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污费缘何成为舆论焦点？（论文文献综述）
李金锦[1]（2020）在《环保约谈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差异探析 ——基于Y市与F市的比较》文中研究指明环保约谈是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举措,创新性地打破了传统的条块关系,以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与地方政府间面对面会谈的形式直击地方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成为近年来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在环保约谈的背景之下,一些被约谈的地方政府的环保政策执行情况却显现出完全不同的情形。据统计,在2014-2018年间被约谈的76个地方政府中,既有以Y市为代表的铁腕治污的样本城市,也不乏F市等多个因治污不力被二次约谈的城市。基于对事实的思考,研究着力关注以下问题:（1）环保约谈前后Y市与F市的环保政策执行存在什么差异?（2）政策执行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选取了Y与F两个样本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借助“模糊—冲突”模型分析了约谈前后两地政策话语与执行行为的变化,深入发掘了政策执行特征差异;采用案例分析法,重现了政策发生转变的关键环节,剖析了影响政策执行差异的影响因素。基于理论回顾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环保约谈后,两地的政策执行在政策属性、执行效力与特殊现象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Y市被约谈后,环保政策模糊性降低、冲突性提升,执行特征由试验性执行转变为了政治性执行,执行力度显着增强,出现了“超额完成现象”。F市的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都有所提升,执行力度没有显着变化,仍然保持了象征性执行的特征,最终出现“数据造假”的现象。（2）究其原因,三个影响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差异直接决定了环保政策执行的难度与效果的差异,两地反向变化的政治负激励因素是执行力度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上级政府的支持等非正式激励因素是决定高效执行时间长短的关键。（3）研究证明,“模糊——冲突”模型中不同政策执行特征的支配性要素在环保约谈的特殊情境下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支配性要素的作用条件与具体阐释发生了变化,三个影响因素从本质上影响了这种变化。对此,研究对原模型做了进一步的适应性修正,并从产业结构、政府监管、参与主体三个维度探索了改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选择。
谷伟[2]（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赵明霞[3]（2019）在《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以来,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根源上看,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反映了生态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更反映了人类在利用自然环境上的失序问题。也可以说,环境问题的根源是资源生态的有序性和有限性,与人的需求和行为、关系的无限性和无序性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的有序性和有限性是其事物的本性,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从调整人的行为和关系出发。不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组织还是个人,每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在探索如何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实现人类自由发展的路径。上世纪7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观和人权观的推动下,环境权第一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之中。对于环境权的价值和意义,国际社会已经初步达成了共识。环境权是“公众在安全、健康和良好环境中生活,免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是人类维护自身生存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对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梳理多年来关于环境权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发现环境权的理想性与工具性双重内涵之间存在明显的疏离,它依然处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状态。虽然学者对环境权的理论研究视角多元,但视角之间缺乏一种整合性和系统性的求实态度,而在实践中,各国的环境权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给环境权进一步发展的营养素材也是有限的。环境权依然是“在理论上可取、实践上难以操作”的权利类型。如何认识环境权,明确其现实价值和意义,这是破解所有问题的关键。反思之,权利的意义不是在于宣示,而在于对现实发挥切实的指引力,人权更是如此。权利的实现,其重心不仅在于权利所代表的价值和利益得到权威的认可,也在于被权威认可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并为主体所实际享有。追溯根源,环境权是因环境问题而产生,源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促进环境保护、配置环境利益、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要义不容否认。环境权的价值和根本任务在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更新”和“制度建设”双重变革。环境权的实现就是要求公民能够切实享有安全、健康和良好的环境品质,并且这一权利能够得到法律保障、社会尊重和国家保护。然而,变革之路并非坦途,因此环境权的实现也是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博弈并走向平衡的过程。本文从人权法学的视角,探析环境权的实现逻辑,并相应的构建环境权实现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运用法律、道德原理,实现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合作共赢机制。论文除了导论和结论的基础论证外,将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梳理环境权的研究和发展进程。总结环境权的发展背景、理论探讨、国际组织及世界主要国家环境权的实践现状,提出环境权的研究需要务实的态度将其付诸实施,而其价值在于对社会关系和制度的引导。第二章,探讨环境权的人权属性构造。环境权作为人权的属性体现在环境权的内涵、外延和效能上。环境权是人类享有安全、健康和良好环境品质,免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权利,具有促进环境保护、维护环境利益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本质要义,其主体、客体和内容都体现出鲜明的人权属性。第三章,探索环境权的实现路径。作为人权的环境权,其法律实现和社会实现的途径都至关重要。首先环境权应在作为社会基本规范的法律中得到体现;其次环境权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表现为政府、企业等社会组织、公众等积极采取行动,履行职责义务,推定环境相关制度的实施;而环境权的实现最终在于塑造人格,塑造一种理性的规范意识和秩序,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第四章,分析影响环境权实现的主要外部因素。环境权的实现并非“真空操作”,必然受到特定时空条件的影响。不同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等现实条件不仅影响具体的环境品质,而且也决定了各国、各区域或群体为实现环境权而采取的不同途径和制度设计重心。第五章,构建环境权实现的机制体系。社会制度建设及其内部的有机衔接是环境权实现的关键环节。以国际环境公约为指导,以当代环境权实现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为基础,构建完整的环境权利调配、保障、救济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机制体系。第六章,作为对法理分析的实践延伸,以我国国情为基础,探索环境权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状况。环境权的价值及其实现目标与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具有现实的契合性。在总结我国相关有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回顾和梳理我国环境权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机制优化的对策和建议。
