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团建立参谋代表检查制度

一、三团建立职工代表巡察制（论文文献综述）

曾毅^[1]（2020）在《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上康区的核心区域。它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解放初,甘孜州仅有各类干部69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80余名。截止2019年,全州共有各类干部62300余名,其中少数民族干部38800余名,藏族干部35800余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州地区生产总值388亿元,是1950年的1142.5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1元、12808元,分别是1950年的137.7倍和145.5倍;全州18个贫困县（市）、1360个贫困村全部摘帽,22.2万贫困群众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70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党的民族理论和干部政策在甘孜州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运用,其干部队伍建设有值得总结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州而言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范例。以往专门研究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较多,近年来越来越多地把民族地区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体现了党的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干部政策优良传统。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无论是少数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以党和国家事业为重,以造福各族人民为念。由于资料获取受限和信息滞后等原因,目前对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范围和领域呈现碎片化特征,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个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仍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和干部政策为指导,把甘孜州干部队伍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性认识甘孜州的基本特点切入,对甘孜州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特点进行分析,重点是其自然环境对干部队伍建设的制约性,以及“治藏必先安康”在“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和把握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回顾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梳理总结解放初期、民主改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及改革开放时期等阶段干部队伍建设的主要做法和阶段性特征、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环境下,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存在着数量不足、素质不高等问题。同时,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每次会议都对干部队伍建设提出要求,甘孜州干部队伍建设又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对甘孜州干部队伍的现状调查,从干部队伍结构、履职和职业发展两个重要维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在民族结构、籍贯结构、政治面貌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较为均衡,但在学历结构、专业学科结构、行政辖区分布结构、行政职级结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平衡问题,这些问题是干部队伍诸多结构因素中与发展稳定工作密切相关的因素,集中反映出当前干部队伍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以及基层能力薄弱的问题。有效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干部队伍精神品质和纪律作风修养,继承弘扬“老甘孜精神”,持续加大正风反腐力度,同时对当前较为突出的培养难、留不住引进难、适应基层工作需要的“双语”干部严重缺乏等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张丽娜^[2]（2020）在《江西省荣军政策研究（1937-1949） ——以第六临时教养院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荣誉军人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扞卫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负伤的。在抗战中产生的荣誉军人,有一部分在伤愈后重返前线,重上战场,也有很大一部分因为战争而终身残疾,只能留守后方从事生产,他们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时期,在前线,军人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作战。在后方,民众和荣军努力进行生产运动,奠定民生和民权的基础。前线从后方征集兵役,补充兵源,后方从前线收容救治负伤军人。江西省作为东南战场的后方,在抗战时期接纳收容了许多的伤残军人,江西省政府从接收荣军到教养荣军方面都做了相应的工作。