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和印度教民族主义

一、印度教与印度民族主义（论文文献综述）

许娟,张琳^[1]（2021）在《“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文中认为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新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政治最显着的特色。"新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顺应时代变化以及印度人民党为实现政治抱负所掀起的新一波"藏红花色浪潮"。"新印度教特性"是被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后的"印度教特性"的新形式,其从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四个方面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拓展和修订。同"印度教特性"一样,"新印度教特性"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过于强调同质性建设,而疏于公平性发展。印度人民党在达罗毗荼运动影响深远的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新印度教特性"的特点及发展困境。

袁雨航^[2]（2021）在《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文中提出语言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和形塑人群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也为界定个人身份认同提供了可能的依据。人类社会自发进行的语言改革,可以改变语言本身进而影响世界,而世界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着语言的变化。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主要通行语言之一。现代化进程中乌尔都语的身份变革和印度社会的整体变动息息相关,语言变革彰显了民族属性的标记功能,体现出印度穆斯林精英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乌尔都语身份变革就是印度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缩影。本文以巴斯尤尼的语言“索引性”理论、杜赞奇的“复刻符号”理论视角切入,探讨印度现代转型期间（1857-1947）乌尔都语的嬗变历程,通过对语言变革和语言使用群体的考察,探讨印度语言现代转型的独特机制,并进一步从语言研究角度出发,探寻印度社会殖民遗留根源及去殖民化的具体途径。本文基于原始文献展开研究,并综合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和社会语言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本论文按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的历时性展开,共分为七部分。导言部分介绍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并对具体概念、研究时段、文献材料组成和研究方法进行界定和说明。第一章考察作为穆斯林标识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为维护殖民统治,英国语言研究机构威廉堡学院统一了乌尔都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形式,并将其界定为一门具有伊斯兰色彩的语言。19世纪下半叶,穆斯林启蒙运动领袖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继而通过乌尔都语说理散文创作和公共演讲,将乌尔都语建构为印度穆斯林的身份标识。第二章考察作为标准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经过19世纪语言身份建构的乌尔都语因伊斯兰色彩备受印度教徒指责。与此同时,该语言本身也需标准化以满足现代社会需求。乌尔都语知识界发起语言标准化运动,进一步保障了乌尔都语在社会各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并在标准化措施中,同时关注该语言的印度特性和伊斯兰特性。第三章考察作为通用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20世纪20年代后,以整个印度次大陆为地理范围的“印度认同”进一步发展成型。知识分子为将乌尔都语推广为印度通用语言,需处理该语言和印度南部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此,乌尔都语知识界通过语言史重建,将乌尔都语使用社群从北印度扩展到南印度,为该语言建构起印度通用语言的身份。第四章考察作为科学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印度认同”驱使乌尔都语知识分子通过和英语之间的对抗,进一步确立乌尔都语作为一门印度语言进行推广的资格。鉴于科学在印度民族复兴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英语媒介科学教育的弊端,乌尔都语知识分子继而通过科技术语翻译运动,将该语言推行为科学教育和研究的媒介。第五章考察作为印度民族语言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20世纪30年代后,印度政治舞台上的主要矛盾由印英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殖民势力预期撤出下不同宗教社群之间的矛盾。