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中国通信制造业十件大事（论文文献综述）
周红芳[1]（2021）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文中研究指明封闭导致落后,开放带来发展。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开放性和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创新战略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大国竞合博弈愈演愈烈,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从经贸领域蔓延至科技领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科研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体制和产业政策等方面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微观层面的开放式创新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制约,全球科技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但是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势。跨国公司的逐利行为和数字产业的技术革新都会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无国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的智慧。随着全球化研发和生产的发展以及跨国学术研究网络的出现,科学的发展愈发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过程。从我国国内创新情况看,开放水平不高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彰显了高层次创新和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但是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框架显得尤为迫切。本文以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广泛吸收耗散结构理论、熊彼特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理论知识,遵循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纵贯式结构,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对策建议。在全文中,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为什么要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②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什么,有哪些创新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系目标、运行环境是怎样?作为最鲜明的特征,开放度该如何衡量?③如何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论文在梳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其构成要素、主要特点、建立原则、运行机制和运行环境等进行研究,初步建立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论文根据马克思对创新形式的划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建立了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实践分析框架:生产力层面的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创新。在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中,三大创新活动表现为: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以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体系中,科学创新是基石,技术创新是关键,制度创新是保障,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根据以上分析框架,论文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创新活动进行定性分析,对创新开放度进行定量研究,分析了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形势对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最后根据美国、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等主要国家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经验和启示,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研究发现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外在环境。开放式创新成为研究热点,但是相对于企业层面的开放式创新,国家层面的开放式创新研究并不充分,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性,也有历史和现实的必要性。第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创新资源全球化配置建立起来的全面而开放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由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科技和经济各部门、公共与私有机构之间相互作用,对内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对外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体系具有开放性、流动性、系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有内向型开放和外向型开放两种模式。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环境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可以从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个维度进行。科学创新的主体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国际化、科研活动国际化、科研成果国际化实现,国家应注重对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加大对国际大科学工程的建设。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跨国并购和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研发国际化,根据马克思全球化理论,要注意区分研发国际化的双重影响,趋利避害。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制度创新主要通过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实现。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要在全球实现创新资源的配置,还会受到国际规则的影响。中国应该增强国内外规则的协调性,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提升国际治理的能力。第四,从知识开放、技术开放、资本开放、人才开放和制度开放五个要素分析,中国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水平十分有限,创新要素跨国流动水平不高,不利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借鉴美国、日本等创新强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中国应从科学创新开放、技术创新开放、制度创新开放以及三大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升创新开放度,利用全球资源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第五,从新中国时期的巴统协议,冷战时期的瓦森纳协定,到中美贸易战,再到疫情期间中美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从未停止。新形势下中国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应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下,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化不同国别不同领域科技合作,探索更加柔性,更加灵活的合作模式,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动引领全球治理良性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薛凤冠[2]（2021）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实践中,他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如何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和探索,形成并实践了一系列极富创造性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以来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离不开陈云对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和指导。因此,系统梳理和研究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于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本文按照内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本文二、三章主要探讨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曲折探索和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其思想理论来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有计划按比例”思想、西方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原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等。