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市科协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一、进入新世纪,市级科协应扮演什么角色（论文文献综述）

史兆新^[1]（2019）在《科研诚信论》文中研究说明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并由此产生了对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内在的逻辑而言,我国的科学技术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离不开科研活动积极而有效的推动。并且,科学技术要保持这一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而在世界科技领域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契合,又离不开科研活动在依循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充分发挥自身的功能价值。就科学研究的本质而言,其作为以“发现”和“发明”为特质和价值追求的事业,决定了这一活动来不得半点虚假,而应该是一种诚信的事业。然而,就当下中国科研诚信的现状而言,“实然”与“应然”的矛盾冲突乃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一些科研人员未能在诚信问题上达至一种理性的自觉,甚至失守于最基本的底线,从而在科研活动中屡屡发生践踏诚信的事件。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作为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又应该对社会生活表达自身积极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必须在关注科技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多维影响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并积极回应思想政治教育对于科研活动应该如何“作为”这一问题。这不仅为科技发展所必需,同时也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作为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感情系之一员应尽的责任。在科研诚信的相关要素中,科研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科研诚信的特点,科学研究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决定了科研诚信的理念和追求。科研诚信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行为之应然,具体地包含内在价值精神和外在行为要求两个方面。科研诚信的内在价值精神需要通过外在的规范得以体现,而外在的规范也需要一定的价值体系作为内在的精神。从而,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乃成为科研诚信的两大要素。科研诚信作为一种对科研工作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其对于科研工作者、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是这一价值,决定了科研诚信成为科研工作者应该确立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遵循的必要性。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诚信的价值既表现在有助于科研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方面,也表现为可以实现对于科研工作者科研行为的有效规制,还表现在有利于科研工作者良好人格的形成和科研素质的完善等诸多方面。对于科学发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使科研活动依循正确的发展方向,为科研活动提供持久不竭的动力,有利于科研宗旨的顺利达成。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社会治理、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意义方面。对于科研诚信这种价值的确认有利于提升人们对于科研诚信的自觉,也为科研诚信的达成提供了认知保障。科研诚信目标的达成受制于国家、社会、科研管理者和科研工作者等诸多层面。国家层面因素主要表现为作为全社会共识的价值导向、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和完善程度、科研诚信制度的执行力和坚持力;社会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传统、社会舆论、价值观念;科研管理者因素主要表现为科研管理者对科研管理本质和规律的把握程度、能否确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和具备专业的管理素养和能力;科研工作者因素主要表现为科研动机、德性修养、法律意识、认知和实践能力。如何充分借助和利用上述影响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消解或规避其消极影响,无疑将关乎科研诚信目标的达成情况。作为科研工作者应有的行为遵循,科研诚信决不是决策者的任意设定,也并非来自于管理者和理论工作者纯粹的理论推演,其出发点应该是科研诚信的现实状况,这就需要对于我国科研诚信的“镜像”予以准确的把握。当下中国的科研诚信建设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前者主要表现为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有序推进、科研诚信在逐渐成为社会价值共识、科研机构内部诚信管理趋向规范、科研诚信建设外部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科研诚信治理效果欠佳、崇尚诚信的科研风气尚未完全形成等方面。科研诚信作为全社会寄予科研领域的美好愿景,其实现有赖于自身的合理化走向。由于科研诚信的达成既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又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逻辑结果,因之,科研诚信的合理化走向就具体地表现为:在确立科研诚信辩证视野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传统的诚信思想资源,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科研诚信建设的举措和经验,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科研诚信体系。通过制度建设、完善教育和加强宣传等多策并举,构建完善的科研诚信建设机制;通过政府、社会、学校和科研组织的多方联动,以形成推动科研诚信建设的强大合力。

