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沈一凡[1]（2021）在《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文中认为1998年,中国内地首批五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根据Wind统计,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基金总量由2001年的53只发展到6965只,基金管理规模也由818.03亿元扩大到如今的177629.50亿元,20年间增长了近216倍,跃居至全球第五。互联网的普及,带给了整个基金行业新的活力;同时,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放水与资产荒的联合作用下,基金逐渐成为中小投资者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一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中国市场相比成熟市场又显得更为特殊,急速变化的市场风格、更加非理性的投资者、市场参与者与市场结构的快速进化、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较快的培养和晋升,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基金市场。我国的基金市场逐渐从野蛮生产的阶段迈向良序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点对中国基金市场进行研究,不论是对日常的投资、还是为世界提供极具中国特色的基于中国样本的本土化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整个基金市场而言,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参与者。根据各自的职能和作用,基金直接参与主体包括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投资人与基金托管人。在我国,大部分的基金托管人为国有银行,极少涉及到具体的基金投资行为和决策。因此就投资决策而言,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人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基金管理人通常为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由公司进行统一决策和管理,基金经理进行具体的基金投资决策。因此,就基金市场微观参与主体而言,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闭环,基金投资者通过申购赎回基金进行相关买卖操作,基金管理公司将资金交给基金经理管理,基金管理公司的企业文化和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共同决定了基金的业绩,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业绩来确定是否继续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业绩来评估基金经理。本文聚焦于基金市场主要的三大微观参与主体,分别从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经理出发,基于经典数理模型,构建以这三个角度为基石的基金业绩研究框架,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现状,包括非理性的投资者、社保基金的委托投资与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的快速晋升与培养三个特点,进行了本土化的研究,探讨三大参与主体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从基金投资者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流量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基金业绩的影响,即这种流量驱动型基金风险转移（risk shifting）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本文发现:（1）我国的基金投资者存在严重的处置效应,经历了大量资金流入的基金往往会降低其冒风险程度。然而,若资金的净流入同时发生在过往获得良好业绩的基金时,基金的风险水平反而会提升。（2）基金经理往往会通过增加换手率、提高组合风险系数、提高权益持仓占比和购买更多赢家股票的方式来增加风险。（3）这种发生在高业绩的基金流量驱动型风险转移,会使基金在随后两个季度表现恶化,直到第三季度才恢复。（4）这种风险转移行为,更容易发生在那些出现高额异常净流量、业绩源于运气、成立较晚的、规模较小的基金上。其次,从基金管理公司角度出发,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保管理资格为切入点,研究了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投资行为及基金业绩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1）被委托的社保基金拥有比同类公募基金更多的超额收益。（2）社保基金超额收益可能来源于更好的择时能力、基金管理公司内部的交叉补贴,而与可能的政治关联无关。（3）当获得社保管理资格后,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基金的整体业绩有所下降,并且投资风格会与同一管理公司旗下社保基金呈现相似的特点,其中还会出现反向交易的情况。进一步分析发现,基金管理公司内部那些业绩较差、管理规模较大的基金可能作为内部交叉补贴资金的提供方。（4）社保基金的管理有助于基金管理公司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特权,如新基金的设立。最后,本文从基金经理角度出发,通过基金经理过往研究经历刻画基金经理“能力圈”,研究分析师行业研究经历对基金经理投资偏好及其业绩的影响。本文发现:（1）基金经理会在自己优势行业上进行超配,这种超配不论是相对于全市场、整个基金行业还是同类型基金均成立,同时对于优势行业的股票持有时间会更长。（2）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超配行为,在考虑了持仓因素后可以为基金带来相比于其他非优势行业的超额收益,同时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风险控制能力。（3）深入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具备更强的选股能力和行业择时能力,进一步证实了优势行业形成的能力圈是超配行为产生超额收益的机制之一。（4）在最后的拓展研究中,进一步证实了基金经理在优势行业上形成的优势源于行业自身、基金经理对于优势行业的政策敏感度和能力的持续扩张,而非存在私有信息。综上所述,本文将包括基金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三个方面的基金微观参与主体放在了统一的研究框架下,不仅对相关理论和成果起到了补充和完善,更是结合中国市场特有因素,做出了有别于其他研究的创新研究,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基金市场提供了多样的经验证据和多方面的研究角度。
刘雅婕[2]（2021）在《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资源错配结构性矛盾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深刻认识并解决制造业资源错配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我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为核心内容,按照“是什么,会如何,怎么办”的逻辑开展研究工作,重点分析资源错配的测度、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开放视角下的改善路径三大问题,为认识我国资源错配问题提供理论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明确资源错配的概念定义与测算方法,聚焦最重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资源——资本和劳动力,选取利润函数法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进行多维度、长期趋势的测算。然后将资源错配引入要素收入份额分解,发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要素产出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在此基础上,基于行业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再分解,并计算出资源错配的绝对影响。最后,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探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带来的信息开放和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带来的外资开放对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改善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本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与结论:第一,是什么——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现状如何?理论分析基于Hsieh&Klenow（2009）提出的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设定市场存在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放松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求解企业最优生产决策。结果表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通过扭曲要素边际产出价值,导致效率损失。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制造业企业数据,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对整体资源错配、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源错配在1998-2013年期间得到改善。从长期趋势看,总体资源错配和资本错配发展呈W型,效率损失波动变化。劳动力错配整体呈改善态势,因劳动力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逐渐减少。第二,会如何——资源错配会对劳动收入份额有何影响?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问题,本文创新性地将资源错配引入利润函数,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丰富关于资源错配经济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自技术进步偏向引发的技术进步偏向效应、要素密集度变化导致的资本深化效应以及由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本文构建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程组,求解分行业要素替代弹性,利用制造业各行业数据,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再分解。结果发现,资源错配对劳动相对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资源错配效应的绝对影响先降后升,影响力仅次于技术进步偏向效应。纠正资源错配对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第三,怎么办——如何改善资源错配?本文将对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研究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分析信息开放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本文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作为信息开放的代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互联网的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互联网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互联网渗透率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互联网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错配存在异质性影响。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改善低技术行业资源错配作用最大、对纠正密集使用该要素行业的要素错配效果更强、对改善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互联网打破信息传递壁垒,加速信息流通,通过降低企业管理费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互联网增强市场竞争,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概率,使资源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提升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本文基于我国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商投资的增加可以改善资源错配,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投资有利于缓解中、低技术行业的资源错配、对纠正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资源错配影响更显着、更有助于缓解东部地区的资源错配。微观机制分析表明,（1）外商投资会激发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2）外商投资会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缓解东道国的资本约束,减少金融摩擦并改善资本错配。本文有三个创新点:第一是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本文将资源错配以“价格楔子”的形式引入传统要素收入份额的分析框架中,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了再分解,从理论层面探究资源错配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补充已有研究不足。第二是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的创新。本文将对我国资源错配的分析置于开放的背景下,利用工具变量法和双重差分法对互联网发展和外商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和推断。第三是经验证据的更新。本文从省份、行业、所有制三个维度分别测算了我国制造业的资源错配效率损失情况,发现我国资源错配发展呈W型,为认识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的动态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未来应不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不断完善市场价格体系,提高要素流动性水平,依托市场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高生产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其次,要加快“互联网+”战略实施,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改善资源错配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切实发挥外商投资对优化资源配置、矫正要素扭曲的积极作用,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最后,要释放人力资本红利,促进劳动力与岗位、产业的匹配程度,提高人力资本转化效率。
