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两种途径的选择条件（论文文献综述）
周红芳[1]（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提出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成向东[2]（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邵冰[3]（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蔺陆洲[4]（2020）在《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文中研究指明太空竞争与空间合作的关系变化和政策调整是航天外交的基本问题。本文围绕竞争与合作的主轴,建构了一种航天外交的理论框架并以商业航天为基点分析了航天外交的现实转型。在回顾航天外交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方法和创新点,进而界定了航天外交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通过梳理自1957年以来航天外交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航天外交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相互依存、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分析范式,总结了航天外交在战略、资金和科技各方面的理论要素。基于这三个航天外交的理论要素,将航天产业的计划经济属性、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和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确立为航天外交理论的范式,以航天相对实力的变化和航天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主要逻辑,建立航天外交的理论模型,在太空竞赛和空间合作方面形成理论推论。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推论进行检验。通过理论限制性条件分析,将商业航天识别为改变航天外交理论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颠覆性变量,并对航天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预测。随后,以文章建构的航天外交理论框架,针对世界航天外交总体态势、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航天组织的结构与政策,利用案例研究和博弈论进行分析,解释当前航天外交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特别是基于中国的航天外交实践的总结,在大国博弈、多边主导和应用推广方面进行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回顾和总结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并对未来的航天外交进行展望。
潘雨晨[5]（2020）在《“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中国与各沿线国家纳入“共商共建共享”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而随着该倡议的不断推进,各国也都积极进行深度的经贸合作并朝着一体化的方向不断发展。同时,在“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低端锁定”、“人口红利”消失、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欧美国家“再工业化”和贸易制裁、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能力提升等诸多问题,而构建和参与“一带一路”价值链则成为促进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途径。可以看出,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具有其必要性和时代性。而深入探讨“一带一路”价值链中驱动机制如何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进一步合作从而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奠定了更深层次的基础。基于上述观点,本文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这一主题,从价值链分工视角入手,深入研究在中国主动参与和构建“一带一路”价值链过程中,价值链中的生产者驱动机制和购买者驱动机制将如何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在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本文首先从价值链理论、价值链下的产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三个方面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其次,从理论层面出发,立足于发展中国家,针对价值链驱动机制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理论框架,并通过数理模型推导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应理论假设;再次,从现实角度出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典型化事实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互惠合作发展的现实特征进行分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现实基础和数据支持;在此基础上,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分工合作的现实情况,对“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随后,从实证角度出发,在整体层面上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称性影响进行检验,同时在国家层面上通过构建NARDL模型对“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非对称性影响进行检验,并得出相应实证结论;最后,在总结现实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三方面相应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为中国进一步参与“一带一路”价值链分工从而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视角,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包含发达国家、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三国价值链分工模型”,在描述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对价值链生产者驱动机制下的均衡情况、购买者驱动机制下的均衡情况以及总体均衡情况进行分析,得到初始均衡状态,并进一步对国家间的价值链顺向分工合作和逆向分工合作下的均衡进行分析,从出口贸易结构、中间品出口规模以及产业结构三个方面对不同价值链分工形式对上游和下游国家产业的具体影响进行讨论,从而得出相应假设条件;另一方面,本文结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工合作的现实情况,以“价值链驱动机制→分工形式→治理模式→中国制造业升级”为线索,从“价值链驱动机制决定分工形式”、“分工形式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价值链治理模式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三个方面对“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在现实分析方面,本文首先对中国以及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典型事实进行分析,具体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四个方面分别展开,并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进一步使用基于生产长度的价值链位置指数对“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家制造业及其14个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测算和分析,从而得出相应结论;其次,从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对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互惠性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并在增加值贸易视角下进一步从竞争性、互补性、依存性、融合性四个维度构建“产业共生性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制造业及其14个细分行业之间的共生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选择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良好共生水平的行业,从而得出相应结论。在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分析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结果以及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制造业间共生水平测算结果,首先从“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称性影响视角出发,从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增加值出口规模、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四个维度构建相应面板计量模型,在整体层面上对“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对价值链顺向分工和逆向分工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影响进行探讨,从而对理论分析中所得出的假设条件进行验证;随后,本文从“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非对称性影响视角出发,基于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NARDL）将之前所构建的面板计量模型进行改进,并在国家层面上对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制造业间进行分工过程中,生产者驱动机制和购买者驱动机制分别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影响进行检验,并对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