同时,教养院和临教院等教养团体作为教养安置荣军的重要单位,在荣军的“管教养卫”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第六临时教养院是设立在江西兴国的荣誉军人教养院,自1938年10月,收容荣军以来,对院内荣军的“管教养卫、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全部的管理。院内荣军经过军事化的管理和文化教育、精神教育、技术教育,掌握了生产技能,进行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达到了自养养国的目的。文章从国民政府的荣军政策入手,阐明国民政府对荣军的基本政策,具体叙述江西省对荣军的收容救护与管理措施,如江西省的荣军管理、救治、教养机构,对荣军的接收和救护工作,医疗卫生工作,安置与编组工作以及对荣军的教育与慰劳工作等,展现了江西省从接收荣军到对荣军进行教育宣慰和安置的全面工作。江西兴国第六临时教养院收容的荣军群体来源、籍贯、年龄、构成均有所不同,而且荣军从战场负伤入院休养,容易产生悲观的想法,认为自己身体残疾,对个人前途失去信心。文章阐述了第六临教院荣军经过管理和教育,获得了生活信心,掌握了生产技能,从而进行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达到了自给自养,减轻政府负担的目标。同时,叙述了第六临教院荣军的身体健康状况,物质生活,娱乐生活和家庭生活,以求能全面反映荣军的生活状况。最后,文章的结语部分叙述了抗战后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荣军的安置设想以及第六临时教养院荣军的特征。文章分为六大部分。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是讲述国民政府和江西省政府在荣军方面的政策,阐述政府对荣军的一般态度和对荣军的救治及“管教养卫”的措施。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内容是以荣军第六临时教养院为中心的,具体研究第六临教院的荣军团体,而不是将荣军放在大范围内笼统的加以叙述。第三章讲述了第六临教院的组织架构等基本情况和院内收容荣军的基本情况,如荣军的年龄、籍贯、阶级构成,并分析院内荣军的去向和留院荣军的志愿选择。第四章讲述了第六临教院对院内荣军的管理和教育措施,阐明临教院对荣军的管教,不仅是要对荣军进行简单粗暴的管理,而是要对其进行培养,使荣军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使荣军悲观颓废的精神有所改变,重拾生活的信心,掌握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第五章讲述了第六临教院的生产活动,主要叙述了临教院荣军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具体描述了第六临教院荣军能通过生产获得生活的信心。第六章讲述了第六临教院荣军的生活情况,主要包括院内荣军的医疗生活、日常生活、娱乐生活和家庭生活,并叙述荣军的与驻地民民众的良性互动。最后文章阐述,第六临时教养院虽然从形式上看起来是一个荣誉军人教养院,可是从事实来看,第六临教院实际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略具规模的社会。在院部以下,有工厂、有农村、有学校、有剧团,许许多多的荣誉军人,就是这社会各个部门的服务工作者。在临教院内,荣军使用自己出产的物品,看自己演的戏剧,穿自己织的布,吃自己耕种的粮食。第六临教院荣军通过教养院的收容与管教,最终能达到“自养养国”,不仅使自身的生活有了保障,而且在后方仍然可以为国家作出贡献,表明中国军人不仅能“以血抗战”,也能“以汗建国”。

庞达^[3]（2019）在《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在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正确有效地践行群众路线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值得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思考。从实践角度讲,群众路线是一个由多种实践形式和策略所组成的丰富体系,凝聚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群众工作、建构党群关系的宝贵经验,这些实践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与形态,发挥了不同的政治功能。要正确的贯彻群众路线不仅应对各个时期群众路线主要实践形态及其特点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要弄清隐藏在庞杂实践形态中的群众路线变迁规律,并以之为指导探索新时代群众路线的创新路径。当前学术界对群众路线的研究体现出多重视角,包括政策过程视角、民主建构视角、国家治理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从不同方向对群众路线进行了解读与界定,但多是基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群众路线实践做出的论述,缺乏整体性分析与完整性把握。实际上,群众路线的实践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根据某一阶段或某个层面的经验对它做出界定,无疑会削弱群众路线本身的丰富性与立体性,也不利于对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群众路线,或许可使我们对群众路线有一种更全面、完整的理解,从而发现原来被我们所忽视的内容。政党适应性理论是研究政党变迁与适应性变革的重要理论范式,如何建构政党与环境的契合关系是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民众的需求与结构是政党所要适应的关键环境变量,如何基于民众需求和结构特征的变化对政党组织（及其各类政治活动）做出调整,从而建构政党与民众的契合关系是政党适应性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建构和规范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式,在群众路线实践展开的具体过程中,同样要基于客观环境和群众特点的变化变革群众组织方式与手段,基于群众需求的变化调整动员模式与沟通策略,这就使不同时期群众路线的实践变迁同样体现出政党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中国共产党是先锋使命型政党,具有适应性实现过程的特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展开及其功能实现过程的特殊性。