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看产业目标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郭志尧[1]（2021）在《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并在双边及诸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签署,标志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自由贸易区优惠功能实现的重要工具,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Ro O）的职能从中性的海关技术工具逐渐演变为歧视性的贸易战略工具,对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分工层次细化至工序分工,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横向及纵向的投资流动和贸易流动,不断地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子公司和非一体化的供应商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当前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分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FTAs Ro O）不仅防止了非成员国的“搭便车”（Free-ride）行为,并且通过区域内中间品采购、外商投资流入和离岸外包等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策略影响了区域内（外）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从而影响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研究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理论、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理论和全球价值链理论,深入剖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借助修正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added）核算体系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通过阐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及结构特征,并选择泛欧和北美两大主流原产地规则模式进行比较,明确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及演进趋势:（1）由过去区域价值含量标准（Regional value content,RVC）向税则归类改变标准（Change of tariff classification,CT）演变;（2）原产地标准的制定由过去协调制度（The Harmonised System,HS）2位数税目层面向HS6位数税目（全税目）层面转变;（3）在自由贸易区升级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原产地规则以适应本国（全球）的产业发展特征。（4）逐步在更大的产品范围内适用可选择性标准以提高企业对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的利用率。第二,在Estevaderordal（2000）七分制法和Productivity Commission（2004）PC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标准的结构分布,通过引入制度性原产地规则中的累计规则、微量条款、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算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并根据限制指数测算结果分析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发现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基本合理,但缺乏统一性、灵活性和精准性。第三,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GVC Index）,测算并分析了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 participation）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GVC position）。结果显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GVC for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不大;而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GVC backward participation）整体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较大。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于较低水平,且以后向参与方式为主;与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相比,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处在中游水平。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而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经济体则位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但是,在各经济体中,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增长趋势最为明显。第四,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跨国公司跨境生产分享（Cross-border production sharing）或跨境生产活动（Cross-border production activity）的结果为切入点,运用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理论,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和传导路径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原产地规则通过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化战略,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体表述为:跨国公司通过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将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级供应商和附属公司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成增值环节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原产地规则对最终产品来源地的限制迫使企业更多地在区域内从事采购、投资和外包等生产组织活动,从而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在原产地规则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引入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阐述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中间品进（出）口和外商投资流入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一国产业制造能力,进而提升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第五,以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借助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和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法,使用计量工具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取决于原产地规则包含的具体条款:（1）在不考虑制度性条款的情况下,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显着,表现在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以及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没有显着影响;（2）引入制度性条款的复合原产地规则显着影响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表现在复合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度有显着影响且呈倒“U”型关系;对中国在两国间价值链的位置有显着影响且呈“U”型关系。本文创新点主要包括:（1）运用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分析框架,以跨国公司跨境生产为中介点,探究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逻辑关系,得出原产地规则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采购和合规成本影响了企业间（内）的贸易流动和投资流动,进而影响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在现有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方法基础上,结合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特征,通过引入制度性规则中的累计条款、微小含量和原产地证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测度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的测算体系,在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测算体系方面取得较大突破。（3）摒弃过去在传统贸易数据和贸易增加值数据等总量层面的分析,本文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与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等指标方面的贸易联系,并得出中国整体处于双边价值链分工的中下游环节。
曹文[2]（2021）在《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加强外资安全审查,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各国政府、产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以欧盟首个联盟层面的外资审查机制立法——《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为案例,试图回答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历来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投资开放的欧盟为什么建立统一的外资审查机制?二是欧盟建立的外资审查机制为什么不是美国式的强制性审查机制,而是非强制性的合作机制?既有研究未能对上述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本文充分利用国际组织、欧盟机构及其成员国三个层面的工作文件、会议记录、研究报告等大量文献,以及对欧盟官员及商会、智库人员的一手访谈资料,立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欧盟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关联性出发,基于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行为体和一种规范性力量的“独特性”,从利益偏好、制度和规范三个维度建立分析框架,为欧盟外资政策调整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本文首先在考察外资国别和产业分布的基础上,分析欧盟外资审查立法中的主要行为体——核心、外围以及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分歧与妥协,尤其是核心国家德、法基于不同偏好的合作;第二,从权力分配与议程设置的角度梳理欧盟外资审查立法的决策制度与过程,分析共同商业政策与资本自由流动原则、欧盟机构与成员国、不同欧盟机构之间的矛盾及其协调;第三,从非物质因素的角度探讨国际投资政策的新变化及其对欧盟规范升级的影响,包括欧盟如何利用所谓“布鲁塞尔效应”,维护其规范性力量的影响力。本文认为,欧盟建立外资审查机制以及该机制非强制性的性质与特征,是欧盟成员国利益博弈、欧盟内部权力分配和国际规范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欧盟一体化在外资政策领域的具体延续和应对全球化最新演变的适应性调整,其价值观念与规范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与美国主要出于权力竞争的目的限制外资不同,欧盟出台《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不能简单界定为保护主义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确保合法性的前提下,在经济上保障欧盟内部资本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在政治上维护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的协调一致,进而强化其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身份认知。本文的主要创新与理论贡献是,通过实证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欧盟的研究贡献直接投资领域的案例,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外资—东道国分析框架,尤其论证了规范等非物质因素在利益界定与制度形成中的重要性,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发展提供注脚。