不同分工形式进行匹配,从而在最大限度地通过“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促进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在政策建议方面,通过汇总上述方面的研究结论,本文发现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虽然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相对上游位置,但仍需不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且也应不断优化与其他沿线国家制造业间的产业共生水平;产业转型升级可以从中间品出口规模扩大、出口贸易结构改善、产业结构优化三个方面实现,而在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工过程中,可以通过价值链驱动机制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现实情况的检验则指出,目前“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总体上会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且与不同沿线国家的具体合作可以针对性地影响中国制造业升级过程中的不同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政府、产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来说,政府层面上,应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经济外部环境,并鼓励和保障企业可以顺利“走出去”,同时加大对沿线国家资本的引入力度,促进深度合作;产业层面上,应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和海外园区的建设,为实现互利共赢提供良好平台,并助力制造业的进一步转移,增强各经济体产业间的关联程度,同时携手其他服务业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价值链;企业层面上,应在与其他沿线国家企业合作的同时,主动进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帮扶,并不断进行自主创新,促进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在“一带一路”中积极搭建涵盖信息平台、金融、物流等方面的多链条网络,全面促进中国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
余海燕[6]（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全球贸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生产共享网络覆盖范围更广、链条更复杂,生产至少跨越一个边界,通常是跨越多个边界,促使各国经济紧密相连。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更多国家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红利,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发达国家构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引擎,更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谋求更高位置的嵌入与更高地位攀升的主要手段。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是否能够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至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形式出发,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并聚焦于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通过理论论述、模型推导与实证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能够通过产品价值增加、技术水平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路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提升都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的影响方向不一,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最后本文聚焦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上,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能够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但是对后向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表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是技术进步效应,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对我国改变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作用会更加显着;进一步延伸分析发现我国对进口中间产品具有高度依赖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实现我国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转,即提高他国使用我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次数,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一是在理论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多种可能路径以及实现形式:鉴于已有研究对“地位”和“位置”的混用,提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综合概念,对“位置”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辨析,并界定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涵与外延,是一种概念上的创新;基于已有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等说法的笼统性,本文立足已有理论与研究,建立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所有路径的分析框架,并分析了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升级视角与内容的一种创新。二是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目前研究中,并没有从“升级方式—作用类别与方式—归纳主要路径—理论模型支撑—实证模型验证”的全方位完整分析框架: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各种方式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作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进行了理论阐述,随后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三种主要路径;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根据研究需要,对已有学者的模型进行改进与创新,构建了全球生产共享的价值链模型,对理论部分进行支撑;最后利用多国样本对理论进行了检验,支撑本文的核心命题。三是深刻剖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制:找出了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是更多参与简单的还是更多参与复杂的,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的变化是更多来自与国内的变化还是来自国外的变化,亦或是中间产品的推动,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分工部分以及我国中间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转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现有文献并没有进行细致的阐述,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陈瑶雯[7]（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李安[8]（2020）在《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制造业在经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规模扩张后,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方式呈现出疲软态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影响着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加大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力求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来应对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然而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问题上,中国长期存在着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之争。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两条重要途径,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不同。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以更有效的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理论界依然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以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为主题,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创新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理。并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全行业、分阶段、分行业三个层面对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最优的技术创新路径。