同时,其思想的形成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和长期领导经济实践也有着密切联系,并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充实和深化。二、本文四、五章重点阐述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文章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提炼概括为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等六个方面,比较系统、完整地反映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全貌。文章认为,这六个方面内容涉及到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思想两个层次。其中,综合平衡、民生改善、国情国力、经济决策主要涉及陈云经济工作的伦理观和方法论,故可以归为经济哲学的思想;经济改革、经济开放更侧重于体现陈云在经济发展某一领域实践中的思想,可以归为经济发展的思想。这两个层次、六个方面思想,既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了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完整体系。其中,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基础,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本文第六章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征与启示进行了深入探讨。基于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内容和实践的全面研究,文章从政治性、人民性、求实性、创新性、前瞻性五个角度对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文章指出,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渐进而审慎可以说是其最为鲜明的特点。终其一生,无论身处何时、身居何位,陈云始终保持这一特色。通过渐进和审慎,陈云在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中,推动中国经济建设逐步向前发展。最后,文章认为,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不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体现为五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二是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三是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四是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五是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这些对于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陈云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既丰富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方法论上也值得学习借鉴。
昝瑞语[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在致力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向经济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为南南合作和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连心”,在加强政府间合作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外民间交流合作。社会组织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对外友好合作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在整合社会资源、消除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贡献颇多。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通过社会组织从事对外援助,既是提高援助效果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组织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其国际化发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取得较大成效。2016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如何引导社会组织在民间对外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府、学术界和社会组织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已经具有较长时间援助非洲的基本经验,通过梳理总结其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援助领域、实践模式以及面对的现实考验等问题,可以为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民间交往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参考借鉴。论文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作为研究问题的理论资源,回顾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介绍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分析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及影响,揭示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论文的框架结构由6个章节构成。第1章为绪论。这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这一章首先对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然后阐述了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即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转型、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最后,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第3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国际合作理论、社会共同体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特色慈善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例如参与式发展理论、西方现代慈善理论、第三部门理论。这些理论构成了本选题研究的理论资源。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工作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为参考借鉴。第4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类援助、医疗卫生类援助、教育类援助与能力培养类援助等4种主要援助类型和活动领域。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程虽然不长,但对非洲的援助涉及多个领域,并取得了显着成绩,这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第5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影响。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实践模式主要有4种,即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与中资企业合作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独立开展对非援助模式等。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深化了中非间合作、提高了中国国际形象、改善了被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第6章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社会组织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暴露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公信力整体不高和海外行动能力不强。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也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即对外援助相关法律政策缺失,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被援助国家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差等。对此,必须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社会组织国际化的能力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资助网络,加强对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综上所述,论文的学术观点创新是:（1）论文强调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转型发展、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等,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宏观背景。在此基础之上,把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与发展两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2）论文强调人道主义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教育援助、能力培养,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活动领域;与中国政府合作模式、与国际机构合作模式、与海外中资企业合作模式、独立运作模式,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主要模式;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提升了中国援助非洲的能力、深化了中非间的合作内容、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改善了受援助地区的教育与医疗状况。（3）论文强调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海外行动能力不强,这是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时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还存在着国内外环境的约束,即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舆论环境不佳、资金渠道有限、受援助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等。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对外援助的法律法规,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舆论环境,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的资助网络,加强受援助国家的国情研究。从而,从整体上做到了学术观点的创新。
