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立学校办学的目的何在(论文文献综述)
杨洋[1](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认为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顾娇妮[2](2020)在《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文中提出在英国,教育督导被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视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因为它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是教育改进的动力源头,也是衡量国家教育先进性的主要标杆。本研究聚焦于英国教育标准局(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为了论述方便,下文中简称为Ofsted)的学校督导制度,并建立起学校督导制度的分析框架,对学校督导制度的发展轨迹、形态特征、功能作用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涉及到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教育督导、学校督导和学校改进。对三个概念的界定和相互之间逻辑关系的解释,是本研究首先要阐释的基本问题。本研究的理论线索有两条,一条线索是宏观的理论思潮,另一条线索是微观的理论基础。宏观的理论思潮主要是指对督导实施的主体——Ofsted的组建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思潮,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教育监管改革浪潮是推动英国督导制度变革的最核心的两大因素。另一条微观的理论基础是影响Ofsted学校督导政策制定和体系建设的背景理念,以CIPP模式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为核心,作用于督导的流程设计、指标框架和现场实施等环节,成为学校督导制度的灵魂。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Ofsted的指向改进的学校督导制度,围绕这一内容研究者设计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对Ofsted的研究,它是制定政策和实施督导的主体;二是对英国学校督导制度的研究,它的目标设定、内容发展和实施策略都会影响到学校改进的过程和结果。对Ofsted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它的发展历程和当代形态。Ofsted的当代形态包含了宏观职能与愿景、组织任务、内部构架和各类督学的管理等几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保证一个非内阁组织有效运作的主要元件。研究者通过对Ofsted职能与愿景的解读,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更加深层次的分析了Ofsted存在的价值。研究者从系统论的角度阐释了Ofsted为学校改进服务的运作机制。督学的质量是保证督导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Ofsted十分注重对督学的遴选和培训。研究者对这六类督学的任职资格、职责内容、在职培训等方面做了较全面地分析,尤其是督学在新时期不断变换的角色定位,正是决定了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能顺利发挥作用的时代特征。研究者对Ofsted学校督导系统的剖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分别是督导流程、框架指标和学校自评,三元素构成了学校督导的核心内容。在CIPP督导模式框架下,深入分析引领学校变革改进的督导流程,督导前、督导中和督导后几个阶段的任务与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理念一一对应,充分说明了督导流程的合理性。在对Ofsted的框架指标分析中,研究者使用了因素分析法,深入探究指标框架的逻辑体系、指标内容、观测手段等。不仅阐明学校督导指标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更探究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样态的背后机理,解释“为什么”的问题。学校自我评价作为Ofsted外部督导的补充形式,具有一套完整的自洽的运行机制。研究者从原则、要素和改进逻辑三个方面切入,阐释了它的自循环逻辑以及发挥的改进学校的作用和效果。最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Ofsted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这是对Ofsted学校督导的再次解剖和重构。在分析中,研究者反思了前文中所描述的督导涉及到的组织、人员、技能、财物、对象、方法等各个要素,这些要素通过合理的组织与科学的实践,达到了改进学校的效果,为中国的督导工作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加强督导的实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李兆旭[3](2020)在《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研究》文中认为体育在社会生活中兼具“小众”与“大众”性质——以体育为业的人才固然是少数,但每个人都可以让体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都与体育人才的主导和参与密不可分。体育学校培养的人才,既是体育行业的基础,又是大众体育的引领者,这就让体育学校具备沟通多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学校的经营管理和教学工作,是体育学科和体育行业发展状况的典型样本;体育学校与政府、民众的关系,又反映着民国时期体育文化的特质、发展路径及其反映的社会文化状况。为进一步梳理有关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的史实,展现中国体育行业的专业化、近代化进程,并更准确地评价中国近代体育学校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作用,本论文分五章、两部分研究了民国时期的体育学校。第一部分由第一、二、三章组成,分别从起源、经营管理、人才培养机制三方面入手,呈现近代体育学校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历程。中国人自主兴办的体育学校和西方人在华培养体育人才的工作,是体育学校在中国的两大起源。两者均认同体育兼具锻炼身体和塑造精神的意义,因此都迫切希望大量培养体育教师。两类体育学校在竞争中,共同塑造了以自然体育为指导思想,以培养体育教师为首要目标,理论学科与运动训练相结合,融入中国传统体育元素的体育专业教育模式。体育学校日后遇到的诸多问题,也在起步阶段初露端倪。第二章分别探讨了公立体育学校和私立体育学校的经营管理状况。1929年前,公立体育学校的发展相对迟缓,而私立体育学校深受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和平民教育思潮的影响,成为培养体育人才的主要力量。从1929年起,南京国民政府的体育政策日益积极,辐射全国的公立体育学校系统初现雏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加强了对私立体育学校的约束,私立体育学校被纳入体育师资训练系统。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私立体育学校大受打击,公立体育学校成为体育学校的主体。第三章探究了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训练体育师资为宗旨和首要目标,培养文化素质全面,体育理论扎实,运动技能优秀,实务能力突出的体育人才,是体育学校基本的人才培养理念。为此,体育学校在招生、课堂教学、课外活动、毕业就业各环节,探索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并采取了多种手段,希望将人才培养机制的效能最大化,但效果并不理想。体育学校的产生、经营和教学活动,既体现了近代体育学的学科建设成果,也反映了民国时期体育事业总体孱弱的现实。第二部分由第四、五章组成,探究近代体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从体育视角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其中,第四章探讨了体育学校中的武术教学,认为武术成为近代体育的重要项目,既是以西方体育学科衡量和改造中国传统体育的结果,也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下与西方对抗的实践。在“西方近代体育化”和“民族化”的双重追求下,专业学校武术成为了一门自成体系的,技术和理论兼备的“学问”,但是,仅凭近代专业学校武术,尚难以充分完成传承、发展武术的重任。第五章延续了过往学者关于体育对女性的身体改造,以及体育与妇女解放关系的探讨,认为近代女子体育专业教育一方面以“体育救国”的追求打破和否定了传统意义上“柔弱无力”的文雅,另一方面又定义了健康柔美的“文雅”,两者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内核一脉相承,都认为女子应阴柔委婉,女性应弱于男性。性别刻板印象的推翻与重建,既刺激和保护了女子体育的初步发展,客观上在体育行业内创造了女子专属的空间。又严重限制了女体育从业者的从业方向和上升空间。民族主义在体育专业教育中的支配地位,似乎与自然体育思想的主流地位相悖;实质是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统一。因为自然体育提升身体素质的目标仍然与“体育救国”相一致,其引入的近代竞技体育项目,不仅为传统体育的改造提供了样板,甚至也成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的重要方式。因此,自然体育思想虽然在价值观上与“体育救国”存在差异,但仍能与“体育救国”并行不悖。