金达[4]（2019）在《中国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速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粗放式发展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对公众身体健康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面对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中国正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2014年开始的环保风暴力度空前、效果显着,环保督察下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大批污染企业被关停,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和社会问题,如一刀切关停引发的就业问题。在提升环境规制水平的同时,如何能不减少就业的同时优化就业结构,迫切需要做出解答。理清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方向和路径,有利于从根本上控制环境污染和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学者通过构建不同的数理模型和实证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甚至截然相反。总体而言,研究视角聚焦在就业总量上,较少涉及就业结构。事实上,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应包括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此外,已有研究多从政府主导的角度界定环境规制,无法涵盖全民对环保的参与。鉴于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环境规制抑制还是促进就业、如何影响就业;第二,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路径;第三,正式规制与非正式规制对就业总量和结构影响的强弱。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本文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使用2007-2015年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检验、面板门槛回归、动态面板回归、静态面板回归等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从全国看,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抑制第一、二产业就业,增加第三产业就业,对就业总量呈现促进关系;同时能够优化就业产业结构和技能结构。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的门槛效应成立:在规制强度超过门槛值后,正式环境规制将不再促进就业,但对就业结构优化作用增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和结构的促进作用增强。两类环境规制与就业总量的关系受到产业结构的影响,与就业产业结构的关系受到人均GDP的影响,正式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的关系也会受到人均GDP的影响。第二,分地区看,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就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影响而言,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当考虑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优化就业产业结构,在西部地区二者关系不显着。考虑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时,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在中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和结构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就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较大,正式环境规制通过研发创新对就业的抑制作用较大;考察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后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更大,正式环境规制通过研发创新的间接促进作用较大;在两类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上,正式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促进作用略强,非正式环境规制通过研发创新的间接促进作用较大。两类环境规制共同实施时,促进就业、优化就业结构的效果更强。结合上述研究,本文的政策建议为:综合运用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在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大税费调节作用的同时,积极动员公众参与环保,提升全民环保意识,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鼓励企业通过研发创新节能减排,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实现就业与环境的双赢。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城市群经济,提升产业结构,在发展中解决环境和就业问题。
王典[5]（2019）在《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文中研究指明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为当前和未来的人类社会留有安全的生存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能力,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实施后,全球范围内控制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便开始不断推进。一方面,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发展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得全球气候治理在国际法治层面更进一步,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博弈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气候变化法显现出“软法”的特性时,拥有优势国际话语权的大国间博弈便引导着全球气候治理的走向。因此,寻求国际法治合作,更好地发挥国际法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规制,是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本文围绕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这一中心论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从整体上介绍全球治理中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产生、原则和价值目标,以及全球气候问题国际合作的法理基础与历史进程。其次,文章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困境,主要是国家权利义务配置复杂化、国际法履约困难、气候问题监管与争端解决困难。再次,本文提出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优化路径,包括优化配置国家权利义务、发挥其它国际社会成员的作用、促进国际气候条约的有效履行、健全全球气候治理争端解决机制等。最后,通过对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分析,得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和行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需要形成以气候变化法为核心,以大国为主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国际法治格局。只有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良法善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协调各国利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挽救人类的生存环境,谋求更大的全球福祉并延续人类文明。