殷向杰^[2]（2014）在《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医疗机构市场化色彩的加重,民众维权意识的迅速增强,以及相关制度规定的滞后,医患纠纷成为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患者及其亲属或自发或在“医闹”的鼓动之下,广泛地采取了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堵大门、放哀乐、烧纸钱、打砸闹等对医院诊疗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造成即时影响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进行索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医疗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医患纠纷负面危害和消耗资源的公共性以及治理困境的普遍性,医患纠纷已经由一个较为私人化的问题升级成为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共问题。医患纠纷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首先,医患直接对话难以化解较为严重的冲突,主要因为存在着彼此的信任度低、情绪色彩重等障碍,也容易演变成为“大闹多得”的缺乏规则或规则无法执行的具体博弈。这就客观上要求必要的第三方进行干预。其次,单一第三方干预无法实现对医患纠纷的全面化解,依据干预主体的性质,第三方可以由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或商业组织来进行单独干预,但由于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与医院的特殊关系、专业技术等原因,由政府部门进行的单独干预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弊端,社会组织的单独干预也存在着资金来源不足、总体规模较小、缺乏法制保障等问题,难以实现对医患纠纷的可持续治理；商业组织则由于其天然的营利性目标定位、对公共秩序的弱关注、专业性和权威性的缺乏等原因,也很难获得冲突双方的认可。这就使得多主体的共同干预成为化解医患纠纷的一种客观需要。第三,多主体的共同干预也面对着相关主体的职能定位、协调方式、主导部门、运行原则、补偿机制、监督评估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总结国内各地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论上给予系统研究,将医患纠纷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系统的探究和归纳。面对医患纠纷难以治理的难题,各地进行了多样化的社会治理探索,相对而言,建立多主体协同的第三方冲突化解机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这种新机制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各自扮演什么角色,以什么方式运作,如何实现对医患纠纷的有效治理,都存在着很多疑问,各地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但在这些差异背后,也存在着一些共性,比如实际上参与进来的相关主体是相对固定的,主要涉及到医患双方、政府卫生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公安部门、财政部门、医疗调解组织、商业保险公司等,无论是哪种部门或组织在主导,采取什么样的运作理念和模式,这些主体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在整个的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和过程中。通过对各地实践的归纳和提炼,并在理论层面加以整合和提升,整体而言,医患纠纷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动力整合。不同主体参与到医患纠纷化解中来的动力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基于履行自身职能的行政性动力,主要包括司法行政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保监部门等政府机关,由于它们肩负着人民调解、医疗秩序、公共安全、监督保险行业等职能,而参与到医患纠纷的化解中来；另一类是基于利益及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考虑参与进来,主要表现为保险公司的参与,它们在此过程中“保本微利”运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履行某种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类主体会基于社会公益参与进来,主要表现为一些社会NGO的参与和一些学术协会的参与。行政性动力、利益性动力和公益性动力共同构成了医患纠纷化解主体的三种主干性动力。第二,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功能和职责配置。医患纠纷的协同治理的核心功能主要是冲突缓和功能、冲突化解功能和利益补偿功能。在冲突缓和中,公安部门、医调委和医院基于其职能定位的不同相互支持配合；在冲突化解中,主要是医调委和保险公司主导冲突双方进行协商工作；在利益补偿方面,小额赔偿诉求直接在医患之间协商,大额的索赔要求则需要经过调解程序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政府还可以用一些救济金进行救助。医患纠纷的辅助功能主要包括：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的制度设计功能,由医调委、公安部门和医院承担的冲突引导功能,以及由政府、医院、患者及相关团体共同承担的冲突转化功能。第三,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执行机构及其运转。在现实中,医患纠纷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执行机构主要表现为各地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多数调解机构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而通常在其背后,由政府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对其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其调解行为进行规范。其运转经费主要来自于财政拨款,也有一部分地方来自社会捐助或企业出资,主要由医学、法学、心理学的相关专家构成其主要成员,履行登记受理、依法调解、专业研判、普法宣传、案例汇总分析等职能,几年来各地的实践表明,医调委运转较为成功,获得了来自政府、社会的普遍好评。第四,医患纠纷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异议协调。在医患纠纷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不同意见,首先是参与进来的不同主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异议包括对医患调解工作是结果导向还是规则导向的不同认识,也包括对治理对象、治理主体范围、隶属机构等具有不同的认识；其次,在医调委工作的内部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法律的适用、对导致医疗事故的技术性的争议以及医调委可能会和保险公司在索赔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要保证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的有效进行,就需要对这些异议作出基本的明确,或者制定基本的异议协调规则。同时,要防止医调委工作偏离正常的轨道,建立有效监督医调委的体系。第五,医患纠纷协同治理对冲突能量的正面挖掘与利用。医患纠纷提供一系列的改进机会,包括聚焦容易出事故的领域、促进技术革新、完善医院管理、促进医学知识和法律知识的普及等方面。国外在挖掘和利益冲突的正面能量方面出现了很多探索性做法,包括在医院内部设置“患者权益室”、“患者学习中心”、“伦理委员会”,在社会层面成立特定患者群体社团、强化医生相关群体的职业精神,在政府治理层面设立医疗委员会、公开医院和医生的信息等很多做法。国内一些地方也在建立医患纠纷案例库并进行深入分析和培训、编印医患纠纷案例及医患纠纷防范手册、完善医患纠纷治理相关立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医患纠纷的冲突能量正面利用对于优化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纠纷具有显着意义。医患纠纷协同治理机制为在新时期的社会冲突面前,政府进行合理的职能定位,采取适当的方式来促进公共冲突的有效化解提供了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证明,对于复杂冲突的处置或化解,政府不一定非要处在冲突的第一线,也不一定就要完全将冲突处置权力让渡于社会,在目前社会转型的过度时期,更合适的策略可能是,政府采取背后支持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搭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乃至民众共同参与、彼此互补的冲突化解平台,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优势,从而促进复杂的公共冲突的有效化解。

