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田晖,韦志文,宋清[1]（2022）在《市场化进程、创新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市场化进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市场化进程-创新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传导路径是否存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有利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且创新投入在二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能促进东部、中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对西部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显着,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着;行业异质性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显着促进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创新投入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表现为完全中介效应,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因此,需要统筹推进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发挥创新的驱动作用,形成区域及行业协同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格局。
李瑶,李磊,刘俊霞[2]（2022）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经验研究》文中指出基于2000—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政府调控、市场化进程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除要素市场发育度外,市场化的其它维度均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在政府调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中表现出增强型调节效应,且该调节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着,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着;进一步分析发现,该调节效应具有门槛特征,即在市场化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政府调控的促进效应得到增强。
姚文英,刘娟[3]（2021）在《市场化进程、高管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文中指出基于2011年至2018年在深交所上市,并参与披露考核的主板公司样本,以2014年末出台的"限薪令"为外生变量,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系统地评估了薪酬管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薪酬管制能够约束国企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正向促进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且在央企中的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能够调节薪酬管制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激励效应,与低市场化环境相比,这一调节作用在高市场化条件下更为显着。最后,鉴于薪酬管制政策在不同地区、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舒文成[4]（2021）在《市场化进程、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赖艳蕾[5]（2020）在《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有不少研究证明市场化会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及生产率的提高等等,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市场存在失灵的情况。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激烈,高技术产业凭借着高附加值、高经济效益等特点成为现在及未来重点发展产业,因此研究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市场化情况如何,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如何,市场化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展开讨论:首先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对相关理论文献进行分析,并从市场化的五个方面进行影响机制分析,接着说明我国市场化情况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然后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发现:○1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是高技术产业内各行业发展不协调,地区发展也极度不平衡,绝大部分高技术产业分布在东部地区,但是近几年来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增长率比东部地区快。○2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大,东中西部市场化程度呈现递减的状态,即便属于同一区域,市场化程度也相差较大。○3总体来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水平在不断进步,效率在不断提高,中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比东部省份要高一点。○4多种实证检验方法都证明了市场化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5根据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来看,除了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的回归结果不显着外,市场化其他四个方面（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都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发展。○6市场化都促进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回归系数最大是中部,然后是西部,最后是东部。○7市场化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并根据门槛值把我国划分为市场化程度低的区域、市场化程度中等的区域、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8门槛回归结果依然表明市场化能促进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发展,但是当市场化程度越高的时候,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会减少。最后本文提出相关建议。
刘志永[6]（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朱迪[7]（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刘启[8]（2019）在《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增长奇迹”。尽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解释了这一增长奇迹之谜,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功不可没。作为经济增长的国王,企业家群体在创造社会财富、革新生产技术、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方面的贡献巨大。四十年间,中国的创业规模和企业家群体规模飞速增长,这归功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释放和激发了企业家精神;直观来看,中国四次创业浪潮的到来都是市场化进程强力推进的结果。那么,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创业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理论联系?市场化程度对创业的具体影响如何?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市场化水平应该如何进一步提高?本文试运用制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理论来回答以上问题。本文首先使用市场化指数来测度中国近年来的市场化水平发展情况,同时对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的市场化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经测度发现,我国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完成了市场化初期阶段,但是仍存在着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金融市场过度依赖银行以及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等问题;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仍然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相比之下创业增长趋势更加强烈。