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师资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一、关于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姜琳琳^[1]（2021）在《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近几年掀起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热潮的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渐渐以各种形式进入到现代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代代祖先为我们创造出大量灿烂辉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及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财富,更是指引华夏炎黄子孙不断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和思想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人内心,影响着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中华民族基因。国家的发展与教育密不可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传承和发展必须靠教育。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指导思想中指出,“当前美育的目标是立德树人,强调美育对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美育的任务之一。美育要实现全面培养人的目的,就必须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学生有了正确的审美观,才能更好地认识美和创造美。因此,作为新时代艺术教育研究者,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作为己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美学意蕴,论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艺术教育中的特质,以及艺术教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作为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教育的文化和思想理论基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振兴、发展与传承的工作,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让中国儿童更多地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中浸润、成长,这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学前教育是教育活动的最初阶段,是人生的第一个教育阶段。幼儿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性格、人格发展形成的最初阶段,因而学前教育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在这一阶段,让幼儿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活动环境中,是培养幼儿传统审美意识以及诱导幼儿人文素养形成的重要基础。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课程正是提高儿童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教学诉求。从当前我国幼师的整体现状来看,社会对幼儿师资的缺乏体现在缺少具有高文化、高素质的幼儿教师。这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一定的艺术实践能力,还要拥有广博的文化素养和科研意识及科研能力。因此,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最终要落实到教师的普及上,要让更多的教师懂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爱中华传统文化,会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综合艺术教学。作为艺术教育的研究者来说,不仅要能构建艺术教育的理论研究,还要能开展艺术教育的实践研究。本研究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方法为目标,首先,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美学追求、艺术资源的阐述,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的特质,作为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接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教育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综合艺术课程中的现代意蕴,以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在幼儿综合艺术课程中的应用,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意义、目标、内容、方式的理论阐述论述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鉴于本项研究的规模与对象,笔者选择行动研究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综合艺术课程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笔者通过实际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一线教师的实际需求,深入教学一线用实际行动探索适合解决一线教学问题的措施。根据行动研究的精神,以改善自己的实践为目的,亲身进行课程计划和教学实践活动。在研究中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文献研究法、行动研究法、调查法,以及经验总结法、跨学科研究法、探索性研究法针对各个研究问题进行研究。整个行动研究以各种研究调查及教学课例为基础,通过确立研究问题、制定研究计划、实施行动计划、典型课例验证、总结及反思几个行动步骤进行了包含先导性研究的四轮研究,以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教育中应用的现状、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行动计划,并制定行动实施方案,以典型教学课例呈现行动实施方案,最后对行动的问题、计划、实施行动进行总结和反思。通过行动研究,总结出五项研究结果:第一,综合性在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内容中的重要性;第二,要综合利用四种教学策略开展教学;第三,研究者要与教师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第四,要取得家长及社会的信任和支持;第五,实现教师教学才是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幼儿艺术课程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笔者通过教学实践探索出几个研究中的创新点。