王梓而[4]（2020）在《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研究（2015年10月-2019年4月）》文中研究指明高考作为我国现代教育考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选拨人才的重要衡量依据。2014年,新高考改革启动,浙江省作为首批试点,取消文理分科,实行“必考3+选考3”模式,首次高中历史选考于2015年10月举行。本文在新高考背景下,立足于8套高中历史选考试卷,运用历史教育学相关理论进行分析,探求试卷突出的特点,分析试题的亮点与不足,并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等方面的介绍,探讨了本文研究的价值。第二部分介绍了新课程改革以来浙江省历史高考的流变以及重点突出了历史科目在选考阶段的概况。第三部分以具体试题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论述了历史选考的题型、内容和特点。第四部分从试题命制的成功之处如体现核心素养、现实关怀与知识整合三个方面,不足之处如战争史内容考查多与试题区分度不明显两个方面,从亮点与不足两个角度进行评价。第五部分从试题反映出的问题对高中历史教学提出应重视学科基础知识、注重史料分析训练、渗透史学研究方法与加强自身综合素养等四点建议。本文在新高考形势下进行试题研究,旨在对首批试点的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进行分析,希冀对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的命制工作与高中历史教学提供些许借鉴。
王燕[5]（2018）在《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截止到2018年已实施10年。十年磨一剑,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反垄断体系逐渐完善,执法成果显着。我国经济经历多年持续高速发展时期,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市场潜力和活力的国家之一。为了提高效率,优化结构,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者集中行为日益频繁,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鉴于经营者集中可能带来的反竞争效应,对经营者集中进行合理适当的规制成为我国反垄断执法部门的主要活动之一。2008年9月商务部组建反垄断局,主要职能包括:依法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受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磋商和申报,并开展相应的反垄断听证、调查和审查工作;查处经营者集中相关违法行为。过去10年,商务部反垄断局在经营者集中控制方面取得显着成果:一方面相关执法机构审理了大量案件,其中不乏国际上有影响的重要案件;另一方面通过案件审理积累了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了经营者集中控制相关法规和政策。虽然反垄断执法在经营者集中控制方面取得了上述诸多成绩和进步,但是经营者集中控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商务部审查的部分案件备受争议,受到学界和舆论的关注。主要有:执法机构案件审查中遵循的福利标准是什么,消费者福利标准还是社会总福利标准;某些案件是否达到审查通过的标准;案件审查过程中是否会受产业政策、政治因素的影响等。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效果到底是怎样的,如何对已经做出的反垄断审查结果进行评价。2017年在《反垄断法》颁布10年之际,国家有关部门已启动《反垄断法》的修订研究工作,商务部也启动了《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的修订。为了更好地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立法和执法,必须总结过去执法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事后评估在国外引起广泛关注,而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鲜见。商务部反垄断局在10年的执法中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经营者集中案例,已初步具备了对以往经营者集中审查进行回溯性研究的条件。鉴于以上情况,通过事后评估检验执法机构的审查决定具有紧迫性、可行性和重要性。鉴于以上背景,本文基于并购控制政策事后评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别从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案例的总体分析和个案分析两个视角,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进行事后评估,探究我国集中控制政策的效果。具体来讲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进行事后评估:使用事件研究法,通过并购前后股票异常收益率的波动,对商务部无条件通过案例进行总体的分析,确定我国集中控制政策的福利标准;基于价格效应标准,以商务部附条件通过的硬盘厂商并购案为例,通过双重差分法测算附条件通过并购前后硬盘价格的波动情况,考察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是否促进竞争和降低了价格,并最终确定案件的通过是否符合标准;基于效率效应标准,以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案为例,根据通过事件研究法获得的来自资本市场和其他指标的证据,考察商务部通过该案是否获得明显效率改进,并最终检验商务部通过该案例是否符合标准。全文共分七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文献综述;第3章对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情况进行分析;第4章对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福利标准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5章基于价格效应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进行事后评估,以西部数据并购日立存储案和希捷并购三星硬盘案为例;第6章则基于效率效应标准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进行事后评估,以南北车合并案为例;第7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纵观全文,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以社会总福利为标准,但是同时非常注重消费者福利的保护,赋予消费者福利一个很大权重。基于Motta（2004）、Duso等（2007）关于并购对竞争对手收益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的研究,在Farrell和Shapiro（1990）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并购后竞争对手收益和消费者福利变化的理论模型。在此理论分析基础上,以并购企业竞争对手平均异常收益率和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为切入点,根据商务部2012-2016年无条件通过的65个案例并购前后竞争对手股票异常收益率的波动趋势,判断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对消费者福利和其他利益集团福利的权衡情况,验证前面的假设并得出结论: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以社会总福利为标准的,但另一方面,商务部在集中控制政策的实施中也非常注重消费福利的保护,赋予消费者福利一个很大权重,这与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也是相吻合的。第二,通过对商务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的事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注重竞争的保护。从所有附条件通过的经营者集中案例的公告分析可以看出,审查标准的关键点是并购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救济措施的实施也主要是为了抑制垄断地位的产生,促进竞争。以西部数据并购日立存储和希捷并购三星硬盘两个典型案例为例,商务部通过对机械硬盘市场的市场集中度、采购模式、产品创新、买方势力、市场进入等的分析,认为该集中将产生提高市场集中度,削弱竞争压力,放缓创新速度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并据此采取一系列行为性和结构性救济措施。通过双重差分法,比较附条件通过并购前后硬盘价格长期和短期的变化,可以发现商务部附加限制性条件长期来看是有效的,防止了反竞争行为的出现,抑制价格上涨。第三,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和情况,集中带来的效率改进非常重要,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也将效率改进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以效率改进的合并模型为基础,在考虑产品差异化及多产品厂商的前提下,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多种差异化产品的厂商合并模型,可以发现充分效率改进的集中对消费者和并购企业有利,而对外部厂商不利。以无条件通过的南北车合并案为例,效率抗辩是合并方进行申报时重要的抗辩因素。根据事件研究法,通过南北车合并事件宣告后竞争对手股票异常收益率的波动趋势,以及南北车合并后在国际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资源配置方面的明显改进,可以证明南北车合并带来明显的效率改进。