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政策公告

一、税收法令政策公报（论文文献综述）

王红鑫^[1]（2021）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运兴衰,系于教育”,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发展的基石,肩负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发展的重任。云南义务教育发轫于20世纪初期,民国成立后,义务教育有了一定的进展。1916年后,由于先后兴起的护国、护法运动,形成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停滞。二六政变后,云南政局逐渐稳定,义务教育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云南仅用10余年时期,义务教育便跃居全国前列,成为边疆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典范。不论是学生的数量、学校数,还是经费数、教职员数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在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的指引下围绕义务教育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义务教育推行方针,以期大力推进云南义务教育的发展。本研究基于云南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形,从三个方面对云南义务教育进行研究与分析:第一部分考证云南义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从义务教育产生的背景出发,还原云南义务教育早期的发展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发展原型。第二部分考证云南推行义务教育的措施,具体可分为经费、行政管理以及师资培养三个方面:就经费而言,云南通过教育经费独立和省、中央补助款建立自上而下的三级经费承担机制与三权分立的教育经费监督机制,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行政管理方面,则是建立教育厅、教育局、街村学董的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推行义务教育,1935年又设置专门义务教育管理机构——省县义务教育委员会以及学区督学（视导员）负责义务教育计划的制定、实施、监督、考察,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行政保障;此外,针对师资不足方面,通过省立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师资训练所、改良塾师、强化考核等方式培养师资,保障师资的量与质。第三个部分剖析云南义务教育发展的特点与历史作用,从义务教育经费基础、发展不均、多元发展、汉民融合、组织有力等方面,探析义务教育发展在云南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以期为当代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闫睿^[2]（2021）在《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文中提出民国初年政府积极进行禁烟活动,颁布了禁烟法令,对禁止鸦片的种植、贩运、售卖、吸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禁烟效果显着。迨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各自为政,烟禁大开。与此同时,国际上针对远东地区鸦片问题和世界范围麻醉品流毒严重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日内瓦禁烟会议。国内方面,各地鸦片流毒呈现显着的不同特点。云南地处西南边陲,是罂粟种植大省,过剩的烟土通过马帮和滇越铁路销往国内其他省份甚至国外,形成了独特的烟土贩运组织和贩运路线。湖北地处中国中部,是烟土贩运大省,大量的云贵川烟土在湖北汇集,然后被分销到全国各地。宜昌和汉口更是形成了独特的运销体系。山东地处东部沿海,是外来毒品输入大省。大量的日本吗啡及其制成品通过青岛等地流入山东,加剧了山东的烟毒泛滥。通过对比三省烟毒泛滥的不同特点,分析差异性原因,可以看出北洋政府后期中国在禁烟问题上面临的国内国际双重困境。此外,北洋政府后期禁烟困境中仍存在着推动力量。本文选取了云南、湖北、山东这三个各有特色的地域,发掘了部分英文史料,中英文史料互为补充,系统地阐述北洋政府后期三省的罂粟种植、烟毒贩运、烟毒售吸的具体情况,通过透析北洋政府后期中国禁烟面临着困境和存在着推动力量,希望对当代禁毒工作有所裨益。

沈倩慧^[3]（2021）在《1927-1937年浙江禁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毒品泛滥问题一直是浙江省的痼疾。在温州、台州和丽水,罂粟的种植呈现蔓延之势,而杭州、宁波等地,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外部毒品输入的重灾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禁毒作为当下的重点工作。浙江不仅是最早响应中央禁毒号召的省份之一,在实际的工作中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就地方政府而言,除执行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外,也结合实际情况订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从民间社会来看,以浙江省拒毒会为代表的一些团体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并协助政府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工作。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浙江省在禁毒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晚清及民国初年的禁毒运动相比,这一时期的禁毒活动持续时间更长,基本上从1927年延续到1937年。同时,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从宣传区域上看,几乎遍布了浙江大部分地区。但在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背后,浙江却始终没能彻底肃清烟毒。事实上,这一时期,浙江社会中的毒品生产、售卖、吸食情况依然存在,禁毒并未达到预想中的成效。本文以1927——1937年的浙江禁毒为研究对象,除对禁毒活动产生的背景、进行的过程作了相应介绍外,也对这些屡禁不止的情况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关注这些问题,可以发现毒品问题有其自身的复杂性,也反映出浙江政府在立法、执法与司法等方面尚有不足,正是这些因素影响了浙江的禁毒成效。

