。平时喜创作,早期在沦陷区,处于秘密工作状态,有些作品临时取个笔名发表,写诗多用夏穆天这个笔名,也用过夏天①、暮天、罗克、尚继愚等笔名,1946年以后用本名发表。
魏建华,王洪志,范铮[3](2014)在《沧州《诗经》文化资源及其实现》文中指出沧州地区自古就有传授、研究《诗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西汉初四家诗之一的韩诗、毛诗的传授以及隋唐时期刘炫的《诗经》研究着作被收入孔颖达《毛诗正义》,分别形成了《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里程碑。先贤遗留下来的珍贵而丰厚的《诗经》文化遗产,值得今人传承延续、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契机促进沧州地区的区域经济、文化事业、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
孔哲[4](2010)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提出2010年10月22日至24日,东亚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青岛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与青岛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来自韩国、澳门和我国各大知名院校文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的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收到了70余篇论文和论文提纲。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着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意义和现状、东亚各国文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等几个方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交流学习,思想与智慧的火花相互碰撞,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文师华[5](2007)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指出“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成立大会”于2006年8月22日-23日在南昌市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南昌大学共同主办,南昌大学中文系承办。与会代表来自全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共计六
钟家佐,洪普洲,汤杰,村山吉广,宋昌基,金时晃,周颖南,褚斌杰,陈新雄,丁平[6](1997)在《在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文中认为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97中国·桂林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了,我谨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机关,带着全区四千六百万各族人民的情意,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我并以会议组委主任委员的名义,代表全体筹备工作人员,向与会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二、韩国诗经学会会长宋昌基致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韩国诗经学会会长宋昌基致辞(论文提纲范文)
(1)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沧州《诗经》文化资源及其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一、沧州地区的《诗经》文化资源 |
(一) 尹吉甫与《诗经》 |
(二) 韩婴、大小毛公、刘德与《诗经》研究第一个里程碑 |
(三) 刘炫与《诗经》研究第二个里程碑 |
二、传承沧州《诗经》文化, 打造《诗经》文化旅游区 |
(4)东亚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意义和现状。 |
二、东亚各国文学与文化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 |
三、东亚文学与文化中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 |
(5)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一) |
(二) |
(三) |
(四) |
四、韩国诗经学会会长宋昌基致辞(论文参考文献)
- [1]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2]夏传才着作目录[J]. 李丽文. 诗经研究丛刊, 2018(01)
- [3]沧州《诗经》文化资源及其实现[J]. 魏建华,王洪志,范铮.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4(02)
- [4]东亚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孔哲. 东方论坛, 2010(06)
- [5]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赣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文师华. 文学遗产, 2007(01)
- [6]在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A]. 钟家佐,洪普洲,汤杰,村山吉广,宋昌基,金时晃,周颖南,褚斌杰,陈新雄,丁平. 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