王文利[6]（2018）在《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研究》文中认为任何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诉争合同无效,裁判者均需审查合同的效力,如若认定诉争合同有效,则需在裁判文书中表述诉争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无悖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如若认定合同违法而无效,则需引用违反具体强制性规定法条,因此每一起合同纠纷案件均无法回避合同效力之审查,存在合同效力的司法识别问题。作为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违法合同效力的司法识别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合同违法即无效,自当无从研究此类合同效力,然则强制性规定类型化肇始,无论立法者是否予以规定此概念,违法合同不一定无效已深入法治思维之中,如何进行司法识别责无旁贷成为研究对象。当企及探究强制性规定类型精确化、标准化沦为无法实现之幻想,放弃则欲罢不能,如何判定违法合同的效力依旧是司法实务中疑难杂症。《民法总则》第153条未采纳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概念,源于理论与实务界争议较大、无明确区分标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空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概念,立法未予采纳极具正当性,不仅在于无明确司法识别标准,更主要困境为如何界定之,概皆源于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系法学概念,并非法律或言立法术语。现因上述原因虽未纳入立法之中,但如何司法识别违法合同的效力依然系裁判难点之一,可谓沉珂痼疾未除,又添并发症,争议不仅未平复,相反更加激烈。探究违法合同之效力,如若继续固持沿循强制性规定类型标准化之路径,因其固有性质使然,无法实现初衷。如何精准识别违法合同效力,仍需自法律历史中探寻,因人类的各种社会制度均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成熟于文明社会,法律制度亦不例外。欲探寻法律体系中细枝末叶,需自无效合同规则的历史演化肇始。强制性规定和违反之无效合同先于国家、法律存在,起源于远古时代之禁忌和违反禁忌的合同。无效合同规则的成因基础为公平、良知、正义、效率,分别系其民法学、伦理学、哲学、经济学基础。有效合同自有价值判断理念,合同有效的基石为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等价交换等,鲜有探讨违法合同无效规则的理念,无效合同规则亦应存有其相应价值判断理念:维护交易秩序是其首要需求,保障契约自由是其必然结果,鼓励和促进交易是其内在目的。强制性规定源于氏族禁忌,先于法律而存在,其类型化并非如我国学者误传系史公尚宽先生所创,细究其雏形可追溯至罗马法中将限制性法律或禁止性法律划分为不完善法律、不完全完善法律及完善法律,在我国系“舶来品”,其继受中存在诸多失误,其中之一,当下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认定存在极端两极化,即过于宽松和苛求。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效力认定,矫枉过正,如苛求认定有效,随意扩大无效的范围。其成因无外乎学术研究存在误识、理论准备不足、司法识别路径指向不明。虽强制性规定类型标准、精确化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仍具有相当的价值功能:根本性转变了裁判者的理念、慎重对待违法合同的效力、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为防止公法过分干涉意思自治、保持适度管制,需要对强制性规定加以一定限制,两分法起到了在私法领域桥头查验欲进入国家管制、分辨强制性规定对私法行为效力影响的审核作用。两分法作为一种严格预防强制性规定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否定的守桥者（裁判者）手中检测仪器之一,规制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尊重和守护意思自治是守卫者使用两分法之本分,其价值功能亦在此。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并非唯一司法识别违法合同效力利器,识别强制性规定类型需考量立法目的、衡量相冲突利益、法益之种类、交易安全,其所禁止者,究系针对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等,加以认定。不仅如此,还应当考量无效后果、法律效果、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公正原则。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合同效力之因素,慎重适用强制性规定否定合同效力,尽量减少无效合同之认定。我国无效法律行为规则的历史演化,特别是违法合同效力之司法识别,系改革开放伴生物,随前者不断深化而变化,历经任意无效、限制无效至严格限制无效之清晰可见脉络。其进步性不可小觑,但因我国改革开放仍然在路上,故现行规则及其适用依然存在不足,突出表现在违法合同效力之司法识别中:适用法律依据不规范、认定合同无效扩大化、强制性规定类型化识别有误、裁判无效依据有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自相矛盾。特别是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适用《合同法》第52条不规范:依据该条认定合同有效;不直接适用该条认定合同无效;笼统适用该条;混用该条各项。无效扩大化表现为:有瑕疵合同认定为无效;委托理财合同保底条款认定无效于法无据;将未生效合同判定无效。诸多司法识别失误主要源于司法实践忽视法律适用、强制性规定泛滥、强制性规定类型化识别认识模糊。矫治上述缺失首先须在立法上清理限缩强制性规定,慎重判定违法合同无效,在此基础上奉行“存疑推定有效”之规则,具体而言,不轻易否定合同效力;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不因部分无效否定整体合同效力;法定撤销及解除优先于无效。在违法合同中,违反资格准入强制性规定的嗣后补正合同,作为特例,此类合同主要是指房屋买卖、房屋租赁、土地使用权出让、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已达成合意,合同已成立甚至履行,但出卖方、租赁方、出让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或自始至终未依法取得相关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消防验收安全合格证、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证书及依法被法院查封财产后擅自处分的合同,合同标的物或其建筑行为因此存在瑕疵,但存在取得相应许可证或涤除瑕疵可能性的合同。该类合同异于无效合同补正及无效合同转换,虽合同内容具有一定瑕疵,但存在涤除瑕疵可能性,并不因此无效。无论自违法合同无效规则的基础、理念,抑或违法合同效力之司法识别,均旨在限制强制性规定即公权力对意思自治过度干预,尊重当事人合意,尽量认可合同有效,严格控制违法合同无效之司法判定,鼓励交易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王敬照[7]（2018）在《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西方生态保护的发展历程中,大众媒介一直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媒体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本文以白洋淀生态保护中的媒体报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40多年来白洋淀生态报道的发展变化,从微观角度探究中国媒体在生态保护中的角色及作用,并力图揭示媒体生态报道背后的影响和制约因素,以期为白洋淀生态保护乃至中国的生态保护提供参考。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选取了1972年至2018年的有关白洋淀生态保护的（报纸）新闻报道,同时结合保定市、安新县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环境年鉴河北部分、河北经济年鉴环境保护部分的内容以及有关白洋淀四次综合治理的文件档案,进行整理、统计、分析,从政府主导下的白洋淀生态报道、媒体构建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和雄安新区语境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三个阶段进行系统阐述。本文认为,媒体在生态报道中受政府、公众以及媒介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媒体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并切实担负起生态政策的宣传者、生态风险的监督者、生态对话的参与者和生态教育的推动者的角色和职责。
郑广嘉[8]（2017）在《新媒体时代环境运动的媒体图像传播与意义建构》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环境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关注。近年来,有关PX项目的建设、由垃圾焚烧厂选址引发的环境运动,经由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联合表演,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环境政策制定与传播,同样影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哲学。在视觉元素充斥世界的图景中,图像既是动员方式,又作为传播符号,成为环境运动的重要组成。媒体是环境运动的关键,缺少媒体的中介作用环境运动无法形成。而图像则是我们建构和思考世界的方式,海德格尔说,我们的世界已经被把握为图像了。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视觉回归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转变。笔者希冀探讨媒体图像对环境运动的传播过程及其意义建构。论文基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以"话语是什么——话语怎样建构权力——话语建构了怎样的权力"为路径展开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图像本体讨论。媒体图像如何呈现环境运动?其中涉及哪些重要的视觉元素?第二,图像意义生成的语境讨论。图像在哪些语境中进行传播?对公众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第三,图像意义生成的路径讨论。图像如何进行动员以形成对图像的一致认知?环境运动中的媒体图像建构了怎样的框架以阐释当前的环境运动?第四,图像意义讨论。