覃雪梅^[3]（2012）在《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原动力、主力军和主要践行者,农民的素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是新农村建设好坏的关键因素。如何在新时期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农民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提高他们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政意识和现代文明意识,不仅关系着整个农业生产活动的有序进行、整个农村的稳定和和谐发展,而且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关系着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乃至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对农民思想政治素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梳理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新形势下开展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对策,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成为当下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以推动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出发点,在广泛调查当前广西农民思想政治状况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梳理出存在的问题,对现存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广西的特殊实际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对策。论文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即第1章,主要是对论文的选题理由与研究意义作简要的说明,对相关的概念进行解析,交待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正文部分:第2章至第9章。第2章介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本章在回顾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新农村建设概况和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任务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肯定目前广西新农村建设取得的成绩,梳理存在的问题,进而指出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成败与好坏的关键,为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做铺垫。第3章对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进行回顾,以史为线,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分别对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况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对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进行总结,指出其对当前广西新农村建设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第4章分析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指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为新农村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保证,为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为新农村培养“新型农民”创造条件,以明确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第5章分析当前广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现状。通过覆盖广西所有地级市共40个行政村农民抽样调查问卷和农村基层干部访谈调查的统计分析,了解当前广西农民思想政治状况,分析广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梳理当前广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具体问题,为最后对策的提出提供最直接的依据。第6章分析广西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本章首先指出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推进广西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其次指出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是弘扬广西精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及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农村大众化的需要,最后指出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广西农村社会发展新形势的呼唤。第7章对广西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进行分析。本章对广西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条件、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的特殊性进行了分析,为探索切合广西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对策提供依据。第8章提出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思路。本章从宏观的角度提出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以马克思主义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指导,以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现实依据,坚持五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处理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农村各项建设的关系。第9章提出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对策。包括优化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组织领导、优化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效运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建立健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等。结束语部分:对新时期广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了展望。文章旨在通过对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方面填补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地区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开展系统研究的空白,丰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我国民族地区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另一方面把广西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任务联系起来,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开展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路与对策,以推进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广西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农村的大众化。