论文的研究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首先,对中外理论界关于技术创新模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模式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了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在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技术差距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产业结构理论、雁行形态理论和价值链理论。第二,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特征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历程和动因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模仿创新过程,并在不同动因的驱动下积极进行转变。然后,阐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并与工业强国比较,探究中国制造业与工业强国的技术差距。通过上述的分析,总结出中国制造业在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后文探究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提供现实依据。第三,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测度与分析。首先,探讨了新形势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其次,梳理了当前理论界存在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并对当前学者常用的转型升级的衡量指标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产业发展主体的角度来说,转型升级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演进。所以选取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多个维度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加具有现实意义。最后,对多个衡量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说明,并从整体和细分行业角度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测算分析,全面考察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第四,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两条重要途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要素匹配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协同创新效应的发挥来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以这四个效应为框架展开探讨,首先对技术溢出、要素匹配、市场竞争和协同创新的内涵进行阐述,并在不同效应作用下探究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重点引入了南北技术扩散模型、两部门模型、波特钻石模型,分别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国际竞争力维度进行特定的数理分析和理论分析。同时深入挖掘了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协同关系,通过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引领制造业转型升级。第五,利用计量分析方法对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对全行业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初步的回归分析。考虑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能存在动态连续性,所以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差分广义矩估计两种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广义矩估计可以解决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实证结果更加具有可靠性。在全样本分析的基础上,为了增加实证结果的全面性,又分别基于时间维度和行业异质性维度进行扩展分析。第六,提出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三方面的建议,一是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高技术制造业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必须通过自主创新转变核心技术缺失的现状。二是提高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动力和工艺水平。当前来看中国中低技术制造业模仿创新的潜能依然存在,可以和自主创新共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所以必须发挥政府对中低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并鼓励中低技术制造业利用高技术对现有工艺进行改良。三是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环境。任何战略的实施,都需要支持性的配套制度来保障,相应的制度和环境配套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技术创新模式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全行业、分阶段、分行业三个层面展开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不同技术创新模式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和行业异质性差异。（1）从分阶段的实证结果来看,2011年后中国制造业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开始超过模仿创新,所以本文以2011年为时间节点分别进行估计。在2011年前后两个时间段,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为负,对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均为正。这种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不匹配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模仿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在20052010年到20112017年由正转负,说明近年来模仿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再明显,甚至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抑制作用。（2）从分行业的实证结果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具有特殊性,无论是中低技术制造业还是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负影响,模仿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均产生正影响。但当以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时,对中低技术制造业来说,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均对其产生正影响,说明中低技术制造业可以采用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方式来推进转型升级。但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对二者均产生正影响,模仿创新对二者均产生负影响,说明高技术制造业必须通过自主创新转变当前核心技术缺失的现状,不适宜继续采用模仿创新。因此,中国制造业应该根据行业技术异质性特征,在技术革命的“机会窗口期”,通过适宜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李国英[9]（2020）在《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应该实现高质量发展。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萎缩以及国内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价格的上涨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下降,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增值率低、国内产业链条短、缺乏自主创新基因等,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积极实施“再工业化”,另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中国加工贸易订单向外转移加速。因此,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情况下,作为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关键途径的中国加工贸易,其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优势依托问题日益凸显,探索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然后从综合优势视角出发,反思比较优势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陷阱,构建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研究其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发掘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概之,本研究不仅从优势依托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贸易理论分析视角,而且为实现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南,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一方面系统梳理了以往主要解释和指导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发现:不论是有李嘉图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外生要素禀赋优势,还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和新兴古典学派的内生比较优势,在解释中国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源泉及发展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表现在理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伪,面对“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困境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无法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困境和对策统一到同一理论框架下。