此外,通过对相关市场竞争情况的分析发现在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市场,国际竞争对手实力强劲,竞争激烈,买方势力强大,这些因素都会制约南北车合并后的单边效应。由此得出结论,南北车合并促进技术进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明显的效率改进,南北车合并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所以商务部通过南北车合并是符合标准的。第四,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存在以下情况和问题,主要包括:①虽然竞争政策的主体性地位已基本确立,但是产业政策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影响也明显存在,产业政策的影响可能会使审查结果偏离消费者福利甚至是生产者福利,而更多的关注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收益。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时存在,不是完全矛盾的,但是在保持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同时,需要合理处理两者关系,使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②在具体案例分析中,虽然总体原则和大部分执法决定是符合标准的,但是其执法分析缺乏全面性和精准性,缺乏透明度。比如南北车合并案,商务部通过该案是符合标准的,但是从上游厂商的反应可以看出,南北车合并容易导致其利用合并后的市场势力对上游厂商压价行为的出现,所以在全球相关市场的界定分析下,也需要分析中国市场的情况,并据此采取一定的救济措施,还应该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③一些基本的程序和规定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执法透明度不够,审查相关信息公布严重不足,审查时间过长,对未依法进行集中申报的案例处罚力度不够等。但是总体来看,我国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经验不断积累,效率不断提高,程序不断完善,在过去10年取得长足进步。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较为全面的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情况进行了事后评估。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事后评估在国外已引起广泛关注,与国外研究情况相比,国内关于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研究有一些,但是多为对制度设计、审查程序以及审查中相关概念界定和影响因素等的研究,主要是“事前”研究。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效果的“事后”研究很少。本文以商务部过去10年审结的经营者集中案例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标准,选择相应的实证方法对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情况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事后评估。第二,基于对商务部通过的经营者集中案例的实证分析,确定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福利标准。我国《反垄断法》关于福利标准的规定模糊,多元目标共存,加上我国相关执法机构执法的透明度不够,因此引发学界和社会对我国集中控制福利标准的诸多争议。福利标准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反垄断执法部门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明确集中审查的福利标准可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增强政策的可预测性,有利于引导企业的经营者集中行为,具有重要的政策导向意义。本文通过对商务部以往执法案例的实证分析,明确了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福利标准。第三,选取典型案例,实证检验了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决定是否符合标准,救济措施是否有效。基于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短,案例少,对我国集中控制政策的事后评估非常少,仅有的研究主要是对商务部初期附条件通过的几个案例的公告文本进行的定性分析,缺乏实证研究。本文借鉴国外并购控制政策事后评估的常用方法,选择典型案例,通过并购前后股票异常收益率的波动和价格波动趋势,验证商务部的集中控制政策对相关市场的影响,并最终判断商务部的审查决定是否符合标准。
王嫱[6]（2018）在《中国智能汽车政策现状及完善研究 ——基于中国和美国政策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智能汽车被中美两国都列为国家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是实现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提升、产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内容。美国该领域发展全球领先,政府已出台《先进制造业战略规划》、《国家创新战略》、《自动驾驶汽车政策》等国家战略和专项政策;国内已发布《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等顶层设计。两国对该产业进行积极的规划,以推动智能汽车发展。本文基于中美智能汽车政策比较视角,运用市场失灵、产业政策和竞争优势等理论,研究了智能汽车发展相关政策。使用比较分析、文献查阅、案例分析、专家咨询等研究方法,对中美两国的政策背景、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以及政策实践和影响进行比较,归纳分析两国相关政策的异同,主要包括平衡交通安全与产业经济的政策目标;梳理相关国家战略和自动驾驶政策等内容;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等政策工具;促进该领域企业研发测试、示范区建设、加快立法等政策实施情况。通过比较,发现目前国内智能汽车政策推进支持有力,而产业发展在技术和配套制度上与美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关键技术薄弱、核心零部件缺失、道路测试建设滞后、车辆和基础设施技术标准体系不完善、道路安全及通行规则等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在借鉴美国政策经验基础上,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总结对推动我国智能汽车发展、完善相关政策的启示。对管理部门从聚焦产业政策（加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等）、落实竞争政策（放松行政性准入限制等）、制定管理政策（加强交通安全和社会管理等）方向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潘秋玥[7]（2016）在《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追赶？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作用》文中研究指明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追赶?这无论对于创新战略方面的研究者还是企业的管理人员,都是一个既传统又挑战的命题。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后发劣势的情境下所实现的逆势而上,不断引发理论界与实践界的研究新热潮。从现实背景看,对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企业而言,涌现了难得的机会窗口：一方面,全球科技进步带来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产业主导技术的不连续性相对缓和了后发企业技术基础积累薄弱的劣势,提供了技术弯道超车的宝贵追赶契机；另一方面,国内制度驱动型市场形势下的市场需求创造、资源支持和国家意志保证下的研发协作议价能力提升,为我国后发企业提供了一个更具竞争优势的市场追赶起点。而从理论背景看,早期追赶理论提出后发企业面临技术积累薄弱和市场隔离的双重困境遭到最新研究的挑战,学术界从资源观、能力观、制度观等视角,不断解构新兴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过程中的所涌现的制度特征、技术创新特征、市场特征等使动因素。因此,这些现实机遇和理论挑战使得研究者和企业管理者在技术追赶战略设计和执行过程中,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如何把握技术和市场双重机会窗口的有利条件,从而实现卓有成效的技术追赶?为了回答这一核心研究问题,本文将展开系统性的四个子研究。首先,本文将针对子研究问题一“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演化历程中呈现出怎样的阶段特征、问题和挑战”,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国际化浪潮下技术追赶“追随者—同行者—引领者”的能力发展演化路径进行分析。其次,本文将进一步通过大样本实证的方法,针对子研究问题二“后发企业如何通过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实现技术追赶”,进行技术追赶交互驱动相关假设的检验。然后,本研究将探究子研究问题三“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后发企业如何通过政治连带和组织警觉影响技术不连续性、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之间的关系”,通过大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变革感知和政治资本作为边界条件,会对技术不连续性、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之间关系产生怎样的权变影响。最后,本文将考察子研究问题四“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双重契机下,后发企业采用怎样的组织学习方式进行匹配以更好地实现技术追赶”。通过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我们考察后发企业如何通过组织学习进行独特的技术—市场双重机会窗口的识别和利用,及其实现有效技术追赶的内部作用机制,展现全球化背景下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动态全过程图景。通过层层递进的四个子研究设计,本文详细讨论了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影响技术追赶的内部机制、权变条件和演化过程,具体得出以下结论：（1）子研究一通过规范分析总结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动态阶段特征和典型企业、产业实践案例,结合数据分析和政策演化对比,全面展示了我国企业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追赶过程中“技术引进—技术集成—技术领先”的“追随者—同行者—引领者”能力跃迁历程。