为取得社会、文化和政治主导权,乌尔都语知识分子和印地语知识分子展开印度民族语言之争,并通过联合达罗毗荼语系语言使用社群、盎格鲁印度人社群以及部落社群等为语言推广运动助力。但最终巴基斯坦的成立,使得此推广计划戛然而止。本文通过对现代转型历程中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的考察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乌尔都语身份建构受世界语言变革潮流中“言语中心主义”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北印度穆斯林试图通过语言推广运动,在印度由传统社会向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争取权力的意图。第二,印度现代转型历程中,乌尔都语基于克里方言、莱赫达诗歌和威廉堡学院创制的口语化散文被重新界定出来,并逐步应用于政治、教育、科学等各领域,其使用人群从北印度扩展到全印度,语言中同时体现出较强的印度特性和伊斯兰特性。第三,历经现代转型的乌尔都语持续在印巴两国国家认同塑造中发挥作用。第四,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语言冲突的根源在于难以建构统一的民族认同,未来可尝试跳出英殖民时期建构的范畴和概念,从历史中论证印度文明本身存在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齐仁达^[3]（2021）在《印度国旗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变迁》文中认为国家象征物的确定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国家象征物的选择与改变则反映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变迁。印度国旗诞生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期间。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国旗的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印度国旗的形制正式确定,象征着尼赫鲁式国家的建立,其蕴含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经历了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前就不赞同国大党设计的各版国旗,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拒绝接受印度国旗。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接受了印度国旗,并将国旗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出台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再解释。印度国旗的形制虽然未发生变化,但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标志着印度已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从独立前到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形制和象征意义处于不断流变的进程中,这种流变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变迁进程。印度国旗不断流变的关键动因则是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顾佳赟^[4]（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张晗悦^[5]（2021）在《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文中研究表明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是基于党的五项原则、整体人本主义和印度教特性三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建设,目的是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公平平等、符合印度文化价值理念的、真正的世俗化国家。大多数研究都将印度人民党的政治路线看作是背离印度世俗主义的宗教民族主义,将其看作是一个教派主义政党,但仅仅用教派主义来评判印度人民党显然是不客观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印度人民党对极端教派主义思想在竞选纲领、党章政策中的淡化,更是说明印度人民党向世俗主义的靠拢,不过,要注意的是,印度人民党的世俗主义显然与《印度宪法》中的世俗主义不同,其真正奉行的是一种基于多数主义的民主政治,在照顾印度教徒情感的同时,主张所有宗教平等发展,国家建立在多元宗教共存的基础上,逐渐收回独立之初赋予印度穆斯林群体的特殊权利。正是在此基础上,印度人民党政府以其对世俗主义的新解读来实施国家的世俗化建设进程。本文从印度的世俗主义、印度人民党的世俗观以及印度人民党政府进行的世俗化建设展开论述,探讨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如何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最终的结论认为印度人民党在对世俗主义的重新解读下,利用《印度宪法》赋予党的政治实践合法性,走出一条将发展、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身份混合在一起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世俗化道路。