王玲[4](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陈春梅[5](2019)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引入民营资本,充分发挥公私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势,从而激发国企的活力和竞争力。随着经济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深入,这种理念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公办高职习惯了“养尊处优”且担心与民营企业合作有损公益形象或导致国有资本流失,而民办高职由于被视为“二等公民”难以吸引优秀企业合作,使得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是否可以探索一种新的办学体制以激发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让不同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2014年,国务院正式提出鼓励各类办学主体以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多种要素参与办学,并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从而拉开了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序幕。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指由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主体以多种要素共同举办职业教育,具有多元产权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且不同产权主体共同治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的特点。国务院倡导高职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旨在鼓励社会力量(尤其是企业)参与办学,实现不同属性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案例院校的调研,梳理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的现状并着重探究其内部治理。相比于国外,当前我国关于公私合作办学的实践较少,相关研究也有限。研究中选取美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两大机构——社区学院(大都会学院)和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戴维瑞教育集团和阿波罗教育集团)的典型案例展开具体分析,以拓展研究的国际视野。研究发现:社区学院的公私合作不涉及产权。各方通过签订协议保护举办者权益;社区学院非常重视与企业之间的互动;企业为了人才培养愿意大力投入办学。研究还发现,大型营利性教育集团内部组织机构的构建相对完善。董事会是集团实现内部治理的载体,因此必须强调董事成员构成的科学性,包括董事成员学历背景、职业背景的多样化,且独立董事和女性董事应占一定比例。为了保障机构规范、有序运行,这些机构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运行保障制度。与国外公私合作办学不同,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涉及产权问题,且产权结构影响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结构。然而,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产权大小与话语权大小不一定呈正相关。政府的产权占比可能很小,但却拥有较大话语权。因此,不能完全套用经济的产权逻辑分析高职院校的内部治理。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类似,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教育组织,高职院校需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其内部治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制约,应借鉴现代大学制度;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其内部治理又应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合理内核。本研究立足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分析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处的不同层面及同一层面不同要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与此同时,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对其内部治理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第一,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明确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法律地位和法人属性、保护各举办方的合法权益并推动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第二,完善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结构。首先,提高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董事(理事)成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且来自法律、财务、会计、管理及教育等多种职业背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校友、教师、学生、中介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在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并实行监督权。此外,应增加独立董事(理事)和独立监事的比例。其次,职业校长(院长)由董事会(理事会)聘任,并实行任职回避制度。且职业校长(院长)的激励方式应多元化。还要正确处理董事会(理事会)、职业校长(院长)、党委及监事会等之间的关系;第三,制定、修订和完善学校章程、董事会(理事会)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等并严格执行,以推动高职院校实现依法依规治校、治学。今后,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内部治理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制衡机制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当然,对这种新的办学体制的探索,一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如独立法人的问题、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有待高职院校在后续的改革探索中,由学者进一步跟踪研究。
张迪[6](2019)在《社会性别视角下18世纪英国女教师状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性别视角作为一种社会学视角,旨在揭示女性的不利处境,肯定女性的知识、经验、情感、价值观等。本文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对近代英国女教师的状况进行分析,探讨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教师职业的影响,从而促进女教师更为平等充分的发展。近代英国教育的发展催生了一批优秀的女性教师。中世纪女教师由宗教人士担任,十七世纪中期开始,女子教育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类女子学校的建立增加了社会对教师的需求,女子教育的发展又培养了一部分潜在的女性教师。到了十八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思想的改变、女权主义者的推动,女性终于能在教育领域大显身手。而社会性别观念已然根深蒂固,17、18世纪的英国女性仍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和高等教育,不能进入公立学校,这使得执教女教师的专业能力相对欠缺,从而导致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与男教师无法企及。但在当时英国教育中,执教女教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8世纪女教师自主创办的商业学校在英国各地纷纷涌现,涉入商业领域是她们对社会性别观念的一次巨大挑战,她们的功绩不仅体现在显着的办学成效上,更主要的是在公共领域为女性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向世人展示了女性的巨大潜力,并且在客观上促进了英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而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作用下,英国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机制使得女教师在公共教育领域的作为并未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在她们职业生涯中社会性别的影响无处不在,她们的成就和贡献经常被人们忽视,微小的缺陷却被异常放大。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缺陷的存在正是性别差异造就的结果。
黄洪兰[7](2019)在《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办高等教育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其繁荣、发展与国家态度,政策支持力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纵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几乎每一次的飞跃都以政策的颁布为起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获得了合法性基础;1993年《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使民办高等学历教育获得合法性;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又极大促进了民办高校发展,等等。但是,政策具有双面性,有些政策在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问题。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合理回报”的合法化,使得政策制定主体的非营利性办学设计与民办高校“营利性”发展现实发生了错位,出现了诸多既想享受国家各种政策优惠又追求经济利益的营利性学校。这不但在法理上违背了当时《教育法》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办学”的规定,又破坏了民办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阻碍了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由此2010年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依法管理民办教育,积极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由此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正式写入了国家政策文件中。但是直到2016年11月7日《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决定的通过,才正式明确了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标准,使得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进入了法制化与规范化阶段。