秦贵超[3]（2020）在《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直接投资（OFDI）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东部地区作为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一直是中国OFDI的主力。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东部地区OFDI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都得到快速增加。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达国家先行实践,OFDI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影响着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利用O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东部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中国经济区域中,东部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表率作用,因此研究中国东部地区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联不仅对东部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还可以为全国其他经济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宝贵的经验。本文以中国东部地区的OFDI与产业结构为研究对象,首先从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出发,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评述,并且分别从企业视角和产业视角阐述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其次,在介绍中国东部地区OFDI发展历程和现状特征后,又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历程和各产业内部结构现状进行系统的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接着,本文基于2003年至20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借鉴修改后的钱纳里“标准结构”模型,加入变量指标,对中国东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即东部地区非金融类OFDI存量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将提升0.019个百分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对东部地区十个省市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各省市OFDI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都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但不同省市的促进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最后本文总结出研究结论,并且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探索OFDI对中国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既有区域层面的研究又有省级层面差异化的比较,全面客观地体现了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
刘政[4]（2019）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文中认为与国际贸易规则不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作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国家,美国主导着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其参与的双边投资协定（BIT）在国际投资规则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因此成为研究国际投资规则的良好对象。由于中美之间尚未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所以研究美国BIT及其最新的2012范本对于中国同美国谈判和中国适应、参与制定、乃至主导国际投资规则具有一定的意义。双边投资协定不仅仅是国际条约和法律文件,它还反映了一国对吸收外国投资和本国对外投资的态度,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服务于经济战略。因此,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去研究BIT,可以从整体上系统的认识它,避免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经济战略是一国关于经济的总的方针,包括战略的目标和战略的实施方式两个方面。按照简单也即最优设想,经济战略的目标似乎应是最大化本国整体的经济利益,也就是经济战略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但是由于不同群体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影响程度不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一国经济战略的目标更可能具有二元性,即该国经济战略有两个出发点。美国经济战略的二元性尤其鲜明,因为资本力量异常强大,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从而使国家行为优先满足资本（资产阶级）利益,其次才是兼顾国家整体利益。正因如此,美国创造条件使资本流动到世界各地,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利润,也造成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转移及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发生过数次转变。从美国独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一直是“内生型”的方式,即主要依靠国内生产活动获取利益。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转变为“外向型”,不再单纯依靠国内生产,而是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将生产环节转移或外包出去,自身占据价值链的高端部分,从外部获取利益。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更是依靠美元世界货币地位,通过操纵自身货币政策造成它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并利用波动攫取利益,掠夺它国的存量财富。此时的美国已从增量财富创造者转变为存量财富掠夺者。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之一是对外投资,如果不能对外投资,就无法从外部获取利益。因此,美国需要一个工具来方便资本自由进出它国、保障在外资产的安全,并帮助美国资本扬长避短,限制竞争对手。这是美国经济战略赋予BIT的使命,为此美国先后制定了数个BIT范本,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现实需要进行修改,并以此为基础同它国谈判。例如最新的BIT2012范本对投资便利程度和保护力度的要求非常高,还包含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内容。由于签约对象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所以最终协定和范本几无差异,主要体现美国的意愿。具体到美国BIT2012范本的各个分则,它们每一个都体现着美国的经济战略。投资的定义是BIT的基础性条款,它决定了 BIT的适用范围和功能大小。BIT2012范本采用了非常宽泛的投资定义,几乎将所有类型的财产都囊括进来,以达到充分保护美国在外资产的目的。但是投资定义扩大化的影响不仅在于此,与其它条款结合起来,它事实上产生了一些隐含的影响,如要求东道国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东道国更多的成为投资争端的被告,对此发展中国家应予以重视。在美国的BIT等国际投资协定中,竞争中立规则存在对国有企业、“非商业援助”和“不利影响”定义不合理的问题,对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国家十分不利,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工具。竞争中立规则的理论前提并不成立,在逻辑上也藏有陷阱,其初衷本应是政府不得格外优待与自身利益一致企业,把约束对象定义为国有企业并不准确和公平。由于美国大企业能够影响、控制本国政府并使二者利益一致,这一概念的偷换使其能够避开竞争中立对自身的不利影响。我国应主张将国有企业概念替换为“与政府利益一致企业”概念,使竞争中立规则真正公平和对等。劳工标准最初与国际投资规则并不关联,美国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工为名,将劳工标准纳入到BIT中,希望借此扬长避短,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并讨好国内劳工阶层,将国内矛盾转移。然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低于发达国家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且具有历史因素,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过错,相反发达国家及跨国企业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劳工标准也不能科学反映劳工福利的高低,发展中国家应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劳工标准和责任划分体系,要求发达国家给予补偿并合理限制对资本的过度保护。业绩要求规则是一项传统规则,美国以防止政府干预、维护市场效率为名,在BIT2012范本中将其更加细致化和严格化,目的是防止发展中国家通过本地成分、出口比例等业绩要求措施破坏美国设计的全球生产经营链条,减少对美国资本和企业的束缚。但是东道国的业绩要求措施本质上属于预先制定、预先提供给投资者的契约,并非强迫而是自愿遵从。业绩要求规则禁止一切形式的业绩要求措施,反而违背了契约精神和意思自治原则,在理论基础上站不住脚。环保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美国意图借此增加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的成本,防止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然而其理由并不公平,美国等发达国家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历史上的工业化时期并不存在、也未曾遵守国际环保规则,在其工业化后要求发展中国家去遵守规则并不公平。而且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同,也并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环保标准,因此BIT中的环保条款也不公平合理。负面清单主要是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例外,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对东道国弱势产业的保护,还在于东道国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分配。从是否创造增量财富的角度考察,外国资本进入不同行业产生的效用不同。在采矿业、农业和以金融、公共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外资进入并不创造增量财富,而是拿走东道国的存量财富,制造业则是外资能够创造增量财富的行业。美国BIT要求的简短清单即是美国获取它国存量财富、实现经济战略的工具。BIT中的其它条款,如争端解决条款为最大化保护美国在外资产,写入了便利的投资者起诉东道国之规定,侵犯了东道国的司法主权。金融审慎条款与征收条款结合,给了美国以维护金融稳定为名变相征收它国投资者财产的权利,是一个新现象。根本安全条款对应的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消除了美国负面清单内容少的不利影响,并赋予事后禁止外资的权利,这一制度并不透明,尤其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相当不友好。美国BIT将随着经济战略的转变而变化。美国自特朗普上任后表现出越来越重视国内生产的趋势,减税、基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中美贸易战均是表现。吸引、要求资本回流美国表明其原有的依靠对外投资在外部攫取利益的经济战略发生转变。在此情况下,BIT的任务也将改变,既可能随着吸引外资重要性的提高而降低协定的标准,以期达成更多协定,也可能就此被废弃。中美BIT谈判存在多种分歧,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负面清单等。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经济战略的冲突、规则主导权的争夺和利益交换的不匹配。中国不必高估中美BIT的重要性,应持超然态度对待谈判,不宜过多让步。由于中美战略的根本矛盾,两国经贸关系的竞合性越来越复杂,最终将导致无法达成BIT,或者由于偶然因素仅仅达成一个象征性的宣言式协定。