因此,政党适应性理论可以为我们研究群众路线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与思维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可对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做出更完整、清晰的把握,对其政治功能做出更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可对新时代背景下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做出深入思考。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分析群众路线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民主革命、建国至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之后三个时期进行考察。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党的主要任务的变迁对党群契合关系的建构提出新的挑战,要求群众路线的具体开展形式据此做出适应性调整,这导致不同时期党对群众路线的落实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变迁轨迹,而在每个时期内部的不同阶段也体现出一定适应性调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都有明显的体现。本文依照中国共产党适应性演变模型对群众路线在不同时期的主要实践形态及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做了梳理和分析,选取具体案例对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群众路线实践做了考察,并分别对三个时期群众路线的基本特征做了总结:民主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围绕“政治革命”任务而展开,具有实践策略的灵活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型,宣传、劝说等柔性动员和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是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形式;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群众路线围绕“社会改造与国家建设”任务而展开,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全面融入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领域,并成为党的领袖建构领导权威、平衡官僚权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后的群众路线围绕“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任务而展开,依托制度化渠道的群众民主参与成为群众路线落实的重要形式,如何克服官僚体制弊端成为这一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命题。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群众路线的政治功能,可以分别从外适应与内适应两个大的方面予以考察:首先,就外适应方面来说,主要体现为对于“群众”的回应、引导与塑造。通过群众路线的信息收集与政治沟通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对群众需求变化的敏锐感知;通过群众路线的资源整合与汲取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组织生存的群众支持网络;通过群众路线对民意的有效汇集与实现,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合法性与政治代表性;通过群众路线对“人民群众”的塑造与引导,中国共产党增进了社会资本与政治团结,为自身政治事业与历史使命的完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就内适应方面来说,群众路线具有促进党实现自我革新、自我凝聚、自我净化的重要作用。通过群众路线的人员更新与组织结构优化功能,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党及其领导的政权体系的开放性,实现了自我革新;依托群众路线对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的锻炼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了能被广大群众所认可与信服的“群众领袖”,实现了自我提升;通过群众路线对党员道德品格与革命意志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保持了自身的群众底色,实现了自我净化;通过群众路线对政党组织文化与向心力的建构,党的内部统一了理念、协调了行动,实现了自我凝聚。从政党适应性的视角思考群众路线的时代创新,需要基于政党当前所面临的适应性挑战,从问题视域出发挖掘群众路线蕴含的潜在价值,探索创新方向。当代背景下,群众路线对于突破政党代表性困境、解决党群沟通隔阂、抑制政党官僚化倾向、消解权力异化风险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群众路线的创新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障碍,体现为社会结构分化加大了群众政治整合的难度、政党科层化限制了群众政治参与的拓展,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完善影响了党群之间的互动沟通。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群众路线的实践创新,需要基于新的时代环境和群众需求变化,实现群众服务和沟通的机制渠道创新、群众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与平台创新、群众组织和动员的方法载体创新、党的教育实践常态化与巡视巡察机制创新、党的管理体制优化与基层党建创新。