本研究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探索艺术教育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第二,总结艺术教育中蕴藏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蕴;第三,分析艺术教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第四,以“课程整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方法论。本研究的实践创新在于:第一,以教育行动研究作为艺术教育研究的方法;第二,本研究在先导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三轮行动研究;第三,本研究是以改善研究者自身的实践教学为目的的实践研究。尽管如此,研究仍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综合艺术课程”现实状况的局限;其次,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资源在幼儿综合艺术课程中的应用尚有挖掘空间;最后,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有待加强。

仇淼^[2]（2021）在《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在线培训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教师参加在线培训是有针对性提高教学能力以及实现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在线培训模式是一个依托互联网等电子信息技术的,将培训目标、内容、实施过程、评价等因素有机结合成某种标准样式的活动。作为一种新型的学习形式,在线培训不是单纯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传统线下培训的内容照搬,而是根据参训人员认知水平、认知能力、学习需求、培训偏好展开的新兴培训方式。受制于培训目标模糊、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培训实施趋于形式化和评价方式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我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效果并不理想。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经验可以为我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本研究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将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其由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四个子系统组成。基于认识到成人的学习是一种自身需要、自主驱动、自我经验基础上的建构式学习,学习内容需与成人学习者工作、生活中的实践问题相关,因此,成人教育理论成为本研究分析的基本理论支撑。本研究运用文献法、案例法和比较研究法,探索了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发展过程、现实样态,形成的特点、普适性和可借鉴性,并为我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第一章通过对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历史溯源发现: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形成了肯普非线性模式;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形成了史密斯-雷根线性模式;上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形成了尼文混合模式。当前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不再以单一目标或内容框定某一固定培训模式,而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媒介,充分发挥其“个性化”“沉浸式”“全息化”的优势。第二章阐释了肯普非线性模式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作。肯普模式发布初期主要基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随社会不断发展,肯普模式经过多次修改,逐步完善。e MSS项目作为肯普模式的案例代表,呈现出非线性的实施方式。该项目专为工作1-3年的新任教师设计,其在线学习环境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参训教师可以按需选择任意学习空间。第三章阐释了史密斯-雷根线性模式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作。史密斯-雷根模式作为第二代教学设计的代表模式,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三大策略设计,从而达到学习者高效接受知识、内化知识、迁移知识的目的。美国人民大学教育硕士计划作为史密斯-雷根模式的实际运用案例,注重培训策略的设计,同时在培训实施过程中强调参训教师对不同教学策略的探索和运用。第四章阐释了尼文混合模式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作。带有线性和非线性特征的尼文混合模式在教学设计中重视计算机设备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辅助运用。佐治亚州教育者准备计划作为尼文模式的现实案例,致力于为不同层级的中小学教师提供初级准备和高级准备等课程,注重将教育技术融于教育者准备计划各阶段的实施过程中,并强调用教育技术协助参训教师查询、学习、探索、解决问题和分享经验。第五章对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特点、普适性及可借鉴性进行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受互联网思维的影响,美国中小学在线培训模式目标的设计呈现出通过大数据技术全面分析和预测参训教师需求的特征;第二,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设计始终秉承参训教师需要完整生命成长和专业发展的理念;第三,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重视以情景任务为导向,建构在线实践共同体;第四,美国带有州独特性的教师专业发展标准以及政府、在线培训平台等组织协同保障培训质量。此外,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项目重视教师的内生需求以及个人发展差异性,并注重将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融入在线培训项目和平台的设计中,这为我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第六章根据对美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建构和运行的探索,对我国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模式的发展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利用“全息化”技术全面、多维收集数据,设计符合教师需求的在线培训目标;二是关注教师个人生命成长和专业发展,为参训教师提供定制化在线培训内容;三是注重参训教师、培训教师以及在线培训平台间多样化的交互方式,促进教师间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四是重视中小学教师在线培训项目的质量,引入第三方和微认证评估机制,协同政府、教育机构、中小学等多方组织,建立在线培训质量保障体系。