虞力[5]（2015）在《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影响研究—区位、策略和绩效》文中提出本文所关注的主题“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是一个现实经济问题。尽管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瞩目成就,但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与问题,属于“不成熟的对外投资阶段”。传统的跨国投资理论大多基于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随着近十年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投资日益兴起,出现了很多传统跨国企业理论难以解释的新现象。伴随着跨国企业国际扩张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度越来越强,学界研究焦点已聚集在了制度距离影响下企业跨国投资怎样规避和克服外来者劣势的话题上,而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渐进式社会制度改革是显着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中国一直遵循着斟酌试错的改革过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结构,导致了中国与国外制度环境方面展现出差异多样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又鲜明的影响了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方方面面。基于这种特色的社会制度结构,以资源配置战略解释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以合法性和组织行为转移解释企业跨国投资进入策略、以制度比较优势和制度套利解释企业跨国投资经营绩效构成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理论框架,清晰的展示了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构建出制度距离影响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行为一般性的清晰模式。在区位选择上,当管制性制度距离越大时,中国企业谋求的要么是战略性资产,要么是为了攫取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而规范性制度距离的存在,使得中国受到东道国社会信仰、价值观、道德规范、国民思维方式、社会习俗等规范性制度的制约,增加了不确定的“异国经营成本”,降低了投资需求;在进入策略上,制度距离的存在让中国企业处于难以获取合法性的外来者劣势,企业必须采取本地同构策略,与当地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使得中国企业表现出较少的外来性,有助于减弱外来者劣势;在经营绩效上,当管制性制度距离越大时,一方面中国企业通过战略性资产进行制度嵌入,获取学习效应和协同效应;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环境、商业惯例、关系网络的掌控游刃有余,在企业开发运营中进行寻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大量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
房裕[6]（2015）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一国或地区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产业同期也呈现出不断升级的态势,这种看似不同的经济现象间是否蕴含着内在关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支持了过去几十年来国内产业的升级?这对于国内经济亟须实现由传统发展模式向新的发展模式转型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的资源要素和产业重新布局,国际竞争格局亦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给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中国能否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样借助于对外直接投资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因此,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尤其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的理论梳理,发现二者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分析了发达国家运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产业升级的经验；结合案例解析,从微观动因、产业联动和宏观变量传导视角探索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产业升级的机理；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发展进行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和宏观视角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归纳如下：第一,美国、日本等国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成功地促进了母国产业升级。各国不同时期OFDI的动因演变大体遵循着从获取资源、拓展市场、寻求效率到获取战略资产的规律。通过产业升级衡量指标的刻画发现,资源导向型OFDI加速了母国产业的重工业化进程；市场导向型OFDI带来了制造业的高加工度化；效率导向型OFDI提高了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战略资产导向型OFDI推动了制造业高技术化发展。利用VAR模型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上述产业升级衡量指标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第二,结合上述规律并通过案例解析,本文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一是微观动因视角,提炼了资源导向型OFDI的重工业化效应、市场导向型OFDI的高加工度化效应、效率导向型OFDI的生产率提升效应和战略资产导向型OFDI的高技术化效应；二是产业联动视角,总结了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新兴产业促成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产业竞争和示范效应；三是宏观变量传导视角,以贸易结构为例,简述了其影响产业升级的复杂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国情,提出了中国OFDI影响我国产业升级的综合机理。第三,在微观层面,基于中国企业不同投资动因的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效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重工业化、高加工化以及高技术化,同时也提高了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通过产业升级衡量指标的刻画和实证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各衡量指标间都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和因果关系。此外,采用灰色关联法测算了各投资行业与产业升级间的关联度,发现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对我国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显着。第四,在宏观层面,基于中国典型省份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但存在水平差异。一般来讲,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越大,对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就越显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及其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具有反向调节作用。快节奏的、不规则度大的投资,会反向调节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升级效果。相反,慢节奏的、有规则的投资,更有利于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能够正向调节投资节奏及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及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负向作用要小于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地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应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通过逐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合理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和区域流向以及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措施,鼓励企业在不断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以更加有效的慢节奏、有规则方式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增强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加快推进国内产业升级的步伐。
赵欣[7]（2014）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隐性因素研究》文中提出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发展迅猛，跨国并购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竞争的推动作用，以及国内经济转型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作用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数量在逐年增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时间不长，缺少海外投资的成熟经验，对投资区位选择上的决策失误是失败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状况、种族及宗教派别、资源禀赋以及国民素质等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通常结合自身并购动机选择海外投资标的，然而却忽略了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某些限制，造成投资失败。东道国的具体投资环境不只局限于东道国的人均GDP、通货膨胀率、汇率变动以及基础设施等显性经济因素，还包括政策制度、经济关联度、政治风险和社会文化差异等隐性非经济因素。本文主要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投资形式，根据实际数据以及理论推导,结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特点及动因，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隐性因素。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第二章回顾理论并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第三章结合统计数据分析，总结当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以文献研究结合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案例，对影响跨国并购投资的东道国隐性因素进行分析；第5章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搭建了F公司跨国并购的决策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引用AHP层次分析法模拟了F公司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本文最后针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存在盲目性的问题，结合东道国投资环境中隐性因素提出了相应的风险防范建议。