（2）子研究二通过对2003年至2012年十年窗口期内我国37个产业的所有上市公司进行技术不连续性打分和产业政策搜索来展开实证分析,以回答后发企业技术和市场交互驱动是否存在及其如何作用的研究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技术不连续性程度和制度型市场都会正向影响企业技术追赶,同时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具有极为显着的正向影响关系。（3）子研究三在子研究二的基础上,进一步识别了来自组织的变革感知能力和政治资本构建两个关键情境变量。研究发现,企业与外部制度环境的联系—政治连带以及企业对外界变革的感知—组织警觉,都会增强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对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积极效应。（4）子研究四从匹配的视角探究不同程度的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下后发企业的学习模式选择,以获得更优技术追赶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通过不同程度的内向式和外向式学习相协调的策略,企业在面临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创造的不同机会来源组合时,会分别匹配并进式、内控式、外植式、采购式四种学习模式,以实现更好的技术追赶绩效。通过以上四个子研究的系统性递进,本文解构了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的双重机会窗口,并探索其如何驱动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影响机制,在实证检验技术—市场交互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组织警觉和政治连带这两个关键因素的权变作用,并对组织学习的的中介作用机理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从而深入阐述和剖析了后发企业面临的技术-市场双重机会窗口对技术追赶的交互驱动作用、边界条件及其内在作用机制。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1）填补了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技术追赶过程机制研究的欠缺。现有文献相对缺乏对后发企业利用技术—市场机会窗口以构建全球研发系统的方式实现技术追赶这一新兴现象的关注,更忽略了对新兴经济背景下技术和市场机会识别和利用的具体路径和构建过程的解构和剖析。本研究创新性地结合我国转型制度背景提出了“制度型市场”的概念,并从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协同驱动后发企业追赶的动态过程视角出发,挑战了后发企业追赶研究中技术落后、市场隔离的双重劣势论。进一步,本研究分析技术不连续性带来的优势追赶起点及其与转型背景下制度型市场的创新支撑的交互驱动作用机制,并识别了组织警觉和政治连带两大权变要素,进而弥补了技术追赶文献中对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追赶的过程和作用机制研究的不足。（2）促进了组织学习理论的情境化发展。本文从学习方向性的角度分析了后发企业面临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的不同组合模式时,如何通过内向、外向学习形式进行创新机会的利用和转化,契合了我国开放创新战略下对研发“走出去”和研发“引进来”的组织学习实践。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并进式、内控式、外植式、采购式四种组织学习模式的特征和运作机理,以匹配不同形式的技术一市场机会窗口组合,使得后发企业追赶中的学习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从而对学习理论的本土情境化发展做出贡献。（3）为企业和国家的战略执行提供现实指导,本文针对案例企业、产业呈现的经验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实证分析,可以为企业识别技术--市场机会窗口以及进行机会利用的组织学习模式选择提供经验,也为正在或将要面临技术追赶战略设计和执行问题的中国企业提供解决问题的重要思路和实践参考。同时,为国家层面如何更好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完善创新服务环境提供政策建议。
袁潇[8]（2015）在《手机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文中认为
本报编辑部[9]（2010）在《2009年中国通信业十大新闻》文中提出2009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从整个国家来看，应对肆意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取得积极成效，保八目标早已没有悬念；从通信业来看，3G牌照的发放，开启了我国通信发展的一个崭新时代,而电信运营企业纷纷与地方政府签约、物联网发展的风起云涌、iPhone的最终入华、宽带的大提速、通信
张爽[10]（2010）在《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在国际上流行一种理念,即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专利,超一流企业卖标准。各个国家和企业都开始重视技术标准的作用,在各行各业夺取技术标准的制高点。但是与发达国家参与技术标准竞争的咄咄逼人之势相比,我国技术标准竞争的能力仍处于“弱势”地位,这使得我国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着手进行企业技术标准战略上的变革。但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一些企业在开展技术标准战略时多方摸索均不得要领,找不到正确的方向。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分析若干企业的技术标准演进过程,探讨企业技术标准演化的一般模式和影响因素,以供后来的企业借鉴参考。首先,本文进行了企业技术标准相关领域的文献回顾,总结了关键的研究概念,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的理论基础,提炼了研究对象的演化机制和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技术标准演化的概念模型,试图提供一个描述企业技术标准状态、演化影响因素,以及演化过程的框架。接着,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方法,选取四家较为典型的企业进行案例研究,刻画和分析了这些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路径和演化过程。基于案例研究成果,对四家企业的技术标准演化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总结其共性和差异,并试图剖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得出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过程的一般规律。通过这些研究工作,本文得出了以下三个主要的研究结论:第一,可以用“标准颁布部门”“企业掌控程度”和“标准生命周期”三个维度将企业技术标准划分为若干状态;第二,企业技术标准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的演化是企业进行一系列演化行为的结果,这些演化行为包括复制行为、模仿行为和创新行为;第三,企业技术标准的演化行为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二、2002中国通信制造业十件大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中国通信制造业十件大事（论文提纲范文）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我国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价 |
| 1.3 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方法论基础——唯物史观 |
| 1.4.2 具体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
| 2.1 思想渊源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2 西方经济学中的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思想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2.2 开放式创新理论 |
| 3 构建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客观依据 |
| 3.1 理论依据 |
| 3.2 历史依据 |
| 3.3 现实依据 |
| 4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 |
| 4.1 基本概念 |
| 4.1.1 国家创新体系 |
| 4.1.2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4.1.3 相关概念辨析 |
| 4.2 构成要素 |
| 4.2.1 行为主体因素 |
| 4.2.2 投入和产出因素 |
| 4.2.3 环境因素 |
| 4.3 主要特点 |
| 4.3.1 开放性 |
| 4.3.2 系统性 |
| 4.3.3 流动性 |
| 4.3.4 安全性 |
| 4.4 建立原则 |
| 4.4.1 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原则 |
| 4.4.2 坚持两种创新资源和两个市场相结合原则 |
| 4.4.3 坚持体现本国国情与符合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 |
| 4.4.4 坚持开放合作与为我所用相结合原则 |
| 4.5 目标体系 |
| 4.5.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4.5.2 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4.5.3 提升本国在全球创新网络竞争力 |
| 4.6 创新活动 |
| 4.6.1 科学创新 |
| 4.6.2 技术创新 |
| 4.6.3 制度创新 |
| 4.6.4 三大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
| 4.7 体系运行 |
| 4.7.1 运行模式 |
| 4.7.2 运行机制 |
| 4.7.3 运行环境 |
| 4.7.4 演化路径 |
| 4.8 开放水平的测度 |
| 4.8.1 创新开放度的影响因子 |
| 4.8.2 创新开放度衡量指标体系 |
| 5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一: 科学创新 |
| 5.1 创新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 |
| 5.1.1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主体 |
| 5.1.2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人员的聚集地 |