王红岩^[4]（2012）在《课程改革推进中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一所小学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从组织社会学视角出发，把学校作为一个组织系统，从学校组织的要素出发，以“学校的愿景目标”、“学校的组织结构”、“学校的组织文化”几个维度为主，将组织成员贯穿于其中，注重实证研究。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选取学校组织变革的典型案例，采用观察、访谈、实物分析、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手段，通过对一所小学的跟踪调查，了解该校的的办学历史与条件、愿景目标、组织结构、组织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剖析这所学校组织变革的动因，旨在探讨一个个案“在特定情境脉络下的活动性质，以了解它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站在微观的立场上，再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组织变革的历程和实践样态，对学校组织变革的过程进行理论建构，探讨促进课程改革成功的学校组织变革的动因与运行机制，旨在为全面推进课程改革及学校组织系统的深刻变革提供借鉴与参考。引言：主要对本研究的背景与缘起及研究价值进行探讨，学校组织变革研究缘于课程改革实践的启示，学校组织变革的驱动以及文献综合梳理的结果，基于社会转型的教育诉求、课程改革的客观使然以及学校发展的需要，价值在于通过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完善学校组织变革理论及基于优质个案校变革实践的启示。第一章研究方法与过程：主要对研究问题进行阐释，同时对研究方法的采用进行了相关说明。第二章学校组织变革的本体论探源：从组织社会学视角，把学校作为组织系统对其进行分析；同时对学校组织变革的内涵、特征、分类及范式进行了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三章背景故事：主要对研究对象的背景介绍，包括学校的基本概况、历史发展和校长介绍，明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典型性及优质性。第四章课改中学校愿景目标重构：以课程改革为背景，从学校办学理念、教师、学生、课程的目标几个维度入手，通过个案校不同层级目标的确立、文本诠释及达成的分析，再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愿景目标重构的实践样态，明确提出学校愿景目标的重构过程，即构建与描绘、理解与共识、规划与行动、反思与共鸣。第五章课改中学校组织结构变革：从学校组织结构变革的特点出发，即管理层级扁平化、组织结构柔性化、组织边界网络化，再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组织结构变革历程，明确提出学校组织结构变革过程，即学校组织分析、组织设计、组织的运行和修正。第六章课改中学校组织文化新生：从学校组织文化的概念和分类入手，通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的分析，再现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组织文化新生的实践样态，明确提出学校组织文化新生的过程，即文化的甄别与选择、认同与接纳、内省与自觉。第七章研究结论，课改中学校组织变革动因分析：主要对学校推进课改的动因和学校组织变革的动因进行分析。学校推进课改的动因包括：行政推动彰显课程领导力、专业引领自主创新、校本研修问题探究、科研导航课题带动、制度创新持续推进；组织变革的动因具体而言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是学校组织变革的最佳契机，教育家型校长的引领为学校组织变革指明了方向，凝聚型共同体的形成是学校组织变革成功的关键，独立自主的办学体制为学校组织变革创造了条件，长效机制的形成是学校组织变革持续进行的保障。课改中学校组织变革的运行机制：结合个案分析，明确学校组织变革的运行机制，即团队领导与民主参与的决策机制、学术领导与学科自主的实施机制、科学激励与良性竞争的动力机制、自学习与科研创新的发展机制、制度创新与人性管理的保障机制。课程改革是学校组织变革的动力。课程改革目标的方向引领、课程理念更新的现实需要、课程功能转变的客观要求都敦促了学校愿景目标的变化革新；课程结构综合性的要求、课程评价发展性的体现、课程管理适应性的挑战都促成了学校组织结构的变革；课程文化的载体要求、课程实施的观念落实、课程资源的物质体现都要求学校组织文化的新生。同时学校组织变革影响课程改革的推进与运行。学校愿景目标的确立影响课改目标的实现，学校组织结构的调整影响课改的组织实施，学校组织文化的重塑影响课程理性的回归。迈克尔·富兰说：“这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原有的教育结构与实践依旧存在，全新的教育结构与实践正在产生”。教育是“造”人的事业，使人称其为“人”的事业，教育的变革因而是最富有希望，最具活力的变革。

姚华平^[5]（2010）在《国家与社会互动：我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进入了“全球结社革命”时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同构模式逐步解体,社会组织开始兴起和蓬勃发展。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视和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然而,从我国社会组织及其管理体制变迁的过程来看,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管理理念比较落后、管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不仅存在体制性障碍和合法性障碍,还存在功能性困境和自律性困境。针对这些问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政策措施。很多地方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探索了各具特色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改革取向：一是业务主管单位行政化取向,二是业务主管单位民间化取向。民间化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民间管理机构也存在行政化问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权力终将回归社会。当今学术界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法发展为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三分法,指出作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细胞,它对于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论文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分析视角,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当今相关前沿理论,结合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具体实践,试图探索一条植根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基本路径。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看,我国社会组织以生成模式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内卷模式、合作模式、草根模式三种类型。内卷模式是社会组织被政府吸纳进行政系统,政府烙印极为明显,自治性弱而行政化强。草根模式是社会组织由民间自下而上发起,不与政府存在依赖关系,其资金完全自筹,处于社会的边缘。而合作模式是社会组织由政府与社会在某种需求共识上良性互动合力推建,既借助了政府的力量,又兼顾了社会的需求,是国家与社会实现双赢的一种有效模式。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高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起步短短几十年,还处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共同推进的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政府、市场、社会三分的过程是交叉进行的,甚至在一些领域很难分清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第三领域的明确界限。而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国家与社会组织在为人民服务和谋福利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上是根本一致的。国家吞噬社会、限制社会组织发展的做法已被实践证明不可取。西方社会独立于国家、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对立和限制力量的预设,也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因而,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构建党领导、政府规制、组织自律、公众监督的多元互动网络,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必然路径选择。