黄蓝紫^[3]（2020）在《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二战后至今是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此前建立起来支撑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职前教师教育也在各种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型。通过相关政策的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历经强调规模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发展阶段,在培养目标、模式、标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成效显着。同时,战后英国独特的两党交替执政模式,以及政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彰显着政治和利益属性。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切入视角,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英国教师教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视野,这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以政党交替为纵向划分依据,结合公共政策学的横向分析框架,对不同历史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剖析,以探究政策的阶段性议题和影响政策形成的内外动因。同时,通过梳理政策变迁的轨迹与总结其特征,分析导致政策变迁的利益博弈,进而归纳出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强调数量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阶段。二战后至1979年的“共识政治”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主题是强调数量扩张。英国政府通过颁布《麦克奈尔报告》、《罗宾斯报告》和《詹姆斯报告》扩大了职前教师教育规模,提高了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确立了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一体化的培养路径。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受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影响,英国政府通过颁布多个政策,拓宽注重实践的师资培训途径,制定能力本位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设立多个职前教师教育督查机构,进而确立了质量与能力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同时,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控制,鼓励职前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化竞争。1997年新工党执政后,处于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致力于提高基础教育标准与质量。为此,新工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拓展合格教师准入途径等政策确立了注重标准与专业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2010年后,联合政府确立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发展方向,通过《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白皮书、《2012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的颁布实现了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的卓越化。第二,1944至2015年,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内容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和能力;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导致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政府;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自身利益的维护者:教师。此外,不同执政党、教师与中央政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导致了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第三,通过探讨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不难发现,实现职前教师教育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即构建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多元平衡的发展格局。首先,应当倡导职前教师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中介机构、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其次,追求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持续开发针对不同生源、多机构共同参与的教师培养模式。最后,实行职前教师教育生源选拔的多元化。

彭慧林^[4]（2020）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包班制的实施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教育的理念和教学水平不断螺旋式前进,世界各国特别关注基础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小学教育,“包班制”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小学教育班级教学管理的“首选”。我国从2001年新一轮课程改革到现在,一直处于“摸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我国的教育理念也不断地更新与发展,“包班制”也逐渐深入基础教育。发达国家实施的“包班制”是建立在小班化、课程综合化、先进的教师和教育理念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教育机制。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我国的基础教育逐渐呈现课程综合化、班级小班化,越来越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关注学生的整体性和差异性,在教育教学上注重因材施教,激发和挖掘学生的潜能。