田青青^[4]（2018）在《中国工矿银行研究（194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7年七七事变,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烽火,掀起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的时代浪潮。当国内同胞进行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时,广大华侨虽远居重洋,但却时刻心系国家安危,以人力、物力、财力等形式踊跃援助祖国的抗战事业。所以,华侨是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一极。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相继沦陷,华侨纷纷携资回国,金融业成为其重点投资对象之一,集中表现为大后方侨资银行的涌现,中国工矿银行赫然在列。近年来,关于海外华侨的研究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纵深发展趋势。但这些成果多是从宏观叙事的角度论述华侨支援抗战,有关战时华侨对大后方金融业投资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本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及民国期刊报纸为核心资料,通过梳理分析中国工矿银行的基本史实,力图做到小中见大,继而探索同时期兴起的侨资银行的共同特征。1942年9月16日,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成立。该行系由爱国华侨谭赞、胡兆祥,国内热心工矿业人士陈焰光、何策襄,以及金融界领袖陈敦甫、翟温桥等40余人为发挥民间力量,吸收华侨资金投资国内生产事业,以协助国家经济建设而兴办。自成立以来,该行因经营旨趣纯正实力渐增,配合国民政府敷设西南西北金融网的号召,以重庆为中心,陆续在西安、宝鸡、南充、自贡、昆明等地建立了分支行处。随着抗战进程的发展,中国工矿银行颇受影响。1944年,西南五行处因受豫湘桂战事的牵连而收歇。幸而,该行能够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凝聚银行人员的内部向心力,最终得以克渡难关。抗战胜利后,中国工矿银行重定方略,并将总处由重庆迁往上海。为扩大服务范围,先后在上海、青岛、汉口、厦门等地设立机构,业务呈积极发展态势。但在国民政府统治后期,国内金融一度穷途末路,中国工矿银行无法力挽狂澜,待到上海解放后因未能完成增资,最终于1949年9月21日清理停业。作为侨资银行之一,纵观中国工矿银行的变迁历程,可谓是华侨与祖国交流,金融与时代互动的一个缩影,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其经营业务的变化上。全面抗战时期,该行将营业方针定为扶植工矿事业发展,除经营商业银行一般业务外,格外重视对中小民营工矿企业的投资和放款,偏重与国防民生相关的钢铁机器及日用必需品工业。虽说,在战时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一家普通商业银行对工矿事业的资金扶持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在彼时彼刻,中国工矿银行明知挹注工矿难以获利,仍为此付出不少努力,确实些许弥补了国家行局和大后方其他商业银行的偏颇之处,足以体现华侨支持生产建设的决心。这是除侨汇、捐款以外,华侨经济援助祖国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其成立的最大意义。然而,抗战结束后,由于国内金融环境的急剧恶化,加之内战动荡,中国工矿银行在业务方面不乏设立暗帐、专营投机囤积之事,远远背离其成立初衷。可这决非一人一家之现象,而是当时各行庄为求生存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这证明,只有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经济和金融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兵仲文^[5]（2017）在《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兵团政委在食堂和学生拼桌用餐,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还给我拨了半碗米饭!赞!赞!赞!"石河子大学一位学生写的这段话,在微信朋友圈获得了无数点赞。2016年11月2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孙金龙来到石河子大学调研。当天晚上,学生们成群结队涌往食堂,用餐人数太多,孙金龙选择与学生拼桌,被学生认出时,还与学生握手交谈,拉拉家常。

张媛媛^[6]（2017）在《中国近代实验小学发展史研究》文中提出实验小学是在中西教育文化交流中,为适应新式教育方法的试验和创造需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生事物,是中国近代教育实验活动的主要载体,是新理论、新方法的策源地,是推动中国近代小学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中国近代的实验小学,萌芽于清末民初,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完成制度化,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进行了特殊化改造。本文探析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产生、发展、变革历程,并列举各时期典型的实验小学,生动再现其教育实验活动。20世纪最初的15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实验思想的启蒙期,体现为以“科学”为特质的实验教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以及以“实践”为特质的对教育经验的积累和整理。前者诞生于欧洲,后者扎根于本土,中西教育实验思想交流融合,为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产生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在这一背景下,兴学伊始的新式小学以及以教育实习训练为主要任务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可以被视为萌芽状态的实验小学。1916-1926年,是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兴起时期。