随着民办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举足轻重力量,促进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共同发展格局已经成为了时代必答题;而新法中释放的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信号,使得加快推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成为了新时代的单选题;而目前在选择过渡期内,如何引导社会力量选择非营利性办学,激励新建院校捐资办学成为最急迫的抢答题。但是无论从支持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还是从各地政府落实情况来看,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支持政策虽然有所改进和突破,但是从整体而言,尤其是面临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新形势,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依然存在不够充分、不够健全、不够到位、不够具体等问题。为此,本研究立足于“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的法律基础,立足于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的管理学理论,立足于教育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规律,综合运用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等知识,针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发展历程、现实挑战与未来展望进行了研究。全文具体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缘起、研究意义、核心概念界定等;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主要运用历史法、文献法、文本分析法等,从非营利性和高等教育两个维度,以影响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关键性政策为主要内容,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的支持政策演变过程,以及不同阶段对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影响,阐明了国家政策对非营利民办高校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三部分为第二章,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总结概括了发展至今非营利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支持政策之下目前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在发展规模、办学层次、发展的成效、社会效应、高水平建设等方面的成效,以次找出政策的盲点。第四部分为第三章,结合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民办教育新法新政、民办高校发展危机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面临的发展机遇、使命与挑战,对构建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提出方向性和宏观性的指导。第五部分为第四章,主要运用比较法探索了美国、韩国、日本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界定标准、发展现状以及三个国家在促进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方面的特色经验做法,为探索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总结了有益经验;第六部分为第五章,是依据《国务院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完善扶持制度”的八种制度设计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从举办者、教师、学生、民办高校四个主体合法权益保障出发,对目前需要改进和落实的政策提出了具体化实施策略。
贾红旗[8](2017)在《私立光华大学内部管理历史演进研究(192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私立光华大学是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潮阶段,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因“五卅”事件与校方当局发生冲突离校所建。它脱胎于具有先进管理理念的圣约翰大学,成长于国民政府发展的黄金十年期,熔炼于八年的中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在1951年院系调整中以其为主体筹建华东师范大学后淡出历史舞台。私立光华大学在初创、发展、战争等各时期在民国私立大学运行过程中特色突出,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论文选择私立光华大学内部管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的历史研究法,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民国时期私立光华大学的历史史实进行整理与分析,探究其内部管理的历史演进、运行机制和阶段特征。通过个案研究,深入分析其有效内部管理的建构过程,归纳其内部管理的历史轨迹和经验教训。具体而言,以光华大学内部管理发展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为界,尝试将光华大学内部管理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创校为始,教育部批准立案为止,在管理上积极借鉴“母体”圣约翰大学先进管理经验,仿制其管理制度;由于创办仓促,一些管理机构出现“虚置”的现象。第二阶段取国家内外政务相对和平、学校发展比较正常和平稳的一个时期(1929-1937),分析光华大学如何一方面遵照政府颁布的相关法规建制建校,另一方面融合它校经验、自行完善和优化其内部管理机制,建立以董事会为负责财政与行政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确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强化校务会议的行政权利,发挥教授会议在教学工作中的作用,鼓励并完善学生自治制度等等。第三阶段,光华大学和我国所有大学一起共同经历了一场为国家民族存亡而战的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所经历的一些无法抗拒的历史事件,使光华大学的内部管理出现了一系列应战措施,比如分设上海校部和成都分部、上海校部改组等等。在内部管理的历史演进中,私立光华大学的管理者借鉴中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理念,坚持独立自主,洋为中用的原则;遵循以人为本理念,发挥师生的主体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力求精简组织,明确权责等方面取得的一些成就和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思考借鉴。光华大学根据社会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求做出的适应调整,面对内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曲折与坡度不断地革新、努力,收获了名至实归的“沪上四大私立名校”之一的社会声誉。
蒋洁蕾[9](2016)在《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点高中制度是建国以来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深刻影响着我国高中的整体布局。历史上,该制度历经嬗变,几经存废。“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问题,根本上探讨的是重点高中制度利弊问题。那么“究竟重点高中制度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国家、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均对此有着差异性的认识。任何简单地回答“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是“利弊相当”都不能全面反映该问题的复杂性、深刻性,唯有从多视角(历史的视角、国别比较的视角、实证调查的视角、理论的视角)去检视和梳理才能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还原该问题本身,也才能从中找到我国重点高中制度的未来发展之路。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理论研究综合考察“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首先,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梳理我国建国以来有关该问题的若干次争论,涉及政策、学界以及实践等领域在该问题上的看法和作为,以此还原该问题的历史面貌并规整出有关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核心争论焦点。其次,检视国际上与我国相类似的“重点高中”(德国文理中学、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美国学术高中)制度的演进、特征以及所面临的存废争论,比较三国“重点高中”制度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为我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出路提供国际视野和参考样本。再者,就现实各方(重点高中校长和教师、非重点高中校长和教师,专家学者)对“要不要办重点高中”的各种看法及理由进行实证调查和比较。接着,运用理论思辨的方法对办重点高中的五大好处(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的合理性及其限度进行辨析。最后,在历史回溯、国际比较、实证调查、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我国重点高中制度发展的若干条出路。论文的历史研究部分,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重点高中制度演化的风雨历程,在此基础上,提炼概括出影响这一制度兴废的五个核心议题,即“是否富有效率?”、“是否体现因材施教?”、“是否培养出了精英人才?”、“是否有违教育公平?”、“是否发挥了示范性作用?”。