我国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基础教育理念与发达国家实施的“包班制”有不约而同之处,这无疑可以为我国“包班制”的实施与试点提供理论的支撑以及实践参考。本研究以我国新课程改革为视角,通过收集、参考国内外实施“包班制”的素材,以长沙市A小学为例,采用文献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全面了解长沙市A小学“包班制”实施的情况。通过对长沙市A小学学生和包班教师的调查与分析,再结合自己在观察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本研究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是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包班制”的研究内容及其观点,以及本论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包班制的特征与原则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主要是考察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长沙市A小学包班制的实施概况,从实施包班制的原因和实施的举措两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实施的举措是从包班班级的文化建设、包班教师的选拔与培训以及包班课程的具体实施四个方面探讨长沙市A小学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实施“包班制”的情况;第四部分,主要是长沙市A小学在新课程背景下包班制的现状展开调查与分析,围绕学生和包班教师两大主体进行探究;第五部分,主要是分析长沙市A小学在实施“包班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六部分,主要针对长沙市A小学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包班制”实施过程中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结语部分,对我国“包班制”实施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李友莉^[5]（2020）在《小学数学教师课程标准实施研究》文中提出学科课程标准是人才培养规格的学科化表述,是国家教学指导性文件,是教师实施教学的重要依据。教师基于课程标准教学充分体现了教师教学的专业性。迄今为止,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修订稿）已经颁布近十年,但如何测量教师多大程度上遵循课程标准所倡导的理念,依据课程标准开展教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本研究在借鉴教学要素论和勒温场动力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调研的情况,对一线教师落实课程标准的程度、影响教师实施课程标准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旨在为一线教师基于课程标准教学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促进教师的教学活动走向专业化。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观察法,根据分层整群抽样的原则选取了兰州市200名小学数学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教师为主体来揭示其实施课程标准的过程,即教师对课程标准的接触—熟悉—认识和理解、接受度、到对课程标准的实践,最后到对课程标准的评价与反思。通过教师实施课程标准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对课程标准熟悉度一般,并非真正理解其内涵;教师对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认同程度较高,但缺乏自主意识;课堂教学方式发生变革,但教学目标悬置和课堂教学评价缺失;教师对课程标准满意度一般且教学反思不深入;教师之间、学校之间课程标准实施程度差异较大。为了探究哪些因素对教师实施课程标准产生影响,本文参考已有的理论框架,结合实际情况,从课程标准本身、课程标准的实施主体（教师）和课程标准实施的外部因素三方面重点分析了影响教师实施课程标准的若干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勒温的立场分析方法:分析支持因素和反对因素的强弱,增强支持因素,疏导或检索反对因素,构建教师实施课程标准的动力系统,进而强有力地推动教师落实课程标准。研究结果表明:支持教师落实课程标准的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教研组发挥的力量、学校领导的管理与支持,阻碍教师落实课程标准的因素由强到弱依次为获得关于课程标准的专项培训机会少、评价制度和高利害考试的制约、教师自身能力素质不足、课程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最后在前文的基础上,针对教师实施课程标准存在的问题,疏导或检索反对因素,为促进教师实施课程标准提供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一是重视师资培训,拓展各种因地制宜的师资培训方式;二是提升课堂教学评价质量,开展基于课程标准的学业评价;三是开发适切的教学资源,倡导基于标准的教学活动;四是提升课程标准的可操作性,探索基于课程标准教学的方法和策略;五是建立课程标准实施的检测反馈机制,提升教师课程标准意识。

段炼^[6]（2020）在《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构建研究》文中提出足球运动具有独特的全面育人功能,是学校体育工作中重要的育人手段和教学内容。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加强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事关长远,涉及基础,对促进青少年全面成长和中国足球运动科学发展以及学校体育工作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和引领示范作用。2015年1月教育部牵头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全力推动校园足球发展。2019年3月,教育部贯彻“足球从娃娃抓起”的理念,遴选建设3570所足球特色幼儿园,开展试点工作。如何科学的从娃娃抓起?相关学者根据教育部“幼儿园去小学化”的要求,根据《3-6岁儿童发展纲要》,构建了系列“幼儿足球适宜性游戏课程”。至此,我国校园足球运动的科学发展和足球人才的培养形成了完整体系构建,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但这一初创体系仍存在缺少从幼儿-小学-中学-大学-社会一体化、全周期、系统化整体审视和对学龄层次间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等方面有效衔接的细节考量问题。尤其是缺少对最为关键的“幼小衔接”阶段6-7岁儿童——小学一、二年级足球课程开发、教学和活动设计与幼儿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有效衔接问题的科学审视。