| 5.1.3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产出地 |
| 5.2 创新形式: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2.1 人才培养国际化 |
| 5.2.2 科研活动国际化 |
| 5.2.3 科研成果国际化 |
| 5.3 基于巴斯德象限的科学研究国际化 |
| 5.3.1 国际大科学研究 |
| 5.3.2 “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 |
| 6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二: 技术创新 |
| 6.1 创新主体:企业 |
| 6.1.1 企业是研发投入的主体 |
| 6.1.2 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
| 6.1.3 企业是技术发明的主体 |
| 6.2 创新形式:研发国际化 |
| 6.2.1 建立海外研发中心 |
| 6.2.2 实施跨国并购 |
| 6.2.3 建立国际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
| 6.3 研发国际化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双重影响 |
| 6.3.1 有利影响 |
| 6.3.2 不利影响 |
| 7 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维度三: 制度创新 |
| 7.1 创新主体:政府 |
| 7.1.1 政府是国家科技计划的制定者 |
| 7.1.2 政府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导者 |
| 7.1.3 政府是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者 |
| 7.2 创新形式: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 |
| 7.2.1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 |
| 7.2.2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7.2.3 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 |
| 7.3 国际规则对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 |
| 7.3.1 影响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国际规则 |
| 7.3.2 相关国际规则变化趋势 |
| 7.3.3 对中国建设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启示 |
| 8 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1 发展历程 |
| 8.1.1 探索阶段(1949年—1977年) |
| 8.1.2 起步阶段(1978年—1991年) |
| 8.1.3 快速发展阶段(1992年—2011年) |
| 8.1.4.深度融合阶段(2012年至今) |
| 8.2 创新活动 |
| 8.2.1 以高校科研院所科学研究国际化为核心的科学创新 |
| 8.2.2 以企业研发国际化为核心的技术创新 |
| 8.2.3 以政府健全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 |
| 8.3 开放水平测度 |
| 8.3.1 国际比较 |
| 8.3.2 总体评价 |
| 8.4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 |
| 8.4.1 逆全球化下的挑战 |
| 8.4.2 开放合作是大势 |
| 8.4.3 中国优势 |
| 8.4.4 应对策略 |
| 9 国际经验和重要启示 |
| 9.1 国际经验 |
| 9.1.1 美国经验 |
| 9.1.2 日本经验 |
| 9.1.3 德国经验 |
| 9.1.4 以色列经验 |
| 9.2 重要启示 |
| 9.2.1 正确认识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系 |
| 9.2.2 正确认识自主创新和封闭式创新的关系 |
| 9.2.3 正确认识“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 |
| 9.2.4 正确认识局部开放和全面开放的关系 |
| 9.2.5 正确认识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关系 |
| 9.2.6 正确认识制造业开放和服务业开放的关系 |
| 9.2.7 正确认识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关系 |
| 9.2.8 正确认识完善国内创新环境与进—步扩大创新开放的关系 |
| 10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经济 |
| 1.4.2 经济建设 |
| 1.4.3 经济建设思想 |
| 1.5 创新之处 |
| 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与历史背景 |
| 2.1 陈云的生平与简历 |
| 2.1.1 青少年时期 |
| 2.1.2 革命战争时期 |
| 2.1.3 新中国成立后 |
| 2.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2.2.2 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 |
| 2.2.3 毛泽东思想 |
| 2.2.4 中国传统文化 |
| 2.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3.1 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 |
| 2.3.2 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 |
| 2.3.3 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
| 3.1 在革命战争时期萌发 |
| 3.1.1 中央苏区时期 |
| 3.1.2 陕甘宁边区时期 |
| 3.1.3 东北时期 |
| 3.2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形成 |
| 3.2.1 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3.2.2 调整工商业 |
| 3.2.3 “一五”计划的编制与执行 |
| 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3.3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充实 |
| 3.3.1 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
| 3.3.2 重视粮食工作 |
| 3.3.3 调整经济体制 |
| 3.4 在“文革”后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深化 |
| 3.4.1 开展对外经济交流 |
| 3.4.2 边调整边建设 |
| 3.4.3 引导和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
| 4 陈云经济哲学的思想 |
| 4.1 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 |
| 4.1.1 综合平衡要着眼全局 |
| 4.1.2 综合平衡要综合施策 |
| 4.1.3 综合平衡要统筹兼顾 |
| 4.2 陈云的民生改善思想 |
| 4.2.1 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战略高度 |
| 4.2.2 要切实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 |
| 4.2.3 正确处理好改善民生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
| 4.3 陈云的国情国力思想 |
| 4.3.1 从国情国力出发探索加快生产力发展的道路 |
| 4.3.2 速度与质量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
| 4.3.3 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 |
| 4.4 陈云的经济决策思想 |
| 4.4.1 一切从实际出发 |
| 4.4.2 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
| 4.4.3 交换、比较、反复 |
| 5 陈云经济发展的思想 |
| 5.1 陈云的经济改革思想 |
| 5.1.1 坚持市场与计划相统一 |
| 5.1.2 积极而稳妥地推进改革 |
| 5.1.3 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
| 5.2 陈云的经济开放思想 |
| 5.2.1 注重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利用 |
| 5.2.2 注重循序渐进、稳妥推进 |
| 5.2.3 注重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 |
| 6.1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特点 |
| 6.1.1 视为灵魂的政治性 |
| 6.1.2 无比鲜明的人民性 |
| 6.1.3 一以贯之的求实性 |
| 6.1.4 与时俱进的创新性 |
| 6.1.5 战略谋划的前瞻性 |
| 6.2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历史贡献 |
| 6.2.1 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
| 6.2.2 丰富了邓小平理论 |
| 6.2.3 指导了新中国经济建设 |
| 6.3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的现实启示 |
| 6.3.1 始终坚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
| 6.3.2 始终坚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 |
| 6.3.3 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 |
| 6.3.4 始终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
| 6.3.5 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追求 |
| 6.4 陈云经济建设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
| 6.4.1 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
| 6.4.2 方法论上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框架及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3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对外援助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客观背景 |