国际比较研究部分,通过对德、英、美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五点共性和三种不同发展模式:德国始终坚持文理中学制度,通过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来最大程度的减小文理中学制度的弊端,可用“公立”、“大众化”、“建‘立交桥’”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其特征;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制度模式可用“受制于党派”、“精英化”、“尊重传统”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美国学术高中制度可用“分类”、“专业化”、“特色化”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实证调查部分,围绕“究竟要不要举办重点高中”这一核心问题,对高中校长、教师、专家学者进行了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重点与非重点高中校长对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看法存一定的差异,越是“老牌”、“一流”的重点高中校长,越是倾向于赞同保留重点高中制度,而非重点高中的校长则更倾向于废除重点高中制度;相对而言,重点高中的教师比非重点高中教师更倾向于赞同和保留重点高中制度;专家学者对重点高中存废问题的看法各异,呈现出多元化、理性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理论透视部分,围绕五大关键词即“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以前面历史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实证调查研究获得的相关材料为依据,运用辩证思维、复杂思维、相对性思维的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举办重点高中可能的好处与潜在的危害进行剖析。研究表明,上述五个关键词所代表的每个辩护理由,都只有部分的合理性,都需要具体分析,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五大辩护理由在逻辑上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并非同等重要。简而言之,“精英培养”是根本目的,其它四个方面“效率优先”、“因材施教”、“能力公平”、“示范性发挥”均属于手段的范畴。从重要性上看,假如“精英培养”落空、陷入虚假化,则其它四条理由均不能成立。基于这一判断,论文对当前我国重点高中是否“已经培养”或“正在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英人才进行了基于事实的批判性分析,分析结果令人堪忧。基于上述四个部分的研究,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从短期看,我国重点高中制度仍将继续存在,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改造和改良。改造、改良的总体方向是,重点高中必须摆脱和跳出现有的应试教育模式,真正走内涵式发展道理,不断探索精英教育的内在规律,以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精英人才。从长远看,教育决策部门应当根据当今世界各国高中教育制度的发展潮流,从制度设计层面对现有的重点高中制度进行适时、适度、适切的改革。可能的变革路径包括:在保留重点高中制度的前提下,设计出不同类型高中之间的转轨通道;建立不同类型的特色高中,实现重点高中内部的多样化发展;鼓励民间资本创办特色高中,尝试将公办重点高中转制为私立高中,改变公立重点高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一些地区尝试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建立综合高中制度;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在所有普通高中实施资优生教育计划。
任小燕[10](2016)在《博弈中的生存: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在中国近代大学史上曾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经历着复杂而跌宕的制度变迁。本研究通过对晚清民国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分别进行变迁史梳理和多元比较,追溯历史渊源,探究变迁分期与整体图景,比较多元样态,总结变迁轨迹与主题,从制度史、观念史等方面探究形成这种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存在着本土发生和外部嫁接双重制度之源。首先,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存在着本土之源。滥觞于清乾隆时期的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虽然在制度形态上较为稚拙,也没有关于“董事会”的明确表述,然而在董事、结构、功能、运作等方面,已现雏形,具有官府掌控和民主萌芽的双重特征。制度设计上,制度文本远未规范,“董事”概念含混模糊,董事产生方式兼具民主公举和家族继承等多重方式,董事会被定位为书院内部日常管理机构。传统书院董事会的制度样态或制度观念,在清末新式学校和改制后的传统书院,甚至在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制度沿袭。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外部之源,包括了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和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是对西方公司董事会制度的学习与模仿,在裹挟着政治集权和官督商办的传统理念下,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职权最终被定位为“筹资非治理”。美国校董会制度对清末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美国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而言,美国校董会制度是其直接取法的样本。清末以降,向西方学习的风潮下,美国校董会制度对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的董事会制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念影响。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经历了滥觞期、初创期、形成期、调整期四个变迁阶段,制度设计从粗疏凌乱到日渐规范。自清代乾隆以降出现了制度滥觞之后,随着清末教会书院向教会大学转型,教会大学开始因地制宜地构建“西方托事部——在华校董会”双层董事会治理模式。同时,国人办理的各类新式学校也开始尝试董事会制度的文本建构与制度实践。这一时期,校董会制度依然作为一种在数量上不占主导的制度而维系着“边缘生存”。民初北洋时期,是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形成期,多元样态的大学董事会制度在私立、国立大学中先后出现并逐步完备,构建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南京政府时期,是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调整期,在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与制度规约下,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经过多次改组,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中国化;私立大学董事会也经过反复调适,部分缓解了校内治理矛盾。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历程表现出从民间自发到政府管控、从权力中心到体制边缘的变迁路径。这场制度变迁充斥着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在政府、教会、军阀、商人与校方之间交织,政府的渗透与拆解,教会的遥控与联合,军、商的注资与参与,校方的治理与独立,无不在制度天平上变换着权力砝码,造成了大学董事会制度结构与功能定位的变迁。国立大学董事会由于与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央政府发生了角色冲突,很快便被取缔。教会大学的治理权实现了从“西方托事部”向“在华校董会”的转移,“在华校董会”也自此实现了由托管经营向学校治理的功能转变。私立大学董事会在经历了反复与调适之后,定位为筹资与顾问机构。最终,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完成了向中国政府的权力转移。教会大学与私立大学、国立大学董事会存在不同的权力定位。教会大学双层董事会定位于筹资与宏观决策机构,且止步于校内学术与教学权力,与评议会等机构形成制度平衡。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董事会的权力定位往往越过筹资与宏观决策权,干预或掌控学术与教学权力,与评议会形成权力冲突,校内治理问题频发。比较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史,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处于完全不同的成长阶段和制度环境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民主、法治环境的缺位,造就了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的中国图景。在观念史上,由于深受清代传统书院时期形成的“董事”观念的影响,董事往往被理解为学校的监督管理者,同时受到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投资非治理”的观念影响,学校投资人鲜有共同参与大学治理的理念。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从办学者到投资人,对于大学董事会的功能定位也存在着独特的中国理解。
二、私立学校办学的目的何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私立学校办学的目的何在(论文提纲范文)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一、研究的缘起 |
二、研究的问题 |
三、文献综述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研究的价值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七、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1874—1911) |
一、清末特殊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动荡政局为开办特殊教育提供宽松土壤 |
(二)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为特殊教育的产生创造条件 |
(三)新教育发展为特殊教育移植创设宽容氛围 |
二、清末特殊教育的嚆矢 |
(一)清末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 |
(二)教会特殊教育机构的兴起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启蒙 |
(一)盲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二)聋哑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初步探索 |
(一)确立“识字明道”的培养目标 |