张静[8]（2013）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流量由最初的28.5亿美元已经发展到了746.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50.4%,不仅快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还超过了新兴工业化国家。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经达到4247.8亿美元,位于全球排名的第13位。从总量上看,显然,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然而,我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存在显着不平衡,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区位和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也存在明显差异性。2011年,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大差异,投资最活跃的是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和西部。我国地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前十位的地区中,除湖北和湖南位于中部外,其余8个省份均属于东部地区。因此,为了达到缩小地区差距、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的目标,研究我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角度切入,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深入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后,以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选取了17个变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找到了影响各个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主因子,并根据因子得分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影响我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主要因子有潜力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和实力因子。最后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各地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发展。
刘晶[9]（2012）在《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面貌。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衡量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决定因素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除了市场规模、税收、贸易政策、汇率、利率政策、生产成本、基础设施等这些传统因素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外，近年来关于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这一新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另一方面，来自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增长迅速，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成为推动全球直接投资的一股新生力量。制度距离、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已分别成为直接投资理论和直接投资实践当中两个值得关注的新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制度距离”系统考察了国家间不同类型的制度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制度距离对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绩效的传导机制，并利用该传导机制解释了制度距离对南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绩效影响的差别，通过实证检验了此传导机制对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基于这些结论为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和绩效提供政策建议。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拟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此部分提出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思路和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第二章对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对现有文献研究的不足与改进方向做出一定的评述；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南方国家跨国公司新特点和独特的竞争优势。同时，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距离对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并从制度距离角度分析了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以及制度距离对“南南直接投资”和“南北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第四章利用跨国面板数据检验了南方国家与东道国间管制制度距离和规范制度距离对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证实了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模式；第五章利用倍差法对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后的微观绩效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显示，东道国与母国的管制性、规范性制度差距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绩效改善有显着的影响；第六章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主要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本文得出了以下相关结论：第一，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变量，比如共同边境、共同官方语言等对源于南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都存在重要影响作用。传统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对“南南直接投资”的显着性影响，为以区域内直接投资为特点的“南南直接投资”提供了例证。规范性制度距离对源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是相同的，即母国跨国公司倾向于对规范性制度环境接近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第二，北方国家倾向于对管制性、规范性制度距离与母国相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即母国与东道国间制度距离越小，两国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越多。第三，来自南方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制度距离，特别是管制性制度距离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比较复杂：当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向管制性制度环境优于母国的东道国投资时，管制性制度距离可以视为南方国家对外投资的驱动力，即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在国际化进程当中，迫切的需要自身竞争力的提高，这需要积累大量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知名品牌、成熟高效的分销渠道等战略型资产，而这些战略型资产的形成需要完善的知识产权和私有财产保护体系、高效的契约执行等完善的管制性制度环境。因此南方国家快速发展所需的战略型资产更容易在管制性制度环境健全的北方国家获得。第四，当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向制度环境与母国相似的国家投资时，母国企业在相似恶劣制度环境下经营并盈利的经验是南方国家企业向其他在南方国家投资的相对比较优势,母国企业通过利用东道国管制性制度缺陷，以较低成本达到经济目的。这为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南南直接投资提供了印证。第五，当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向管制性制度距离较本国更差的东道国投资时，如果与母国管制性制度差异较大的东道国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和矿产资源）充裕，那么可以抵消管制性制度距离对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管制性制度距离差距与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是来自南方国家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驱动力。在当今经济飞速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中，为适应更加激烈的国际和国内竞争，很多南方国家政府推行经济“赶超”战略。而经济“赶超”战略则需要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投入来支持国内经济快速、持续增长。自然资源充裕的最不发达南方国家，制度体系不完善，对自然资源保护力度弱，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经济质量和结构的追求。因此支持南方国家经济"赶超"战略所需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矿产资源）更容易在管制性制度环境恶劣的最不发达南方国家获得。第六，东道国管制性制度越严格，东道国目标公司治理水平越完善。并购公司会自愿通过跨国并购去学习、模仿目标公司较高水准的公司治理水平。并购后绩效改善与并购后时间相关，跨国并购后3年左右，南方国家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学习、模仿目标公司较高水准的治理水平，学习效应开始发挥作用，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出现改善迹象。第七，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受东道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等人文环境的制约,这些因素决定了外国分支机构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及能够发挥的企业优势。母国与东道国的规范性制度距离越大，外国投资者对当地社会规范和习性较为陌生,且不易获得社会认可,从而增大了并购后企业内部的制度整合以及企业外部相关利益群体网络构建的难度，增加了企业并购后运营成本，降低并购绩效。
杨丽丽[10]（2010）在《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以江苏制造业企业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无论是知名学者还是业界巨头,几乎都认同国际化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然而,近四十年来,西方学者针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不一致的结论。一些学者研究得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企业的成长,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国际化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收益,部分研究甚至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实践也常常使我们困惑,一方面是出口贸易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节节攀升,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大型企业海外经营负面消息不断。理论和实践共同指向了一个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和新兴工业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能否促进企业绩效的改进?通过在我国特殊的情境中检验国际化自身的价值这一国际商务研究的基本命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国际化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也能够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决策提供依据。针对现有文献中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莫衷一是的现象,很多学者认为国际化战略的内生性、多样性,以及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情境依赖性是导致研究结论差异化的主要原因,而各种不同的国际化程度测量指标也使得研究结论不具有可比性。为此,本研究根据权变观点,将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基础作为前因变量、国际化过程中的组织学习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系统地分析了企业资源、国际化、组织学习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通过区分国际化广度和国际化深度,揭示了不同国际化扩张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差异性影响。