| 2.2.1 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
| 2.2.2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
| 2.2.3 中国对外援助发展转型 |
| 2.2.4 中非友好合作不断深化 |
| 2.2.5 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历史历程 |
| 2.3.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起步阶段 |
| 2.3.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发展阶段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国际合作理论 |
| 3.1.2 社会共同体理论 |
| 3.1.3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对外援助理论 |
| 3.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
| 3.2.3 公益慈善理论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参与式发展理论 |
| 3.3.2 西方现代慈善理论 |
| 3.3.3 第三部门理论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活动领域 |
| 4.1 人道主义救援 |
| 4.1.1 紧急救援 |
| 4.1.2 日常援助 |
| 4.2 医疗卫生援助 |
| 4.2.1 基建与物资援助 |
| 4.2.2 义诊活动 |
| 4.2.3 防艾宣传和抗击疫病 |
| 4.2.4 医疗技能培训 |
| 4.3 教育援助 |
| 4.3.1 援助教育基础设施 |
| 4.3.2 学龄儿童营养改善 |
| 4.4 能力培养 |
| 4.4.1 社会组织能力培养 |
| 4.4.2 个人发展能力培养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与影响 |
| 5.1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模式 |
| 5.1.1 参与中国政府对非援助模式 |
| 5.1.2 参与国际机构对非援助模式 |
| 5.1.3 与中资企业合作援非模式 |
| 5.1.4 独立运作援非模式 |
| 5.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影响 |
| 5.2.1 提升了中国援非能力 |
| 5.2.2 深化了中非合作内容 |
| 5.2.3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
| 5.2.4 改善了受援地区教育和医疗状况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6.1 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 |
| 6.1.1 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整体不高 |
| 6.1.2 中国社会组织海外行动能力不强 |
| 6.2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存在的国内外环境约束 |
| 6.2.1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政策缺失 |
| 6.2.2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舆论环境不佳 |
| 6.2.3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资金渠道有限 |
| 6.2.4 受援国情况复杂且对接单位能力不强 |
| 6.3 中国社会组织援助非洲的对策建议 |
| 6.3.1 提升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 |
| 6.3.2 加强中国社会组织国际化能力建设 |
| 6.3.3 完善中国社会组织对外援助法律法规 |
| 6.3.4 营造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舆论环境 |
| 6.3.5 构建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援助资助网络 |
| 6.3.6 强化受援国国情研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研究（2015年10月-2019年4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 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五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课改以来浙江省历史高考演变及高中历史选考概况 |
| 第一节 新课改以来浙江省历史高考演变 |
| 一 文科综合阶段 |
| 二 历史选考阶段 |
| 第二节 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概况 |
| 一 命题依据 |
| 二 考试内容 |
| 三 考试要求 |
| 四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
| 第二章 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分析 |
| 第一节 题型分析 |
| 一 选择题 |
| 二 非选择题 |
| 第二节 内容分析 |
| 一 中国史与世界史内容分析 |
| 二 必修与选修模块内容分析 |
| 第三节 试题特点 |
| 一 继承传统,史学素养 |
| 二 史地结合,时空观念 |
| 三 覆盖全面,考查细致 |
| 四 阅读理解,挖掘内涵 |
| 第三章 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评价 |
| 第一节 试题反映的成功之处 |
| 一 核心素养贯穿始终 |
| 二 现实关怀穿插其中 |
| 三 知识内容深度整合 |
| 第二节 试题存在的不足之处 |
| 一 战争史内容考查多 |
| 二 试题区分度不明显 |
| 第四章 关于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的教学建议 |
| 第一节 重视学科基础知识 |
| 第二节 注重史料分析训练 |
| 第三节 渗透史学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加强自身综合素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的界定 |
| 2.2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的标准选择及文献梳理 |
| 2.2.1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标准选择的相关理论 |
| 2.2.2 价格效应 |
| 2.2.3 效率效应 |
| 2.2.4 其他标准 |
| 2.3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的主要方法及文献梳理 |
| 2.3.1 结构模型与模拟 |
| 2.3.2 比较评价法 |
| 2.3.3 事件研究法 |
| 2.3.4 调查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情况分析 |
| 3.1 总体执法情况分析 |
| 3.2 各种类型案件执法情况分析 |
| 3.2.1 附条件批准案件 |
| 3.2.2 无条件批准案件 |
| 3.2.3 禁止案件 |
| 3.2.4 行政处罚决定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的福利标准及影响因素 |
| 4.1 假设的提出 |
| 4.2 理论基础 |
| 4.3 数据选取和模型设定 |
| 4.3.1 数据选取 |
| 4.3.2 事件研究法模型设定 |
| 4.4 商务部无条件通过案例福利标准选择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4.1 集中对竞争对手股票异常收益率的影响分析 |
| 4.4.2 影响审查结果的因素分析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价格效应 |
| 5.1 硬盘厂商并购案的背景 |
| 5.2 商务部审查决定 |
| 5.3 模型设定、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
| 5.3.1 双重差分法模型设定 |
| 5.3.2 对照组选择与处理期确定 |
| 5.3.3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4 商务部审查决定对硬盘市场的影响 |
| 5.4.1 附条件通过并购对硬盘市场的影响 |
| 5.4.2 部分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变更对硬盘市场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效率效应 |
| 6.1 南北车合并案的背景 |
| 6.2 相关市场界定以及竞争分析 |
| 6.2.1 相关产品市场 |
| 6.2.2 相关地域市场 |
| 6.2.3 相关市场竞争分析 |
| 6.3 横向并购效率改进的理论模型 |
| 6.4 南北车合并的效率改进:来自资本市场和其他指标的证据 |
| 6.4.1 来自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
| 6.4.2 来自其他指标的证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智能汽车政策现状及完善研究 ——基于中国和美国政策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汽车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进展 |
| 二、关于技术创新政策的理论研究进展 |
| 三、关于智能网联汽车的理论研究进展 |
| 四、对国内外理论研究进展的简要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智能汽车政策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智能汽车的概念 |
| 一、智能汽车定义 |
| 二、智能汽车分类等级 |
| 第二节 市场失灵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内容 |
| 二、市场失灵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政策理论及其应用分析 |
| 一、产业政策理论内容 |
| 二、产业政策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分析 |
| 第四节 竞争优势理论 |
| 一、竞争优势理论内容 |
| 二、竞争优势理论在本研究的应用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智能汽车相关政策现状及产业发展瓶颈 |
| 第一节 中国智能汽车相关政策现状 |
| 一、智能汽车相关政策现状 |
| 二、智能汽车相关政策实践及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发展瓶颈及原因分析 |
| 一、智能汽车产业竞争优势不突出 |
| 二、关键零部件制造出现市场失灵 |