图像作为重要的话语,在环境运动中建构了怎样的意义,又在更大的范围内建构了怎样的权力?这是本篇论文尝试探讨的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层层递进的分析,思考图像传播对环境运动和更宏观的社会的影响。笔者根据舆情热度,选取了 2003年以来,发生在我国大陆的10起影响较大的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媒体图像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符号学与修辞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在图像本体研究及图像意义规制的语境研究基础上探究了图像的情感动员策略,最终形成了图像框架和意义阐释。10起事件分布于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环境运动的发生原因、媒体图像对不同区域的环境运动的呈现中均出现较大差异。发生在乡村地区的环境运动多源于参与主体的受害者意识推动,媒体图像多以受害结果的展示为主,身体抗争成为其反应环境问题、争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方式,与公众同情心理相契合;而发生在城市地区的环境运动多源于民主参与意识推动,媒体图像聚焦环境运动的过程,参与环境运动的公众展示了其运动过程的专业性、自主性和规模性,形成了与政府、企业的抗衡态势。研究结果表明,媒体图像的意义首先规制于文化语境、政策语境、事件语境、伴随性文本语境以及心理语境中。在媒体图像对我国环境运动的呈现中,环境问题实际发生、由受害者意识推动的环境运动中,媒体图像多以身体抗争的悲情叙事策略进行情感动员;而在以环境问题尚未发生、由民主参与意识推动的环境运动中,媒体图像多以抗议行为为主的恐惧诉求策略进行情感动员;除此之外,还存在以集体记忆为主的积极动员策略。而在情感动员中媒体图像的意义建构得以完成,形成了由质疑普罗米修斯主义向建构民主参与式话语的框架的转变。而在更大的意义范围中,媒体图像建构了环境运动缘起的"决策的民主参与与责任的非平等分配"归因方式,也建构了环境传播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环境传播正义的缺失。总体而言,在媒体图像的呈现中,图像建构的框架逐渐跳脱环境领域,开始在环境话语中加入政治话语。正如在修辞学视角下将环境话语接合进其他更为社会关注的话语如种族问题话语、女性话语中一样,将环境话语接合进民主参与话语中,也是环境问题的解决方式。
刘艳丽[9]（2017）在《我国环境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随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形势的日益严峻,全世界对生态化转型的诉求日渐高涨。就我国来说,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束缚。近年来频发的雾霾天气更是让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实现环境污染的有效防治,成为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优化我国现有环境规制体系为目标,对我国既有的环境规制进行经济学分析。首先系统的梳理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含义、主要内容及政策类别,进而采用分类研究方法研究命令-控制型、市场型以及自愿型三种环境规制各自的理论基础、特点、局限性。其次,对于三种环境环境规制在我国的实践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分析了效率低下的原因。再次,基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我国当前最要的环境规制制度,为了更加明确的了解我国环境规制的的效率状况,采用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对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我国的环境规制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的运用VAR模型对命令-控制型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得出各个环境规制政策投入指标对规制效率的贡献度。最后,结合第三章的环境规制效率低下的原因以及第四章实证分析结论,针对性地提出我国环境规制的改进建议及措施。通过建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出-投入评价体系,可以发现我国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规制效率在1995-2014的大多数年份呈现无效率的状态,这种无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联系,也与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环境科技研发、环境资本积累和环境人才这四个因素密不可分。通过对市场型环境规制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发现,市场型环境规制,以企业为主体,对企业的减排治污的激励更大,具有更高的发展潜力,以排污费与排污权交易为重点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在我国正在逐渐发展,并有扩大的趋势,但是相对于成熟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来说,我国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还存在排污收费标准有待调整、排污权初始界定不统一等问题。通过对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分析可以发现,自愿型规制工具可以更好的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但是我国自愿型规制还存在准入门槛高、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环境规制制度不完善、环境科技水平低以及参与者环境责任意识淡薄。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的提出了完善环境规制制度,提高环境科技水平以及强化环境责任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的对策,从而为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良好发展,提高治污效率提供建议。全文以考察与评价环境规制制度为中心,旨在为我国制定更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同时为相关部门借助环境工具实现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周婉秋[10]（2016）在《基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的企业环境风险及其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我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高风险社会紧随其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给社会埋下严重隐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当前环境问题频发,我国人们也正品尝着经济发展带来的苦果。环境质量差、污染排放量大、生态环境受损……多年的快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企业作为污染的主体首当其冲受到诸多谴责。环境风险,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不利影响,对企业的环境风险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运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分析了企业环境风险放大的内在机理。认为企业的环境风险事件是通过多样的风险信号被刻画出来,具有高“信号价值”,风险信号通过社会和个人放大主体传播,信号被不断的过滤、强化,解码,再编码,使得企业环境风险被放大。媒体是环境风险放大一个重要主体,传统媒体对风险的关注具有选择性,趋向于对企业的环境风险避而不谈,而新媒体则加快了风险信息的扩散和传播速度,对企业环境风险起着放大作用。随着绿色理念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绿色消费,而这对企业生产造成压力,迫使企业转型,开始绿色生产。一旦企业出现环境风险信号,由于绿色消费的影响,将会面临产品滞销的形势,而这将加快环境风险事件的发酵。政府作为环境风险治理的主体,一方面制定政策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对违法企业进行惩罚。当政府介入企业进行调查时,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信号价值,能够加剧风险扩大,一旦政府处理不利,信息沟通不及时、不透明,就会推动环境风险事件的发酵,产生涟漪效应,企业股价下跌,融资成本上升,经营困难,政府公信力及信任的丧失、地区污名化甚至引起群体性事件等等。在理论分析之后引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进行风险社会放大的案例分析。紫金矿业集团将9100立方米污水流入汀江,造成大量鱼类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197.71万元。从风险信号的产生,政府的渎职甚至隐瞒,风险干预不当,媒体组织化不负责任,造成公众恐慌情绪,导致涟漪效应。企业面临罚款,企业和地方政府遭遇信任危机,企业的债务融资困难,政府官员受处分。根据企业环境风险社会放大机理,提出环境风险驱动指标,选取国内外企业为样本,构建风险社会放大驱动因素模型,运用多元回归方程研究风险社会放大的因素,从模型结果可以得出媒体、政府和消费者对企业环境风险是具有放大作用的,并且媒体是主要的风险社会放大因素。第六章对企业环境风险提出治理建议:要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引导媒体发挥正面作用,实现高效风险沟通;社会公众需理性;引入第三方沟通协调机制。