(二)尊西仿新的课程体系初具 |
(三)教学方法的移植与改进 |
五、特殊教育经费对西国的依附 |
(一)教会慈善人士的联合募捐 |
(二)国内教会组织的支持资助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教会办学的零星尝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民国初期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1912-1926) |
一、民初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军权至上的政局导致特殊教育发展边缘化 |
(二)城市社会变动改变残疾人的救助观念 |
(三)教育热潮迭起为特殊教育发展创设民主氛围 |
二、民初特殊教育政策的形成与确立 |
(一)民初特殊教育宗旨的流变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初定 |
(三)特殊学校确立地位与规范管理 |
三、特殊教育师资来源的自给自足 |
(一)特殊学校毕业生扩充师资队伍 |
(二)特殊学校附设短期师资训练班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变革与课程教学完善 |
(一)确立“塑造独立国民”的培养目标 |
(二)课程内容的丰富充实 |
(三)语言教学方法的改进与调试 |
(四)上海盲童学校的个案考察 |
五、广源众筹的多渠道经费来源 |
(一)特殊学校的外源性筹资 |
(二)特殊学校的内源性筹资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教会办学增加,国人积极仿办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的“中国化”渐变(1927-1936)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教育行政渐趋稳定与教育秩序规范 |
(二)国内预防残疾意识逐渐增强 |
(三)儿童学研究的发展促使国人关注残疾儿童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
(一)特殊教育宗旨的核心确立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 |
(三)私立特殊学校的管理权过渡 |
(四)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变通政策 |
(五)卫生教育与慈善救济的强化实施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初步形成 |
(一)确立职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二)注重专业知识技能的课程设置 |
(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经验积累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革新与课程教学的本土探索 |
(一)确立“盲哑教育职业化”培养目标 |
(二)课程内容的宗教性弱化 |
(三)国人对语言教学的尝试与突破 |
五、西方母国经费来源缩减 |
(一)国内捐款与政府补助增加 |
(二)制定学费标准,补充学校经费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教会与国人办学数量的此消彼长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1937-1949) |
一、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致使特殊教育重心南移 |
(二)特殊教育专业组织的兴起助力 |
(三)战后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特殊教育生存举步维艰 |
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完善 |
(一)战时特殊教育政策的应时调整 |
(二)战后特殊教育政策的完善性规划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性增强 |
(一)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二)注重系统理论学习的课程设置 |
(三)延聘专业教师开展培训 |
(四)战后拟定专业师资培养方案 |
四、特殊教育办学目标与课程教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
(一)确立“培养社会有用公民”的培养目标 |
(二)课程内容的规范设置 |
(三)特色教学法的形成 |
五、经费来源渐趋稳定 |
(一)社团组织的经费补助 |
(二)政府经费投入渐增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二)学校数量扩充,残疾人渐成办学主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
一、特殊教育发展的外生性影响因素 |
(一)政权更替与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 |
(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新生与生产力的客观需求 |
(三)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强势推进 |
二、特殊教育发展的内生性影响因素 |
(一)特殊教育自身的功能转换 |
(二)特殊教育的人本价值逐渐突显 |
(三)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 |
三、特殊教育发展的特点归结 |
(一)教育观念由“养”到“教”不断明晰 |
(二)教育监管由“放”到“收”的集权化 |
(三)特教师资培养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
(四)课程教学体系杂糅走向融合的本土化适应 |
(五)经费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开放化集资模式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评析与启示 |
一、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 |
(一)特殊教育本质功能的表达与强化 |
(二)政府主权意识觉醒加强特殊教育整顿规范 |
(三)特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形成与教学经验积累 |
(四)西式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植入与改造 |
(五)多方支援加强特殊教育根基巩固 |
二、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困境 |
(一)角色定位摇摆不定,教育观念难转变 |
(二)政策法规零散不健全影响特殊教育规范管理 |
(三)师资培养体系欠缺阻碍教学工作进展 |
(四)课程教学过度依赖制约特殊教育独立发展 |
(五)经费支出基础薄弱导致特殊教育发展缓慢 |
三、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
(一)拓展融合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 |
(二)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
(三)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 |
(四)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 |
(五)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缘起 |
1.1.1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 |
1.1.2 教育督导是学校改进的动力源头 |
1.1.3 英国教育督导是保障教育质量与标准的标杆示范 |
1.1.4 指向学校改进的督导模式是我国学校督导改革的必然趋势 |
1.2 研究价值及意义 |
1.2.1 理论与实践价值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核心概念界定及相关研究述评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教育督导 |
2.1.2 学校督导 |
2.1.3 学校改进 |
2.2 相关研究述评 |
2.2.1 国内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2.2.2 国外对英国教育督导的研究 |
2.2.3 国内外对英国Ofsted的研究 |
2.2.4 国内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2.2.5 国外对英国学校改进的研究 |
第3章 Ofsted督导改革的背景思潮及理论基础 |
3.1 教育督导制度变革的背景思潮 |
3.1.1 新公共管理运动 |
3.1.2 教育监管改革浪潮 |
3.2 教育督导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
3.2.1 CIPP模式 |
3.2.2 发展性评价模式 |
3.2.3 理论运用浅析 |
第4章 Ofsted发展历程审视与当代形态 |
4.1 Ofsted的成立 |
4.1.1 成立背景 |
4.1.2 改革举措 |
4.2 Ofsted的历史沿革 |
4.2.1 正规化与统一化:保守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2.2 精致化与完善化:工党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2.3 多样化与简洁化:联合政府时期的学校督导 |
4.3 Ofsted的当代形态 |
4.3.1 宏观职能与愿景 |
4.3.2 具体任务及内容 |
4.3.3 内部组织与架构 |
4.3.4 督学遴选与职责 |
4.4 发展特征与流变规律 |
4.4.1 从权威走向合作:学校改进的合伙人 |
4.4.2 从问责走向改善:学校改进的协助者 |
4.4.3 从他评走向自评:学校改进的助推者 |
第5章 Ofsted学校督导系统剖析 |
5.1 督导系统和流程引领学校改进方向 |
5.1.1 督导前的准备——CIPP模式的背景评价 |
5.1.2 督导实施阶段——CIPP模式的过程评价 |
5.1.3 督导反馈阶段——CIPP模式的结果评价 |
5.1.4 对Ofsted督导流程的评价 |
5.2 督导框架和指标体系聚焦学校改进要件 |
5.2.1 贴近教育本质的指导思想 |
5.2.2 构建分级分类的指标体系 |
5.2.3 对框架和指标的深度反思 |
5.3 Ofsted指导下的自我评价开拓学校改进手段 |
5.3.1 自我评价的基本原则 |
5.3.2 自我评价的核心要素 |
5.3.3 自我评价的主要特点 |
第6章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与启示 |
6.1 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经验分析 |
6.1.1 督导人员的专业性是助力学校改进的灵魂 |
6.1.2 督导设计的合理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支柱 |
6.1.3 督导实践的科学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航标 |
6.1.4 督导循证的有效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关键 |
6.1.5 督导研究的近地性是推动学校改进的保障 |