黄润青[3]（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毛勤晶[4]（2020）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信用保险在国际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根据伯尔尼协会的数据,仅2018年出口信用保险就支持了全球2.5万亿美元的出口和投资,占全球跨境贸易和服务金额13%。我国是全世界的生产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出口对于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样意义重大。从1988年中国恢复出口信用保险制度以来,高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出口。30年间该制度直接支持出口贸易金额从1989年的1.05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6098亿美元1。根据我国2019年17.23万亿的出口额计算,出口信用保险占出口额比重达24.8%,远超国际平均水平。在我国的实践发展中,政府高度重视。从2009年开始至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八次、连续五年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希望运用这一政策性工具,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促进外贸稳中提质,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2020年2月抗击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三次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提及出口信用保险,并指出要用“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的外贸政策工具”,“稳住外贸外资的基本盘”。然而不同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制度安排均有所差异。上世纪末欧盟内部还出现过出口信用保险部分业务私有化的现象,形成了三大商业保险机构:Coface、Autradius、Euler Hermes。在伯尔尼协会中,商业性机构一度占据85%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份额（Morel,2010）。作为政策属性的重要载体,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在各国的具体模式也不完全相同。国外学者对于该制度的政策性和商业化的选择、模式安排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上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如:Funatsu,1986;Koning et al,2003;Turguttopbas,2013;Pamela,2016;Koen,2019）。在我国,虽然采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方式,体现出了较强的政策性特点,但同样有商业保险机构涉足相应领域的经营。国内学者对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问题也展开了争鸣和探索（如:赵慧萍、王国军,2006;唐金成等,2010;周玉坤,2019）。前期的研究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加上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部分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那么,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内在成因是什么?具体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中国,政策属性如何实现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当前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内外部的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回答这些问题,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对服务于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通过规范研究,采用政策性金融理论,分析了其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的供需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然后构建演化博弈模型、立足我国二元特征的出口贸易,围绕政策性目标的实现,对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了相关的作用机制。最后结合当前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和风险变化,对于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提出发展建议。本文的具体内容分为7章,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包括第一章的导论和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成因的理论探讨。第一章,导论。通过实践和理论背景介绍,提出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属性与其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目标关系的问题。梳理了既有研究的文献,阐述了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了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总结了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对于研究的关键范畴予以界定。梳理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成因的主要理论展开讨论,如市场缺陷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等等,研究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探讨政策性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研究问题。对于出口信用保险展开理论和实证的全面研究,探讨其政策属性、功能等特征事实,以及实现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出口信用保险的实际情况,聚焦该制度的关键政策性目标——促进出口贸易,对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需均衡的展开探讨,做出理论分析,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重点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第四章至第六章解决政策性作用机制问题。第三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梳理了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和全球发展历史,分析在特定贸易环境和发展阶段下,该制度政策性属性的变迁和调整,研究其反映的内在规律。全面梳理总结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研究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作用于外贸出口的内在机理。结合全球主要国家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具体模式,进行了特征事实的对比分析,对于不同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展开了讨论。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从市场均衡角度入手,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提出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该险种市场均衡的经济学特点。无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会出现低需求和低供给的均衡状况,无法有效支持出口贸易。从而提出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研究其政策属性在市场上的作用机制。第五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模型。考虑到国际贸易的风险特殊性,结合前景理论,以政策性目标为导向,构建了一个包括政府、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海外买方在内的国际贸易演化博弈模型。企业在出口贸易中存在风险及风险感知的特殊性。通过模型推导,分析政府、政策性保险公司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机制,影响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的交易均衡、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第六章,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分析。立足我国出口贸易的二元特征事实,对比在不同贸易模式下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机制差异,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模型。验证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对于不同贸易模式影响差异,研究该险种在中国发挥政策性价值的特殊性。同时结合当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特殊环境,探讨出口信用保险对于贸易结构优化的价值和作用。第三部分作为最终的政策建议和展望,回答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调整和发展的问题。第七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结合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变化,对于国际贸易中风险变化及企业基于风险需求做了分析,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模式问题和变革展开讨论,结合其政策性和金融性特征,对于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做了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同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改进方向。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主要结论有:1、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是和其承担的风险和功能相关的。出口信用保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功能,进而能推动一国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国际收支平衡。因此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立,政策属性贯穿于发展始终。政策性发挥程度则与不同时期全球的宏观风险和不同国家自身的状况高度相关。逆周期调节作用是其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2、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政策性体现最关键的是促进出口贸易的核心功能。该功能同时作用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并通过基础功能的实现,达成特定的政策目标。3、出口信用保险没有政府介入时会出现市场均衡悖论,不利于实现对于出口促进的政策目标。通过演化博弈模型说明,要更好的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与海外买方达成贸易均衡,需要保险机构同时提高赔偿水平和降低保险费率。政府的必要参与才能更好实现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4、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二元特征,出口信用保险的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在一般贸易下体现更加明显。在样本期间,通过省级面板数据验证,出口信用保险保费每增加1亿元,平均将影响各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2.1%,影响各省总出口额增长8.3%,而影响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仅6.4%而且并不显着。说明如果准确区分贸易模式,出口信用保险的边际影响会上升45.6%。同时这种影响具有的门槛效应特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有利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本文以问题导向和实证分析为基础,开展了具有一定探索创新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具有一定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本文主要的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运用政策性金融理论、风险感知理论,系统性地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问题。前人的研究侧重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某一方面,且较少涉及其政策属性问题。