二、排污费缘何成为舆论焦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排污费缘何成为舆论焦点？（论文提纲范文）
（1）环保约谈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差异探析 ——基于Y市与F市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政策执行的基础理论 |
| 1.2.2 中国政策执行理论的发展 |
| 1.2.3 中国地方环保政策执行研究变量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
| 2.1 政策执行背景的特殊性分析 |
| 2.2 “模糊—冲突”模型及其局限性 |
| 2.3 环保政策执行差异的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Y市政策执行特征演变 |
| 3.1 Y市基本概况 |
| 3.2 政策文本话语透视:“一升一降”的政策属性 |
| 3.2.1 约谈前试验性执行特征:高模糊—低冲突 |
| 3.2.2 约谈后政治性执行特征:低模糊—高冲突 |
| 3.3 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显着转变的执行效力 |
| 3.3.1 典型表现:从“免环评”到“铁腕治污” |
| 3.3.2 执行结果:超额完成现象 |
| 第四章 F市政策执行特征演变 |
| 4.1 F市基本概况 |
| 4.2 政策文本话语透视:“同向变化”的政策属性 |
| 4.2.1 约谈前象征性执行特征:高模糊—高冲突 |
| 4.2.2 约谈失效现象:象征性执行特征的持续 |
| 4.3 地方政府行为背后:执行效力不佳 |
| 4.3.1 典型表现:一场“伪作为”下的争辩 |
| 4.3.2 执行结果:数据造假现象 |
| 第五章 环保政策执行关键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政策属性背后的经济因素: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 |
| 5.1.1 产业结构决定执行难度 |
| 5.1.2 空间布局影响执行效果 |
| 5.2 执行效力背后的政治因素:政治负激励 |
| 5.2.1 负激励内容:强大的问责压力 |
| 5.2.2 负激励差异:问责压力的反向变化 |
| 5.2.3 作用过程:从常规型任务到政治任务 |
| 5.3 超额完成现象的背后:非正式激励 |
| 5.3.1 传统逻辑的解释困境 |
| 5.3.2 超额完成的动机:塑造忠诚形象 |
| 5.3.3 超额完成的关键:上级政府的支持 |
| 第六章 提升地方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选择 |
| 6.1 稳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6.1.1 分类分域指导产业调整 |
| 6.1.2 因地制宜确定调整时长 |
| 6.2 科学评估环保治理绩效 |
| 6.3 构建环保共治的良好格局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理论反思:“模糊—冲突”模型适应性修正 |
| 7.2 现实思考:环保约谈并非“特效药” |
| 附录1: 访谈记录摘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写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创作生涯与作品简介 |
| 1.2 国内外弗兰岑研究综述 |
| 1.3 弗兰岑的悲剧现实主义文学观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纠正》: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救赎 |
| 2.1 深度模式消亡与认知定位困境 |
| 2.1.1 生物精神病学的物质主义逻辑 |
| 2.1.2 心理时间的外在空间化:精神分裂感 |
| 2.1.3 生物精神病学诊疗的技术消费资本逻辑 |
| 2.1.4 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的认知困境 |
| 2.2 主体死亡与共同体意识崩解 |
| 2.2.1 主体之死的原因:心灵维度的抹杀 |
| 2.2.2 临床抑郁症的羞耻感机制溯源 |
| 2.2.3 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 |
| 2.3 对技术消费主义霸权的抵抗 |
| 2.3.1 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 |
| 2.3.2 重塑认知图绘 |
| 2.3.3 铸就共同体的“情感空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自由》:左翼自由派公共政治的重塑 |
| 3.1 自由主义共识的溃败 |
| 3.1.1 自由主义与身份政治的联盟历程 |
| 3.1.2 士绅化进程: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伦理与现实冲突 |
| 3.1.3 边缘与底层的夹击:自由派多元文化抗争的龃龉困境 |
| 3.2 文化左派边缘抵抗策略的溃败 |
| 3.2.1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文化实践 |
| 3.2.2 颠覆性与真实性的内爆崩解 |
| 3.2.3 后现代主义文化左派的现实危机 |
| 3.3 右翼新自由主义社会霸权的宰制 |
| 3.3.1 情感结构与自由观的文化变迁 |
| 3.3.2 新自由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吸纳 |
| 3.3.3 新自由主义对消极自由观的吸纳 |
| 3.3.4 情感依恋:情感结构宰制的深层运作 |
| 3.4 左翼自由派的公共政治重塑 |
| 3.4.1 形塑多元资本权力的伦理认知图绘 |
| 3.4.2 重构自由共识的历史维度 |
| 3.4.3 激活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纯洁》: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抵抗 |
| 4.1 数字时代生命权力的新趋势 |
| 4.1.1 生命权力在身体规训界面的拓张 |
| 4.1.2 生命权力在群体调节界面的拓张 |
| 4.2 公共领域衰微的溯源 |
| 4.2.1 公共领域衰微的外在伦理溯源 |
| 4.2.2 公共领域衰微的深层心理机制 |
| 4.3 数字网络霸权的救赎 |
| 4.3.1 开启对数字网络技术的历时反思 |
| 4.3.2 建构对数字资本权力的认知模型 |
| 4.3.3 再创爱的平等共同体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5.1 “总体性”意识的重构 |
| 5.2 文化政治策略的能动探索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3）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环境权的发展考察 |
| 第一节 环境权的生成理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现实条件 |
| 三、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环境权的理论探讨 |
| 一、必要性讨论 |
| 二、确定性讨论 |
| 三、可行性讨论 |
| 第三节 环境权的实践探索 |
| 一、国际社会的实践 |
| 二、主要国家的实践 |
| 第四节 环境权的反思与启发 |
| 一、理论局限 |
| 二、实践不足 |
| 三、权利实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环境权的人权属性证成 |
| 第一节 环境权的本质要义 |
| 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
| 二、保护环境生态利益 |
| 三、调适环境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环境权的基本构造 |
| 一、主体 |
| 二、客体 |
| 三、内容 |
| 第三节 环境权的主要特征 |
| 一、权利与义务相一致 |
| 二、公益与私益相统一 |
| 三、防御与合作相结合 |
| 第四节 环境权的关联性辨析 |
| 一、环境权与生存权 |
| 二、环境权与健康权 |
| 三、环境权与发展权 |
| 四、环境权与财产权、人格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境权实现的规范体系 |
| 第一节 基本原理 |
| 一、理论视角 |
| 二、主要原则 |
| 三、阶段分解 |
| 第二节 从应有到法定:环境权的法律规范 |
| 一、环境权的“正当性” |
| 二、权利入宪 |
| 三、规则建构 |
| 四、程序保障 |
| 第三节 从法定到实有:环境权的制度规范 |
| 一、环境权的“可行性” |
| 二、国家保护 |
| 三、社会尊重 |
| 四、公众维权 |
| 第四节 从实有到应有:环境权的文化规范 |
| 一、环境权的“普适性” |
| 二、生态秩序 |
| 三、环境人格 |
| 四、生态习俗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境权实现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条件 |
| 一、经济水平 |
| 二、增长方式 |
| 三、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结构 |
| 一、政府管理 |
| 二、社会自治 |
| 三、市场调配 |
| 第三节 现代法治状况 |
| 一、法律规范 |
| 二、法权结构 |
| 三、法治素养 |
| 第四节 传统价值观念 |
| 一、单一的物质主义 |
| 二、过度的个人本位 |
| 三、狭隘的局部保护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权实现的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环境权的配置机制 |
| 一、权利基准 |
| 二、环境优先 |
| 三、服务均等 |