同时也发现不同地区因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其创业水平也存在差异。其次,依据制度经济理论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本文提出市场化程度和创业之间存在U型关系并据此提出了两个假设。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使得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成本降低,并且令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减少,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存在更多的市场机会,能起到凝聚企业家的作用,从而提高该地区的创业水平,据此提出假设1: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总体上是促进的。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更加繁琐的手续导致创业所需要的成本提高,而市场机会的增多会伴随着更多的腐败,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时,相关的法律政策与法律执行力度也会有所不足,腐败增加与政府对市场管制的增多所带来的抑制作用会大于机会增多带来的正面效应,从而会抑制该地区的创业水平。因此提出假设2:市场化进程对创业先是抑制作用,随后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再次,选取2000-2010年为样本期间,选取中国除港澳台以外三十一个省份的市场化指数和创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中国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发现:当地区市场化指数低于某一值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抑制企业家创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创业水平与企业家创业精神会越来越低,直到市场化程度突破某个界限值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转而对创业产生显着的促进作用,这就验证了市场化程度和创业之间存在U型关系和两个假设的正确性;此外,人均GDP、贸易开放程度和人均受教育程度都对创业水平提高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基础设施则对创业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虽然也对创业有着负向影响,但是并不显着且影响很小。因此,此结论证实了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为当前学界关于市场化进程与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最后,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依据研究结果与相关解释,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法治建设、贸易开放和经济自由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建设四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启示,以期可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杨勇[9]（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仇勇[10]（2019）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诅咒还是福音？》文中提出既有研究通常把市场化经济制度作为外生的制度变量,并将其纳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常用理论框架。关于“资源诅咒”命题的研究,也通常只是将制度作为自然资源诅咒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将制度变量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中“剥离”出来,并将市场化这一经济制度变量内生化,作为“制度诅咒”命题的研究对象。同时,本文选择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依赖度这两种表征指标对自然资源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制度诅咒”命题进行验证,并从垂直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机制的角度分析“制度诅咒”的影响机制。本文选取樊纲的市场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1997-2014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间存在显着且稳健的正向关系,资源丰裕度“祝福”了市场化制度。市场化指数与自然资源依赖度之间存在显着且稳健的负向关系,资源依赖度“诅咒”了市场化进程。市场化指数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构成,实证结果显示,资源丰裕度对这五个方面因素均表现出促进效应,资源依赖度对这五个方面因素均表现出抑制效应。另外,市场化指数与自然资源之间似乎存在曲线关系,但是无论从直观的拟合图还是实证的结果来看,市场化指数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线性关系更为显着。第二,垂直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对自然资源与市场化制度之间的关联效应具有显着的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倾向于过度控制和干预其掌握的自然资源,从而财政分权显着弱化了资源丰裕度对市场化的“祝福”效应。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对于自然资源依赖度与市场化制度之间关联效应具有复杂的影响,表现出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1997-2009年,腐败环境比较恶劣,地方政府的攫取效应显着,人均支出分权强化了资源依赖度对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而截至2014年,一方面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有效开展,市场化制度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的攫取行为得到遏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及其产品流通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均收入分权表现出弱化资源依赖度对市场化的抑制作用的特征。相比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自然资源与市场化制度之间关联效应的作用更为显着。第三,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更趋向于优先发展资源型产业,从而对自然资源拥有更高的依赖程度。考虑到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依赖度对市场化制度的不同效应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的复杂性,一方面中央顶层的制度设计需要尽可能的完善和规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善于利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来有效地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
二、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市场化进程、创新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市场化进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影响机理 |
| (二)创新投入在市场化进程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机理 |
| 三、实证研究设计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取及测度 |
| 1. 被解释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 |
| 2.核心解释变量：市场化进程 |
| 3.中介变量：创新投入 |
| 4.控制变量 |
| (三)数据说明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二)地区异质性结果分析 |
| (三)行业异质性结果分析 |
| (四)稳健性检验 |
| 五、结论与启示 |
（2）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高质量发展 |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有为政府与高质量发展 |
| （二）“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
| 四、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 1. 高质量发展（HQ）。 |
| 2. 政府调控（GR）。 |
| 3. 市场化程度（ML）。 |
| 4. 控制变量。 |
| 五、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基准回归结果 |
| （二）稳健性检验 |
| 1. 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
| 2. 替换估计方法。 |
| 3. 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 |
| （三）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
| （四）市场化程度的调节效应 |
| （五）市场化程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
| 1. 市场化进程（Market）的门槛效应。 |