另一方面,综合优势战略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经济发展取决于由该地区或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劳动、资本等）、分工创新优势（技术、工业化水平等）和交易效率优势（各种硬件设施和配套政策措施等）所构成的综合优势,综合优势越大,其竞争力越强,即同时兼备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产品、企业或产业最具竞争力,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问题上更具有实操性。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假设:（H1-H3）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着的正向作用;（H4）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是通过综合优势这个中介效应机制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作用;（H5）综合优势对实现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分别构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综合优势的衡量指标体系并量化;其次,用熵权法计算出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综合优势、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交易效率优势得分;进而从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以1998-2013年的全国层面的数据做时间序列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二是以省域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通过动态面板GMM（矩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全样本、分地区样本和分时段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综合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综合优势的影响作用最大且存在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综合优势通过中介效应机制来发挥作用,提升交易效率是增强加工贸易综合优势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中国加工贸易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要素禀赋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影响作用更强;在加工贸易较发达的东部省市和时间断点后分工创新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略高于要素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作用,这与供应链水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大,但在要素禀赋优势影响作用下降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呈弱化趋势。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提出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四个思路: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区域和产业差异化发展思路、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和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进而,基于这四个思路提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即明确已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培育中国加工贸易新综合优势:一是是依据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结合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培育区域综合优势产业和具有综合优势的主导产业,通过动态化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加工贸易的总体水平;二是促进要素禀赋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要素密度逆转”、促进分工创新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的制造升级、促进交易效率优势的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成本优势;三是完善对内对外开放的相关配套措施,借助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完善外商投资的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实现新开放共赢。
Ivan Sarafanov[10]（2020）在《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成为各国企业和消费者不可或缺的部分,大规模的数字化不仅引起经济理论和国民经济结构根本性的变革,但同时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贸易规则及新型合作机制探索的关注度。学术界认为,互联网交易和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是全球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后,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和必要手段。随着互联网和新的技术持续快速发展,由跨境数据流动构成的数字产品贸易正在促进全球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流动,以及改变各类企业的运营方式和商业模式。例如,当中小企业拥有接入互联网、计算机或智能手机等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它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并随时参与全球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体系。数字贸易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不仅涵盖了互联网上消费品的销售和在线服务的供应,而且还包括使全球价值链得以实现的数据流、使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服务以及无数其他电子交易平台和应用程序。不过,当前数字产品贸易除了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还被视为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领域之一。这些保护政策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宽容到严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严谨的数据管理制度。即数字贸易的出现使得传统贸易壁垒的作用大大降低,导致类似于金砖国家这样的大型新兴经济体为了保护国内市场而保持着很多新型“虚拟”贸易壁垒和数据限制性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若金砖国家将继续提高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或提出更严格的数据限制性措施,这是否必然会增加数据密集型行业内的企业运营成本,进而导致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问题。因此,本文以金砖国家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衡量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建立一种科学的定量分析框架。首先,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和政策措施的梳理和总结,本文对金砖国家采用的新型和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具体保护政策和措施作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发现其主要特点和问题,并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资料库。此外,使用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计算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种指标,衡量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本文发现,根据数字贸易限制指数评估结果,金砖国家呈现“一高、三中、一低”贸易保护程度结构,其中中国采取的保护水平最高,同时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保护度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而南非的水平最低。根据数据限制指数评估结果,在金砖国家范围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数据保护程度最高并正在逐步提升,而南非与巴西维持相对较低的保护程度。其次,为了计算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本文建立多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根据数字贸易限制和数据限制指数两个反映数字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的指标,构建数字贸易保护强度综合指数（DTPSI）作为模型的自变量。