| 第二节 环境权的保障机制 |
| 一、信息公开 |
| 二、公众参与 |
| 三、公共管理 |
| 第三节 环境权的救济机制 |
| 一、司法救济 |
| 二、社会救济 |
| 三、行政救济 |
| 第四节 环境权的发展机制 |
| 一、法制绿色化 |
| 二、文化多元化 |
| 三、环境社会化 |
| 第五节 国际合作共治机制 |
| 一、国际环境规范框架 |
| 二、共同有区别的责任 |
| 三、共享性的交流对话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环境权的中国场景 |
| 第一节 环境权实现的理想架构 |
| 一、环境权与天人合一 |
| 二、环境权与环境治理 |
| 三、环境权与生态文明 |
| 第二节 环境权实现的现实面相 |
| 一、环境权的法律规范现状 |
| 二、环境权的制度规范现状 |
| 三、环境权的文化规范现状 |
| 第三节 环境权实现的阻却因素 |
| 一、环境法治未完成全面转型 |
| 二、经济发展未达到历史拐点 |
| 三、政治共识未制定践行方案 |
| 第四节 环境权实现的机制优化 |
| 一、政策提升机制 |
| 二、法制实施机制 |
| 三、社会参与机制 |
| 四、教育引导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环境规制 |
| 1.4.2 就业 |
| 1.4.3 就业结构 |
| 1.5 研究中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 |
| 2.1.1 环境规制产生的理论渊源 |
| 2.1.2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比分析 |
| 2.2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1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制 |
| 2.2.2 环境规制与就业总量关系的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影响的差异化研究 |
| 2.3 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1 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2 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4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理论基础与影响机理 |
| 3.1 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基本理论 |
| 3.1.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3.1.2 双重红利假说 |
| 3.1.3 波特假说 |
| 3.1.4 污染竞次理论 |
| 3.1.5 污染避难者假说 |
| 3.2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理 |
| 3.2.1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理 |
| 3.2.2 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2.3 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3 影响就业的其它因素 |
| 3.3.1 就业总量的影响因素 |
| 3.3.2 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环境规制及对就业影响的现实考察 |
| 4.1 中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变 |
| 4.1.1 中国环境规制的产生背景 |
| 4.1.2 中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沿革 |
| 4.2 中国环境规制工具的发展现状及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
| 4.2.1 正式环境规制工具的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
| 4.2.2 非正式环境规制工具的发展现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
| 4.3 环境规制下中国就业问题的现实考察 |
| 4.3.1 就业总量的现实考察 |
| 4.3.2 就业结构的现实考察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分析 |
| 5.2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间接影响研究 |
| 5.2.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环境规制对就业总量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5.3.1 门槛模型设定 |
| 5.3.2 门槛效应检验 |
| 5.3.3 门槛效应估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1 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
| 6.1.2 环境规制对就业产业结构的间接影响 |
| 6.1.3 环境规制与就业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
| 6.2 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2.1 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
| 6.2.2 环境规制对就业技能结构的间接影响 |
| 6.2.3 环境规制与就业技能结构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完善环保法律法规,运用财税政策引导企业节能减排 |
| 7.2.2 动员公众参与环保,提升全民环保意识 |
| 7.2.3 合理利用多种规制工具,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 |
| 7.2.4 推动研发创新实现就业与环境的双赢 |
| 7.2.5 优化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
| 7.2.6 实施有效的就业政策,促进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同时提升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现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全球气候治理引论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产生 |
|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议程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
| 第二节 全球气候治理概述 |
| 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内涵 |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价值选择 |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原则 |
| 第三节 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历程 |
| 一、2015年以前的发展历程 |
| 二、2015-2020年间的合作要点 |
| 第二章 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权利义务配置复杂化 |
| 一、环境权、发展权与减排义务的冲突性 |
| 二、“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争议性 |
| 三、LTSs与NDCs的不确定性 |
| 第二节 边缘气候治理主体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
| 一、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的晚近观点 |
| 二、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不能完全涵摄气候治理主体 |
| 第三节 国际法“软法”特点下履约困难 |
| 一、气候变化条约履约情况不理想 |
| 二、气候变化条约退出的随意性 |
| 三、国际制裁的实效性较差 |
| 第四节 气候问题监管与争端解决困难 |
| 一、缺乏全球气候治理统一监管平台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 |
| 第三章 全球气候治理中国际法治合作的优化 |
| 第一节 优化配置国际权利义务 |
| 一、尊重国家环境与经济主权 |
| 二、强化排碳大国的主导作用与责任意识 |
| 三、加强碳税与碳市场建设 |
| 第二节 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 |
| 一、继续发挥国际组织的引领作用 |
| 二、提高公众的参与度 |
| 三、重视跨国公司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 |
| 第三节 促进国际气候条约的有效履行 |
| 一、推动双边和区域性多边气候条约的发展 |
| 二、完善气候条约的退出机制 |
| 三、推进国际强制制裁与多元国际救济 |
| 第四节 健全全球气候治理监管与争端解决机制 |
| 一、建立全球气候治理统一监管平台 |
| 二、设立专门国际法庭 |
| 三、发挥国际仲裁在气候变化争端中的作用 |
| 第四章 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法治的中国角色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 |
| 一、政治立场 |
| 二、法律立场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内治理 |