| 第四章 中美智能汽车政策及实践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智能汽车政策比较分析 |
| 一、中美政策背景和目标比较分析 |
| 二、中美政策内容和重点比较分析 |
| 三、中美政策工具比较分析 |
| 四、中美政策影响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政策实践比较分析—以加州和上海为例 |
| 一、加州自动驾驶汽车政策实践 |
| 二、上海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实践 |
| 第三节 我国智能汽车相关政策有待完善 |
| 一、政策支持不完善的表现 |
| 二、政策支持不完善的原因 |
| 第四节 美国政策对我国智能汽车发展的启示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问题解决对策 |
| 第三节 政策完善建议 |
| 一、产业政策夯实智车发展基础 |
| 二、竞争政策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
| 三、管理政策创建使用消费环境 |
| 第四节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追赶？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章节安排 |
| 1.4 预期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研究 |
| 2.1.1 技术追赶理论回顾 |
| 2.1.2 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研究情境 |
| 2.1.3 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现状与挑战 |
| 2.2 技术层面的关键要素：技术不连续性 |
| 2.2.1 技术不连续性的定义和测量 |
| 2.2.2 技术不连续性的影响因素 |
| 2.2.3 技术不连续性与企业技术追赶 |
| 2.3 市场层面的关键要素：制度型市场 |
| 2.3.1 制度观与市场发展 |
| 2.3.2 制度型市场的内涵 |
| 2.3.3 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 |
| 2.4 组织学习视角下的技术追赶 |
| 2.4.1 组织学习的定义与类型 |
| 2.4.2 开放创新背景下的后发企业组织学习 |
| 2.4.3 组织学习与技术追赶 |
| 2.5 文献回顾总结 |
| 3 子研究一：后发企业技术追赶演化的历史逻辑—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 |
| 3.1 引言 |
| 3.2 中国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历程 |
| 3.2.1 技术“追随者”(1978年前后—2000年前后) |
| 3.2.2 技术“同行者”(2000年前后—2008年前后) |
| 3.2.3 技术“引领者”(2008年前后—至今) |
| 3.3 总结与讨论 |
| 4 子研究二：技术不连续性、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实证研究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
| 4.2.1 技术不连续性与技术追赶 |
| 4.2.2 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 |
| 4.2.3 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与技术追赶 |
| 4.3 研究方法 |
| 4.3.1 样本选择 |
| 4.3.2 数据收集 |
| 4.3.3 变量测量 |
| 4.3.4 分析方法 |
| 4.4 研究结果 |
| 4.5 结论与讨论 |
| 5 子研究三：组织警觉和政治连带的调节效应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回顾 |
| 5.2.1 组织警觉 |
| 5.2.2 政治连带 |
| 5.3 假设推演 |
| 5.3.1 组织警觉的调节效应 |
| 5.3.2 政治连带的调节效应 |
| 5.4 研究方法 |
| 5.5 研究结果 |
| 5.6 结论与讨论 |
| 6 子研究四：技术不连续性、制度型市场与技术追赶—案例研究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基础 |
| 6.2.1 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的契机：技术不连续性与制度型市场 |
| 6.2.2 后发企业追赶中的学习形式：内向、外向组织学习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案例选择 |
| 6.3.2 数据收集 |
| 6.3.3 变量测度 |
| 6.4 案例分析与讨论 |
| 6.4.1 制度型市场内涵与结构 |
| 6.4.2 制度型市场与技术不连续性的交互驱动效应 |
| 6.4.3 交互驱动下的组织学习模式匹配 |
| 6.4.4 引申讨论 |
| 6.5 研究发现总结 |
| 6.6 研究意义与未来展望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理论贡献 |
| 7.2.1 从作用机制解剖方面贡献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理论 |
| 7.2.2 从过程机理刻画方面贡献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理论 |
| 7.2.3 从研究情境化方面贡献于后发企业技术追赶理论 |
| 7.3 管理启示 |
| 7.4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10）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主题与思路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2 研究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标准及标准化 |
| 2.1.1 标准的定义 |
| 2.1.2 标准的特性 |
| 2.2 技术标准相关研究 |
| 2.2.1 技术标准的定义 |
| 2.2.2 技术标准的分类 |
| 2.2.3 技术标准状态的描述 |
| 2.2.4 技术标准演化规律研究 |
| 2.3 技术标准竞争研究综述 |
| 2.3.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3.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4 演化理论及概述 |
| 2.5 现有研究评述 |
| 3 分析模型的构建和验证方案的设计 |
| 3.1 理论分析模型的构建 |
| 3.1.1 企业技术标准状态描述 |
| 3.1.2 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行为 |
| 3.1.3 企业技术标准演化影响因素 |
| 3.2 研究方法设计 |
| 3.2.1 选取案例研究方法的原因 |
| 3.2.2 案例研究设计 |
| 4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案例研究 |
| 4.1 宁波新海股份简介 |
| 4.2 新海电气技术标准具体演化过程 |
| 4.2.1 新海电气技术标准演化阶段划分 |
| 4.2.2 T0积累阶段:1993年-1999年 |
| 4.2.3 T1阶段:2000年-2004年 |
| 4.2.4 T2阶段:2005年至今 |
| 4.3 新海电气技术标准演化过程总结 |
| 5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案例研究 |
| 5.1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简介 |
| 5.2 浙大中控EPA标准具体演化过程 |
| 5.2.1 浙大中控EPA标准演化阶段划分 |
| 5.2.2 T0积累阶段:1993年-1999年 |
| 5.2.3 T1阶段:2000年-2005年 |
| 5.2.4 T2阶段:2005年-2008年 |
| 5.2.5 T3阶段:2008年至今 |
| 5.3 浙大中控EPA技术标准演化过程总结 |
| 6 高通案例研究 |
| 6.1 高通公司简介 |
| 6.2 高通CDMA标准具体演化过程 |
| 6.2.1 高通CDMA标准演化阶段划分 |
| 6.2.2 T0积累阶段:1968年-1985年 |
| 6.2.3 T1阶段:1985年-1993年 |
| 6.2.4 T2阶段:1993年-1995年 |
| 6.2.5 T3阶段:1995年至今 |
| 6.3 高通CDMA技术标准演化过程总结 |
| 7 大唐案例研究 |
| 7.1 大唐简介 |
| 7.2 大唐TD-SCDMA技术标准具体演化过程 |
| 7.2.1 大唐TD-SCDMA技术标准演化阶段划分 |
| 7.2.2 T0积累阶段:1995年-1998年 |
| 7.2.3 T1阶段:1998年-2000年 |
| 7.2.4 T2阶段:2000年-2008年 |
| 7.2.5 T3阶段:2008年至今 |
| 7.3 大唐TD-SCDMA技术标准演化过程总结 |
| 8 案例比较分析及模型修正 |
| 8.1 案例总结分析 |
| 8.1.1 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路径比较分析 |
| 8.1.2 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行为比较分析 |
| 8.1.2 企业技术标准演化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
| 8.2 理论模型修正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2002中国通信制造业十件大事（论文参考文献）
- [1]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论[D]. 周红芳. 四川大学, 2021
- [2]陈云经济建设思想研究[D]. 薛凤冠.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1)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对非洲的援助研究[D]. 昝瑞语. 吉林大学, 2020(08)
- [4]浙江省高中历史选考试题研究（2015年10月-2019年4月）[D]. 王梓而.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中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事后评估[D]. 王燕. 山东大学, 2018(12)
- [6]中国智能汽车政策现状及完善研究 ——基于中国和美国政策的比较分析[D]. 王嫱.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8)
- [7]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追赶？技术不连续性和制度型市场交互驱动作用[D]. 潘秋玥. 浙江大学, 2016(02)
- [8]手机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研究 ——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D]. 袁潇. 南京大学, 2015
- [9]2009年中国通信业十大新闻[N]. 本报编辑部. 人民邮电, 2010
- [10]企业技术标准演化规律研究[D]. 张爽. 浙江大学, 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