当前研究的主线围绕政策属性,从政策性成因、属性、功能、作用机制和目标实现不同角度,对于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聚焦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两个关键问题:风险的特殊性和功能的特殊性。对于风险层面,研究了出口贸易中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特殊属性,及其带来的出口企业风险感知问题,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需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将功能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三类。结合成因,进一步研究了作用机制和政策性成效。从促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结构优化两个领域,探讨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作用。在内容的系统性上有一定的创新。2、用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国际贸易均衡的改善作用。首次将风险感知理论和演化博弈方法引入到出口信用保险研究中。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参与下,出口企业和海外买方国际贸易均衡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出口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感知情况,探讨了海外买方的违约对于贸易达成的影响。研究了基于促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性目标,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贸易演化均衡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3、结合中国出口贸易中二元特征,拓展了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研究领域,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内在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分析。本文在讨论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拉动作用时,首次区分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从理论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于不同贸易模式传导作用机制的差异问题,拓展了研究领域。并基于中国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相关研究同样为政府制定外贸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价值,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有:1、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研究涉及政策性金融、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本文做了初步的探索和尝试。由于作者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水平有限,对于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和研究仍不够深入。2、本文虽然尝试了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一般贸易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但在变量选取、模型构建方面,受到数据来源制约仍不够深入,缺乏跨国对比,科学性和完备性仍需要进一步提升。相信随着未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研究结果将更为准确,解释能力和参考价值将进一步提高。
徐铮[5]（2020）在《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纵深发展,股票市场在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制度建设、市场规模、投资者的素质等,各方面均不断完善成熟。股票市场的性质决定了它容易受到各类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无论是在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股价还是宏观层面的整体市场指数,都在发生频繁的变化。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随股价变化的自身市值变化也传递了公司经营以及未来预期的信号,会引起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关注;而对于整体股票市场,近几年也曾多次出现过剧烈波动甚至股灾的情况,如2008年的股市暴跌,2015年的股市剧烈波动,2018年的股票质押危机等,上述事件都引起了监管层以及全市场的巨大关注。股票市场自身的高风险特征,是否会传染或者影响其他市场的稳定性,并最终积累或引发整个系统的金融危机,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话题。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业核心的组成部分,是整个宏观金融体系的基础与信用传导的中枢,银行业稳定对于我国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至关重要。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既有区隔,但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作为货币市场主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在发挥其全社会资金配置的作用,为企业与个人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股票市场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联系。首先,在资金流动方面,银行的资金流与股市的资金流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股市的暴涨暴跌对流动性具有重大影响,从而会影响到银行的资金和流动性状况;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资本市场成为上市公司,银行要为众多上市公司提供存贷款金融服务,上市公司运行状况的变化会对银行业的资金流动与安全造成影响;另外,很多商业银行本身也是上市公司,这些商业银行的股价水平与波动,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价值变动与资本性融资等。在国内外学术界与金融界,对作为整个金融市场重要组成的股票市场与银行信贷市场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已有高度共识,对于股票市场的高波动风险会对银行业的稳定产生影响也没有重大分歧。本文拟研究的主题,就是更深入、更系统地探究我国股票市场的异常波动对银行稳定产生影响的具体机制与具体路径。我国目前还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从资产规模和融资体量来看,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还远小于银行信贷市场,但股票市场的运行对于银行体系的影响作用,并不因为规模和体量的差异而有所减弱。首先,截至2019年末,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有3777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已达66万亿元。这些上市公司已经覆盖了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它们的股价变化对其资产、负债、融资等方面具有直接影响,而后者与银行的运行息息相关;其次,股票市场具有大大超越银行信贷市场的波动性风险;股市的剧烈波动将直接影响到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与财富价值的变动,其风险传染效应会将风险从股市传导到银行市场;再次,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本身也是上市公司,其资产价值与财务状况也与股价高度关联,随股价的波动而波动。最后,针对股票市场与银行信贷市场的上述关联,当股市面临大幅波动事件时,很可能会通过风险传染造成银行体系的剧烈波动,从而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行乃至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本文根据当前我国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实际情况,首先基于DSGE模型研究了股票价格冲击对银行稳定的内在影响机制。并结合目前我国股市的实际情况,分别从上市公司市值与企业贷款、上市公司股东的股票质押融资以及股市泡沫破灭三个角度,研究股市内部循环或外部冲击影响银行稳定的具体渠道。通过上述研究,为防范股市的高波动性对银行信用体系运行产生影响,保持银行业稳定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的具体研究思路如下:第一,针对股票价格波动对于银行稳定的内在机制研究。本文通过构建包括代表性家庭、企业家、零售商、银行家和货币当局等五类经济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银行信贷约束假设为经济系统的内生问题。通过引入金融摩擦,讨论股票价格、银行稳定和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探究股票价格冲击、银行资产不良率冲击等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冲击下对于银行稳定相关要素的影响效果。第二,基于上市公司市值变化引起自身信贷成本变化视角,讨论股市波动情况下,上市公司市值变动与银行信贷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借鉴Bernanke等学者关于金融加速器机制的思路,提出上市公司市值变动将通过与银行的信贷关系互动,最终通过银行信贷质量的下降影响银行稳定。在上市公司市值急剧下降的情况下,由于金融摩擦,上市公司的信贷成本会随着市场价值的下降而提高,并进一步使得上市公司减少贷款规模,从而影响下一期的产出,进而通过产出预期影响投资者对公司的估值。上述影响过程表明,股价的初始冲击可能会通过对信贷的影响以及未来产出的循环反馈,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的产出能力,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的偿还能力,提高了银行信用风险的不确定性与管理难度;当银行面临较大范围或巨额贷款损失的情况下,自身的稳定性将受到直接影响。本文选取2010-2018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市值与贷款成本、贷款规模以及下一期市值的相互反馈效应。在不同的假设检验中,分别使用上市公司的融资利率、贷款规模以及市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该类上市公司的市值、融资利率以及上一期的贷款规模作为主要解释变量,经过实证研究发现:（1）上市公司的融资利率受到自身市值变化的反向影响;（2）上市公司的贷款规模受到上市公司市值的同向影响;（3）上市公司的市值会受到上一期贷款规模的同向影响。验证了上市公司市值变动与自身信贷成本、贷款规模以及下一期市值的持续互动关系,证明了上市公司市值金融加速器效果的存在。第三,基于股票质押的质押物价值变动视角,借鉴Kiyotaki和Moore（1997）从抵质押品价值约束角度研究经济周期的思路,以上市公司股东的股票质押融资作为切入点,对股市波动通过股票质押融资需求变化、上市公司自身借贷以及供应链风险传染三种渠道最终影响银行稳定的过程开展研究。股票质押融资是指上市公司股东以质押一定比例的股票,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业务。当股价持续下跌到预警线时,质押人需要采取归还部分借款或追加质押物等方式维持质押比例,而如果股价持续恶化且股东最终无力继续补充质押物时,金融机构将对股票进行平仓处置,而股票的大量抛售会进一步压低股价,最终导致股东陷入财务危机,股票质押贷款的本金安全也将受到影响。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后,实质上将股权的处置权转让给外部金融机构,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将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大股东也有动机采取一系列方式维护股价。过往研究已证明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股票质押行为对上市公司激进投资、粉饰财务表现、提升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等方面的影响,上述都会使得上市公司在面临股市波动时,受到自身信贷环境变化与潜在控制权变更的双重影响,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的偿还贷款能力。此外,当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面临财务危机时,风险也会进一步经由供应链传导至其他公司,造成更大范围的风险传染,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银行稳定。本文选取2014年以来的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分别使用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比例、贷款规模、融资成本等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上市公司市值、股票质押虚拟变量、股票质押比例等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市值变动对股票质押行为以及上市公司信贷的循环影响,发现:（1）上市公司股东股票质押比例受到上市公司市值的同向影响;（2）上市公司的贷款规模受到股东开展股票质押融资行为的影响,开展股票质押的上市公司相对更难获取银行贷款;（3）股票市场价格水平越低,银行贷款中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银行的贷款中的不良率越高。上述结论验证了上市公司股东股票质押行为对于股东自身、上市公司偿债能力以及银行贷款的影响,证明了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股票质押渠道的存在性。第四,基于股市泡沫破灭冲击银行稳定的视角,研究了股市暴跌对于进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的影响。尽管目前我国法律不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股市,但是实际上仍然有部分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间接进入股市。