为了计算模型的因变量,本文使用GTAP 10数据库建立Levinson-Petrin非参数估计模型对金砖国家2004-2014年间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最终在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基础上,模拟分析三种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方案对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发现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如邮电和通信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和公共服务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在性质上不属于数据密集度很高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受到了负面影响。此外,由低级保护政策所带来的负效应缺乏弹性,因此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很大的下滑压力,而中级和高级数字贸易保护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富有弹性,因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大。再次,本文采用GTAP 10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值代入到模型当中,进一步分析限制跨境数据流动的数字贸易壁垒措施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产生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发现,随着数字产品贸易保护强度水平的提升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使用大量的数据本地化措施导致的损失更大一些。从各行业的产出规模来看,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导致的数据自由流动限制使得所有国家数据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行业的生产规模萎缩,而数据密集度相对较低的行业产出水平受到影响最小。从进出口贸易规模来看,由于金砖国家采取的一半以上数字贸易壁垒政策使用于限制国内数据跨境出口（传输）,因而使得数据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下降,而进口贸易上升。最后,为了克服由数字产品贸易壁垒政策对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值和进出口贸易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本文尝试提出可操作性较强的两种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实现方案。其中第一个是全面考虑发展中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需要,以WTO为主和TiSA协议为辅GATS“+”多边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第二个则为了加强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联系,包括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运行机制及软环境合作领域“三位一体”的合作框架。本文认为,金砖国家之间须要加强内部协调,尽快开展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多边数字贸易合作,制定有效的监管办法,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并努力实现互联网领域消费者安全、数据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目标。
二、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两种途径的选择条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两种途径的选择条件（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军事安全 |
| 二、法律政策 |
| 三、经济产业 |
| 四、科学技术 |
| 五、文化认知 |
| 六、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四节 论证框架与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航天的基础概念 |
| 一、作为技术概念的航天 |
| 二、航天科技 |
| 三、航天系统和系统工程 |
| 第二节 航天外交的概念和定义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定义范畴 |
| 三、构成要素 |
| 四、本质特性 |
| 第三节 航天与国际关系理论 |
| 一、航天与地缘政治理论 |
| 二、航天与国际政治理论 |
| 三、航天与外交理论 |
| 第三章 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航天外交的历史阶段 |
| 一、第一个时段:1957 年-1975年 |
| 二、第二个阶段:1975 年-1985年 |
| 三、第三个阶段:1985 年-2000年 |
| 四、第四个阶段:2000 年-至今 |
| 第二节 太空竞赛与现实主义 |
| 一、冷战早期50年代的航天外交 |
| 二、冷战早期60年代的航天外交 |
| 三、现实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三节 空间合作与相互依赖 |
| 一、冷战中期的航天外交情况 |
| 二、自由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四节 冲突对抗与霸权稳定 |
| 一、冷战后期的航天外交情况 |
| 二、新现实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五节 世界航天体系与依附 |
| 一、发展中国家的航天计划 |
| 二、世界体系中的航天外交 |
| 第六节 商业航天与国家主义 |
| 一、全球化与商业航天 |
| 二、国家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七节 航天外交的核心要素 |
| 一、科技是核心基础 |
| 二、战略是根本动力 |
| 三、资金是重要条件 |
| 第四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范式 |
| 一、航天经济的计划属性 |
| 二、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 |
| 三、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 |
| 一、关键要素 |
| 二、理论内核 |
| 三、主要逻辑 |
| 第三节 理论推论 |
| 一、太空竞赛 |
| 二、空间合作 |
| 第四节 理论验证 |
| 一、定量检验 |
| 二、定性检测 |
| 第五节 理论颠覆 |
| 一、理论界限 |
| 二、商业航天 |
| 三、理论发展 |
| 第五章 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总体态势分析 |
| 一、综合分析 |
| 二、分项分析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分析 |
| 一、美国的航天外交 |
| 二、俄罗斯的航天外交 |
| 三、欧洲的航天外交 |
| 四、日本的航天外交 |
| 五、印度的航天外交 |
| 第三节 国际组织分析 |
| 一、国际组织类型分析 |
| 二、多边平台博弈策略 |
| 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
| 第六章 中国的航天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实践 |
| 一、中国航天外交的基础 |
| 二、中国航天外交的历史 |
| 第二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 |
| 一、大国博弈 |
| 二、多边主导 |
| 三、应用推广 |
| 第三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政策建议 |
| 一、坚持高举高打的战略定位 |
| 二、改革管理体制和创新模式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 |
| 一、航天外交的本质 |
| 二、航天外交的启示 |
| 第二节 航天外交的未来 |
| 一、持续的竞争 |
| 二、潜在的合作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主要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统计分析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理论分析法 |
| 1.3.4 计量分析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4.1 基于“一带一路”价值链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内容创新 |
| 1.4.2 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下三国价值链分工的理论框架创新 |
| 1.4.3 增加值贸易下对称与非对称视角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价值链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关于企业价值链的研究 |
| 2.1.2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
| 2.1.3 关于国内价值链的研究 |
| 2.1.4 关于区域价值链的研究 |
| 2.2 国际分工下的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
| 2.2.1 价值链理论视角下的产业转型升级 |
| 2.2.2 对外贸易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 |
| 2.2.4 国际外包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 |
| 2.3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相关研究 |
| 2.3.1 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 |
| 2.3.2 产业转型升级视角下的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基于价值链驱动机制的产业转型升级理论分析 |
| 3.1 价值链分工模型的初始均衡分析 |
| 3.1.1 基本模型描述 |
| 3.1.2 生产者驱动下的均衡情况 |
| 3.1.3 购买者驱动下的均衡情况 |
| 3.1.4 总体均衡情况 |
| 3.2 价值链顺向分工合作下的均衡分析 |
| 3.2.1 均衡情况 |
| 3.2.2 对价值链上游国家的影响 |
| 3.2.3 对价值链下游国家的影响 |
| 3.3 价值链逆向分工合作下的均衡分析 |
| 3.3.1 均衡情况 |
| 3.3.2 对价值链上游国家的影响 |
| 3.3.3 对价值链下游国家的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分工合作的典型化事实 |
| 4.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现实特征 |
| 4.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现状分析 |