在国内,教育界积极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召,致力于建设“民主”、“科学”的新教育。在国外,欧美教育革新实验蓬勃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在中西方教育交流、融合中,实验主义教育哲学、科学教育实验方法、实验学校主张得到中国教育界推崇。在实验主义教育哲学的指引下,在中国开始出现一些以“试验”为办学宗旨的小学,从事于新教育方法的实验和创造工作,比如北京孔德学校。与此同时,各地师范附属小学普遍设立,在供给师范生实习外,从事于西方教育方法的引入和试行工作,并开始使用科学方法开展小问题实验,这类小学的杰出代表是东南大学附属小学。实验小学的兴起,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实验运动进入第一次高潮,也使中国的新教育改革成为国际新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1927-1936年,是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制度化时期。1927年江苏省教育厅率先将原来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改组成为实验小学,并颁布相关法令,对实验小学的性质、职能、组织、师资、经费等做出制度性规定。一时间“实验小学”之声大躁,各地纷纷效仿,或改组附小,或筹备新校,省立、市立、县立各级实验小学,城市、乡村各类实验小学均大量出现。与此同时,教育行政机关以实验小学应重质而不重量为原则,对实验小学的设置标准、办学能力逐渐加强管理和监控,并且成立专门机构实施对教育实验的计划和统筹工作。除了江苏省立各实验小学外,各地有名的实验小学还有:上海市教育厅组建上海市立第一实验小学从事天才教育实验;江宁县燕子矶乡村实验小学从事乡村活教育和以乡村小学为乡村建设中心的实验;河南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指令设立大花园小学从事义务教育实验;厦门大学实验小学遵照教育部指令从事课程标准实验。1937-1949年,是中国近代实验小学的曲折嬗变时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改变了实验小学原本正常的发展路径。在全面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国民政府颁布战时教育方案,要求学校教育应适应战时需要,将正常教育与战时特殊训练相结合。在小学教育领域,试行将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二为一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部统筹规划在指定区域开展国民教育实验。国民教育实验区的设置,是实验小学制度的延伸,将小学校的实验活动由儿童教育拓展至兼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是战时特殊化了的实验小学,第一国民教育实验区的实验活动对如何在小学校开展国民教育做出了有力探索。

庄蕊蕊^[7]（2016）在《影院经济与文化空间：近代上海的电影院业研究（1896-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电影让“睁眼看世界”变得容易,影院是电影商业利益实现的载体,也是电影文化传播的中转站。在世界电影业迅速扩张之时,1896年电影传入上海,处于动荡时局里的国人也以极大的好奇心和热情接受着这一新式娱乐方式。而工商繁盛、人口集聚、华洋杂处、市民思想开放包容的上海,也很快成为近代我国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及进出口的中心。1908年首家电影院在沪建立后,标志着电影院成为一种独立的休闲娱乐场所。自1896至1949年,上海的电影院事业发展迅速,电影放映网络不断扩大,影院经济日益蓬勃,影院文化空间逐渐形成与拓展。电影院业是近代新型行业经济形态,是电影产业的消费终端,也中外影业公司争夺市场展开角逐的场所。资本的持续注入与新影院的不断开设,在推进电影艺术发展的同时,也直接促进着上海市影院业市场经营网络的构建。当然上海影院业还通过影院的内部管理、广告宣传、观众消费、行业自治等,将影院网络广为拓展,将电影文化广为传播,强化人们对电影的认知和印象,勾连起影片——影院——观众的联系,构建起人们对看电影以及影院所蕴含的西方现代新式娱乐和时尚生活方式的想象性认同和象征性认同。这些都有力地推动着“看电影”成为新潮的代名词,影院成为既西化又时尚的城市娱乐文化空间;同时也不断培养和形塑着上海民众的观影偏好、观影消费理念、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影院文化空间的形成。上海市的影院文化空间主要通过电影院经营的市场行为、观众观影的消费行为等构建,当然政府、社会等也透过政策法令、报刊、广播等多种方式或媒介渠道,对电影事业进行行业引导、规范、传播等,进而影响影院经济的发展和影院文化空间的塑造。影院文化空间的逐步形成,也使得影院这一城市建筑超越其简单的地理空间和功能所指,而具有多重复合功能。影院的实体建筑,是影院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并被打上了影院文化空间变迁的印迹。而作为影院文化空间作用的延伸,影院也成为沟通国家政权和大众文化的桥梁,但与之更密切的则是其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互动。影院是上海民众重要的文化娱乐与消费空间,它将人们的娱乐、交际、休闲、约会、体验等结合起来,使人们到电影院里看电影不再是唯一的休闲目的,而成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生活方式。在这一情况下,对上海影院文化空间的构建,又直接影响着上海市影院业经营的推进。当然,影院经济与文化空间,不只是影院经济对文化空间的单向形塑,两者之间属不断调适的互动互塑的关系。从1896到1949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段,上海虽政局动荡、商业环境并不十分稳定,但影院经济与文化空间两者在互动互涉的调适中,逐渐构建起自身的网络版图、实现着影院市场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拓展与相互塑造,同时也勾勒出近代上海影院经营与民众消费生活及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关系影像。