论文首先回顾了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以及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然后分析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行为学和战略管理等视角对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通过综合各学派的观点,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资源、国际化的扩张战略、组织学习和企业绩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根据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实践,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一定的产品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前提,而当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成功利用其资源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又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盈利,即国际化对企业资源与绩效具有中介作用；与此同时,国际化过程中社会、技术和市场学习能够加大国际化的潜在利益,对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论文以江苏制造业企业为例,通过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首先,通过筛选和借鉴国内外现有文献使用过的量表或测量指标,结合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和特征,对概念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了操作性定义,构建了一个包含国际化广度与深度的二维国际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据此设计了调查问卷：其次,采取关键被调查人和方便抽样两种方式对江苏境内从事国际化经营活动的制造业企业进行了问卷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205份；再次,在验证问卷信度和效度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的资源优势对其国际化程度,包括国际化的广度和国际化的深度,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国际化广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而国际化深度的提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则不明显；由于企业资源对其绩效仍具有显着的直接影响,国际化在企业资源与绩效之间仅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国际化过程中的社会学习和技术学习能够增强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而市场学习对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则不显着。论文在对实证结果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出研究结论,并针对研究结果揭示出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我国制造业企业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化竞争,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加快培养和引进国际化经营与管理人才,为国际化扩张做好准备；根据企业的资源基础,选择合适的国际扩张战略；建立组织学习机制,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作为支持和服务性机构,政府应该积极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协助企业获取国际化所需的资源,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创造各种学习的机会,帮助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看产业目标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看产业目标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经济效应的研究 |
| 1.2.2 关于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的研究 |
| 1.2.3 关于全球价值链测算的研究 |
| 1.2.4 关于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5 关于原产地规则与全球价值链相关性的研究 |
| 1.2.6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概念界定 |
| 2.1 关于原产地规则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1 原产地规则概念的界定 |
| 2.1.2 原产地规则的内容 |
| 2.1.3 原产地规则的职能 |
| 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 |
| 2.2.1 国际分工理论的演进 |
| 2.2.2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发展 |
| 2.2.3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本质 |
| 2.2.4 全球价值链升级 |
| 2.3 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 |
| 2.3.1 贸易增加值的理论背景 |
| 2.3.2 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
| 第三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现状 |
| 3.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特征 |
| 3.1.1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结构特征 |
| 3.2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比较 |
| 3.2.1 泛欧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2 北美原产地规则的特征 |
| 3.2.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与主流模式的异同 |
| 3.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 |
| 3.3.1 测算体系的假定 |
| 3.3.2 等效性标准 |
| 3.3.3 测算体系 |
| 3.4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合理性 |
| 3.4.1 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2 制造业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 |
| 3.4.3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合理程度的评价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测度 |
| 4.1 中国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1.1 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 |
| 4.1.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总出口的价值分解 |
| 4.2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测度 |
| 4.2.1 指标的构建 |
| 4.2.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2.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
| 4.3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3.3 中国自由贸易区缔约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5.1 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的形成 |
| 5.1.1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理论基础 |
| 5.1.2 跨国公司跨境生产的影响因素 |
| 5.1.3 跨境生产活动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
| 5.2 原产地规则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作用机制 |
| 5.2.1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采购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2 原产地规则、合规成本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2.3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3 原产地规则、区域(本地)价值链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
| 5.4 原产地规则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路径 |
| 5.4.1 原产地规则、对外投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2 原产地规则、中间品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4.3 原产地规则、贸易成本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分析 |
| 6.1 实证问题与研究假说 |
| 6.1.1 实证问题 |
| 6.1.2 研究假说 |
| 6.2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检验 |
| 6.2.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
| 6.3.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理论展望 |
| 7.3.1 研究不足 |
| 7.3.2 理论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及其局限性 |
| 第三节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罗马条约》与欧洲共同市场 |
| 第二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欧盟的形成 |
|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与欧盟一体化的新发展 |
| 第四节 作为“独特”行为体的欧盟 |
| 第二章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出台背景 |
| 一、跨国公司与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变革 |
| 二、欧盟成员国自身发展的需求 |
| 三、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外溢效应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核心内容 |
| 一、外资审查的定义与主要对象 |
| 二、欧盟的权利与成员国的权力 |
| 三、管制外资的非强制性合作机制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条例》中的争议焦点 |
| 一、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分歧 |
| 二、欧盟外资权限的争议 |
| 三、欧盟外资监管的规范 |
| 第三章 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偏好及其分歧 |
| 第一节 外资在欧盟的分布及其特征 |
| 一、欧盟吸收外资及其主要来源国 |
| 二、欧盟吸收外资的国别及产业分布情况 |
| 三、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分布情况 |
| 第二节 核心成员国外资审查机制的比较 |
| 一、外资审查机制及其最新调整 |
| 二、最新调整的主要特征及其原因 |
| 三、德法的利益偏好与合作 |
| 第三节 外围与中间地带成员国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
| 一、中东欧和南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 |
| 二、北欧与低地国家的利益偏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外资政策的权力分配及制定过程 |
| 第一节 欧盟外资政策制定的法律制度 |
| 一、主权财富基金与欧盟的资本自由流动 |
| 二、共同商业政策还是资本自由流动原则? |
| 三、普通立法程序还是特别立法程序? |
| 第二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决策机构 |
| 一、欧盟立法机构与外资政策制定 |
| 二、欧盟委员会与外资权限 |
| 三、欧洲议会与立法权扩张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政策的议程设置与权力再分配 |
| 一、成员国与审查自主权 |