增量的信贷资金进入会催生股市泡沫,而当股市的泡沫破灭导致股市迅速下跌,形成抛售与股市进一步下跌的负向反馈,最终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整体银行业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关于银行稳定性的界定,Z值是一项学术界用来衡量银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Z值分值越高,说明银行越稳定。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主要上市银行年度数据,通过计算各家银行的Z值作为其年度稳定性的被解释变量,同时根据我国目前商业银行体系的构成,针对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进行了分组检验。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上市银行的市值越高,其稳定性指数Z值越高。综上,本文首先对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内在机制与冲击效果进行了研究,并对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定产生影响的三种具体渠道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可以对避免股市波动造成金融系统性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或借鉴。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本文对我国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具体机制进行了研究。以往关于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定的研究文献,大多是基于资产价格波动与银行信贷关系的宏观视角,将股票与房地产、生产性资产等统一纳入资产范围,各类资产的特点、性质以及在金融体系中的形式均有不同。本文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基于股票价格波动通过企业财富以及价值变动,最终影响银行稳定的具体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包括代表性家庭、企业家、零售商、银行家和货币当局等五类经济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讨论股票价格冲击、银行资产不良率冲击等对银行稳定的影响机制;讨论股票质押融资作为外生冲击影响银行稳定的传导路径。这一逻辑路线在现有研究中具有一定的新意。（二）本文结合我国股票市场与信贷市场的实际情况,梳理了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不同渠道。同时由于在不同的市场情况下以及股市波动情况下,股市波动对于银行稳定的冲击途径以及效果可能不同,过往也曾出现过不同情况下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定产生了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涵盖了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几次大的波动冲击,如2015年股市剧烈波动、2018年股票质押危机等事件的原因与潜在影响;对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途径以及股票质押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通过上述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在不同市场情况以及机制下股市波动对于银行稳定的影响路径,为精准评估股市风险、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提供了依据与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三）本文以微观层面的上市公司与银行的信贷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之一,使本文的讨论具有微观基础。过往关于股市波动对于银行稳定影响的研究文献,其关注点大多是股市大幅下跌产生的市场恐慌以及流动性紧缩等宏观层面,而较少关注在股市波动情况下企业与银行在信贷资金获取方面微观行为的变化。本文以微观层面的企业信贷需求以及银行的信贷决策作为分析基础,借鉴金融加速器的思路,研究股市波动情况下企业信贷需求以及银行信贷决策的变化,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可能面临的不同融资环境进行了分析。同时就股票质押融资业务对银行稳定的潜在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讨论,对股票质押风险的蔓延与演化、股票质押融资影响银行稳定的潜在途径进行了具有新意的研究,为银行防范股票质押融资风险提供参考。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应将稳定股市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本文的研究发现股市波动会对银行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在此情况下,股市波动不再仅仅是一种次生风险,其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系统性风险源头,是导致市场不稳定的导火索之一。在此情况下,我们建议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该将股市的稳定作为一个直接考虑因素。第二,建议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规则与透明度。根据研究,银行信贷资金是股市风险向银行体系传导的重要渠道,建议在明确信贷资金的进入规范后,同时也应加强整个过程的透明度,使得监管部门或者市场机构可以更加清晰的判断目前信贷资金的进入情况,也便于相关监管措施的采用。第三,建议循序渐进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目前我国股市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例仅占3-4%,较英美等发达国家仍有非常明显的差距,未来增长的前景广阔。第四,建议构建长效机制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即使是上市民营企业这类民企中的尖子生,也在融资能力上,与国有企业存在显着差距。为防止金融市场出现异常波动和共鸣,建议下一步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建立长效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适度放松微观层面的金融监管,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使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真正实现通过间接融资市场和直接融资市场进行融资。第五,证券业和银行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建议人民银行与证监会、银保监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合作互助机制,促进不同市场的互联互通,以降低沟通成本,维护市场稳定。
龚振[6]（2020）在《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系统风险 ——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说明一般而言,企业承担相对低的系统风险,而承担相对高的特质风险,更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的转型经济环境下,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扶持对微观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广泛而细致的干预,产业扶持政策对企业系统风险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虽然目前已有很多文献讨论了产业扶持政策的经济后果,但现有文献对产业扶持政策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关注较少,而且目前鲜有文献从上市企业系统风险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产业扶持政策是否会对我国上市企业系统风险产生重要影响,并探究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用股票β系数来衡量系统风险,并以2006年1月至2017年12月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研究。文章首先通过百度新闻大数据提炼新颖的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然后将产业扶持政策指标引入时变系统风险β的估计中,同时加入产权性质虚拟变量,运用贝叶斯算法动态检验产业扶持政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系统风险的影响;最后,将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时变β与其他传统未考虑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时变β进行对比分析,以进一步检验产业扶持政策对系统风险存在的关键性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持政策提升了相关行业国有企业的系统风险,同时降低了这些行业民营企业的系统风险。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引入有助于提高时变β的估计精度和估计有效性（包括对股票横截面收益的解释力和在长期内的样本外预测力两方面）。此外,分组回归和更换产业扶持政策指标（以“五年规划”中的产业扶持条款度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亦说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可靠。本文从企业股票系统风险的角度来探讨我国产业扶持政策的经济后果。不仅丰富了产业扶持政策和系统风险这两个方面的文献,而且也为政府制定实施产业扶持政策和投资者进行投资组合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启示。
徐婷婷[7]（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提出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梅鹤轩[8]（2019）在《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使得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国际市场竞争程度越来越剧烈,中国企业除了要在国内面对进入本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激烈竞争外,还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更加惨烈的全球竞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突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加剧,中国企业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丰富的自然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广阔的国际市场来重塑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而目前中国企业广泛地参与国际化经营,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为本国技术进步、经济转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最终帮助本国经济最大化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能否实现国际化,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中国政府积极贯彻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的双向投资战略,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充足资金、高端人才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潜能,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虽然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竞争,但是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与集聚也为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集聚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中国OFDI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又能够提高其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可能性,从而为其占据有利外部网络位置,间接获取国际市场知识,升级自身研发能力,提升企业国际化绩效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对于大多数缺乏国际化经验,自身研发能力不足且不具备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从集聚经济中提升专业化程度培育企业竞争力,积极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占据网络有利位置,间接吸收国际市场知识,依靠外部网络合作研发复杂技术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实现高水平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为此,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主要探讨了三大问题:一、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存在性及其驱动因素;二、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及其内部知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的行为;三、企业嵌入外部网络资源后通过占据的不同网络结构位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通过研究以上三大问题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缺乏特定企业竞争优势的限制下,如何借助外部网络资源间接实现高水平的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证据,同时能够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融入全球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结合企业知识结构理论、基础资源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嵌入理论、关系强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企业国际化理论在战略管理学“S-C-P”研究范式框架下运用整体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首先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的空间分布特征事实以及空间集聚存在性问题,在明确中国OFDI企业城市层面存在空间集聚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在中国境内地级市层面形成空间集聚现象的内在机制,明确了中国境内各城市间存在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差距以及中国OFDI企业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形成机理;其次,本文将企业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作为企业外部环境结构变量与企业内部知识异质性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结构变量同时纳入战略管理学领域的“S-C-P”研究范式,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空间集聚及其知识结构如何影响其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中国OFDI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起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出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结构嵌入指标:即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来分别研究了企业在网络中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以及结构洞位置等网络结构嵌入变量如何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表现。