| 4.1.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分析 |
| 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互惠合作发展的现实特征 |
| 4.2.1 中国与其他沿线国家制造业投资与贸易合作的现状分析 |
| 4.2.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共生水平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理 |
| 5.1 不同动力机制下的“一带一路”价值链分工形式 |
| 5.1.1 生产者驱动型“一带一路”价值链 |
| 5.1.2 购买者驱动型“一带一路”价值链 |
| 5.1.3 混合驱动型“一带一路”价值链 |
| 5.2 不同分工形式下的“一带一路”价值链治理模式 |
| 5.2.1 “一带一路”价值链顺向分工合作下的治理模式 |
| 5.2.2 “一带一路”价值链逆向分工合作下的治理模式 |
| 5.3 不同治理模式下的中国制造业升级机理 |
| 5.3.1 基于“一带一路”价值链顺向分工的影响机理 |
| 5.3.2 基于“一带一路”价值链逆向分工的影响机理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称视角下“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检验 |
| 6.1 计量模型与研究变量设定 |
| 6.1.1 计量模型设定 |
| 6.1.2 被解释变量设定 |
| 6.1.3 解释变量设定 |
| 6.2 研究样本与数据选取 |
| 6.2.1 研究样本选取 |
| 6.2.2 研究数据来源 |
| 6.2.3 对相关变量的统计性分析 |
| 6.3 整体效应检验 |
| 6.3.1 静态分析结果 |
| 6.3.2 动态分析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价值链顺向分工下的效应检验 |
| 6.4.1 静态分析结果 |
| 6.4.2 动态分析结果 |
| 6.5 价值链逆向分工下的效应检验 |
| 6.5.1 静态分析结果 |
| 6.5.2 动态分析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非对称视角下“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检验 |
| 7.1 方法选择与模型建立 |
| 7.1.1 方法选择 |
| 7.1.2 模型建立 |
| 7.2 对生产者驱动机制的检验 |
| 7.2.1 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的非对称影响 |
| 7.2.2 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规模的非对称影响 |
| 7.2.3 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非对称影响 |
| 7.3 对购买者驱动机制的检验 |
| 7.3.1 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结构的非对称影响 |
| 7.3.2 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规模的非对称影响 |
| 7.3.3 对中国制造业结构优化的非对称影响 |
| 7.4 结果对比分析 |
| 7.4.1 对结果的横向对比分析 |
| 7.4.2 对结果的纵向对比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现实方面 |
| 8.1.2 理论方面 |
| 8.1.3 实证方面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基于政府层面的建议 |
| 8.2.2 基于产业层面的建议 |
| 8.2.3 基于企业层面的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 |
| 8.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 |
| 二、传统国际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涵 |
|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度量 |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 |
| 四、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五、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 |
| 第三节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以及下一步研究思路 |
|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二、下一步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界定与衡量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
| 二、增价值分解模型 |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指标 |
| 四、全球价值链地位衡量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分析 |
| 一、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
| 二、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方式分析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方式 |
| 二、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形式 |
| 第二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间接效应分析 |
| 一、价值增值效应及升级方式 |
| 二、技术进步效应及升级方式 |
| 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升级方式 |
| 第三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模型分析 |
| 一、理论假说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模型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直接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OFDI影响GVC地位的总样本检验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 二、模型的设定 |
| 三、相关检验 |
| 四、模型回归及结果 |
| 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OFDI影响GVC地位的异质性检验 |
| 一、发达国家样本 |
| 二、发展中国家样本 |
| 第三节 OFDI影响我国GVC地位的检验 |
| 一、国家样本检验 |
| 二、行业样本检验 |
| 三、对外直接投资类别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间接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一、OFDI影响路径中介变量的实证检验 |
| 二、路径中介变量影响GVC的实证检验 |
| 三、路径存在性进一步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OFDI影响GVC地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一、中介效应分析 |
| 二、进一步扩展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通过国家战略积极主导构建全球价值链 |
| 二、通过技术、制度和模式创新升级价值链 |
| 三、突破低端锁定效应,攀升价值链高端环节 |
| 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调整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 |
| 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研究 |
| 1.2.2 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3 技术创新模式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技术创新模式 |
| 2.1.2 制造业转型升级 |
| 2.2 技术创新模式的相关理论 |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后发优势理论 |
| 2.3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相关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理论 |
| 2.3.2 雁行形态理论 |
| 2.3.3 价值链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特征及问题 |
| 3.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及动因 |
| 3.1.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 |
| 3.1.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演进的动因 |
| 3.2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及国际比较 |
| 3.2.1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
| 3.2.2 主要工业强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的特征 |
| 3.2.3 比较分析 |
| 3.3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对国外先进技术过度依赖 |
| 3.3.2 自主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 |
| 3.3.3 产学研合作效率低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形势、测度及分析 |
| 4.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新形势 |
| 4.1.1 制造业战略功能被重新定义 |
| 4.1.2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实施 |
| 4.1.3 新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技术 |
| 4.1.4 居民消费层次不断升级 |
| 4.2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及现有衡量指标的不足 |
| 4.2.1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认识误区 |
| 4.2.2 现有衡量指标的不足及本文的选择 |
| 4.3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方法 |
| 4.3.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 |