| 二、欧盟与议程设置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的规范性力量与外资审查的新规范 |
| 第一节 国际投资政策新规范与欧盟规范的升级 |
| 一、国际投资政策的新规范 |
| 二、欧盟外资审查规范的升级 |
| 第二节 欧盟调整投资激励机制的方向 |
| 一、欧盟的外资理念与政策反思 |
| 二、吸引外资与引导流向 |
| 第三节 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灵活性 |
| 一、监管适度与投资便利化 |
| 二、监管合作与透明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O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2 OFDI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
| 1.2.3 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效果不明显的相关研究 |
| 1.2.4 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和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及其机制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内涵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内涵 |
| 2.2 O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理论 |
| 2.2.1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2.2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2.2.3 技术地方化理论 |
| 2.2.4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3 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1 基于企业投资动机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3.2 基于产业投资效应视角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东部地区OFDI与产业结构发展概况及其关系分析 |
| 3.1 东部地区OFDI发展概况 |
| 3.1.1 东部地区OFDI发展的演化历程 |
| 3.1.2 东部地区OFDI发展现状和特征分析 |
| 3.2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概况 |
| 3.2.1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演化历程 |
| 3.2.2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分析 |
| 3.2.3 东部地区产业内部结构的特征分析 |
| 3.3 东部地区O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1 模型的构建和变量的选取 |
| 4.1.2 数据的来源和处理 |
| 4.1.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2 对东部地区各省市进行差异性分析 |
| 4.2.1 模型的构建和数据来源 |
| 4.2.2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
| 4.2.3 模型的确定 |
| 4.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启示 |
| 5.2.1 积极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加快完善OFDI促进体系 |
| 5.2.2 合理引导企业投资方向,契合当地产业结构升级 |
| 5.2.3 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增加企业品牌能力 |
| 5.2.4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养高科技人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 |
| 1.2 研究角度和方法 |
| 1.2.1 与法学研究的差异 |
| 1.2.2 辩证法和历史唯物法 |
| 1.2.3 逻辑分析方法 |
| 1.3 研究立场 |
| 1.4 创新点和不足 |
| 1.4.1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1.5 写作思路 |
| 2 美国经济战略简析 |
| 2.1 文献综述 |
| 2.2 经济战略的一般性分析 |
| 2.2.1 经济战略的非公开性 |
| 2.2.2 经济战略的一元性和二元性 |
| 2.2.3 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 2.3 美国经济战略二元性探讨 |
| 2.3.1 二元性的表现 |
| 2.3.2 二元性的原因 |
| 2.3.3 二元性对研究的影响 |
| 2.3.4 小结 |
| 2.4 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方式 |
| 2.4.1 实施方式的演进 |
| 2.4.2 演进的趋势和原因 |
| 2.4.3 美元国际铸币税 |
| 2.4.4 铸币税的隐藏形式 |
| 3 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综述 |
| 3.1 文献综述 |
| 3.2 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 |
| 3.2.1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投资保证协定阶段 |
| 3.2.2 双边投资协定阶段 |
| 3.2.3 采用双边形式的原因 |
| 3.3 签约对象国 |
| 3.3.1 签约对象国列举 |
| 3.3.2 对象国国别分析 |
| 3.3.3 对象国选择的原因 |
| 3.4 双边投资协定的特点 |
| 3.4.1 标准高 |
| 3.4.2 涉及广 |
| 3.4.3 干涉性强 |
| 3.5 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 |
| 3.5.1 便利美国资本跨国流动 |
| 3.5.2 保护美国资本在外安全 |
| 3.5.3 减轻美国企业负担 |
| 3.5.4 限制东道国竞争力 |
| 3.5.5 保护美国要害产业 |
| 4 投资定义 |
| 4.1 文献综述 |
| 4.2 投资定义的不同模式 |
| 4.2.1 投资定义的理论探讨 |
| 4.2.2 实践中的两种模式 |
| 4.2.3 对两种模式的评价 |
| 4.3 中美投资定义的对比 |
| 4.3.1 美国BIT范本的定义 |
| 4.3.2 中国BIT范本的定义 |
| 4.4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影响 |
| 4.4.1 东道国资本项目自由化 |
| 4.4.2 更多争端被提交国际仲裁 |
| 4.5 投资定义宽泛化的原因 |
| 4.5.1 给予美国在外财产全面保护 |
| 4.5.2 辅助BIT完成使命 |
| 4.5.3 自身能够抵御副作用 |
| 4.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之策 |
| 4.6.1 利用其它规则减少负面影响 |
| 4.6.2 细化争端解决条款 |
| 5 竞争中立 |
| 5.1 文献综述 |
| 5.2 竞争中立的由来与演化 |
| 5.2.1 澳大利亚最早提出 |
| 5.2.2 经合组织发展细化 |
| 5.2.3 美国再次扩大内容 |
| 5.3 严苛针对国有主体 |
| 5.3.1 国有企业定义过宽 |
| 5.3.2 “非商业援助”标准过低 |
| 5.3.3 “不利影响”认定不合理 |
| 5.4 推行动因及其影响 |
| 5.4.1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 5.4.2 迫使发展中国家出售国企 |
| 5.4.3 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其它方面让步 |
| 5.5 理论分析 |
| 5.5.1 理论根源不成立 |
| 5.5.2 逻辑形式错误 |
| 5.6 我国的应对之策 |
| 5.6.1 剥离国有企业行政职能 |
| 5.6.2 主张“利益一致企业”概念 |
| 6 劳工标准 |
| 6.1 文献综述 |
| 6.2 劳工标准在投资协定中的演进 |
| 6.2.1 起源及核心内容 |
| 6.2.2 美国积极推动 |
| 6.3 针对、限制发展中国家 |
| 6.3.1 攻击发展中国家的借口 |
| 6.3.2 干涉政治制度 |
| 6.3.3 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受到影响 |
| 6.4 美国推行劳工标准的动因 |
| 6.4.1 限制发展中国家 |
| 6.4.2 占领道义制高点 |
| 6.4.3 讨好国内劳动者 |
| 6.4.4 劳工权益只是借口 |
| 6.5 理论分析 |
| 6.5.1 劳工标准取决于市场因素 |
| 6.5.2 劳工标准具有历史因素 |
| 6.5.3 劳工标准不能代表福利水平 |
| 6.5.4 未必造成美国受损 |
| 6.5.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 6.6 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方法 |
| 6.6.1 逐步提高国内劳工标准 |
| 6.6.2 主张共同但有区别的全球责任体系 |
| 6.6.3 重构合理、公正的劳工标准体系 |
| 6.6.4 要求改变过于苛刻的资本保护规则 |
| 7 业绩要求 |
| 7.1 文献综述 |
| 7.2 理论分析 |
| 7.2.1 业绩要求规则的理论根源 |
| 7.2.2 实质是利益分配问题 |
| 7.2.3 形式上的合理之处 |
| 7.2.4 本质上的不合理性 |
| 7.3 美国推行业绩要求规则的原因 |
| 7.3.1 防止破坏跨国企业的经营链 |
| 7.3.2 提高相对竞争优势 |
| 7.4 我国的应对之策和启示 |
| 7.4.1 不需保留业绩要求措施 |
| 7.4.2 对我国的启示 |
| 8 环境保护 |
| 8.1 文献综述 |
| 8.2 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境地 |
| 8.2.1 容易遭到舆论攻击 |
| 8.2.2 工业化难度增大 |
| 8.2.3 宏观经济运行成本增加 |
| 8.3 推行动因和影响 |
| 8.3.1 并非真正为了环保 |
| 8.3.2 限制发展中国家竞争力 |
| 8.3.3 从环保产业受益 |
| 8.4 理论分析 |
| 8.4.1 环保与工业化的关系 |
| 8.4.2 时间上的责任错配 |
| 8.4.3 并不存在统一的环保标准 |
| 8.4.4 环保同投资协定的相关性 |
| 8.4.5 责任在资本逐利性 |
| 8.5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 9 负面清单 |
| 9.1 文献综述 |
| 9.2 研究角度 |
| 9.2.1 既有角度 |
| 9.2.2 本文角度 |
| 9.2.3 评判标准 |
| 9.3 外资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
| 9.3.1 农业 |
| 9.3.2 资源开采业 |
| 9.3.3 公用事业 |
| 9.3.4 金融业 |
| 9.3.5 制造业 |
| 9.4 负面清单谈判 |
| 9.4.1 一般性解释 |
| 9.4.2 中美谈判的矛盾 |
| 9.5 本章小结 |
| 10 其它条款 |
| 10.1 争端解决 |
| 10.1.1 争端解决的不同模式 |
| 10.1.2 无前提仲裁的影响 |
| 10.1.3 发展中国家弱势的原因 |
| 10.1.4 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 |
| 10.2 征收和金融服务 |
| 10.2.1 征收条款的背景 |
| 10.2.2 间接征收的新动向 |
| 10.2.3 两个条款的合并影响 |
| 10.3 根本安全 |
| 10.3.1 美国的安全审查制度 |
| 10.3.2 美国安全审查的特点 |
| 10.3.3 审查中国并购的实践 |
| 10.3.4 中国如何应对 |
| 11 美国BIT前瞻 |
| 11.1 经济战略出现转变 |
| 11.1.1 转变的表现 |
| 11.1.2 表现背后的实质 |
| 11.1.3 历史循环——门罗主义再现 |
| 11.2 经济战略转变的原因 |
| 11.2.1 无法继续承受后果 |
| 11.2.2 既有模式不再有效 |
| 11.2.3 国际铸币税减少 |
| 11.2.4 实力相对下降 |
| 11.3 战略转变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影响 |
| 11.3.1 美国角色的转换 |
| 11.3.2 协定标准的降低 |
| 11.3.3 可能放弃BIT的形式 |
| 12 中美BIT谈判 |
| 12.1 文献综述 |
| 12.2 中美的主要分歧 |
| 12.2.1 竞争中立 |
| 12.2.2 劳工标准 |
| 12.2.3 负面清单 |
| 12.2.4 国家安全审查 |
| 12.3 谈判困难的原因 |
| 12.3.1 战略的矛盾 |
| 12.3.2 规则主导权之争 |
| 12.3.3 利益交换不匹配 |
| 12.4 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和预测 |
| 12.4.1 宏观态度 |
| 12.4.2 微观态度 |
| 12.4.3 结果预测 |
| 13 全文总结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影响研究—区位、策略和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逻辑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逻辑 |
| 1.4 研究内容 |
| 1.5 可能的贡献和创新 |
| 2. 文献综述 |
| 2.1 文中相关概念说明 |
| 2.1.1 制度距离 |
| 2.1.2 制度距离分类 |
| 2.1.3 制度距离测度 |
| 2.2 制度距离与企业跨国投资研究 |
| 2.2.1 区位选择 |
| 2.2.2 进入策略 |
| 2.2.3 经营绩效 |
| 3. 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影响机制 |
| 3.1 跨国投资理论框架演变 |
| 3.1.1 所有权—区位—内部化理论框架 |
| 3.1.2 资源—产业—制度理论框架 |
| 3.2 制度距离影响下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理论框架 |