当前6-7岁儿童足球教学未能形成适宜性、系统性、开放性的课程体系,存在课程目标单一化,教学内容技术化,教学形式专业化,活动开展竞技化,教学评价体质化等问题,导致教师教学没有抓手、学生学习没兴趣,严重削弱了校园足球课程体系的全面育人功能,成为当前我国校园足球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为此,探索能够实现有效衔接、协同联动和可持续发展的6-7岁儿童足球课程理论及及实践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校园足球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加强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努力把校园足球打造成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奠基工程、立德树人的育人工程和新时代全面推进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探路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本研究以系统构建与我国幼儿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有效衔接的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为研究目标与对象,以促进儿童“发展适宜性实践”与“适宜性游戏”为理念,以系统论、课程论、教学论、适宜性游戏理论以及青少年足球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专家访谈法、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6-7岁儿童足球课程开展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明确了该课程体系的转换路径选择,按照《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学指南》等指导性文件的目标要求,从课程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实施体系及评价体系4方面系统构建“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并进行该课程体系的实施与论证。以期实现对现有足球课程的系统升级,更新该年龄段儿童足球教学理念、明确课程目标、完善内容体系、拓展实施渠道、实施科学评价,实现有效“幼小衔接”,全面提升足球课程体系全面育人的系统功能。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遵循”立体化”转换与路径选择。一是将校园足球水平一阶段课程实施路径由原有仅向上支撑三、四年级足球课程的基础功能定位,转换为向下有效衔接“学前幼儿足球游戏”与向上支撑“小学三、四年级”课程教学的承上启下功能定位,拓展了路径长度;二是将校园足球的体育学科课程形式,转换为有效衔接学校、家庭及社会多方参与的一体化适宜性游戏课程形式,延展了课程实施路径的宽度;三是将重点体现校园足球课程掌握足球技术和提升运动素质的课程目标,转换为更加重视学生运动兴趣、品格提升、习惯养成的全面教育发展目标,提升了足球课程实施的教育价值。第二,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是以发展适宜性实践及适宜性游戏理论为理念引领,以足球为手段实现全面教育为目标,以组织开展高水平的“适宜性游戏”为课程内容形式,以课程实施过程的规范化与保障的全面化为依托,以建立全方位、标准化课程评价体系为参照,有效衔接学前课程与小学课程、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的适宜于我国小学6-7岁儿童学校足球课程开展的理论-实践要素反馈体系。第三,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由课程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实施体系及评价体系4个子系统构成,其中前两者以课程大纲、方案的创编为主要目标,强调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理论体系的构建,后两者则以课程的实施与评价为目标,强调实施过程的科学性与评价方式的客观性、标准性。最终,在课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统一于课程体系建构之中,在理论指导、实践应用、反馈调整的系统循环中,实现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的不断丰富与发展。第四,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目标、内容体系,是以该年龄阶段学习特征与适宜性发展需求为依据,以各种素质能力发展的渐进性变化和足球基本技术结构特征为主线,将各阶段课程学习标准有效融合到适宜性足球游戏的创新创编中,通过科学分类、难度梯度、功能定位、菜单式选取等方式,将新创编的游戏内容有序排列组合形成完整的课程内容体系的过程,具体表现为课程大纲、课程方案及每节课程教案三个层次。第五,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实施体系,包括实施过程和实施保障两方面内容。前者强调了教师在执教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中的规范性与标准性要求,包括课前设计准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调整三个环节;后者则从课程实施的环境氛围和保障入手,为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的有效实施创造有利条件与实施路径,包括建立运动联盟、设置主题活动、学校-家庭-社区活动、社会资本参与、智能科技支持等多元形式。第六,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评价体系包括目标评价、过程评价及效果评价三个环节,本研究通过构建成长激励性标准化的指标评估体系实现各环节的有效评估。目标评价的对象包括适宜性游戏创编与课程内容（大纲）创编两方面评价;过程评价的对象为教师或教练员的施教过程,包括施教准备、施教过程、施教效果和施教评价四方面评价;效果评价的对象为学生的课程学习效果,以及对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效益的综合性评估。

李梦慧^[7]（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体育教师作为专门履行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系统的体育专业知识和体育专业技能等能力,因此需要进行长期、系统、严格地培养与培训。国家颁布的重多政策文件中都有强调发展体育教师教育的重要性,但通过整理发现,我国颁发的专门性体育教师教育政策不多,针对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也较少,且至今没有形成完备的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研究体系。因此为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研究添砖添瓦,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297份政策文本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政策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的与体育教师教育有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找出政策文本的主要特征,主题内容变化的特点,并进行演变历程阶段划分和政策的个案分析,总结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和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有:1.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文本数量、主体和主题的统计与分析,得出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文本的4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政策数量变化呈逐年增长与迅速减少相结合;（2）政策文本制定主体权威性与相互协作性结合;（3）政策主题以教师培养与进修为主;（4）政策整体向着体系化的方向发展。