| 4.3.2 盈利能力的测度方法 |
| 4.3.3 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2 盈利能力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3 国际竞争力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分析 |
| 5.1 技术溢出效应 |
| 5.1.1 技术溢出的内涵 |
| 5.1.2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 |
| 5.1.3 引入南北技术扩散模型的数理分析 |
| 5.2 要素匹配效应 |
| 5.2.1 要素匹配的内涵 |
| 5.2.2 要素禀赋结构和技术创新模式的适配性 |
| 5.2.3 引入两部门模型的数理分析 |
| 5.3 市场竞争效应 |
| 5.3.1 市场竞争的内涵 |
| 5.3.2 基于市场竞争效应的分析 |
| 5.3.3 引入波特钻石模型的分析 |
| 5.4 协同创新效应 |
| 5.4.1 协同创新的内涵 |
| 5.4.2 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的协同 |
| 5.4.3 基于协同创新效应的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6.1.1 变量选取 |
| 6.1.2 数据来源 |
| 6.2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
| 6.2.1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
| 6.2.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
| 6.3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分析 |
| 6.3.1 阶段性特征分析 |
| 6.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行业异质性分析 |
| 6.4.1 行业异质性特征分析 |
| 6.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技术创新模式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推动高技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跨越发展 |
| 7.1.1 建设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网络平台 |
| 7.1.2 加速高端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 |
| 7.1.3 重视并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 |
| 7.1.4 优先布局自主创新的重点领域 |
| 7.2 提高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创新动力和工艺水平 |
| 7.2.1 发挥政府对自主创新的引导作用 |
| 7.2.2 运用高技术推动工艺的改良和创新 |
| 7.2.3 加强生产全过程中工匠精神的培育 |
| 7.2.4 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化制度 |
| 7.3 完善技术创新的制度和环境 |
| 7.3.1 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 |
| 7.3.2 构建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 |
| 7.3.3 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
| 7.3.4 推动区域创新集群的发展战略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9）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 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 |
| 1.4.1 加工贸易 |
| 1.4.2 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1.4.3 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的文献回顾 |
| 2.1.1 国际分工的本质 |
| 2.1.2 国际分工的生产模式 |
| 2.1.3 国际分工导致的贸易方式 |
| 2.1.4 跨国经营的运行机制 |
| 2.2 基于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实践的文献回顾 |
| 2.2.1 加工贸易发展可依托的优势 |
| 2.2.2 加工贸易的利益 |
| 2.2.3 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困境 |
| 2.2.4 加工贸易发展对策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优势依托理论 |
| 3.1 比较优势理论 |
| 3.1.1 比较优势理论梳理 |
| 3.1.2 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 |
| 3.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
| 3.2.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概述 |
| 3.2.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经济与分工经济 |
| 3.2.3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模型 |
| 3.3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
| 3.3.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
| 3.3.2 综合比较优势应用的扩展——综合优势战略论 |
| 3.3.3 综合优势战略论的数理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4 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上的适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困境与发展方向 |
| 4.1 中国加工贸易基本状况 |
| 4.1.1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演变 |
| 4.1.2 中国加工贸易的基本状况 |
| 4.2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困境 |
| 4.2.1 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比较优势陷阱” |
| 4.2.2 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 |
| 4.3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 |
| 4.3.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
| 4.3.2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内在要求 |
| 4.3.3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发展的动力 |
| 4.3.4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制造业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的重要渠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全国层面 |
| 5.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指标与特征事实 |
| 5.1.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指标 |
| 5.1.2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事实 |
| 5.2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和特征事实 |
| 5.2.1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 |
| 5.2.2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特征事实 |
| 5.3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模型构建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检验 |
| 5.3.3 误差修正模型 |
| 5.3.4 实证分析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省域层面 |
| 6.1 计量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
| 6.1.1 实验设计与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 估计策略及实证检验结果 |
| 6.2.1 描述性统计和面板数据检验 |
| 6.2.2 估计策略及结果 |
| 6.2.3 综合优势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
| 6.2.4 综合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上的作用机理 |
| 6.3 实证分析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 |
| 7.1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思路 |
| 7.1.1 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 |
| 7.1.2 差异化发展思路 |
| 7.1.3 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 |
| 7.1.4 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 |
| 7.2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2.1 差异化发展路径 |
| 7.2.2 局部跨越式发展路径 |
| 7.2.3 新开放共赢路径 |
| 第八章 研究创新、不足与展望 |
| 8.1 研究创新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1.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3.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际经济学贸易壁垒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壁垒的概念界定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利弊因素 |
| 2.1.2 国际贸易壁垒主要类型 |
| 2.2 数字贸易理论、发展情况及规则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2.1 国内研究综述 |