| 3.2.1 制度内涵 |
| 3.2.2 制度距离作用 |
| 3.2.3 外来者劣势理论 |
| 3.3 理论模型 |
| 3.3.1 基本模型 |
| 3.3.2 模型推导 |
| 3.3.3 模型经济解释 |
| 3.3.4 模型扩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分析 |
| 4.1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区位概况 |
| 4.1.1 区位分布现状 |
| 4.1.2 存在的问题 |
| 4.2 制度距离与企业跨国投资动因 |
| 4.3 实证设计 |
| 4.3.1 实证假设 |
| 4.3.2 变量解释和数据来源 |
| 4.3.3 计量模型设定 |
| 4.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1 初步检验 |
| 4.4.2 加入调节变量的检验 |
| 4.4.3 因制度距离方向性而异的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进入策略——基于本地同构视角 |
| 5.1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进入方式和并购情况 |
| 5.1.1 进入方式 |
| 5.1.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情况 |
| 5.2 制度距离与企业本地同构策略 |
| 5.3 实证设计 |
| 5.3.1 实证假设 |
| 5.3.2 样本来源和变量说明 |
| 5.3.3 计量模型设定 |
| 5.3.4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1 初步检验 |
| 5.4.2 加入调节变量的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制度距离与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的实证分析 |
| 6.1 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困境与绩效评价 |
| 6.1.1 经营困境 |
| 6.1.2 绩效评价 |
| 6.2 制度距离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机制 |
| 6.3 实证设计 |
| 6.3.1 实证假设 |
| 6.3.2 样本来源和变量说明 |
| 6.3.3 计量模型设定 |
| 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4.1 归类指标模型回归结果 |
| 6.4.2 分类指标模型回归结果 |
| 6.5 本章小结 |
| 7. 案例分析：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 |
| 7.1 并购背景 |
| 7.1.1 公司简介 |
| 7.1.2 并购过程 |
| 7.1.3 并购目的 |
| 7.2 基于制度距离的并购分析 |
| 7.2.1 管制性制度距离 |
| 7.2.2 规范性制度距离 |
| 7.3 并购后绩效 |
| 7.3.1 财务绩效 |
| 7.3.2 管理绩效 |
| 7.4 并购经验 |
| 8.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宏观层面 |
| 8.2.3 微观层面 |
| 8.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 |
| 1.2.2 产业升级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评述 |
| 2.1.1 OFDI与母国产业升级 |
| 2.1.2 OFDI与母国产业空心化 |
| 2.1.3 对现有文献的简要评述 |
| 2.2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3 产业升级理论 |
| 2.3.1 产业升级的基本内涵 |
| 2.3.2 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
| 2.3.3 产业升级的测度标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OFDI的母国产业升级实践 |
| 3.1 发达国家的经历 |
| 3.1.1 企业OFDI的动因分析 |
| 3.1.2 OFDI动因演变：美国、日本例证 |
| 3.1.3 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检验 |
| 3.2 美国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VAR模型分析 |
| 3.2.1 模型选取及说明 |
| 3.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2.3 估计过程与分析 |
| 3.2.4 模型结论及分析 |
| 3.3 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OFDI促进母国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 |
| 4.1 微观动机视角的解析 |
| 4.1.1 资源导向型OFDI的影响机理 |
| 4.1.2 市场导向型OFDI的影响机理 |
| 4.1.3 效率导向型OFDI的影响机理 |
| 4.1.4 战略资产导向型OFDI的影响机理 |
| 4.2 产业联动视角的判断 |
| 4.2.1 边际产业转移效应 |
| 4.2.2 新兴产业促成效应 |
| 4.2.3 产业关联效应 |
| 4.2.4 产业竞争和示范效应 |
| 4.3 宏观变量传导视角的描述：贸易结构例证 |
| 4.4 中国OFDI影响产业升级的综合机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OFDI与产业升级的进程分析 |
| 5.1 中国OFDI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
| 5.1.1 中国OFDI的发展历程 |
| 5.1.2 中国OFDI的现状分析 |
| 5.1.3 中国OFDI与先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
| 5.2 中国产业升级的发展历程及特征 |
| 5.2.1 新中国成立后产业升级的特征 |
| 5.2.2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升级的特征 |
| 5.3 中国OFDI与国内产业升级间的关系判定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微观视角考察 |
| 6.1 微观维度的考察：企业案例解读 |
| 6.1.1 重工业化效应：资源导向型OFDI |
| 6.1.2 制造业高加工度化效应：市场导向型OFDI |
| 6.1.3 劳动生产率增长效应：效率导向型OFDI |
| 6.1.4 制造业高技术化效应：战略资产导向型OFDI |
| 6.2 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VAR模型分析 |
| 6.2.1 模型的选择与说明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3 估计过程与分析 |
| 6.3 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深入分析 |
| 6.3.1 灰色关联度模型建立 |
| 6.3.2 变量选择与数据采集 |
| 6.3.3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宏观视角检验 |
| 7.1 基本假说的提出 |
| 7.2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7.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7.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2.3 检验过程与结果 |
| 7.2.4 主要结论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微观视角研究结论 |
| 8.1.2 宏观视角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微观层面政策建议 |
| 8.2.2 宏观层面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隐性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及说明 |
| 1.3.1 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定义 |
| 1.3.2 跨国公司（TNCs）的定义 |
| 1.3.3 跨国并购的概念 |
| 1.3.4 并购的分类 |
| 1.4 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和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的研究综述 |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借鉴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比较优势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1.5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与投资动因的关系 |
| 2.3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和区位的研究现状 |
| 2.3.1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动因研究 |
| 2.3.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的投资绩效研究 |
| 第三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分布现状研究 |
| 3.1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 |
| 3.1.1 投资区位主要分布发展中国家 |
| 3.1.2 并购的行业集中度高 |
| 3.2 中国跨国并购的演进过程 |
| 3.2.1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1984—1991) |
| 3.2.2 第二阶段:萌芽起步阶段(1992—2001) |
| 3.2.3 第三阶段:快速增长阶段(2002 至今) |
| 3.3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分布现状 |
| 3.3.1 总体分布情况 |
| 3.3.2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 |
| 3.3.3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业选择 |
| 3.4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分布存在的问题 |
| 3.4.1 投资区位的聚集度高不利于分散风险 |
| 3.4.2 并购行业以采掘业为主 |
| 3.4.3 跨国投资区位选择存在盲目性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的隐性因素分析 |
| 4.1 区位的隐性因素识别 |
| 4.1.1 政策制度因素 |
| 4.1.2 经济关联度 |
| 4.1.3 政治因素 |
| 4.1.4 社会文化差异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及跨国并购投资区位决策模拟 |
| 5.1 案例介绍 |
| 5.2 三一重工跨国并购决策分析框架 |
| 5.2.1 战略分析 |
| 5.2.2 收购动因分析 |
| 5.2.3 东道国风险评估分析 |
| 5.3 案例评价 |
| 5.4 F 公司跨国并购投资区位的决策模拟 |
| 5.4.1 F公司跨国并购投资区位决策的模型设计 |
| 5.4.2 F公司跨国并购投资区位的决策模拟 |
| 5.4.3 F公司跨国并购区位投资决策模拟的意义及缺陷 |
| 第六章 结论及风险防范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政府的政策建议 |
| 6.2.2 采掘行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建议 |
| 6.2.3 制造行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母国角度 |
| 1.2.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性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
| 2.1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3 内部化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理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2.1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2.2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3 技术地方化理论 |
| 2.2.4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5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第3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
| 3.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调查 |
| 3.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一般分析 |
| 3.2.1 市场导向型 |
| 3.2.2 技术导向型 |
| 3.2.3 成本导向型 |
| 3.2.4 资源导向型 |
| 第4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4.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分析 |
| 4.1.1 发展速度快，但规模较小 |
| 4.1.2 投资区域流向集中，主要流向亚洲 |
| 4.1.3 投资行业多样化，服务业成主推力 |
| 4.1.4 投资主体多元化，主要是央企 |
| 4.1.5 投资方式多样化，并购较为集中 |