至此,本文通过以上一系列具有内在严密逻辑关系的实证研究,从而完整地揭示中国OFDI企业通过占据有利网络节点位置,借助外部网络资源,从而实现企业国际化全部动态过程。具体而言:首先,本文通过计算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对2005-2015年的12771家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中国境内282座地级市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全局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存在正向空间集聚性;局部上,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主的“钻石型”的空间集聚热点区域;同时通过对其在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与城市创新能力、城市市场潜力、城市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显着正相关;而与城市劳动力成本、城市人力资源发展水平显着负相关;且与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不存在显着联系。其次,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内部知识结构、企业外部空间集聚程度对企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程度（行为）的影响,揭示了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的企业内外部结构变量对企业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团队教育水平以及企业技术知识深度并不会显着促进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而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城市层面的空间集聚程度、企业高管团队海外工作经验、企业技术知识广度以及企业海外市场经验会显着促进其嵌入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再次,基于中国OFDI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构建基于共同股东关系的整体国际股权投资网络,并计算各样本企业在整体网络中的网络结构嵌入指标,并研究企业的网络结构嵌入如何影响其国际化绩效表现。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在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直接联系）、中间中心度（结构洞位置）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而接近中心度（间接联系）,并不会显着促进其国际化绩效。最后,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和实证结果,对政府机构以及企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政府机构应注重提高城市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端驱动能力;优化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单核驱动”向“多极并举”演化;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机构应当继续把“吸引外资”和“促进对外投资”双向投资战略结合巩固好,为企业国际化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保障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扩大城市对外开放程度,积极吸引海内外高素质人才在当地工作生活提升当地高端劳动力储备;企业应更多的参与国际合作,提高自身国际声誉,提升企业技术知识专业化程度,优化企业知识结构,充分借助外部网络资源,进而提高企业国际化绩效表现。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9]（2019）在《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知识高度分化与新兴学科不断涌现的整体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与专业化。基于四十余年纷繁复杂的研究成果,对学科已有研究开展系统性、理论性的回顾与反思,既有助于厘清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又有助于准确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是学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而,现有对学科整体审视的研究,多为学者凭借自身知识积累所作的阶段性的回顾与展望,又或是囿于某一分支学科、具体研究领域当中。既有研究在视角上缺少全景维度与长时间段的系统检视,难以从海量繁杂信息中洞悉学科发展的真实样貌和客观动态规律,系统性的学科审思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加以完善。知识图谱作为反映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以及结构关系的一种知识管理工具,能有效克服以上不足。通过对海量复杂信息开展缜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可动态展现学科的演进特征,探究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缺失与薄弱环节,对拓宽学科研究广度与挖掘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于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当中,以学科归宗、学科渗透、学科价值为研究基点,以正视学科发展的复杂本质、顺应跨学科的发展态势为研究原则,通过构建三维矩阵（以学科给养、主题演化、知识流动、学术群体为目的维,以各类知识单元为对象维,以统计分析、引文分析、共引分析、聚类分析等科学计量分析为方法维）,将CNKI中1979-2018年我国教育管理学38162篇文献信息转化成一系列的知识图谱,以期更深层次地揭示学科结构的相似性与承接性,具体的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如下:（1）“学科给养”视角。分别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层面呈现学科演进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与基础条件。总体来说,学科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学科发展的内部与外在条件整体较好,高等院校引领拉动学科发展,但机构之间“贫富”差距较大。此外,研究成果分布在829种不同的期刊上,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14个学科,呈现学科交叉性强,领域广泛等特性。（2）“发展轨迹”视角。前述文献样本涉及到的50351个关键词之间存在强弱关系,通过对这些关键词开展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挖掘出学科知识结构之间的亲疏关联。整体来看,学科经40年的发展,已形成了较明确的范畴体系,整体呈现“核心—衍生—边缘”的主题格局。阶段性分析表明,学科演进过程中新老话题的更替,存在明显的“政策依赖”特性,与繁荣的应用研究相比,基础性研究量少质低,纵向连贯性研究不足。（3）“知识关联”视角。通过探测突现词把握学科研究前沿。学科研究中具有时代特征“变”的研究域,是学科发展对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回应。综合“主题演化”的分析结果可知,关注度高的热点领域,容易聚集集体智慧创造新知识,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对前述38162篇文献样本涉及到的144618篇参考文献开展引文分析,结果显示,滋养学科发展的奠基性文献在学科发展初期较为欠缺,这与学科发展初期学术研究规范性存在欠缺有关,因学科研究更注重现实性与实用性,学术积累在延续性和体系上较为薄弱。（4）“学术群体”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对作者合作与作者共被引形成的“显性网络”与“隐性网络”进行考察。整体而言,作者合作构成的“显性网络”密度低,“权威学者”之间的学术联系不紧密,“师生型”、“同事型”是合作的主要方式,网络中派系林立的程度值不高,整体科研合作网络仍处于待优化的初级阶段。基于核心作者共被引构成的“隐性网络”按照研究领域可分为10个学术群体,研究跨领域特性明显,但不具备明显的学派效应。整体上来看网络连通性好,信息传递快,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存在“学术明星”现象。（5）综合上述分析,研究基于知识图谱视角,总结出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范式特征,并对学科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反思。从建构均衡化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打造本土化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等层面提出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一系列建议。研究借由宏观概括、中观分析、微观扫描对我国教育管理研究的四十年进行回溯与总结,结合学科发展范式特征提出展望,客观呈现学科总体图景、发展态势与结构特征,为后续研究把握研究重点、捕捉研究前沿、规范学科布局奠定了研究基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未来还需进一步扩充基础数据,扩大文献样本的来源范围,将学术着作、学位论文吸纳进来,同时增加中外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横向对比,以客观评价我国教育管理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地位、优势与差距。此外,还需丰富研究内容,将学科研究成员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取向纳入学科建设的重点考察范围,进一步完善本研究。
郑莉[10]（2018）在《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空间发展史研究。它以近代汕头城市为对象,通过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肌理演变的研究,讨论19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30年代末,近代汕头城市在不同发展时期,城市格局所受的结构性要素影响;通过城市建设的动力和实施的研究,讨论近代汕头城市里三种不同的运转机制,对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的推进,对城市肌理和空间的影响。讨论以近代汕头为代表的自发建设城市在城市建设中的地方性道路。选择这一研究课题,源于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的特殊历史。自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远洋贸易兴起,汕头从近海沙洲、渔盐本港逐渐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商贸价值的近代城市,并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为代表的社会政治文化精英影响下,和商会、华侨华人的投资参与下,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实行系统和自主城市管理、市政改良的先锋,在港口、车站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公园、城市建筑等社会性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类似汕头的约开商埠城市,既不是国家的政治性城市,也不是典型的开埠商业城市,它以显着的自组织贸易特征,在中国近代城市中具有一定的类型价值,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现代化的地方性道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研究对象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国内外在中国近代城市史和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史的研究概况进行整理综述,提出本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厘清论文研究框架和创新性。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梳理近代汕头城市发展的地理和历史沿革,详述近代汕头城市建设结构化过程。其中第二章,从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建制管理三方面分析近代汕头城市建设的历史背景。第三章,通过分析近代汕头城市变迁影响因素,阐述城市结构原点及其动态的空间结构化过程。第三部分:包括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从近代汕头的三种特征角度去阐述汕头城市建设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中第四章,从汕头是没有租界的近代开埠城市这一特征角度分析汕头在开埠后的城市港岸扩张动力,通过多个历史事件分析汕头这个开埠城市建设的多方能量角力。第五章,从汕头是都市计划引导的近代商港城市这一特征角度分析汕头在市政厅出台的都市计划的先进性,探讨近代汕头商港城市建设的实验性特征。第六章,从汕头是自发建设促成的近代商贸城市这一特征角度分析近代汕头具有地方性的自内而外的建设动力机制,解析近代汕头较早的民间自发开埠所自带的契约/半契约的管理模式,及其对城市的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到城市实体空间的分布和发展的深远影响。第四部分:全文总结。在前述章节论述的基础上对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的特征、经验和智慧进行理论总结,为汕头城市未来发展和建设实践提供参考。