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历史进程主要分为:恢复调整阶段（1978-1986年）、发展阶段（1987-2000年）、快速发展阶段（2001-2011年）和创新突破阶段（2012年-至今）。这四个阶段展现了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递进,促进了我国体育教师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对典型政策的个案分析得出得出影响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演变的驱动力主要有:体育教师教育问题的出现和中国战略方向的定位。3.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某些政策内容的与现实结合不够紧密;少数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内容存在重复性、滞后性、模糊性;政策体系不完善;整体政策内容不均衡性和有倾斜性的现象。4.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发展对策主要包括:落实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调研工作;优化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完善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结构体系;平衡体育教师教育政策内容。

程明喜^[8]（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文中提出课程价值取向是指课程设计主体进行课程设计时所持的导向性的价值观,具体表现为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确定中的选择性倾向。课程价值取向伴随课程设计的技术安排和要素实施的全过程,是课程设计具体技术背后的“幽灵”和“无形的手”。笔者在长期从事教师培训过程中发现,当前,我国教师培训课程呈现出价值取向多元、思想观念多样、课程设计理念纷繁芜杂、各种声音此消彼长现象。由于缺少研究,很多课程参与主体,包括不同培训机构、课程设计者、培训者、参培教师等课程取向意识缺失,无法在相对共识、清晰的课程立场下有效沟通、设计课程并形成合力,这是导致教师培训“无序”与“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立足于我国教师培训的历史与现实,视界从1978年起至2018年,整整贯通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研究旨在考察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历史分期;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三是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影响因素。研究以教师培训历史发展为主线,聚焦不同时期教师培训课程,主要采取了文献法、文本分析法、访谈法和德尔菲法。一是文献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的检索和阅读,确立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依据不同时期教师培训重要政策和关键事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进行了“四阶段”划分。将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置于历史坐标下,还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历史真相。二是文本分析。研究按教师培训发展四阶段展开,选取了不同时期多种形态的教师培训课程37份,从课程目标、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三方面展开文本分析,揭示了不同时期教师培训课程特征,并依据课程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做出判定,最后,确定了不同时期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进而全面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变迁。三是德尔菲法和访谈法。通过文献阅读,初步圈定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进一步运用德尔菲法,通过对11位培训专家的函询,确定了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六个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教育改革与发展、培训政策与标准、培训理论与实践、教育技术的发展、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和课程设计者素质与观念;最后,通过文献研究和专家及参训教师的访谈,揭示了不同因素对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的影响。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年）,学历补偿、提高与继续教育初行阶段（1989-1998年）,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年）以及“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至今）。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学历补偿阶段（1978-1988年）课程呈现出知识中心取向;学历补偿、提高与继续教育初行阶段（1989-1998年）课程呈现出知识中心向能力中心过渡取向;继续教育全面展开阶段（1999-2009年）课程呈现出能力中心取向;“国培计划”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至今）课程呈现出专业发展取向与综合素养取向并存取向。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整体上呈现出由知识中心、能力中心、专业发展、向综合素养取向变迁的特征。第三,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形成与变迁受多种因素影响。第四,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遵循一定的变迁逻辑。本研究提出的建议是:一是对教师培训课程设计者的建议:第一,加强教师培训课程研究,提升课程取向意识,在明晰的课程取向指导下实施课程设计技术;第二,加强教师培训政策、标准和理论学习,确保正确的课程价值取向和规范的课程设计技术。二是对教师培训机构的建议:第一,把握教育改革与教育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对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作出正确判断;第二,有意识地建立课程设计团队,避免课程设计者个体视角偏见和经验束缚;第三,本着分层、分类、分岗的原则设置培训项目,基于教师实际,聚焦主题设计培训课程。三是对教师培训课程政策制定者的建议:第一,立足教育改革与发展,及时更新教师专业标准,为教师培训课程设计提供依据;第二,立足教师培训理论与实践,及时出台教师培训政策、推广教师培训经验。四是对教师培训课程研究者的建议:第一,进行综合素养取向下的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与开发研究;第二,选择知识社会学视角对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进行深度分析。