| 4.2 我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现状分析 |
| 4.2.1 对我国三大经济区域的划分 |
| 4.2.2 我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概述 |
| 4.2.3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统计性描述 |
| 第5章 我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
| 5.1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描述 |
| 5.1.1 经济发展状况 |
| 5.1.2 资源因素 |
| 5.1.3 对外贸易因素 |
| 5.1.4 产业结构因素 |
| 5.2 实证检验 |
| 5.2.1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2.2 主成分分析法 |
| 第6章 对策建议 |
| 6.1 稳定国内经济，创造良好宏观经济环境 |
| 6.2 促进比较优势产业发挥作用，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 |
| 6.3 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城市共同发展 |
| 6.4 加强政府扶持和政策导向作用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规模逐年扩大 |
| 1.1.2 亚洲成为新的增长点 |
| 1.1.3 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 1.1.4 南南对外直接投资 |
| 1.1.5 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与制度距离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框架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难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的总结评述 |
| 第三章 制度距离对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南方国家跨国公司独特竞争优势 |
| 3.1.1 南方国家跨国公司新特点 |
| 3.1.2 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制度优势 |
| 3.1.3 南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基于制度距离视角 |
| 第二节 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制度距离与南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机制 |
| 3.3.1 制度距离与南南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机制 |
| 3.3.2 制度距离与南北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机制 |
| 3.3.3 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跨国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研究设计:样本、变量和计量方法 |
| 4.2.1 变量及其测定 |
| 4.2.2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4.2.3 计量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计量回归结果及分析 |
| 4.3.1 初步回归结果 |
| 4.3.2 管性制度距离、规范性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
| 4.3.3 不同方向性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
| 4.3.4 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跨国并购绩效——基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南方国家企业跨国并购绩效评价 |
| 第二节 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作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与制度距离——基于 DID 方法的实证研究 |
| 5.3.1 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并购特点 |
| 5.3.2 研究设计:样本、变量和计量方法 |
| 5.3.3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3.4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第四节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1 初步检验 |
| 5.4.2 加入宏观、微观层面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后当年并购绩效的回归结果 |
| 5.4.3 跨国并购绩效与管制性制度距离：因并购后年限而异 |
| 5.4.4 跨国并购绩效与管制性制度距离：因并购双方管制性制度距离方向性而异 |
| 5.4.5 本章小结 |
| 第五节 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的案例分析——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 |
| 5.5.1 实现跨国并购协同效应所面对的制度风险分析 |
| 5.5.2 案例总结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以江苏制造业企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 1.3 关键概念的界定 |
| 1.3.1 企业国际化 |
| 1.3.2 国际化程度 |
| 1.3.3 企业绩效 |
| 1.3.4 制造业企业 |
|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资料来源 |
| 1.5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内容安排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文献评述 |
| 2.1 企业国际化理论的演进 |
| 2.1.1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 2.1.2 基于行为学的企业国际化研究 |
| 2.1.3 战略管理视角的企业国际化研究 |
| 2.2 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
| 2.2.1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 |
| 2.2.2 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形态 |
| 2.2.3 各种情境因素的作用 |
| 2.2.4 实证研究的总结 |
| 2.3 国内学者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研究 |
| 2.3.1 企业国际化的动因 |
| 2.3.2 企业国际化的战略与模式 |
| 2.3.3 企业国际化的所有权优势 |
| 2.3.4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评估 |
| 2.3.5 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1 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3.1.1 探索阶段(1979-1985年) |
| 3.1.2 起步阶段(1986-1991年) |
| 3.1.3 稳步发展阶段(1992-1999年) |
| 3.1.4 加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
| 3.2 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演进 |
| 3.3 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特征 |
| 3.3.1 主体特征 |
| 3.3.2 行业特征 |
| 3.3.3 区位特征 |
| 3.3.4 绩效表现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理论模型与假设 |
| 4.1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探讨 |
| 4.1.1 基于经济学的分析 |
| 4.1.2 基于行为学的解释 |
| 4.1.3 战略管理的观点 |
| 4.2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分析框架的整合 |
| 4.2.1 资源基础视角的前因变量 |
| 4.2.2 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变量 |
| 4.2.3 组织行为视角的调节变量 |
| 4.3 概念模型与假设 |
| 4.3.1 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基础 |
| 4.3.2 国际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3.3 组织学习的调节作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设计 |
| 5.1 实证研究的方法 |
| 5.2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及衡量 |
| 5.2.1 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测量 |
| 5.2.2 企业绩效的评价 |
| 5.2.3 企业国际化的资源基础 |
| 5.2.4 国际化过程中的组织学习 |
| 5.3 调查问卷的设计 |
| 5.4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
| 5.4.1 数据收集 |
| 5.4.2 数据分析方法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实证检验及讨论 |
|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1.1 样本的特征描述 |
| 6.1.2 样本特性分析 |
| 6.2 信度与效度分析 |
| 6.2.1 信度分析 |
| 6.2.2 效度分析 |
| 6.3 结构方程分析 |
| 6.3.1 整体模型的分析顺序与评估标准 |
| 6.3.2 资源基础、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
| 6.3.3 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
| 6.4 检验结果的讨论 |
| 6.4.1 资源基础对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影响(H1) |
| 6.4.2 国际化对企业资源与绩效的中介作用(H2/H3) |
| 6.4.3 组织学习对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H4)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发现 |
| 7.2 相关建议 |
| 7.2.1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对策建议 |
| 7.2.2 政府部门促进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3 本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7.3.1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 |
| 7.3.2 本研究的局限 |
| 7.4 未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文献整理 |
| 附录2:研究之调查问卷 |
| 附录3:关键被调查企业名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看产业目标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D]. 郭志尧. 河北大学, 2021(09)
- [2]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以《欧盟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为例[D]. 曹文. 北京大学, 2021(09)
- [3]中国东部地区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 秦贵超. 河北大学, 2020(08)
- [4]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研究 ——以美国经济战略为视角[D]. 刘政.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跨国投资影响研究—区位、策略和绩效[D]. 虞力. 暨南大学, 2015(03)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D]. 房裕. 兰州大学, 2015(12)
- [7]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区位选择的隐性因素研究[D]. 赵欣. 天津大学, 2014(12)
- [8]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张静. 天津财经大学, 2013(07)
- [9]制度距离与南方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D]. 刘晶. 南开大学, 2012(07)
- [10]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以江苏制造业企业为例[D]. 杨丽丽. 江苏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