6.2 对我国学校督导的启示 |
6.2.1 强调循证原则,为教育研究建立督导的大数据库 |
6.2.2 注重服务功能,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信息 |
6.2.3 加强改进职能,从以督政为主向督政与督学并重转变 |
6.2.4 增进指导功能,推动学校自评体制建设 |
6.2.5 加强公正客观,尝试第三方评估机构建设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二、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一) 近代中国体育史研究 |
(二) 近代中国学校体育史研究 |
三、研究简介 |
(一) 主要概念界定及研究目标 |
(二) 基本史料和研究方法 |
(三) 主要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的起源 |
一、中国人自办体育学校:以中国体操学校为中心 |
(一) 自办体育学校的动机 |
(二) 中国体操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办学实践 |
二、外国人在华兴办体育学校: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 |
(一) 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在华体育人才的动机 |
(二) 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的兴衰 |
(三) 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的训练方式 |
(四) 青年会体育干事训练班与中国体育事业 |
四、小结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的经营管理 |
一、私立体育学校 |
(一) 五四时期的“私立体育学校热” |
(二) 经营私立体育学校的困难 |
(三) 私立体育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以办学资质争议为中心 |
二、公立体育学校 |
(一) 1903~1929年:公立体育学校的缺位 |
(二) 1929~1937年:起步与初步发展 |
(三) 1937~1945年:整理与扩张 |
(四) 1945~1949年:不正常的“常态” |
三、小结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 |
一、招生制度 |
(一) 普通招生:体育学校选材标准分析 |
(二) 保送招生:学校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互动 |
二、课程体系 |
(一) 体育学课程 |
(二) 其它课程 |
三、课外活动 |
(一) 运动技能的展示和检验 |
(二) 综合素质和工作技能的拓展 |
四、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保障措施与实际成效 |
(一) 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措施 |
(二) 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 |
五、小结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体育学校中的传统体育教学:以专业学校武术为中心 |
一、专业学校武术的兴盛及其发展动力 |
(一) 专业学校武术的兴盛 |
(二) 专业学校武术的发展动力:中小学全面推广学校武术 |
二、专业学校武术的建构 |
(一) 对西方近代体育学的顺应 |
(二) 建设“中国式体育学”的尝试 |
三、专业学校武术的成效和局限 |
四、小结 |
第五章 民国体育学校中的女子体育专业教育 |
一、女子体育专业教育的出现与发展 |
(一) 近代精英阶层对女子体育的提倡 |
(二) 女性自觉投入体育事业 |
二、女子体育专业教育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
(一) 与男性平分秋色的运动健将 |
(二) “健康而温柔”的新女性美 |
三、女子体育专业的就业情况 |
(一) 女性体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 |
(二) 女性体育从业者受到的束缚 |
四、小结 |
结语:多重视角下的体育史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部分民国体育学校简称对照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4)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混合经济”的发展 |
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 |
三、“混合所有制”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渗透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概念界定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意义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可靠性 |
五、研究局限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依据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中文文献 |
二、外文文献 |
三、对已有研究的思考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一、生态系统理论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三、产权理论 |
四、委托代理理论 |
第三节 第三方视角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公私合作及其内部治理的研究与启示 |
第一节 社区学院公私合作探究 |
一、概况简介 |
二、案例分析 |
三、特征归纳 |
四、启示 |
第二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公私合作 |
一、概况筒介:营利性高等教育发展前景不乐观 |
二、案例分析:普渡大学收购卡普兰大学 |
三、启示 |
第三节 营利性高等教育内部治理 |
一、戴维瑞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二、阿波罗教育集团内部治理 |
三、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高职院校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 |
第一节 内涵、特征及其二元选择 |
一、概念解读 |
二、主要特征 |
三、二元选择 |
第二节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
一、企业的利益诉求 |
二、其它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 |
三、不同利益诉求的博弈 |
第三节 存在的主要问题、发展趋势及相关建议 |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
二、发展趋势 |
三、相关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内部治理的影响因素、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 |
第一节 影响因素 |
一、政府的支持 |
二、校长的魅力 |
三、产权的设计 |
四、文化的交流 |
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博弈 |
六、章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 |
第二节 组织机构设置及其运行 |
一、董事会(理事会)决策 |
二、校长(院长)及各职能部门执行 |
三、党委及监事会监督 |
四、运行制度保障 |
第三节 激励约束机制 |
一、校长(院长)年薪制 |
二、管理层及骨干教师持股 |
三、教师薪酬、发展空间及退休保障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内部治理的分析、发展趋势及“悬置”的问题 |
第一节 内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建议 |
一、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指导文件缺失 |
二、组织机构作用的发挥不充分 |
三、运行保障机制不完善 |
第二节 发展趋势预测 |
一、政府支持力度加大 |
二、组织机构及其运行保障机制更为完善 |
第三节 “悬置”的问题 |
一、关于独立法人的问题 |
二、关于举办者与校长(院长)关系的问题 |
三、关于产权结构合理性的问题 |
四、关于董事会(理事会)中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
致谢 |
(6)社会性别视角下18世纪英国女教师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1.1.1 概念界定 |
1.1.2 选题意义 |
1.2 当前国内外研究状况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创新之处 |
1.4 研究方法 |
第2章 英国女教师的产生和发展 |
2.1 学校女教师的产生 |
2.2 家庭女教师的产生 |
第3章 社会性别视角下18世纪英国办学的女教师 |
3.1 办学的目的 |
3.2 办学前的准备 |
3.3 办学的成就 |
第4章 社会性别视角下18世纪英国教学的女教师 |
4.1 学校女教师 |
4.1.1 私立学校女教师的概况 |
4.1.2 慈善学校女教师的概况 |
4.2 家庭女教师 |
4.2.1 职业能力 |
4.2.2 生存状况 |
4.3 着书立说的女教师 |
第5章 社会性别视角下18世纪英国女教师职业状况再思考 |
5.1 社会性别观念在女教师职业中的体现 |
5.2 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教师职业的束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研究生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本人长期致力于非营利性办学研究 |
(二)支持非营利性办学上升为国家行为 |
(三)非营利性办学选择依赖于政策支持 |
(四)国家非营利性办学支持政策亟需落地 |
二、研究问题 |
(一)探索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变迁及影响 |
(二)探索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现存问题及形势 |
(三)探索新法之下如何完善非营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 |
三、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实践意义 |
四、核心概念 |
(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
(二)民办学校 |
(三)支持政策 |
五、文献综述 |
(一)民办高等教育支持政策的理论研究 |
(二)民办高等教育支持政策的宏观研究 |
(三)民办高等教育支持政策的微观研究 |
(四)民办高等教育支持政策的文本研究 |
(五)民办高等教育支持政策的国际研究 |
六、研究方法 |
七、研究创新 |