徐文秀^[9]（2019）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文中提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竞争加剧,世界主要国家都把提高教师质量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和政策高度,“新教师教育改革”趋势正在形成。近年来,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在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和师范专业认证制度基础上,正在着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部文件提出,“大力提高教师培养质量成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教育部,2014）。为提升教师培养质量,很多师范大学正在建立“大学——政府——学校”协同创新培养教师的模式,加强教育实践在教师培养中的作用。但如何改革传统师范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建立与新模式相适应的课程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英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现代教师教育改革,建立了国家教师教育管理体系,并改革高等教育机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建立了基于实践的高等教育机构与学校合作的教师培养模式。研究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情况,对于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创新教师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本研究对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问题。第一,英国教师教育课程的培养目标和理念是怎样的?第二,英国教师教育课程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即:该课程如何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第三,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效果与影响因素有哪些?第四,英国教师教育课程实施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研究者利用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访学的机会,以世界教育领域排名第一位的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的中学英语PGCE课程（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简称PGCE课程）为个案,通过课堂观察、访谈、调查问卷和课堂录像观察与文本分析等方法,对该学院PGCE课程教学组织和实施进行考察,获得关于英国PGCE课程实施的系列有价值的发现,为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建设提供参照和建议。首先,英国PGCE课程是在大学和实习学校两种不同情境下开展的教师教育课程。大学的PGCE课程教学一体化设计是教师教育课程实施的关键和主导环节。通过对大学课程教学研究发现,英国PGCE课程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批判反思能力为目标取向,以主题单元组织课程教学内容,以两个目标为线索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包括:学科教学技能与学科理解、一般教学技能与学会教学的方法、课程政策与教学、学生知识与教育价值观、自我知识与职业认同等。教学活动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学生观察体验活动、实践反思活动和理论反思活动。以培养教学能力为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观察体验、实践反思两个层次的教学活动;以培养批判反思能力为主要目标的主题单元,一般组织学生阅读观察、个人经验反思和理论反思三个层次的教学活动。对PGCE课程实施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发现是,该课程丰富和发展了“反思”的内涵,既包括实践活动反思（元认知）,也包括理论反思,同时也包括对个人经验史的反思。其次,通过对英国PGCE课程大学与实习学校两种情境下的教师培养活动研究发现,教师培养活动流程包括集体教学活动（如大学的学科讲座）、小组研讨活动（导师组讨论和小组研讨）、教学实践和个人反思活动（任务与作业）。对这个培养流程进一步分析发现,英国PGCE课程教师培养模式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和社会互动的教师学习与发展理念基础上的教师培养模式。它以动态发展的“语境主义知识观”和“情境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突出学生在实践和教学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导师（大学和学校）是促进学生在专业共同体情境下学习和发展的技能示范者、教学活动指导者和反思促进者。研究还发现,英国教师教育课程严格遵照国家《教师标准》（2011版）和《职前教师教育标准和支持建议》（2016版）要求,紧紧围绕中小学校《国家课程标准》内容和要求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同时鲜明地体现和坚持大学的学科教育思想和专业教育特色,是大学专业性与国家管理体系的协商统一。本研究还对伦敦大学学院PGCE课程实施的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伦敦大学学院所有PGCE课程都被教育标准局评价为“优秀”,该评价结果涵盖教师培养质量、课程教学质量和领导与管理三个方面。对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对PGCE课程教学效果很满意,认为自己能够自信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经常对教学活动进行不同形式的反思。学生们认为教学实践对发展教学能力很重要,大学导师对发展教学能力最有帮助,学校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师也有帮助,但具体情况差异很大;对大学与实习学校的沟通和衔接情况满意度一般。通过开放式问卷和访谈发现,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学校教师流动率很高,导致大学与实习学校合作关系缺乏稳定性。国家管理评价机制使培养机构和学生过度关注教学行为,导致课程教学受到限制,抑制教学能力自主发展。另外,PGCE课程的学制时间较短,与学生本科教育关联性不强,也是影响PGCE课程学生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发展的因素之一。最后,研究提出了对我国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和教师培养的启示和建议。首先,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设计要紧密围绕中小学教育教学需求,为解决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设计课程内容和创新教学活动,建立成果导向的课程设计与实施模式。其次,要充分发挥教师教育者的专业引领示范作用,加强教师教育团队合作,凝练学科教育思想,从整体上进行课程教学设计和创新教学活动,提升“体验观察—实践—反思”培养模式的连贯性和累积效应。同时,加强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促进大学导师与实习学校导师们的有效沟通,基于对基础教育实践研究基础上,创新教师教育课程教学活动,提高教师培养质量。鼓励各大学结合地区需求和自身专长,提炼和创建多样化教师教育课程,培养不同层次和具有多样化专长的教师。