李娟亮^[4]（2021）在《于学忠主政河北研究（1932-1935）》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成立后,河北省军政先后由晋系和奉系军阀所把持。十九年（1930）中原大战晋系战败,张学良的奉系势力因战争中率兵入关助蒋而得以重新控制平津及整个河北重地。民国二十年（1931）东三省沦陷后,日军将侵略目标转向华北,河北政局日益动荡和严峻,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因无力处理河北省复杂、动荡的局势而申请辞职。在此形势下,张学良改任东北军重要将领、原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主政治理河北。本文试图立足档案资料、报纸期刊及其他史料,结合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河北省的实际情形,通过研究于学忠治理河北时所面临的层层困境,重点论述其主冀期间制定的施政方针与具体的施政举措。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了解河北省的全貌以及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分析其主冀特点与影响,最终对于学忠治理河北作出相应的评价。于学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面对日军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政治形势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苦力支撑河北政局,并试图努力发展河北省的各项事业。上任之后,他抵住各项压力,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积极组织军事力量,打击日军,惩治汉奸,努力控制、维持河北省局势;对内执行中央政令,致力于河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对河北省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美^[5]（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宋子昕^[6]（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认为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杨洋^[7]（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指出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徐银翎^[8]（2021）在《抗战统制经济下的政商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商会为例（1937-1945）》文中提出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战争的持续演变,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统制经济体系,通过机构调整与法令颁布确保统制经济由制定走向落实,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对商会的管制,充分发挥商会在资源与流通领域的生产、分配与交易作用。在政府与商会的合作下,统制经济在保证粮食供给、促进工业发展、支持国货及增加政府财政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对于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又不全是合作与配合,双方之间也有利益上的博弈,这种关系在统制经济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重庆市商会地处战时陪都,以其为例探讨战时统制经济下的政商关系具有典型意义,其在统制经济体制下主动进行改组与工作调整,并与政府在推行法令、调查商情、办理登记、打击囤积居奇、协助税收、开展社会活动等不同类型的统制工作中方面相互配合,同时还继续发挥商会的本职职能“维护商民利益”,积极充当各同业公会以及政府之间的沟通者。二者的合作与博弈所反映的正是特殊背景下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就合作而言统制经济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商界人士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以及政府与商会的共同目标为二者的合作提供动力支持。就博弈而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的矛盾;其在政策执行中的不良行为以及政府与商会在利益上的悖论成为二者得以博弈的理由,分析合作与博弈并存的原因对于今天的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也具有借鉴意义。

王力^[9]（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认为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宋柳^[10]（2020）在《民国时期湖北省契税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以后,契约逐渐产生,契约的类型繁多,其中民间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发生转移时,所书立的交易契约尤为丰富。中国古代政府为了掌握民间土地转移的动向,对这类契约的重视更甚于契税。至晚清民初,由于财政收入愈发紧张,政府为增加税收,开始整理旧税,契税首当其冲。但这一时期,因政局不稳,战乱不断,契税在财政上的作用并不显着。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着力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系统,契税在这一时期,先从中央税转变为地方税,到抗战后期又回归为中央税,抗战胜利后,再次转归地方税,几经变动。在此过程中,契税的税率、税目、征税机关、征税人员以及征管过程等各个方面,都随时局而发生数次转变,契税这一传统税种,其制度在近代也不断向现代税制转化。早在宣统年间,第一部有关契税的章程颁布后,湖北省的契税就已经广受关注,因为在此章程中,法定的卖契税率,是采纳湖北省的奏请,按九分征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契税税率常是居高不下,契税在湖北省也成为仅次于田赋、营业税的重要税种。所以,当契税在中央税系统与地方税系统之间徘徊时,湖北省契税的各项规定也随之变更。在此过程中,有各税之间的纠葛,如契税与印花税,契税与土地登记费。也有各机构之间的配合,如税契处与推收所,契税征管机关与司法机关。还有人员上的矛盾,尤其体现在税务人员与纳税人的关系上。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虽受抗战影响甚深,但湖北省的契税制度仍是在不断完善,稽征管理逐渐健全。最后,契税区别于其他税种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与产权的关系密切。不动产交易后,人们通过向政府缴纳契税,来确认以及保护自己的不动产产权。已缴纳契税的契约被称为“红契”,有确定产权的效力。但是就湖北省各县习惯来看,未缴纳契税的白契,在人们通过中间人自行调解产权纠纷时,也有一定的效力。只不过这些产权纠纷一旦被诉诸公堂,白契不仅会丧失其确定产权的效力,持白契者可能还会受到惩罚。由此可见,人们在不动产交易后,赴官府缴纳契税十分必要。后来,由于土地登记费的出现,契税在确定产权的效力方面受到质疑,但无论如何,契税收入对政府财政都有重要的补贴作用,这是土地登记费难以抵补的,所以契税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税收法令政策公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税收法令政策公报（论文提纲范文）

（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论文提纲范文）

（3）1927-1937年浙江禁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于学忠主政河北研究（1932-1935）（论文提纲范文）

（5）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7）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统制经济下的政商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商会为例（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民国时期湖北省契税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税收法令政策公报（论文参考文献）

• [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云南省义务教育发展研究[D]. 王红鑫.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2]北洋政府后期滇鄂鲁烟毒问题研究（1922-1926年）[D]. 闫睿.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1927-1937年浙江禁毒研究[D]. 沈倩慧.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4]于学忠主政河北研究（1932-1935）[D]. 李娟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5]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抗战统制经济下的政商关系研究 ——以重庆市商会为例（1937-1945）[D]. 徐银翎.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9]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10]民国时期湖北省契税研究（1927-1949）[D]. 宋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标签：云南发展论文;  特殊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