第一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变迁与影响 |
一、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奠基期(1978—1992 年) |
(一)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支持政策 |
(二)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影响 |
二、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起步期(1993—2001 年) |
(一)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支持政策 |
(二)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影响 |
三、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发展期(2002—2009 年) |
(一)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支持政策 |
(二)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影响 |
四、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扩张期(2010—2015 年) |
(一)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支持政策 |
(二)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影响 |
五、民办高校非营利性办学规范期(2016—2018 年) |
(一)民办高校发展的主要支持政策 |
(二)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发展影响 |
第二章 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分析 |
一、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发展变化 |
(一)支持政策与民办高校发展紧密贴合 |
(二)支持政策法律位阶逐渐提升 |
(三)支持政策维度逐步趋于微观 |
(四)支持政策秩序转向有序发展 |
(五)支持政策技术走向差别扶持 |
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
(一)办学规模快速增长 |
(二)办学层次逐步提升 |
(三)社会效益不断显现 |
(四)高水平民办高校加快形成 |
三、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现存问题 |
(一)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国家支持政策体系不够健全 |
(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政府支持政策落实不够到位 |
(三)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捐资办学支持政策不够充分 |
(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相关者权益保障制度不够完善 |
(五)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主体角色不够恰当 |
(六)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价值导向不够明晰 |
第三章 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面临的形势 |
一、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面临的机遇 |
(一)教育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 |
(二)教育公益性的育人取向 |
(三)人才培养的优质目标 |
(四)教育资源的共享理念 |
二、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面临的使命 |
(一)促成非营利性民办高校良好竞争格局 |
(二)促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内涵式发展转型 |
(三)推进社会力量捐资举办民办高校 |
(四)深化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办学体制改革 |
三、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面临的挑战 |
(一)面临投资到捐资的办学模式革命 |
(二)破解历史发展形成的深刻矛盾 |
(三)应对不断剧增的生存与发展压力 |
第四章 国外非营利性私立大学支持政策的研究与借鉴 |
一、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支持政策研究 |
(一)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标准 |
(二)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现状 |
(三)美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支持政策 |
二、韩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支持政策研究 |
(一)韩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界定 |
(二)韩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 |
(三)韩国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支持政策 |
三、日本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支持政策研究 |
(一)日本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标准 |
(二)日本非营利性私立高校发展现状 |
(三)日本非营利性私立高校支持政策 |
四、国际经验对我国民办高校支持政策完善的启示 |
(一)以立法形式明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标准 |
(二)完善国家与地方支持政策的法律法规体系 |
(三)支持政策向扶持发展的重心转移 |
(四)支持政策注重推动民办高校的内生力量 |
(五)支持政策发挥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 |
(六)实施“四位一体”权益保障的价值导向 |
第五章 新时期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的完善 |
一、完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举办者支持政策 |
(一)保障举办者财产权益 |
(二)保障举办者关联交易权益 |
(三)保障举办者管理权益 |
二、完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教育者支持政策 |
(一)落实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教师保障机制 |
(二)重视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教师发展机制 |
(三)提供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教师申诉机制 |
三、完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受教育者支持政策 |
(一)完善学生政府资助体系 |
(二)加大生均教育经费投入 |
(三)保障同等医疗保险权利 |
四、完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 |
(一)建立公共财政投入长效机制 |
(二)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扶持 |
(三)推进民办高校税费配套改革 |
(四)加快基金会办学配套制度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私立光华大学内部管理历史演进研究(1925-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概念界定 |
(四)研究综述 |
(五)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一、光华大学成立初期的内部管理:继承与摸索(1925-1929) |
(一)圣约翰大学管理经验的延续 |
(二)被动的松懈管理:管理机构的“虚置”与管理人员的“兼职” |
(三)初建中的组合式模仿 |
二、光华大学发展时期的内部管理:学习与成长(1929-1937) |
(一)融合他校经验,尝试优化管理 |
(二)为“立案”建制 |
1.校长负责制 |
2.校务会议制 |
(三)完备管理机构 |
1.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 |
2.教师参与机构—教授会议 |
3.学生管理组织—学生自治会 |
(四)管理为发展和提升奠基 |
三、光华大学特殊时期的内部管理:调整与稳定(1938-1949) |
(一)应战时期的管理策略 |
(二)管理机构的调整 |
1.改组沪校本部管理机构 |
2.设置蓉校分部管理机构 |
(三)生存与发展的兼顾 |
四、光华大学24年内部管理的历史反思 |
(一)人、组织与制度三者协调 |
1.师生本位,以人为本 |
2.组织精简,民主高效 |
3.层次清晰,权责明确 |
(二)曲折管理过程中的选择 |
1.坚持独立自主与借鉴经验的“合辙” |
2.辩证认识学校管理中出现的“人情式”管理现象 |
(三)科学管理需要观念、措施和行动并举 |
1.从私立光华大学管理实践看近代私立教育的生存发展 |
2.从私立光华大学管理实践看民主科学观念的植根深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一)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
(二)一个现实迫切问题 |
(三)一个具有国际共性的问题 |
(四)一个充满理论复杂性的问题 |
二、文献综述 |
(一)有关重点学校制度历史的研究 |
(二)有关主张要办重点学校的研究 |
(三)有关主张废除重点学校的研究 |
(四)有关主张改革重点学校的研究 |
(五)有关主张有条件地办重点学校的研究 |
(六)有关国际上“重点学校”存废的相关研究 |
(七)已有研究的简要评述 |
三、概念界定 |
(一)重点高中的界定 |
(二)两组类似概念与重点高中的关系 |
四、研究设计 |
(一)研究假设与理论分析工具 |
(二)研究问题、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历史回溯 |
一、建国十七年:重点学校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
(一)重点学校制度出台的可能缘由 |
(二)重点学校制度的正式出台 |
(三)重点学校制度的系统建立 |
(四)重点学校制度遭遇“滑铁卢” |
二、“文革”时期:重点学校制度的彻底废除 |
(一)制度层面的彻底废除 |
(二)事实层面的彻底破坏 |
(三)学理层面的彻底否定 |
三、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重点学校制度的全面复兴 |
(一)重点学校制度的全面恢复 |
(二)重点学校制度弊端渐显及争论 |