李秉祥^[8]（2016）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警政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对华侵略局势加剧,国民政府将中央机构西迁重庆,重庆作为陪都和战时首都,地位上升至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外交中心。面对汉奸等敌对势力的破坏、敌机对后方城市的持续狂轰滥炸、难民不断涌入、警察战时素养不高、警察人员不足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警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战时职能结构的不断调整,全面履行了其战时陪都社会管控的职能,在维护陪都社会正常秩序和内部稳定、防范和打击各类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为此,本文以陪都重庆为时空范围,选择战时警政改革为考察对象,并以战时警察职能的发挥和运行状况为切入点,以期对抗战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做一些补充工作。本文论述的基本逻辑架构为:从纵向角度,回溯了我国近代警政制度的引入,及其通过本土立法活动逐步移植,据此创建了我国早期的警察组织和警务制度。历经清末、北京政府时期的调整和适应,至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近代化的警政体制基本形成。继而从横向角度,对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而进行的陪都重庆警察常规职能改革的内容,战时特殊警务职能的延伸,以及战时警察主体身份的扩展作深入探讨。最后进行综合评析。其一,围绕警察常规职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诸如重新规划警察组织和警务建设,改进陪都警察的战时治安防控体系,做实警察业务中较为重要的户籍管理工作,改善战时陪都重庆的消防和交通管理方法,构建适应国际需要的外事警察管理职能体系,从而使战时陪都警察常规普通职能较战前有了跨越式的强化。其二,战争推动了陪都警察职能结构的重大变化。为应对日本侵略者对重庆无差别轰炸的不断加强,国家对警察常规职能结构加以延伸,赋予陪都警察以防空职能。这是战时陪都警察一项较为特殊的职能。为拱卫战时首都安全,保障重庆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陪都警察防空职能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陪都警察在履行防空职能时并未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但对于保卫抗战大后方的人员安全和挽回财产损失作出了重大贡献,堪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一支中坚力量。同时,面对汉奸对国家危害步步加强,陪都警察刑事执法职能进一步延伸,并在战时肃奸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由于警察是和平时期执行侦查缉捕的常备机关,肃清汉奸较其它行政执法部门更具经验和业务素养。赋予陪都警察与军队、宪兵一起担负战时陪都的肃奸职能实属当之无愧。其三,在战争形势下,陪都警察的行政执法主体身份进一步衍生,不仅是担负维持治安、打击犯罪、管理消防交通等职责的社会管理机关,还必须具备战时军事作战能力。为此,国家对战时警察教育和警务培训进行了改革,增加了培养警务人员应对战争的军事技能,加强了对其进行政治思想管理的力度,使陪都警察的行政执法主体身份,从单一的警务人员向“亦军亦警”的角色转变。战时警察教育和警察养成的新常态,不仅培养了适应基层需要的警士警长,而且造就了大批具有指挥和领导能力的警官人才。他们平时为警战时为军,发挥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双重职能。战时警察主体身份的另一种衍生是义勇警察组织的创建。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国家财政拮据,警务经费极度紧张。作为一种非正式警察主体的义勇警察组织的创建,其不仅有效地弥补了战时警务人员的不足,而且节省了战时国家的财政开支。义勇警察是抗战时期警察机关利用民间力量的一次成功试验,实现了警民力量的高度融合。他们在协助警察保卫陪都安全和维护大后方稳定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要之,本文研究主要取得的学术成果,一是厘清了我国近代意义上的警政制度的源与流:从国外移植进入后,历经清末肇始、民国初期发展,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前期趋于完善的历史进程。二是探讨了来自异域的近代警政制度在我国的调整和适应过程及其命运和生存状态。三是论述了近代警政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前期。四是论证了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之需,对陪都重庆警察常规职能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赋予陪都重庆警察以特殊职能,诸如防止应对敌机空袭、肃清汉奸等。五是讨论了陪都警察教育制度的改革,赋予战时警察“亦军亦警”的身份,实现了战时陪都警察主体身份的扩展。六是在战争形势下探索并创立了战时义勇警察制度等。抗日战争胜利已届满70周年,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较量迄今仍在持续。当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严峻。探讨七十多年前国家战时警政改革的成果和不足,对新时期我国警政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借鉴意义。在全民族抗战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拱卫陪都安全和维护大后方社会稳定的警政改革措施及其一整套的警务规章制度体系,有些仍然值得在当下国家警政改革进程中进行参考和借鉴。陪都重庆的警政改革,是国家战时警政发展的一个缩影。对维护陪都社会秩序安定、抗战大后方安全及支撑抗战胜利意义重大,更启迪着后人谨记历史,并积极借鉴吸收战时警政发展中的宝贵价值,不断推动中国警政制度向着更为理性、规范和文明的方向发展。