张帅^[6]（2021）在《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及未来走向》文中提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是印度教政治化进程的延续和高潮,也是印度教社会化进程的最新成果。印度教民族主义诞生于19世纪印度以改革印度教为先导的社会运动,以及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教派利益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之中。其中,"印度教国家"理论和"国家虔信"论的提出为其生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撑。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流变来看,其是宗教与民族问题的有机统一,是宗教问题民族化、民族问题宗教化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化互为联动和交替演进的过程。当前,在莫迪政府及印度人民党的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策略的双重驱动下,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回归,使印度社会陷入新一轮冲突和动荡周期,并重塑印度的内政与外交。未来,印度教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宗教政治化和宗教社会化的线性演进进路,将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同步发展的态势。

和红梅,聂姣^[7]（2021）在《21世纪南亚宗教民族主义崛起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斯里兰卡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对宗教少数群体和世俗主义者的攻击愈演愈烈。这释放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即南亚宗教民族主义的再次崛起。与宗教既可以是"和平的使者",又可以作为"动乱的根源"一样,南亚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影响。南亚宗教民族主义经常与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种族和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建构",对所在国的政治过程、地区安全和稳定及政治生态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伟均^[8]（2020）在《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的发端》文中提出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诞生于印度遭遇英国殖民主义、丧失历史叙述话语权的特殊背景之下。它的孕育过程反映了印度民族主义精英两个层面的强烈诉求,一是反驳英国殖民主义对印度历史档案做意图处理、服务其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二是争夺印度历史叙述话语权,实现民族国家身份与民族历史传统谱系的建构。其现代形式历史谱系的发展经历了如下过程:首先,经过往世书式史学叙述模式困局的反思和西方理性史学思维的接受,初步形成以印度教历史作为民族传统历史的基本构想,诞生出自己的民族主义史学理念;其次,从国家、民族、宗教等方面,策略性地建构出新的民族国家历史谱系;最终,形成成熟的史学叙事模式,完成史学体系的建构。它的诞生从史学上促进了印度在"民族性"上达成共识,使"婆罗多之地"印度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得到合法化。但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从其萌芽之初,在本国族裔与宗教关系的处理方面,过分强调印度教特性、无视国家内部本身的多样性与多质性,忽略了历史运动的多面性。特别是它对印度伊斯兰教及其历史的处理,复制了西方史学中的殖民意识和民族本质论的偏见,在本质上无法摆脱其作为"殖民者的知识"的本源特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在印度史学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殖民,甚至使民族主义史学新建立起来的印度历史再次出现传统史"叙事的断裂"。

马艳秋^[9]（2020）在《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是对印度底层研究的代表理论家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后殖民理论进行的系统研究。作为底层研究这一领域中享有盛誉的学者,帕沙·查特吉始终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研究印度当代的政治及文化体制,他的观点架构隐含批判的对象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经济侵入,抵制这一侵入并建构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他理论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最终目标。查特吉十分注重对后殖民国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去殖民化”,将现代政治的研究深入地扎根于第三世界后殖民的历史语境中,运用庶民研究的批评策略对当代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和解构,其理论具有明显的文化政治批判性。诚如菲利普·霍尔登所说:“查特吉为我们阐明了,理论如何能够动摇并且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框架。如果我们乐意去挑战一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假设,那么这种理论恰恰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日益复杂化和各民族国家对共同体意识的不断强化是民族主义研究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在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研究中,民族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正是在深入研究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查特吉将其后殖民理论的批判锋芒指向了西方的文化本质论,通过分析殖民地精英民族主义话语与启蒙理性的复杂纠葛,他意识到了本土精英对殖民意识的承袭和内化。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查特吉认为,只有将底层对两种精英主义——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反抗纳入到去殖民化的历史向度中,才有可能实现印度的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时代的自由发展。论文的写作主要沿着两条主线进行:一条是精英民族主义话语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制,另一条是底层实践对殖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双重拆解。在历史层面上,查特吉深刻揭示了印度民族历史中充斥着的各种精英话语及其对底层群体革命力量的歪曲和压制,继而对精英民族主义历史中有问题的底层声音进行了重新书写。在现实层面上,查特吉充分肯定了底层的反抗力量在政治与文化领域对保有民族特性的印度发展;对冲破新式殖民主义的封锁所做出的努力和建树。