(三)重点学校制度的调整 |
四、20世纪90年代:重点学校制度的新样态与存废大辩论 |
(一)重点学校制度的新样态 |
(二)重点学校制度存废大辩论 |
五、21世纪以来:重点学校制度的精细化与理性审视 |
(一)重点学校制度的精细化 |
(二)重点学校制度的理性审视 |
六、历史回溯的启示 |
(一)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已废除 |
(二)高中阶段重点学校制度仍将长期存在 |
(三)重点高中尚未跳出“官办名校”的模式 |
(四)重点高中制度存废围绕五个核心议题展开 |
(五)重点高中制度经历了政策上“大起大落-修修补补-精细多样化”的嬗变 |
(六)重点高中制度经历了学理上“积极拥护-激烈争论-理性审视”的嬗变 |
第二章 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国际比较 |
一、德国文理中学制度 |
(一)文理中学制度演变 |
(二)文理中学制度存废的焦点 |
(三)文理中学制度的变革调整 |
二、英国文法中学和公学制度 |
(一)文法中学制度变迁 |
(二)英国公学制度演变 |
(三)文法中学和公学制度存废的焦点 |
三、美国学术高中制度 |
(一)学术高中制度概况 |
(二)学术高中的类别 |
(三)学术高中的典型特征 |
(四)学术高中遭遇的质疑和批判 |
四、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比较 |
(一)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共性 |
(二)三国“重点高中”制度的不同发展模式 |
五、国际比较的启示 |
第三章 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实证调查 |
一、对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整体看法 |
(一)来自高中校长的判断 |
(二)来自高中教师的判断 |
(三)来自专家学者的判断 |
二、对重点高中落实效率优先的看法 |
(一)来自高中校长的判断 |
(二)来自高中教师的判断 |
(三)来自专家学者的判断 |
三、对重点高中践行因材施教的看法 |
(一)校际分流是一种因材施教吗? |
(二)重点高中内部的因材施教做得如何? |
四、对重点高中实施精英培养的看法 |
(一)精英教育还有必要吗? |
(二)重点高中实施的是精英教育吗? |
(三)精英人才应当具备哪些素质? |
(四)精英人才是重点高中培养的吗? |
(五)精英人才应当集中安置还是分散安置? |
五、对重点高中体现教育公平的看法 |
(一)重点高中的设置损害了教育公平吗? |
(二)把中考成绩作为重点高中录取的唯一标准,这公平吗? |
(三)重点高中的存在固化了社会阶层吗? |
六、对重点高中发挥示范性作用的看法 |
(一)来自高中校长的判断 |
(二)来自高中教师的判断 |
(三)来自专家学者的判断 |
七、重点高中制度存废意向比较 |
(一)高中校长的观点异同 |
(二)高中教师的看法异同 |
(三)专家学者的态度异同 |
(四)各方意向异同的整体审视 |
八、实证调查的启示 |
第四章 重点高中制度存废的理论辨析 |
一、效率优先 |
(一)设置重点高中达成效率优先的合理性 |
(二)对设置重点高中达成效率优先的质疑 |
二、因材施教 |
(一)校际分流作为一种因材施教的合理性 |
(二)对校际分流作为一种因材施教的质疑 |
三、精英培养 |
(一)重点高中精英培养的合理性 |
(二)对重点高中精英培养的质疑 |
四、能力公平 |
(一)重点高中基于能力标准的教育公平的合理性 |
(二)对重点高中基于能力标准的教育公平的质疑 |
五、示范性发挥 |
(一)发挥重点高中示范性的合理性 |
(二)对发挥重点高中示范性的质疑 |
六、理论辨析的启示 |
结论与展望:我国重点高中制度变革的路径选择 |
路径1:保留重点高中制度,但促使我国的重点高中走内涵发展之路 |
路径2:保留重点高中制度,但设计出不同类型高中之间的转轨通道 |
路径3:保留重点高中制度,实现重点高中内部的多样化发展 |
路径4:保留重点高中制度,但改变所有重点高中均为公立的局面 |
路径5:在一些地区试验废除重点高中制度,并尝试建立综合高中制度 |
路径6:彻底废除重点高中制度,改为在所有普通高中实施资优教育计划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重点高中制度存废意向的访谈提纲 |
附录2 :重点高中制度存废意向调查问卷 |
附录3 :重点高中学生学习生活现状调查问卷 |
附录4 :访谈内容摘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博弈中的生存: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思路、理论、方法 |
第一章 滥觞之间: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源流考辨 |
第一节 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之滥觞 |
一、回应实践: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出现的缘由 |
二、雏形显现: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的基本架构 |
三、官府掌控与民主萌芽: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的主要特征 |
四、概念模糊与机制粗疏:清代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的历史局限 |
第二节 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的形成 |
一、晚清时期公司董事会制度的初现 |
二、民国时期公司董事会制度的发展 |
三、制度形效与政府掌控:晚清民国公司董事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变迁 |
一、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缘起 |
二、在博弈中走向自治: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变迁历程 |
三、外行治理:美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
小结 |
第二章 边缘生存:晚清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酝酿与初创(1840-1911) |
第一节 晚清教会书院管理与董事会制度的酝酿 |
一、零星出现:早期教会书院管理与董事会的设立状况 |
二、粗放与分散:早期教会书院的管理特征或问题 |
三、规范、整合与沟通:早期教会书院管理的发展空间 |
第二节 清末民初教会大学董事会双层治理模式的初创 |
一、在华生存困境 |
二、寻求整合发展 |
三、求助母国 |
四、双层治理模式:西方托事部—在华校董会 |
五、托管经营与社会互动:双层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 |
第三节 晚清国人自办学校董事会制度的创设或沿袭 |
一、设立或构想:新式学校董事会制度 |
二、沿袭旧制:改制之后的传统书院董事会制度 |
三、承袭与创新:晚清学校董事会制度的演进 |
小结 |
第三章 风生水起:民初北洋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形成与多元(1912-1926) |
第一节 关于教会大学“在华校董会”的第一次立案之争 |
一、民族主义的碰撞 |
二、《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出台以后 |
三、顺应、排斥或观望:有关立案之态度 |
四、依然故我:在华校董会改组之后 |
第二节 民国初期私立大学董事会制度的确立 |
一、筹集资金与博取资本:私立大学董事会设立之因 |
二、资金筹划机构:董事会的文本定位 |
三、权力中心的风暴:董事会引发的校内治理问题 |
第三节 北洋时期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的出现及其困境 |
一、缘何植入:国立大学董事会设立之可能 |
二、翘首东南:东南大学首设国立大学董事会之可能 |
三、政府掌控:国立大学董事会的制度架构 |
四、昙花之影: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的生存困境 |
五、自治抑或他治: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的性质考辨 |
小结 |
第四章 持续改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调整与转向(1927-1949)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系列教育政策强势出台 |
第二节 关于教会大学“在华校董会”的第二次立案之争 |
一、主动、妥协或徘徊:态度之转变 |
二、遵章改组与地位转变 |
三、从托管经营到学校治理:在华校董会 |
第三节 国立化前后的私立大学董事会 |
一、治理问题与资金拮据:私立大学董事会改组之因——以厦大为个案 |
二、多元组成与官员加入:董事会结构之改组 |
三、退出权力中心:董事会职权之调整 |
四、各有所思:多元角色加入董事会之初衷 |
五、国立化与权力让渡 |
第四节 全面抗战前后教会大学董事会的联合与转向 |
一、从分散走向联合:西方托事部 |
二、转向政府:非常时期之在华校董会(1937-1945) |
三、战后改组 |
小结 |
余论 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的落幕 |
一、被架空的权力:董事会治校权的消失 |
二、商人担纲:校董会成员结构的调整 |
三、黯然落幕 |
结语 变迁之惑: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主题的历史考察 |
一、博弈困局: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轨迹 |
二、本土生发抑或外部嫁接?——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之源流 |
三、筹资机制抑或治理机制?——三类大学的董事会功能定位之比较 |
四、缘何这般?——大学董事会制度之中美比较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后记 |
四、私立学校办学的目的何在(论文参考文献)
- [1]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指向改进的英国学校督导研究[D]. 顾娇妮.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2)
- [3]民国时期体育学校研究[D]. 李兆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4]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5]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及其内部治理研究[D]. 陈春梅. 厦门大学, 2019
- [6]社会性别视角下18世纪英国女教师状况研究[D]. 张迪. 湘潭大学, 2019(02)
- [7]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支持政策研究[D]. 黄洪兰.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8]私立光华大学内部管理历史演进研究(1925-1949)[D]. 贾红旗. 西南大学, 2017(02)
- [9]重点高中制度存废问题研究[D]. 蒋洁蕾. 上海师范大学, 2016(12)
- [10]博弈中的生存:晚清民国大学董事会制度变迁研究[D]. 任小燕.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