段锐^[9]（2014）在《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文中认为1945～1949年的中国,政治变化急遽,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南京既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无疑也是各类矛盾的多发地,将学术视角聚焦于此有助于深度解读抗战后国民党治国理政的成败得失。而作为国民党实施政治统治与社会治理工具的首都警察,则是一个较好的视点。抗战后南京警察组织系统构成、警务运作方式、警察人员素质与警察职能设置等,在继承战前传统的基础之上,因应于国内外政情变化,又有新的发展。战后初期,面对社会秩序混乱、市政系统瘫痪的局面,南京市政府着意通过加强警政建设来改善城市治安状况。在国民政府指导下,一系列先进的警政理念得以贯彻实施,政府“治警”成效显着,从而对社会控制能力大为增强。同时,南京警政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一方面,以首都警察厅为首的警政当局制定《首都警政建设四年大纲》,对伪警加以接收与改造,逐步恢复警政机构,扩充警察组织,改革管理制度,使警政机制日趋完善和规范。其中,内部管理是警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警察职权变动、人力资源调整、警务经费使用、官警教育、官警保障等。另一方面,首都警察职能范围较之战前进一步扩大,在维护城市公共安全与公益事业管理方面多所作为,诸如户口调査、查禁烟毒、检查卫生、整饬市容、指挥交通、防火救灾、工商监管、风俗导训、游民及贫难民管理等社会服务职能,皆有案可稽,标志着南京警政建设呈现出政治服务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并重的趋向。然而,自1947年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戡乱动员”法令之后,南京警察通过警力配置、警用武器及其运用、政治侦审、情报网建构、警管区维控等手段,进一步突出其作为国家机器的政治功能,警察的社会服务功能却随之被严重削弱。警察政治功能被过度强化,实际彰显出国民政府已将“警力维稳”与“暴力维稳”作为解决城市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此举不仅未能解决社会稳定问题,反而影响到城市治安效果,警察对于社会秩序的“维而不稳”负有不可推卸的“肇乱”之责。南京警政建设的“逆向转变”,折射出国民党在遭遇统治危机时的应对不力与应变乏策。此外,在警政的实际推行过程中,警察权限又受到各种政治实体的过度干涉,一定程度上对警政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的制约与阻碍。综合而言,战后南京警察存在着“善治”与“败治”的双重面相。警察依法实行治安管理,积极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为城市恢复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政府通过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城市的管理,也实现了对民众的控制,警察的工作对城市生活与生产的维持与发展不无益处。但警察履职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与社会环境影响。国民政府逐渐加重的政治与财政困境,使南京警政的现代化发展受到制约与阻碍,警察“不作为”与“乱作为”现象日益严重。最终,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断降低,国民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丧失殆尽。

陈峥^[10]（2014）在《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拯救民族危亡,青年学生踊跃入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学人主要关注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而关于地方实力派组建学生军的成果则不多。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新阶段,日本在对正面战场发动有限军事进攻的同时,还采取政治诱降的方针,以引诱中国军队和政府投降,役使中国民众为其侵略服务。鉴于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抗战初期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了修正,由单纯的军事抗战转为对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的重视。对新桂系来说,广州失陷后,广西已经直接面临日军的武力威胁。因留守广西的部队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日军入侵,为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配合正规军作战,新桂系于1938年11月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以下简称学生军）。学生军成立后,经短暂的军政训练后,奉命挺进桂南、桂东南等地,负责动员民众、推行政府政令等工作。桂南会战期间,学生军采取多种方式配合军队作战,保障了会战的进行。会战结束后,学生军配合军队和政府完成了善后工作。1941年8月,学生军被解散。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也十分重视,通过种种方式与新桂系对学生军进行争夺。围绕以上两条线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学生军的组建原因。学生军的成立,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时代背景。抗战进入新阶段后,新桂系无论是民众动员还是部队的政训工作,都急需大量人员,为防备蒋介石势力对广西的扩张和中共对广西青年的争夺,鉴于军校学生在国内战争的优异表现和第一、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成功经验,广西当局组建了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第二章对学生军的组建与训练进行了考察。主要研究了广西当局的宣传动员、考核方式、组建部队、创设领导机构、军政训练等内容。第三章主要考察了学生军在桂南会战前后的活动。桂南会战前,学生军主要配合政府进行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方面开展了社会动员；会战爆发后,学生军配合正规军,协助基层政府,动员民众破坏日军后勤补给,打击汉奸势力,建立军民合作站,保证部队后勤供给,为部队提供情报和向导,进行战地宣传等；会战结束后,学生军协助政府恢复基层政权,处理战争遗留问题,收容救济难民,完成了收复区的善后工作。