闫元元^[10]（2020）在《印地语达利特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种姓是印度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种姓把印度民众划分成数千个相互隔离的社会集团,源于宗教的种姓制度又赋予这些社会集团高低贵贱之分,形成一种基于职业的社会阶序。不可接触制是种姓制度的一环,剥夺了“不可接触者”生而为人的权利,使其长期遭受政治压迫和社会歧视。在古代印度,高种姓垄断了教育和文化,“不可接触者”沦为“不能言说的底层”。虽然在印度中世纪出现了几名“不可接触者”出身的诗人,但其作品犹如暗夜中点点萤光,并没有进入主流书写的范畴。英国殖民者征服印度以后,种姓制度失去了司法和行政的合法地位,“不可接触者”群体的自主意识逐渐觉醒,文学创作得以萌芽。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期间,对于“不可接触者”的宗教归属问题,甘地与“不可接触者”领袖安贝德卡尔意见分歧巨大。甘地认为“不可接触者”群体理应属于“印度教徒”,而安贝德卡尔则认为“不可接触者”应当享有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同等的地位。甘地的政治主张在印度文学界得到了积极响应,一批印度作家创作了以“书写‘不可接触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可接触者”在探索族群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选择了“达利特”（Dalit,意思为“受压迫者”）一词作为自我认同的身份标签。印度独立后,达利特知识分子队伍逐渐壮大,并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了达利特黑豹党运动,这是一场跨越政治、文化、宗教、文学的平权运动,在建构达利特族群身份认同、唤醒底层民众斗争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现代达利特文学的成形。兴起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提语达利特文学在向印度其他语言传播过程中,印地语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简称瓦尔密齐）发挥了重要的引介作用。瓦尔密齐不仅翻译了多本马拉提语达利特诗集,还创作了大量印地语达利特诗歌和短篇小说。他的自传《剩饭》是印度达利特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除了被翻译成多种印度地方语言之外,还被译为英语、汉语、德语、瑞典语等多种外语,使达利特文学产生了全球影响力。本文在细读瓦尔密齐的全部作品的基础上,以其文学创作为例,对印地语达利特文学展开深入研究。绪论梳理了该方向的研究状况,并对论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考证;第一章梳理了瓦尔密齐对印地语达利特文学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为后文分析印地语达利特文学提供了背景知识;第二章以瓦尔密齐的四部诗集《多个世纪的苦难》《够了!过分了》《就此打住》和《字词不会撒谎》为研究对象,评析达利特诗歌对于印度经典诗歌和史诗故事的重构,分析了达利特诗歌的现实功用——批判种姓制度、塑造达利特尊严和唤醒达利特斗争意识;第三章以瓦尔密齐的两部短篇小说选集《致敬》和《侵入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中的边缘人书写、女性解放与强奸重写等主题,并指出达利特文学创作存在脸谱化书写等问题;第四章以瓦尔密齐的自传《剩饭》第一、二卷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达利特身份认同建构、群体心理创伤治愈、记录当代种姓制度变迁和达利特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等主题;第五章研究了达利特文学对于印度文学的影响,主要从达利特文学对印度教经典的抗议与重读、对中世纪帕克蒂文学的再定性、印度独立前达利特文学的发展和现代达利特文学对于印度现代文学的影响四个方面展开分析。通过梳理印地语达利特文学发展历程和评析个体文本,本文理清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深挖瓦尔密齐的文学创作,以点带面地展示了印地语达利特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各种达利特文学体裁的创作维度,研究领域囊括了心理创伤、身份政治、边缘书写、女性叙事等多个主题;二是用达利特文学中的底层视角来审视印度政治,达利特文学是达利特运动的重要一环,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文学,有着明确的社会和政治诉求。当代印度国民面临着多种身份认同——世俗国民、印度教徒和达利特,达利特文学为印度底层民众建构新身份起到了政治宣传和历史考证的双重作用;三是从文学作品发掘文本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资料价值。印度种姓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考察一直是学界的一个热点,剥去附在文本上政治宣传的外衣之后,达利特文学对于达利特生活的细微记录,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印度种姓社会的族群内部关系,从而为研究印度社会和种姓制度提供了详实的素材。

二、印度教与印度民族主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度教与印度民族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1）“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论文提纲范文）

（3）印度国旗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4）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9）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10）印地语达利特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度教与印度民族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J]. 许娟,张琳. 南亚研究, 2021(04)
• [2]印度现代转型中的乌尔都语身份建构研究（1857-1947）[D]. 袁雨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印度国旗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变迁[J]. 齐仁达.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1(03)
• [4]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印度人民党政府的世俗化建设[D]. 张晗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6]宗教政治化与宗教社会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及未来走向[J]. 张帅.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1(02)
• [7]21世纪南亚宗教民族主义崛起的影响研究[J]. 和红梅,聂姣.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21(02)
• [8]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史学的发端[J]. 王伟均.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0(06)
• [9]论帕沙·查特吉的后殖民理论及其美学向度[D]. 马艳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10]印地语达利特作家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文学创作研究[D]. 闫元元.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标签：乌尔都语论文;  达利特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印度教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