扈映^[6]（2006）在《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制研究：一个历史与理论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不断地用现代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基础、应用研究和推广应用缺一不可，农技推广扮演的角色是，将各种先进的农业实用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宣传、培训等方式向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和扩散。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适应农村经济结构和农业经营形式的深刻变化，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推广体制曾经进行了多次变革，然而，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推广部门的工作效率依然受到广泛质疑。另外，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作为直接面向农村和农民的国家事业单位，也是深化乡镇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之一，在农业税费改革后，这一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因此，剖析政府农技推广体系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研究影响其工作职能和效率的主要因素，提出下一步的发展建议，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有很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的分析思路是将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贯穿始终，并在对政府推广机构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新的公共农技推广体系。全文共分9章： 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交代了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框架，并给出了全文的研究假设，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和简要评述。 第二章探讨了公共农技推广体系在中国存在的理论依据。本章从公共物品特性的动态化视角下考察农技推广服务的供给问题。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会因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条件、公共物品的需求弹性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是农业经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以后，与之配套的农技推广制度也应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理由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两种消费行为分别带来农业技术的内部效益与外部效益。这是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进行投资、建立一支公共农技推广队伍的又一理由。 第三章对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的职能及组织结构进行了历史考察。历史分析法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根据不同时期出台的政策指导思想的差异，笔者把历时20多年的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83-1990年；第二阶段，1991-2000年；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通过对这三个阶段出台的政策的考察，认为，大部分时间里，农技推广体制改革都是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进行，相形之下，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组织的功能反倒被忽略了。 第四章和第五章以浙江省为例，对目前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人力资源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第四章的分析表明，农技推广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体制在转型期虽然进行了一些转变，但是，在现行的农业科教管理体