二、《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框架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业绩与基金评价 |
| 2.1.1 基金业绩持续性 |
| 2.1.2 基金业绩评价 |
| 2.2 基金投资者、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2.1 基金投资者与历史业绩 |
| 2.2.2 投资者投资选择能力 |
| 2.2.3 基金投资者与投资行为 |
| 2.3 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3.1 管理激励机制 |
| 2.3.2 资源优先分配 |
| 2.3.3 交叉补贴策略 |
| 2.3.4 家族共同持股 |
| 2.4 基金经理、投资行为与业绩 |
| 2.4.1 基金经理个人特征 |
| 2.4.2 基金经理信息优势 |
| 2.4.3 基金经理职业路径 |
| 2.4.4 基金经理变更替换 |
| 2.5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基本理论 |
| 3.1.1 有效市场假说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行为金融理论 |
| 3.1.4 路径依赖理论 |
| 3.2 内在联系 |
| 3.2.1 现实联系 |
| 3.2.2 理论联系 |
| 3.2.3 时间联系 |
| 3.3 基金投资者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1 理论分析 |
| 3.3.2 研究假设 |
| 3.4 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4.1 理论分析 |
| 3.4.2 研究假设 |
| 3.5 基金经理经历与基金业绩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5.1 理论分析 |
| 3.5.2 研究假设 |
| 4 基金投资者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高业绩基金风险转移的视角 |
| 4.1 背景介绍 |
| 4.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描述性统计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基金流量与业绩关系 |
| 4.3.2 基金流量与风险转移 |
| 4.3.3 基金风险转移的来源 |
| 4.3.4 基金风险转移的业绩 |
| 4.4 潜在解释 |
| 4.4.1 基金异常流量 |
| 4.4.2 基金业绩归因 |
| 4.4.3 基金相关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社保基金委托投资的视角 |
| 5.1 背景介绍 |
| 5.2 机构背景与假设 |
| 5.2.1 机构背景 |
| 5.2.2 相关假设 |
| 5.3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描述性统计 |
| 5.4 社保基金的超额收益 |
| 5.5 社保基金超额收益的解释 |
| 5.5.1 择时能力 |
| 5.5.2 政治关联 |
| 5.5.3 交叉补贴 |
| 5.6 社保基金对基金公司及旗下基金影响 |
| 5.6.1 基金管理公司业绩 |
| 5.6.2 基金投资风格分析 |
| 5.6.3 基金业绩损益分析 |
| 5.6.4 社保基金带来的资金流入 |
| 5.6.5 社保基金带来的额外特权 |
| 5.7 本章小结 |
| 6 基金经理经历对基金业绩的影响——基于卖方分析师行业经历的视角 |
| 6.1 背景介绍 |
| 6.2 数据描述与样本选择 |
| 6.2.1 样本选择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决策 |
| 6.3.2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周期 |
| 6.3.3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配置绩效 |
| 6.3.4 优势个股和优势行业的持有风险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行业择时能力 |
| 6.4.2 行业选股能力 |
| 6.5 进一步研究 |
| 6.5.1 优势源于行业自身 |
| 6.5.2 优势源于私有信息 |
| 6.5.3 优势源于政策敏感 |
| 6.5.4 优势源于能力扩张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成果目录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资源错配的定义与理论沿革 |
| 2.1.1 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
| 2.1.2 资源错配的概念与定义 |
| 2.1.3 资源错配的理论沿革 |
| 2.2 资源错配的测算方法 |
| 2.2.1 生产函数法 |
| 2.2.2 生产前沿法 |
| 2.2.3 利润函数法 |
| 2.2.4 指标法 |
| 2.3 资源错配的成因 |
| 2.3.1 市场环境因素 |
| 2.3.2 政府(制度)因素 |
| 2.4 资源错配的经济影响 |
| 2.4.1 微观层面 |
| 2.4.2 中观层面 |
| 2.4.3 宏观层面 |
| 2.5 文献述评 |
| 3 中国资源错配与市场化改革:理论与经验 |
| 3.1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 |
| 3.2 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错配 |
| 3.2.1 劳动力价格机制 |
| 3.2.2 劳动力流动性 |
| 3.3 资本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错配 |
| 3.3.1 利率市场化 |
| 3.3.2 资本流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制造业资源错配动态变化与水平测度 |
| 4.1 资源错配的测度 |
| 4.2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4.2.1 数据库介绍 |
| 4.2.2 数据清理与匹配 |
| 4.2.3 变量选取说明 |
| 4.3 资源错配的动态变化:要素边际产出视角 |
| 4.3.1 省份维度 |
| 4.3.2 行业维度 |
| 4.3.3 所有制维度 |
| 4.4 资源错配的效率损失 |
| 4.4.1 省份维度 |
| 4.4.2 行业维度 |
| 4.4.3 企业性质维度 |
| 4.5 本章小结 |
| 5 资源错配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5.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5.2 资源错配下的要素收入份额再分解 |
| 5.3 参数估计方法与结果 |
| 5.3.1 参数估计方法 |
| 5.3.2 数据与变量说明 |
| 5.3.3 分行业估计结果 |
| 5.4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解析 |
| 5.4.1 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4.2 分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及解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资源错配的改善路径:基于开放的视角 |
| 6.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6.2 信息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以互联网为例 |
| 6.2.1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3 微观机制检验 |
| 6.3 外资开放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来自外资准入政策调整的证据 |
| 6.3.1 外资准入政策 |
| 6.3.2 识别策略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4 微观机制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出口信用保险与全球国际贸易发展 |
| 1.1.2 出口信用保险与中国国际贸易发展 |
| 1.1.3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 |
| 1.2.2 国内研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2 研究路线与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1.5 本章小结 |
| 2.概念范畴界定和政策性理论基础 |
| 2.1 重要概念界定 |
| 2.1.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 |
| 2.1.2 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特点 |
| 2.1.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 |
| 2.1.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属性特征 |
| 2.1.5 政策性与商业性出口信用保险的辨析 |
| 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成因的理论 |
| 2.2.1 市场缺陷理论 |
| 2.2.2 风险感知理论 |
| 2.2.3 公共产品理论 |
| 2.2.4 政策工具理论 |
| 2.2.5 出口补贴合法化理论 |
| 2.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理论 |
| 2.3.1 新要素禀赋理论 |
| 2.3.2 异质性企业理论 |
| 2.3.3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
| 2.3.4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理论综合分析 |
| 2.4.1 风险的特殊性阻碍出口贸易的发展 |
| 2.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属性体现为支持出口贸易 |
| 2.4.3 国际规则是政策性方式的制度保障和财务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3.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特征事实及演变 |
| 3.1 全球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1.1 萌芽期:商业化经营,金融属性明显 |
| 3.1.2 起步期:政府积极参与,政策属性凸显 |
| 3.1.3 发展期:政策属性与金融属性有机融合 |
| 3.1.4 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后政策属性强化 |
| 3.2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与政策性演进 |
| 3.2.1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 |
| 3.2.2 我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履职成效 |
| 3.2.3 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政策性特征 |
| 3.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演进的趋势特点 |
| 3.3.1 政策性贯穿信用保险发展各个阶段 |
| 3.3.2 政策性发挥与风险状况高度相关 |
| 3.3.3 逆周期调节机制是政策性体现的关键领域 |
| 3.4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与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 |
| 3.4.1 政策性金融视角的功能分析 |
| 3.4.2 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功能分析 |
| 3.4.3 促进出口的政策性目标与功能框架 |
| 3.4.4 空间逆向调节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拓展 |
| 3.5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1 经营模式的国际比较 |
| 3.5.2 不同模式下的政府角色 |
| 3.5.3 伯尔尼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5.4 国际信用保证保险协会成员对出口贸易影响 |
| 3.6 政策性模式选择的结论与启示 |
| 3.6.1 经营模式选择与政策目标实现 |
| 3.6.2 经营模式选择与国家国情 |
| 3.6.3 欧盟商业化模式的特殊成因 |
| 3.7 本章小结 |
| 4.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基础:基于供需视角分析 |
| 4.1 出口贸易中的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1.1 风险感知与保险需求 |
| 4.1.2 企业的保险需求 |
| 4.1.3 认知偏差与企业保险需求 |
| 4.1.4 出口贸易中的企业风险感知与出口信用保险需求 |
| 4.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的供给 |
| 4.2.1 风险评估与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 |
| 4.2.2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目标 |
| 4.2.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产品及服务 |
| 4.2.4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特点 |
| 4.2.5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供给的规模经济 |
| 4.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供求与出口贸易的经济视角 |
| 4.3.1 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均衡悖论和政策价值 |
| 4.3.2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外部性与国际贸易发展分析 |