中共与新桂系对学生军的争夺是本文的重要内容,论文第四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共对学生军的成立十分重视,为争夺这批青年,在学生军成立之初,就派遣了大批党员加入。学生军成立后,中共通过派将领和学者在学生军中演讲,为学生军培养宣传骨干,派党员掌握学生军创办的报刊,反击托派分子破坏,反三青团和军官控制,加强上层渗透,组织学生学习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手段,基本掌握了学生军的文化领导权和基层领导权,使很多学生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第五章主要研究了学生军解散的原因及解散后学生的去向问题。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日军从桂南的撤退,在善后工作完成后,新桂系以学生军“赤化”的名义将其解散,随后对学生的去向进行了安排。学生军解散后,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继续活动,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学生军党员领导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他们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配合解放军解放广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的胜利和其他地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纵观学生军三年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内部官生兵夫平等,工作方式以分散行动为主,与民众关系密切；在大后方青年中起到了楷模作用；中共则通过在学生军中的活动培养和储备了一批人才和干部,对中共在广西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学生军的人数尽管只相当于正规军的一个师,但这些人员都是接受过一定教育、有较强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学生,其在宣传和民众动员等工作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远非正规军一个师所能比。其他地方如山西虽然也组建了新的武装,但属于战斗部队。可以说,大规模组建以宣传和动员民众等任务为主的学生武装团体,广西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绝无仅有的。综上所述,在抗战初期的广西,面临日本、蒋介石、中共等多种势力的威胁,为确保自己的地盘,新桂系认识到了单凭已有军队难以应付复杂的局面,而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因而不得不成立学生军以动员民众来增强自身实力。囿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协议,中共只能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对广西当局新成立的学生军加以控制和影响。从上述的论述也看出,中共的工作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二、三团建立职工代表巡察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团建立职工代表巡察制（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江西省荣军政策研究（1937-1949） ——以第六临时教养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工矿银行研究（19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5）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近代实验小学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影院经济与文化空间：近代上海的电影院业研究（1896-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抗战时期陪都重庆警政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论文提纲范文）

四、三团建立职工代表巡察制（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甘孜藏族自治州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回顾和现实问题研究[D]. 曾毅. 西南民族大学, 2020
• [2]江西省荣军政策研究（1937-1949） ——以第六临时教养院为中心[D]. 张丽娜. 南京大学, 2020(06)
• [3]政党适应性视角下的群众路线研究[D]. 庞达. 吉林大学, 2019(02)
• [4]中国工矿银行研究（1942-1949）[D]. 田青青. 西南大学, 2018(01)
• [5]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党委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作风建设综述[J]. 兵仲文. 当代兵团, 2017(Z2)
• [6]中国近代实验小学发展史研究[D]. 张媛媛. 河北大学, 2017(08)
• [7]影院经济与文化空间：近代上海的电影院业研究（1896-1949）[D]. 庄蕊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8]抗战时期陪都重庆警政改革研究[D]. 李秉祥.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2)
• [9]战后南京警政研究（1945～1949）[D]. 段锐. 南京大学, 2014(05)
• [10]抗战时期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研究（1938-1941）[D]. 陈峥. 复旦大学,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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