孔金平^[7]（2006）在《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自孔子以来有作为的学问家们,历来强调学以志道、学以致用。我们今天搞行政管理研究,也有一个“志道”与“致用”的问题。其“道”,应在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规律;其“用”,则是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服务,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活力服务,为建设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服务。这一“道”一“用”就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的主攻方向。行政管理学者要为政府当好智囊,发挥好咨询参谋作用。因此,我们既要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在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深入开展研究;也要正确预测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趋势,注意并超前研究那些尚不被人们重视而又可能引发多种事变的冷点问题,想政府之所未想,急政府之所未急。东北振兴就是这样一个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问题、久攻不下的难点问题、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其中也有许多尚不被人们重视而又可能引发多种事变的冷点问题,具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振兴东北是转型期中国的重大课题。（二）振兴东北是一项涉及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系统性变革,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政府。关于政府改革问题的研究有多种视角。“行政生态学”就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分析框架。行政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周围环境的一门科学。它主要研究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以及公共行政对该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影响。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必须遵循行政生态规律。行政管理与社会环境具有内在的联系,行政管理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又负有改造环境的重大使命。“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行政生态学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其含义主要来自生态学（Ecology）。在公共行政学领域,生态学的思想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高斯（John M.Gaus）提出,并经里格斯（Fred W.Riggs）的大力提倡而流行于世。里格斯的研究在行政学理论领域发生重大影响,使行政生态学成为一门新的、系统的学科,并且标志着只在行政系统内部研究行政管理的时代的结束。行政生态研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解释力。行政生态学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普遍发展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是我们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可以借鉴和吸收的行政理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和理论研究中都要注意研究行政管理与其外部环境、经济基础和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寻求行政管理规律,增强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生态学的学科基础是社会系统理论,行政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结构-功能主义。行政生态学从整个社会系统的高度来研究公共行政,将公共行政视为社会系统结构的一部分。认为只有将行政置于社会环境（Context）之中,联系到社会的其他部分,我们才能弄清行政的真正面貌,才能弄清行政面貌发生的内在原因。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如何,取决于行政与其他社会子系统（文化、社会、经济等）各自的状况及其结合状况;反之,整个社会及其他子系统的特征又限定公共行政的状况。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公共行政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公共行政,这就是行政生态学研究的出发点。而根据社会的性质和状态来理解公共行政,根据社会的要求来调整、改革公共行政,是行政生态学的基本研究途径。行政生态学的研究宗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探讨行政系统应（是）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革和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被称作为“行政发展”研究。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是探求行政系统应（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和能力结构,积极促进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个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作为“发展行政”研究。行政生态研究是公共行政学者将生态学（更进一步讲,是系统思想）运用到公共行政研究的一个杰出范例。相对于主流行政学,行政生态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的优点:（1）扩展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视野,使行政学家从行政系统（尤其是官僚组织）内部抬起头来,开始注视官僚组织以外的世界,开始了解行政系统与复杂世界的关系。（2）提供了成熟的研究方法。行政生态学运用的结构-功能研究法,为社会学家帕森斯所倡导。该研究法虽然由于其保守主义、决定主义等遭到批评,但是,对于研究那些身处相对稳定环境中的公共行政来说,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3）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见解。行政生态研究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得力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预见性和解释力的观点。尤其是里格斯关于发展中国家行政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一些看起来是相当矛盾的现象为何能非常自然地出现在一起;它也为我们预测了发展中国家行政将来的发展趋势。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在行政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条件下,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在二者的互动中进行着调整。就政府一方来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原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体系、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等应当及时予以变革和调整;否则,就难以在转型社会以及转型后的社会中实施有效的管理。（三）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已经全面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加紧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造,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东北地区的行政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行政环境的变迁必然要影响到政府的行政发展,东北振兴是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制导性环境。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受到环境的巨大影响。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行政的生态要素是多种多样的,里格斯将经济要素列为影响一国行政的第一位要素,认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模式基本上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要进行东北地方政府的转型,必须首先要认识东北的行政环境,特别是要了解东北的经济发展历程、经济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以及振兴的基础条件和战略思路,了解经济振兴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政府的要求与期望,这样才能找准政府改革的方向。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建国后,国家在东北等地区集中投资建设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为主的战略产业和骨干企业,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老工业基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活力不足;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国有经济比重偏高;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企业办社会等历史包袱沉重,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接续产业亟待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存量资产、良好的产业基础、明显的科教优势、众多的技术人才和较为完备的基础条件,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潜力大的特点,是极富后发优势的地区。目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支持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有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翻两番目标;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利于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着眼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革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结构调整的措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在调整改造中探索了经验,打下了工作基础。经过一段时期坚持不懈的努力,要将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技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机制灵活、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使之逐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在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东北三省制定了有关专项规划和振兴总体规划,并已得到正式批复。从这些规划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东北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感知东北振兴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增强自觉服务振兴目标的使命感和加紧进行政府转型、提升政府能力的紧迫感。综合来看,三省的振兴规划既全面又细致,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仅就经济振兴的目标定位而言,主要有以下四大目标:一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现代化装备制造业基地,二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绿色农业及绿色食品基地,三是把东北建成中国石化生产和石油储备基地,四是把东北建成国家粮食安全基地。（四）振兴东北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体制的全面调整和转型;既需要依靠市场手段,以市场为基础,又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放任市场自然调节,而必须正确发挥各级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这在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的启动阶段和前期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行为集中表现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时出台符合振兴需要的各项政策,为东北振兴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促进东北振兴的各种因素中最为基础性的因素,是实现东北振兴各项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持保障手段。对于东北的政府改革,中央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真正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着力点转到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政策、法律环境上来。”这为东北地区的政府转型指明了方向,即由传统的全能政府、管制行政转向有限政府、服务行政,一言以蔽之,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调整好行政关系,提升行政能力,这是实现东北地方政府转型的必由之路。在东北振兴的进程中,政府要当好四大员,即“引航员”、“保安员”、“裁判员”、“服务员”;要运用互补性错位机制处理好政府与企业、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合作互补、共同治理;在具备社会资源汲取能力、社会控制能力、社会平衡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社会整合能力之外,需要不断强化社会适应能力和制约腐败的能力。政府的社会适应能力是指政府能够顺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自身、创造和制定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和新政策的能力。东北经济转型需要的政策体系内容,包括社会保障、促进就业、项目投资、人才支持、环境保障五个方面。这些政策对于东北的经济振兴社会转型是必需的,甚至是一些必要的条件。东北各级政府应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具体情况,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创新政策内容,创造性地运用好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支持保障作用,营造能够促进东北振兴的良好政策环境。政府制约腐败的能力主要是指政府依据法律和法规,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公众意愿的改变,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和约束的能力。近年来东北腐败大案要案频发,如何有效地遏制腐败,净化经济环境,恢复公众信任与信心已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五）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日益严重。一些城市经济发展滞缓,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大幅增加,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其发展的持续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三危现象”（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和“四矿问题”（矿山、矿业、矿城、矿工）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些城市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和经济总量均占东北三省的很大比重。资源型城市的困境是东北问题的缩影,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复兴是东北振兴的突破口。东北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境又以煤矿城市为甚。辽宁省阜新市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也是因资源枯竭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反映最突出、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在东北和全国的资源型城市中有很强的代表性,2001年12月被确定为全国惟一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为东北和全国同类型城市探索经济转型复兴之路。阜新市委、市政府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同时发挥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导向作用,为转型振兴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阜新市的经济转型是在国家的重视和支持下进行的,作出的规划目标很宏伟、措施也很具体,运行几年来取得了初步成果。阜新市是在资源枯竭条件下被迫进行经济转型的城市,它在转型方向上把依托土地资源优势发展现代产业化农业放在突出位置的做法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进行推广,它对其他资源型城市最大的借鉴意义就是一定要未雨绸缪。