| 二、中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法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外文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三、电子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动因 |
| 二、选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状况 |
| 四、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违法合同的“法”规范:强制性规定 |
| 第一节 强制性规定的概念诠释 |
| 一、强制性规定的范围 |
| 二、相关概念辨异 |
| 三、强制性规定的祛魅 |
| 第二节 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演变 |
| 一、类型化的现实性 |
| 二、类型化的追根溯源 |
| 三、类型化继受的缺失 |
| 第三节 类型化既存问题成因 |
| 一、法源误区 |
| 二、储备不足 |
| 三、识别路径指示不明 |
| 第四节 二分法类型化的适用功能 |
| 一、二分法类型化的功效 |
| 二、二分法类型化的考量 |
| 三、类型化精准目标的践行 |
| 四、未入典并不是废弃 |
| 小结 |
| 第二章 违法合同无效规则的判断理论 |
| 第一节 违法合同无效规则的历史演化 |
| 一、无效合同的起源 |
| 二、民法总则第153条对无效合同规则的影响 |
| 三、我国无效合同规则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违法合同无效规则的建构基础 |
| 一、民法学基础:公平 |
| 二、伦理学基础:良知 |
| 三、哲学基础:正义 |
| 四、经济学基础:效率 |
| 第三节 违法合同无效规则的理念 |
| 一、首要需求:交易秩序之维护 |
| 二、必然结果:契约自由之保障 |
| 三、内在目的:鼓励和促进交易 |
| 小结 |
| 第三章 违法合同效力的司法识别 |
| 第一节 司法识别误区 |
| 一、裁判文书适用法律条文不规范 |
| 二、合同无效认定扩大化 |
| 三、强制性规定类型识别错位 |
| 四、合同无效判定依据不当 |
| 五、适用诉讼时效认知不一 |
| 第二节 无效合同司法识别误区的成因 |
| 一、忽视法律适用 |
| 二、强制性规定滥觞 |
| 三、强制性规定类型识别不清 |
| 第三节 无效合同识别误区之矫治方法 |
| 一、清理限缩强制性规定 |
| 二、慎重判定违法合同无效 |
| 三、确定存疑推定有效规则 |
| 小结 |
| 第四章 违法合同的特例:嗣后补正合同效力 |
| 第一节 嗣后补正合同创设的必要性 |
| 一、嗣后补正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
| 二、嗣后补正合同现存困境 |
| 三、嗣后补正合同缺失性 |
| 第二节 域外启示 |
| 一、违法合同未必无效 |
| 二、违法合同嗣后补正效力的法益权衡 |
| 三、违法合同有效的法律后果不足为鉴 |
| 第三节 嗣后补正合同的性质 |
| 一、嗣后补正合同异于合同效力补正 |
| 二、嗣后补正合同不同于无效合同转换 |
| 三、嗣后补正合同的有效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及创新点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2.3 创新点 |
| 1.3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3.1 白洋淀 |
| 1.3.2 环境新闻与生态新闻 |
| 1.4 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内容与框架 |
| 第2章 政府主导下的白洋淀生态报道(1972-1998) |
| 2.1 白洋淀第一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72-1983) |
| 2.1.1 白洋淀污染问题的产生与第一次集中治理简介 |
| 2.1.2 沉默与回避:1972-1976年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2.1.3 启蒙与科普:1977-1983年的白洋淀环境报道 |
| 2.2 白洋淀第二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84-1991) |
| 2.2.1 数量分析 |
| 2.2.2 内容分析 |
| 2.2.3 效果分析 |
| 2.3 白洋淀第三次集中治理中的新闻报道(1992-1998) |
| 2.3.1 整体分析 |
| 2.3.2 案例分析:以“燕赵环保世纪行”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为例 |
| 第3章 媒体建构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1999-2016) |
| 3.1 本阶段白洋淀生态报道综述 |
| 3.1.1 报道主体分析 |
| 3.1.2 报道理念分析 |
| 3.1.3 报道手段分析 |
| 3.2 党报与都市类报纸的比较分析:以白洋淀干淀与补水报道为例 |
| 3.2.1 案例与研究设计 |
| 3.2.2 新闻来源 |
| 3.2.3 新闻体裁与报道主题 |
| 3.2.4 报道基调 |
| 3.2.5 报道细节 |
| 3.2.6 结论与讨论 |
| 3.3 本地与异地媒体的比较分析:以白洋淀死鱼事件报道为例 |
| 3.3.1 四次死鱼事件报道的整体分析 |
| 3.3.2 第二次死鱼事件报道的个案分析 |
| 第4章 雄安新区语境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2017-2018) |
| 4.1 传统媒体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4.1.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专家角色 |
| 4.1.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政府形象 |
| 4.1.3 白洋淀生态报道中的公众诉求 |
| 4.1.4 讨论与结论:反思与监督性报道不足 |
| 4.2 新媒体中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4.2.1 数量分析 |
| 4.2.2 效果分析 |
| 4.2.3 案例分析:以白洋淀芦苇问题的全媒体报道为例 |
| 第5章 白洋淀生态报道制约因素分析:政府、公众与媒介 |
| 5.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地方政府 |
| 5.1.1 地方政府与生态报道的正向互动 |
| 5.1.2 地方政府对白洋淀生态报道的负面制约 |
| 5.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 |
| 5.2.1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环保意识 |
| 5.2.2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公众环保行动 |
| 5.3 白洋淀生态报道与媒介 |
| 5.3.1 媒介的双重属性让白洋淀生态报道在夹缝中生存 |
| 5.3.2 媒介的报道观念让白洋淀生态报道片面发展 |
| 5.3.3 媒介的记者素养让白洋淀生态报道质量参差不齐 |
| 第6章 白洋淀生态保护中媒体的角色和未来之路 |
| 6.1 白洋淀生态保护中媒体的角色 |
| 6.1.1 生态政策的宣传者 |
| 6.1.2 生态风险的监督者 |
| 6.1.3 生态对话的参与者 |
| 6.1.4 生态教育的推动者 |
| 6.2 白洋淀生态报道的未来之路 |
| 6.2.1 创新机制,优化白洋淀生态报道的外部环境 |
| 6.2.2 转变观念,重构白洋淀生态报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8）新媒体时代环境运动的媒体图像传播与意义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环境运动的发展与视觉转向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环境运动进入中国话语场 |
| 一、环境运动及其在中国的兴起与特殊演变 |
| 二、新媒体格局中的技术影响与环境运动发展 |
| 三、图像时代的来临与视觉化想象 |
| 第二节 理论工具:话语即权力 |
| 一、从话语与权力到图像与权力 |
| 二、作为规训起点的符号 |
| 三、从象征性交换到意义建构 |
| 四、心理是意义建构的中介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环境运动、图像与舆论动员 |
| 一、环境运动研究的实践聚焦 |
| 二、媒体与环境运动的关系探讨 |
| 三、媒体图像及其认知行为影响研究 |
| 四、媒体图像的情感动员研究 |
| 五、媒体图像的意义建构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第六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本分析 |
| 二、内容分析 |
| 三、网络民族志 |
| 第二章 受害者意识类环境运动的图像本体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选择及样本说明 |
| 第二节 受害者与施害者:图像中的二元对立 |
| 一、河南修武儿童铅中毒事件:互文中的图像阐释 |
| 二、山西临汾魏村镇村民集体下跪事件:身体抗争的瞬间凝视 |
| 三、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引发悲情的身体叙事 |
| 四、我为祖国测空气:图像的原型动员 |
| 第三节 被支配的受害者与弱势的特写 |
| 第三章 民主参与意识类环境运动的图像本体研究 |
| 第一节 公众与权威:积极的抗争行为 |
| 一、厦门PX项目事件:邻避集体记忆的起点 |
| 二、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对比中的反话语空间构建 |
| 三、四川什邡宏达钼铜项目事件:凸显政府的图像"冷处理" |
| 四、宁波镇海PX事件:偏向公众立场的现场记录 |
| 五、江门反核事件:理性与感性的视觉对垒 |