| 2. 非国有经济发展（Nonsoe）的门槛效应。 |
| 3. 产品市场发育度（Product）与要素市场发育度（Factor）的门槛效应。 |
| 4. 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度和法律制度环境（Law）的门槛效应。 |
|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对策建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3）市场化进程、高管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
| （二）市场化进程与会计信息质量 |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
| （二）市场化进程、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 1. 模型构建 |
| 2. 变量定义 |
| (1）被解释变量 |
| (2）解释变量 |
| (3）调节变量 |
| (4）控制变量 |
| 五、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分析 |
| 1. 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分析 |
| 2. 市场化进程、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回归分析 |
| 六、稳健性检验 |
| （一）倾向得分匹配法 |
| （二）替换变量法 |
| 七、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5）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文献分析与影响机制 |
| 2.1 文献分析 |
| 2.1.1 市场化的研究 |
| 2.1.2 生产率的研究 |
| 2.2 影响机制 |
| 第3章 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 |
| 3.1 高技术产业定义与分类 |
| 3.2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 |
| 第4章 我国市场化进程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
| 4.1 市场化测度与说明 |
| 4.2 中国总的市场化进程 |
| 4.3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 |
| 4.4 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与指标的选择 |
| 4.5 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 |
| 4.5.1 中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总的估算结果 |
| 4.5.2 中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 |
| 第5章 市场化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检验 |
| 5.1 各变量的说明与统计描述 |
| 5.1.1 各变量的说明 |
| 5.1.2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 |
| 5.2 数据来源的说明 |
| 5.3 模型的设定 |
| 5.4 实证检验分析与结果 |
| 5.4.1 市场化总指数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5.4.2 五方面市场化指数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
| 5.4.3 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
| 5.4.4 门槛回归结果分析 |
| 5.4.5 内生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7）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8）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制度因素对创业影响的研究 |
| (二)市场化水平对创业影响的研究 |
| (三)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思路、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结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市场化进程与创业的特征 |
| 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特征 |
| (一)中国市场化的发展与特征 |
| (二)中国分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 |
| 二、中国的四次创业浪潮与创业的特征 |
| (一)四次创业浪潮 |
| (二)中国各地区创业的差异化特征 |
| 三、市场化发展与四次创业浪潮的联系 |
| 第三章 市场化进程对创业影响的理论分析 |
| 一、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解释 |
| (一)理论基础 |
| (二)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 |
| 二、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假设 |
| (一)市场化程度对创业的影响总体上是促进的 |
| (二)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是非线性的 |
| 第四章 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U型模型和变量定义 |
| (一)市场化水平与创业的散点图 |
|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二、计量分析 |
| (一)基准规范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全文总结与主要结论 |
| (一)全文总结 |
| (二)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自然资源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诅咒还是福音？（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贡献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制度作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
| 2.2 自然资源的“制度诅咒” |
| 2.3 自然资源度量的争议 |
| 2.4 关于市场化的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经济学文献思考的理论分析 |
| 3.1 自然资源与市场化 |
| 3.2 “制度诅咒”影响机制分析 |
| 第四章 模型设定和变量描述 |
| 4.1 模型设定 |
| 4.1.1 基本模型设定 |
| 4.1.2 交互项模型设定 |
| 4.2 变量描述及其数据来源 |
| 第五章 实证检验及讨论 |
| 5.1 市场化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检验 |
| 5.1.1 市场化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间关系检验 |
| 5.1.2 市场化与自然资源依赖度之间关系检验 |
| 5.2 内生性的处理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删减年份回归 |
| 5.3.2 更换变量构造 |
| 5.3.3 考虑区域异质性 |
| 5.4 进一步探讨:市场化与自然资源之间的曲线关系 |
| 5.4.1 市场化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间曲线关系检验 |
| 5.4.2 市场化与自然资源依赖度之间曲线关系检验 |
| 5.5 补充:探讨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源丰裕度之间的关系 |
| 5.5.1 探讨自然资源依赖度与自然资源丰裕度的关联效应 |
| 5.5.2 同时将自然资源丰裕度和依赖度放入回归方程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市场化进程、创新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J]. 田晖,韦志文,宋清.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01)
- [2]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高质量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经验研究[J]. 李瑶,李磊,刘俊霞.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02)
- [3]市场化进程、高管薪酬管制与会计信息质量[J]. 姚文英,刘娟. 上海商学院学报, 2021(06)
- [4]市场化进程、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D]. 舒文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
- [5]市场化进程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D]. 赖艳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
- [6]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7]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8]市场化进程对创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D]. 刘启. 河南大学, 2019(01)
- [9]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10]自然资源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诅咒还是福音？[D]. 仇勇.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