| 2.2.2 国外研究综述 |
| 2.3 数字贸易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国内研究综述 |
| 2.3.2 国外研究综述 |
| 2.4 关于度量数字贸易壁垒的行业和经济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5 国内外文献综述小结 |
| 第3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
| 3.1 金砖国家社会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概述 |
| 3.1.1 金砖国家组织成立和发展历程、结构及主要经济合作领域 |
| 3.1.2 金砖国家成员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分析 |
| 3.1.3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概述 |
| 3.1.4 金砖国家成员国内外贸易规模及其结构 |
| 3.2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概述 |
| 3.2.1 金砖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分析 |
| 3.2.2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发展水平分析 |
| 3.2.3 金砖国家网络通信服务领域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分析 |
| 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情况分析 |
| 3.3.1 云计算概念界定、基本功能、发展规模及其对数字贸易起到的作用 |
| 3.3.2 云计算服务主要类型、发展优势及其主要制约因素 |
| 3.3.3 金砖国家云计算服务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分析 |
| 3.4 金砖国家数字内容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
| 3.4.1 金砖国家计算机和手机游戏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2 金砖国家视频点播和音乐流媒体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4.3 金砖国家数字出版电子图书行业发展情况分析 |
| 3.5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数字支付和电子交易记录系统发展现状分析 |
| 3.5.1 金砖国家电子商务与网络销售发展情况分析 |
| 3.5.2 金砖国家数字支付发展情况 |
| 3.5.3 金砖国家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领域主要壁垒和限制措施分析及其水平评估 |
| 4.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含义、主要类型和特点分析 |
| 4.1.1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的含义 |
| 4.1.2 数字产品新型贸易壁垒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分析 |
| 4.2 新型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政策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2.2 数据本地化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3 私人和公共网络安全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2.4 有关知识产权政策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3 传统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在金砖国家使用情况及其效果分析 |
| 4.3.1 市场准入措施概述及其使用范围 |
| 4.3.2 与投资相关措施概述及其适用范围 |
| 4.4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与数据限制性政策保护程度评估 |
| 4.4.1 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4.2 金砖国家数据限制发展情况及其保护水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模型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介绍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研究方法介绍 |
| 5.2 指标选择、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介绍 |
| 5.2.1 数据密集型行业识别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2.2 基于L-P非参数方法金砖国家数据密集型及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计算 |
| 5.2.3 建立金砖各国数字贸易保护强度指数(DTPSI)的方法与实现步骤 |
| 5.3 实证模型实现步骤及其结果 |
| 5.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2 面板数据模型豪斯曼检验 |
| 5.3.3 基于多维面板数据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4 低级、中级和高级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15个行业TFP影响模拟分析 |
| 5.4.1 不同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方案对各行业TFP影响模拟方法与结果 |
| 5.4.2 数字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对数据密集型行业TFP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5.4.3 模拟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本章主要发现 |
| 第6章 基于GTAP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
| 6.1 GTAP10数据库和模型介绍 |
| 6.1.1 GTAP10模型的基本简介及其主要特点 |
| 6.1.2 GTAP模型使用于评估数字贸易壁垒影响的局限性 |
| 6.2 基于GTAP10模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宏观经济影响模拟分析 |
| 6.2.1 模拟方法介绍及其实现过程 |
| 6.2.2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下实际GDP变化模拟结果分析 |
| 6.2.3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产出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2.4 不同数字贸易壁垒保护程度对行业进出口贸易水平的影响模拟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产品贸易壁垒上升背景下的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与运行机制构建 |
| 7.1 全球与金砖国家现有数字产品贸易合作框架分析 |
| 7.1.1 多边与诸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2 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层面 |
| 7.1.3 金砖国家现有关于数字产品贸易政策及合作框架协议 |
| 7.2 金砖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的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2.1 合作模式一:WTO框架内的多边协议–数字贸易领域多边协议 |
| 7.2.2 合作模式二:WTO框架内的诸边协议,以信息技术协定框架为主 |
| 7.2.3 合作模式三:《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框架内的诸边协议 |
| 7.2.4 以WTO为主Ti SA协议为辅数字贸易合作框架实现途径 |
| 7.3 金砖国家之间数字贸易合作模式构建及其运行机制 |
| 7.3.1 建立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合作框架的基础条件和技术路线 |
| 7.3.2 以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合作模式 |
| 7.3.3 以BRICS支付系统为主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3.4 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软环境建设合作领域及运行机制的实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附录A 金砖国家采用的数据本地化及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政策 |
| 附录B NAICS行业与GTAP行业分类之间的一致性表 |
| 附录C 论文购买数据库和软件使用许可证明 |
| 附录D 简字缩语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两种途径的选择条件（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3]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4]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D]. 蔺陆洲.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一带一路”价值链驱动机制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D]. 潘雨晨. 山东大学, 2020(08)
- [6]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D]. 余海燕.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 [8]技术创新模式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D]. 李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9]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D]. 李国英. 广西大学, 2020(07)
- [10]金砖国家数字产品贸易壁垒对数据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宏观经济影响研究[D]. Ivan Sarafanov.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