| 六、南京拯救梧桐树事件:图像的怀旧弥漫 |
| 第二节 积极的行动者与情感动员 |
| 第四章 作为图像意义规训的语境:图像意义的基础 |
| 第一节 规定意义的语境 |
| 一、语境理论的发展 |
| 二、语境的构成要素 |
| 第二节 图像传播中的语境类型与结构 |
| 一、政策语境 |
| 二、文化语境 |
| 三、事件语境 |
| 四、伴随性文本语境 |
| 五、心理语境 |
| 第三节 环境运动中的图像传播语境与心理影响 |
| 一、预设中的愤怒:合理诉求非常规达成 |
| 二、文化意涵中的心理冲击:图像对身体的征用 |
| 三、具体事件的背景支撑:图像意义的直接语境 |
| 四、伴随文本唤醒记忆:怀旧对比中的意义建构 |
| 五、被影响的心理语境:形成当下图像意义建构 |
| 第五章 图像意义的路径研究:情感动员形成舆论 |
| 第一节 新媒体时代图像叙事的发展 |
| 一、媒体图像的包容性逐渐增强 |
| 二、隐匿呈现的主体关系 |
| 三、从被动的悲情身体叙事转向主动的积极动员行为叙事 |
| 四、问题解决转向民主参与 |
| 第二节 身体抗争的悲情话语策略 |
| 一、作为图像主体的"受害者"与"施害者" |
| 二、公众与企业的强弱关系呈现 |
| 三、图像的"伤害"主题建构 |
| 四、图像的悲伤情绪唤醒 |
| 第三节 抗议行为为主的恐惧诉求策略 |
| 一、作为图像主体的"抗议者"与"监督者" |
| 二、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抵制与政府对民意的尊重 |
| 三、民主参与主题和危害主题建构 |
| 四、图像的恐惧心理契合 |
| 第四节 集体记忆为主的积极动员策略 |
| 一、作为图像主体的集体记忆 |
| 二、现实与记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建构 |
| 三、积极行动的主题建构 |
| 四、图像的怀旧心理调用 |
| 第六章 图像中的框架与意义建构:质疑普罗米修斯主义与建构民主参与式话语 |
| 第一节 质疑普罗米修斯主义框架 |
| 一、普罗米修斯主义话语的逻辑 |
| 二、质疑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框架建构 |
| 第二节 建构民主参与式话语框架 |
| 一、民主参与式话语的实体与逻辑 |
| 二、民主参与式话语框架的凸显 |
| 第三节 图像建构中的环境运动景观 |
| 一、图像中的环境运动转向:从抗议到行动 |
| 二、对环境问题及环境运动归因的认知影响 |
| 三、对环境运动的参与动机及行为影响 |
| 四、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环境传播正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我国环境规制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2 环境规制及其政策工具类别 |
| 2.1 环境规制 |
| 2.1.1 环境规制的界定 |
| 2.1.2 环境规制的主要内容 |
| 2.2 环境规制类别 |
| 2.2.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
| 2.2.2 市场型环境规制 |
| 2.2.3 自愿型环境规制 |
| 3 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实践 |
| 3.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实践 |
| 3.2 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实践 |
| 3.2.1 排污费 |
| 3.2.2 排污权交易 |
| 3.3 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在我国的实践 |
| 3.3.1 环境信访 |
| 3.3.2 环境公益诉讼 |
| 3.3.3 环境标志认证 |
| 4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基于DEA模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率评价 |
| 4.1.1 变量的选取 |
| 4.1.2 变量预处理 |
| 4.1.3 环境规制投入-产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4.1.4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分析 |
| 4.2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阶数的确定 |
| 4.2.2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2.3 脉冲响应分析 |
| 4.2.4 方差分解 |
| 5 我国环境规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5.1 环境规制制度安排不完善 |
| 5.2 环境技术水平低 |
| 5.3 环境规制参与者环境责任意识淡薄 |
| 6 政策建议 |
| 6.1 完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 |
| 6.2 加强环境监管 |
| 6.3 提高公众参与 |
| 6.4 鼓励环境技术创新 |
| 6.5 提高环境资金的投入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基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的企业环境风险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创新点、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环境风险的国外研究综述 |
| 2.1.1 环境风险的理性主义视角 |
| 2.1.2 环境风险的建构主义视角 |
| 2.1.3 环境风险的现实主义视角 |
| 2.2 环境风险的国内研究综述 |
| 2.2.1 环境风险的起源 |
| 2.2.2 环境风险的现实治理 |
| 2.3 环境风险研究的简要评价 |
| 第3章 基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的企业环境风险机理分析 |
| 3.1 风险社会及风险治理 |
| 3.1.1 风险社会 |
| 3.1.2 风险治理 |
| 3.2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 |
| 3.2.1 SARF的提出 |
| 3.2.2 SARF的基本观点 |
| 3.2.3 国内的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研究 |
| 3.3 基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分析企业环境风险的放大机理 |
| 3.3.1 企业环境风险 |
| 3.3.2 风险信号的传递 |
| 3.3.3 传统媒体的选择性发布和新媒体的放大作用 |
| 3.3.4 消费者的主观预期 |
| 3.3.5 政府的风险干预 |
| 3.3.6 涟漪效应 |
| 第4章 基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分析 |
| 4.1 紫金矿业集团简介 |
| 4.2 风险放大的途径与媒介 |
| 4.2.1 风险信号的产生 |
| 4.2.2 地方政府风险干预不当 |
| 4.2.3 媒体的组织化不负责任 |
| 4.2.4 公众的恐慌情绪 |
| 4.3 风险放大的涟漪效应 |
| 4.3.1 经济损失 |
| 4.3.2 信任危机 |
| 4.3.3 债务融资困难 |
| 4.3.4 官员受处分 |
| 第5章 企业环境风险放大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
| 5.1 研究假设 |
| 5.2 变量的详细说明 |
| 5.3 回归模型设定与模型检验 |
| 5.3.1 共线性诊断模型 |
| 5.3.2 回归模型 |
| 5.3.3 联合置信表示 |
| 5.3.4 相关性分析和偏相关分析 |
| 5.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5 模型结果分析 |
| 第6章 企业环境风险治理建议 |
| 6.1 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 |
| 6.2 引导媒体发挥正面作用,实现高效风险沟通 |
| 6.3 社会公众需理性 |
| 6.4 引入第三方沟通协调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与研究成果清单 |
| 致谢 |
四、排污费缘何成为舆论焦点？（论文参考文献）
- [1]环保约谈背景下地方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差异探析 ——基于Y市与F市的比较[D]. 李金锦. 山东大学, 2020(02)
- [2]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3]论环境权的实现模式 ——从价值到制度的逻辑[D]. 赵明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中国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D]. 金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5]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治合作[D]. 王典. 甘肃政法学院, 2019(01)
- [6]违法合同的效力问题研究[D]. 王文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白洋淀生态报道研究（1972-2018）[D]. 王敬照. 河北大学, 2018(05)
- [8]新媒体时代环境运动的媒体图像传播与意义建构[D]. 郑广嘉.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9]我国环境规制的经济学分析[D]. 刘艳丽. 河北经贸大学, 2017(02)
- [10]基于风险社会放大视角的企业环境风险及其治理研究[D]. 周婉秋. 北京理工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