刘向东^[8]（2005）在《创建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城研究》文中指出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从国际上看,世界上经济大国莫不是海洋大国。21世纪是人类全面开发利用海洋的世纪,海洋问题已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我国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也是海洋大国。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离不开海洋。1995年江泽民主席指出:“我国是一个陆地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国已经确定,在21世纪初期实施国家发展战略时,适时启动和实施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海洋综合国力强大的海洋强国。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和国家重要的海洋科研基地,青岛市聚集了大量的海洋科技人才和海洋科研机构,是我国建设海洋科技产业城最具潜力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初,我市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了“从海洋科学城走向海洋产业城”的初步构想,市政府已经把发展海洋科技和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跨世纪发展高新技术、加快产业升级的两大重点,并决定用10年左右的时间创建“青岛海洋科技产业城”（以下简称“创城”）。 青岛市的“创城”工作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得到了国家科技部的明确支持。2001年1月21日,科技部召开第35次部务会议,研究组建青岛海洋科学研究中心等问题。会议支持青岛建设海洋科技城。因此,尽快把青岛市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海洋科技产业城,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加快推进实施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大量调研和系统论证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青岛市海洋产业发展的现状特点,应用新产业区理论以及区域经济理论和开发模式等,追索了创建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城的理论渊源。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类型世界科学工业园区的发展历程、区位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政府促进园区发展的法规政策,试图为规划设计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城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总体思路。

薄贵利^[9]（2004）在《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提出

蔡广志^[10]（2002）在《进入新世纪,市级科协应扮演什么角色》文中研究指明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改革的深入化,市场竞争的激烈化、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市级科协应顺应时势,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市级科协的桥梁纽带作用,从全市科技人员的需求入手,从党和政府的要求入手,从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科技进步的角度着手,切实把教育、服务和参与三大职能不断向深层次推进,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面,把市级科协建设成为四大基地。一、科技人员的培训基地由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革命,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广泛采用,知识更新加快,科技

二、进入新世纪,市级科协应扮演什么角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进入新世纪,市级科协应扮演什么角色（论文提纲范文）

（1）科研诚信论（论文提纲范文）

（2）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课程改革推进中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一所小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与社会互动：我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制研究：一个历史与理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7）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创建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进入新世纪,市级科协应扮演什么角色（论文参考文献）

• [1]科研诚信论[D]. 史兆新.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2]医患纠纷协同治理研究[D]. 殷向杰. 南开大学, 2014(04)
• [3]广西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覃雪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2(04)
• [4]课程改革推进中的学校组织变革研究 ——以一所小学为个案[D]. 王红岩.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 [5]国家与社会互动：我国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路径选择[D]. 姚华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
• [6]我国基层农技推广体制研究：一个历史与理论的考察[D]. 扈映. 浙江大学, 2006(03)
• [7]东北振兴与政府转型互动研究[D]. 孔金平. 中国人民大学, 2006(05)
• [8]创建我国海洋科技产业城研究[D]. 刘向东. 中国海洋大学, 2005(03)
• [9]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研究[D]. 薄贵利. 吉林大学, 2004(04)
• [10]进入新世纪,市级科协应扮演什么角色[J]. 蔡广志. 科协论坛,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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