| 4.3.3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
| 4.3.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影响的福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演化博弈视角 |
| 5.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假设 |
| 5.1.1 政策性目标和模型选择 |
| 5.1.2 模型假设 |
| 5.2 模型构建和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模型求解 |
| 5.2.3 模型结果 |
| 5.3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5.3.1 政府的角色 |
| 5.3.2 政策性保险机构的应对 |
| 5.3.3 企业的风险应对 |
| 5.4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以中国为例的实证 |
| 6.1 政策性目标和中国特点 |
| 6.1.1 我国政策性目标的特殊性 |
| 6.1.2 中国二元贸易结构特征的研究 |
| 6.2 假设、变量与模型构建 |
| 6.2.1 政策性功能的作用机制和假设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4 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检验及分析 |
| 6.3.1 基本模型和考虑内生性以后的模型 |
| 6.3.2 门槛效应模型:保费作为门槛 |
| 6.3.3 门槛效应模型:赔付率作为门槛 |
| 6.3.4 实现政策性目标的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国际贸易新格局下的风险变化与政策性调整 |
| 7.1 国际贸易的新格局 |
| 7.1.1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强化 |
| 7.1.2 反全球化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
| 7.1.3 全球贸易的规则面临冲击和挑战 |
| 7.2 国际贸易的风险变化 |
| 7.2.1 政治、金融风险的贸易传导加速 |
| 7.2.2 战争风险威胁仍然较大 |
| 7.2.3 突发事件影响国际贸易风险 |
| 7.2.4 风险源众多,风险网状交织传导 |
| 7.2.5 企业的风险感知变化和风险管理需求 |
| 7.3 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模式的问题和变革 |
| 7.3.1 政策性模式的问题 |
| 7.3.2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式的关系 |
| 7.3.3 政策性模式的变革 |
| 7.4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与发展建议 |
| 7.4.1 政策性与金融性的协调平衡 |
| 7.4.2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机遇 |
| 7.4.3 中国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建议 |
| 7.5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股市波动 |
| 1.3.2 上市公司市场价值与市值 |
| 1.3.3 银行稳定 |
| 1.3.4 信贷渠道 |
| 1.3.5 股票质押渠道 |
| 1.3.6 价格泡沫渠道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1.5.3 可能的创新 |
| 2.文献综述 |
| 2.1 关于股市波动及其衡量方法的文献 |
| 2.1.1 波动率衡量股市波动 |
| 2.1.2 市值变化衡量股市波动 |
| 2.2 关于银行稳定的基础理论文献 |
| 2.2.1 银行稳定的内涵界定 |
| 2.2.2 银行稳定的界定方法 |
| 2.2.3 银行稳定的影响因素 |
| 2.3 股市波动与银行稳定的研究文献 |
| 2.3.1 基于企业角度 |
| 2.3.2 基于银行角度 |
| 2.3.3 其他研究角度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股市波动的研究评述 |
| 2.4.2 银行稳定的研究评述 |
| 2.4.3 股价波动与银行稳定的研究评述 |
| 3.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理论研究 |
| 3.1 引言 |
| 3.2 模型设定 |
| 3.2.1 代表性家庭 |
| 3.2.2 企业家 |
| 3.2.3 零售商 |
| 3.2.4 银行家 |
| 3.2.5 货币政策 |
| 3.2.6 市场出清条件 |
| 3.3 模型估计 |
| 3.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3.3.2 参数校准 |
| 3.3.3 参数估计 |
| 3.4 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分析 |
| 3.4.1 方差分解 |
| 3.4.2 脉冲响应分析 |
| 3.5 小结 |
| 4.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信贷渠道 |
| 4.1 引言 |
| 4.2 相关理论与具体机制分析 |
| 4.2.1 股市金融加速器理论 |
| 4.2.2 信贷渠道的具体机制 |
| 4.3 实证研究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4 小结 |
| 5.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股票质押渠道 |
| 5.1 引言 |
| 5.2 相关理论与具体机制分析 |
| 5.2.1 关于质押物价值的理论研究 |
| 5.2.2 股票质押渠道的具体机制 |
| 5.3 实证研究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小结 |
| 6.股市波动影响银行稳定的价格泡沫渠道 |
| 6.1 引言 |
| 6.2 理论与具体机制分析 |
| 6.2.1 股市泡沫影响银行稳定的理论研究 |
| 6.2.2 价格泡沫渠道的具体机制 |
| 6.3 实证研究 |
| 6.3.1 研究设计 |
| 6.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小结 |
| 7.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稳定股市应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基础 |
| 7.2.2 完善银行信贷资金入市的规则与透明度 |
| 7.2.3 循序渐进推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 |
| 7.2.4 构建长效机制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
| 7.3 研究不足与改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系统风险 ——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文章结构 |
| 1.3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之处 |
| 1.3.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系统风险相关文献 |
| 2.1.1 系统风险与β系数 |
| 2.1.2 系统风险的影响因素 |
| 2.1.3 系统风险的稳定性 |
| 2.1.4 系统风险的估计方法及其有效性 |
| 2.2 产业扶持政策经济后果相关文献 |
| 2.2.1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 |
| 2.2.2 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 |
| 2.2.3 产业扶持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
| 2.3 文献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问题 |
| 3.1 中国的产业扶持政策 |
| 3.2 理论分析 |
| 3.2.1 产业扶持政策对系统风险的影响机理 |
| 3.2.2 产业扶持政策、产权性质与系统风险 |
| 3.2.3 产业扶持政策与β估计的有效性 |
| 3.3 研究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的测量 |
| 4.2 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模型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结果分析 |
| 5.1 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的描述性统计 |
| 5.2 产业扶持政策影响系统风险的实证结果 |
| 5.3 进一步研究 |
| 5.3.1 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系统风险的估计精度 |
| 5.3.2 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系统风险的横截面收益解释力 |
| 5.3.3 引入产业扶持政策因素的系统风险的样本外预测力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发展良好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 |
| 5.4.2 更换产业扶持政策指标的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8）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于SCP范式的理论模型构建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传统企业国际化理论简要回顾 |
| 2.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2.3 企业知识结构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研究 |
| 2.4 企业社会网络嵌入机制及效应相关研究 |
| 2.5 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相关研究 |
| 2.6 相关文献的进一步评述 |
| 3.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
| 3.1 本章概述 |
| 3.2 样本选取 |
| 3.3 研究方法 |
| 3.4 OFDI企业母公司统计分布特征 |
| 3.5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5.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5.2 不同所有制OFDI母公司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
| 3.5.3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分布特征 |
| 3.6 本章小结 |
| 4.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研究 |
| 4.1 本章概述 |
| 4.2 研究方法 |
| 4.3 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1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 4.3.2 全体OFDI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 4.3.3 不同所有制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4 不同产业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4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集聚存在性检验 |
| 4.5 OFDI 服务业企业母公司全局空间高低聚类检验 |
| 4.6 OFDI 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演化规律 |
| 4.7 本章小结 |
| 5.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驱动因素实证研究 |
| 5.1 本章概述 |
| 5.2 企业空间集聚驱动因素相关理论假设 |
| 5.2.1 城市创新能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2.2 城市市场潜力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2.3 城市政策支持与企业空间集聚 |
| 5.3 样本选取 |
| 5.4 变量测度 |
| 5.4.1 因变量 |
| 5.4.2 核心变量 |
| 5.4.3 控制变量 |
| 5.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5.1 描述性统计 |
| 5.5.2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6 研究方法 |
| 5.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 |
| 5.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5.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6.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知识结构、股权网络嵌入行为实证研究 |
| 6.1 本章概述 |
| 6.2 企业内外结构及其股权网络嵌入理论假设 |
| 6.2.1 空间集聚程度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2 高管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3 组织知识结构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2.4 国际市场经验与企业股权网络嵌入 |
| 6.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3.1 样本选取原则 |
| 6.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 6.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4 变量测度 |
| 6.4.1 因变量 |
| 6.4.2 核心变量 |
| 6.4.3 控制变量 |
| 6.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6.5.1 描述性统计 |
| 6.5.2 相关性分析以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6 研究方法 |
| 6.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6.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 6.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6.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6.8 本章小结 |
| 7.OFDI企业母公司股权网络结构嵌入及其国际化绩效的实证研究 |
| 7.1 本章概述 |