林坤^[10]（2019）在《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整合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苗族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如何在学校课程教学中得到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课程建设改革中,随着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来临,合理地应用信息技术与适宜的苗族文化课程进行整合,有利于建设学校特色课程,提升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及保护,并可持续推进学校课程信息化建设。本研究围绕着苗族文化课程的课程实践,探索如何应用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进行整合和建设。在本研究中,主要以西部省区的一所省属重点高校G校为研究个案,通过观察和分析该校苗族文化课程设置、实施的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在此基础上,思考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应用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整合的基础、条件及逻辑框架,在此逻辑框架下,进一步探索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整合的规划与设计,苗族文化信息化课程资源建设与重构,信息化教学模式应用,信息化课程管理及评价等基本策略。通过研究发现:1.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传统课程资源的容量将会得到扩充,课程内容更多元、课程表现形式更多维、课程教学方式更多样……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课程结构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苗族文化经验、苗族文化活动在课程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传统“学科中心”的课程结构得到改善。2.数字化背景下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的整合,并非只是简单地将信息技术应用到传统课堂教学之中,实现辅助教学,帮助我们提升教学效果。而是要将信息技术适宜地应用于课程资源建设、课程学习环境创设、课程内容建构、课程教学实施、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等全过程之中,在这种深度的整合中,拓展课堂空间和时间,在提高学习者苗族文化素养、能力的同时,帮助课程参与者获得更好的信息技术素养、能力,实现“1+1>2”的效果。3.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要在充分考虑课程本身的特点、课程内容的特点与信息技术、信息化学习之间的“匹配性”“适宜性”等基础上,合理地进行“整合”。将信息技术恰当应用于经验性、活动性特征突出的课程中,可以为学习者提供获取更多直接经验或接近直接经验的条件。将信息技术恰当应用于课程内容具有“非语言符号”性、动态性特征的课程中,可以丰富课程内容的表现形式、用最便捷的方式建立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合理应用信息技术,整合于适宜具身化、创生性教学方式的课程之中,可以延展学习体验,丰富学习经验,帮助学习者更主动地参与学习和建构知识。4.在充分把握苗族文化课程特征的基础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需要建设与重构苗族文化课程信息化资源库。这是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整合的重要资源基础,包括建设课程资源素材库,积件式课程资源知识元,适宜课堂教学、适宜活动课程、适宜网络化学习、适宜移动学习的资源等。5.应结合课程及实践环境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合理的应用苗族文化信息化教学实践的策略及方法（创设信息化教学环境,选择、组织信息化教学内容,探索苗族文化信息化课堂教学、活动教学、网络化学习、移动学习策略等）,并合理地将信息技术应用于苗族文化课程管理、课程评价中,实现科学化课程管理与评价。如分析信息化课程管理平台的内容、功能及用户,探讨UML用例视图、网络在线课程、微课程信息化管理策略,探讨在线学生成绩管理、搜集学习过程数据统计分析等信息化评价策略等。

二、关于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在线培训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包班制的实施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小学数学教师课程标准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整合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华优秀传洗文化融入幼儿综合艺术课程的行动研究[D]. 姜琳琳.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2]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在线培训模式研究[D]. 仇淼. 西南大学, 2021(01)
• [3]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 黄蓝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包班制的实施个案研究[D]. 彭慧林.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小学数学教师课程标准实施研究[D]. 李友莉.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我国6-7岁儿童适宜性足球游戏课程体系构建研究[D]. 段炼.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师教育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D]. 李梦慧. 天津体育学院, 2020(08)
•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课程价值取向研究[D]. 程明喜.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英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设计与实施个案研究 ——以伦敦大学学院中学英语PGCE课程为例[D]. 徐文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信息技术与苗族文化课程整合的个案研究[D]. 林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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