| 7.2 股权网络结构嵌入与企业国际化相关理论假设 |
| 7.2.1 网络度数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2.2 网络接近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2.3 中间中心度与企业国际化 |
| 7.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3.1 样本选取原则 |
| 7.3.2 样本筛选及确定 |
| 7.3.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4 变量测度 |
| 7.4.1 因变量 |
| 7.4.2 核心变量 |
| 7.4.3 控制变量 |
| 7.5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7.5.1 描述性统计 |
| 7.5.2 国际股权投资整体网络构建 |
| 7.5.3 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检验 |
| 7.6 研究方法 |
| 7.7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7.1 豪斯曼检验(Hausman)检验 |
| 7.7.2 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着性检验 |
| 7.7.3 时间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7.8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本文不足之处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9）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及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可能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基础 |
| 一、数据来源及检索策略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知识图谱绘制流程 |
| 四、辅助软件 |
| 第二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给养”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时序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论文时序分布 |
| 二、基于学科成长规律的基本判断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文献的空间分布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机构分析 |
| 二、我国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研究基金项目分析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项目资助年度分布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基金类别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典型基金项目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学科知识生产仍处于成长阶段 |
| 二、学科发展呈现交叉性强领域广的特点 |
| 三、学科发展存在分化不均的现象 |
| 第三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轨迹”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展现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整体性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时间演化 |
| 一、1979-198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二、1990-199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三、2000-2009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四、2010-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特点总结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主题的演进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关联”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前沿的阶段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基础 |
|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文献共被引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期刊共被引分析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二、基于研究基础的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第一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学者分布状态 |
| 一、高产作者界定标准 |
| 二、高产作者产出与分布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合作网络解析 |
| 一、数据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二、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状况整体分析 |
| 三、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教育管理学学术群体的知识图谱 |
| 一、数据来源和分析架构 |
| 二、作者共被引网络分析 |
| 第四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于学者合作状况的分析 |
| 二、基于学术群体构成的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工作及发现 |
| 一、基于“学科给养”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二、基于“发展轨迹”视角的研究发现 |
| 三、基于“知识关联”视角的研究发现 |
| 四、基于“学术群体”视角的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知识网络视角下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特点 |
| 一、我国教育管理学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 |
| 二、学科交叉与互涉促进分支学科不断生成 |
| 三、以混合团体为基础聚合的学术共同体 |
| 第三节 学科视角下完善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展望 |
| 一、建构均衡化的教育管理学科体系 |
| 二、打造本土化的教育管理学学术格局 |
| 三、完善教育管理学学科制度化建设 |
| 第四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后续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术语缩写列表 |
| 附录二 数据索引 |
| 附录三 本研究涉及的部分法律与政策文件 |
| 附录四 1979-2018 年我国教育管理学部分着作统计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及对象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研究对象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关于近代汕头的研究 |
| 1.2.2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建设的研究 |
| 1.2.3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类型研究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创新点1：对近代汕头城市发展从结构研究转向动态的结构化研究 |
| 1.4.2 创新点2：探寻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中所表现的先进性和实验性 |
| 1.4.3 创新点3：为近代中国城市研究的地方性类型作有效补充 |
| 第二章 汕头的地理历史沿革 |
| 2.1 自然地理 |
| 2.1.1 沙垅丘陵 |
| 2.1.2 天然良港 |
| 2.2 社会经济 |
| 2.2.1 小江盐场 |
| 2.2.2 近代港口市场 |
| 2.2.3 近代工商业 |
| 2.2.4 南北行贸易 |
| 2.2.5 “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
| 2.2.6 港口经济 |
| 2.3 建制管理 |
| 2.3.1 汕头口 |
| 2.3.2 汕头埠 |
| 2.3.3 汕头市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汕头城市建设的结构化过程 |
| 3.1 农业时代的城市雏形(1530-1859) |
| 3.1.1 结构原点 |
| 3.1.2 三个要素 |
| 3.2 开埠后的博弈与突破(1860-1904) |
| 3.2.1 四向发展 |
| 3.2.2 海港两岸 |
| 3.3 全面开启的城市建设(1905-1938) |
| 3.3.1 东拓北进 |
| 3.3.2 道路规划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没有租界的近代开埠城市港岸扩张 |
| 4.1 潮海关和领事署迁移的因素 |
| 4.1.1 逐步北迁的潮海关和领事署 |
| 4.1.2 洋人屋宇的选址 |
| 4.2 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港岸空间秩序 |
| 4.2.1 国内官员入汕 |
| 4.2.2 港岸空间秩序 |
| 4.2.3 港岸扩张与城市环境 |
| 4.3 官商洋三者博弈下的城市建设格局 |
| 4.3.1 指向码头的放射状街巷 |
| 4.3.2 被打破的红线与环状街区 |
| 4.3.3 地价分级指引的空间布局 |
| 4.4 生产性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 |
| 4.4.1 海港 |
| 4.4.2 河港 |
| 4.4.3 港岸设施与城市空间 |
| 4.5 社会配套建设的雏形 |
| 4.5.1 市政建设 |
| 4.5.2 公共建设 |
| 4.5.3 住房建设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都市计划引导的近代商港城市建设 |
| 5.1 都市计划引导的建设 |
| 5.1.1 近代市制的建立 |
| 5.1.2 都市计划的制订 |
| 5.1.3 都市计划的先进性—“花园城”思想 |
| 5.2 城市结构支点—现代化生产性基础设施 |
| 5.2.1 水运 |
| 5.2.2 陆运 |
| 5.2.3 空运 |
| 5.3 市政建设骨架—城市街道 |
| 5.3.1 道路地面设计 |
| 5.3.2 道路地下设计 |
| 5.3.3 道路建设推动城市进步 |
| 5.4 意识形态的空间载体—公共空间 |
| 5.4.1 公共空间的建设缘起及其时间表 |
| 5.4.2 空地 |
| 5.4.3 选址和开发 |
| 5.4.4 大规模建设 |
| 5.4.5 集体意识和公共空间 |
| 5.5 社会福利建设—平民新村 |
| 5.5.1 平民新村的缘起 |
| 5.5.2 建设障碍与平民自治 |
| 5.5.3 作为半制度的模范住宅区 |
| 5.6 城市的意义—公共服务工程 |
| 5.7 物质空间主体—城市建筑 |
| 5.7.1 公共建筑 |
| 5.7.2 居住建筑 |
| 5.7.3 商住混合建筑 |
| 5.7.4 城市房屋与城市形象 |
| 5.8 小结 |
| 第六章 自发建设促成的近代商贸城市 |
| 6.1 近代商贸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 |
| 6.1.1 民间自发开埠 |
| 6.1.2 契约/半契约管理模式的导入 |
| 6.1.3 土地使用和城市特征 |
| 6.2 商贸城市管理的自组织 |
| 6.2.1 商会与城市建设 |
| 6.2.2 华侨与城市建设 |
| 6.2.3 市民社会 |
| 6.3 商办基础设施的自组织 |
| 6.3.1 水运交通建设 |
| 6.3.2 陆运交通建设 |
| 6.3.3 供水供电建设 |
| 6.3.4 公共空间建设 |
| 6.3.5 商办基础建设与汕头的城市化进程 |
| 6.4 商贸城市空间的自组织 |
| 6.4.1 商贸城市基层建设组织—筑路委员会 |
| 6.4.2 商贸城市前台形象—骑楼建筑 |
| 6.4.3 商贸城市幕后形象—内街建筑 |
| 6.5 平行发展和城市结构 |
| 6.6 小结 |
| 结论 |
| 近代汕头城市格局的结构化 |
| 近代汕头都市计划的先进性和城市建设的实验性 |
| 近代汕头城市建设的地方性 |
| 参考文献 |
| 历代文献 |
| 学术着作 |
| 论文集文献 |
| 学位论文 |
| 学术期刊文献 |
| 报纸文章 |
| 电子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建制大事记 |
| 附录2 ：1921年-1949年汕头历任市长 |
| 附录3 ：近代汕头饮食服务业布局 |
| 附录4 ：1860—1931年汕头口岸进出口船舶艘次及吨位统计表 |
| 附录5 ：近代汕头重要地图 |
| 附录6 ：汕头历史建筑测绘图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华南金融研究》2001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基金微观参与主体的基金业绩影响研究[D]. 沈一凡. 浙江大学, 2021(02)
- [2]中国制造业资本和劳动力错配研究 ——水平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改善路径[D]. 刘雅婕. 浙江大学, 2021(01)
- [3]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4]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D]. 毛勤晶.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5]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定的影响研究[D]. 徐铮.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产业扶持政策与企业系统风险 ——来自我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D]. 龚振.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中国OFDI企业母公司空间集聚、股权投资网络嵌入行为及其国际化绩效研究[D]. 梅鹤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我国教育管理学知识图谱研究 ——基于1979-2018期刊文献的实证分析[D]. 热孜万古丽·阿巴斯.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近代汕头城市建设发展史研究[D]. 郑莉.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