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处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阶段（论文文献综述）
黄志[1]（2021）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技术创新一直是推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各国抢占国际竞争高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运算能力和运算速度大幅提升以及算法有效性取得极大突破,人工智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迅速将人类社会送入了智能时代,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此,世界各国纷纷围绕人工智能展开了新一轮角逐,美、日、德、法等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以期借人工智能之势在新的历史时期抢占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31日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在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2019-2020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推动人工智能与媒体、教育、社会治理以及疫情防控等领域深度融合。届此,中国的人工智能及其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踏上了新征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有形（机器人）和无形（算法、系统等）的技术创新。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何影响经济增长?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索洛悖论”是否存在?从长期而言,是否会使经济呈现指数级增长趋势?从国际层面而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渗透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未来南北差距?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一系列问题具有相当重要性,但目前尚未有系统性研究,甚至在一些方面仍存在研究空白。为此,论文以经济学为主,结合计算机科学、哲学、数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按照“总-分-总”的结构谋篇布局,以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论文主要内容如下:总论部分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详细阐述理论基础以及清晰刻画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基础上,探析了人工智能在向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表现出的四大经济效应:智能渗透效应、边界延展效应、知识创造效应和自我深化效应,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四大经济效应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提出由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三条渠道构成的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分析框架。分论部分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逐一探讨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资本渠道和生产率渠道。此外,由于数据不可得,无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来识别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理论层面,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智能对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未来南北差距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够显着促进经济增长,长期经济增长甚至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技术进步最显着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相似,能够为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源泉,显着推动宏观经济增长。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不同的是,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实现自动化知识生产,为经济提供更强的增长效应,长期而言,如果智能自动化技术进步与新任务边界延展规模一致,经济将实现指数级增长。但不容忽视,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导入阶段、拓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等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因此,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效应。人工智能具有“当代与未来贯通的长期性”,经过导入阶段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才得以显现,长期而言,经济存在指数级增长的可能,但同时伴随着南北差距的扩大。自主创新成为缩小未来南北差距的关键,而提升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效率仅能够缓解南北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新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推动作用。劳动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之一,劳动渠道主要通过劳动就业路径和劳动收入路径促进经济增长。从劳动就业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将劳动力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创造新的就业需求,拉动劳动力就业,推动经济增长;从劳动收入路径而言,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出显着的正向效应。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工作任务标准化、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以及智能渗透引致就业均能缩小技能收入差距,技能收入差距并未呈扩大趋势,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尚处于拓展初期,边界延展对技能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并未得到完全释放,未来仍然存在技能收入差距扩大的潜在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过程中同样潜伏着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会带来智能机器挤出劳动就业,降低劳动收入水平,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只有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的经济增长效应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第三,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的快速渗透将吸引更多的资本积累,增加资本投资,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支撑作用。资本是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主要通过资本积累路径和资本结构路径发挥作用。就资本积累路径来看,在人工智能的导入阶段,人工智能资本增加的同时挤出传统资本,由于增加的人工智能资本难以弥补挤出的传统资本,进而资本积累下降,抑制经济增长,但经过导入阶段的调整和技术积累,人工智能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增加资本积累,且增长幅度大于下降幅度,进而资本积累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尚存在较大空间,通过增加资本积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就资本结构路径来看,受行业工作任务特征的影响,人工智能的渗透难度存在行业差异。由于产品生产部门智能渗透相对容易,将吸引大量人工智能资本和部分传统资本流入,而服务部门智能渗透难度大,该部门新增的高技能岗位将吸引大量传统资本流入。在两种资本的流动过程中,无论是产品生产部门大量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还是服务部门部分采用人工智能资本替代劳动力,传统资本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都将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第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突破“索洛悖论”的怪圈,显着提升技术效率,最终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力量源泉。生产效率是除劳动和资本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又一渠道,而这一渠道包括技术进步路径和技术效率路径。但实证发现,生产率渠道主要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发挥作用,技术进步路径的作用并不显着。具体而言,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对促进技术传播和扩散、科学发现与发明以及技术革新和改进等的作用并不显着,难以通过技术进步路径实现经济增长。但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的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然而,人工智能并非一开始就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调整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人工智能在导入阶段,由于“索洛悖论”的存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随着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的逐渐成熟,“索洛悖论”将消失,全要素生产率显着提升,且提升幅度大于前期的下降幅度,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对论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就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另外,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多角度、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条渠道,补充和拓展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往往直接指出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缺乏作用机理分析,或者从某一方面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多视角、综合系统的研究。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多角度出发,综合系统地分析了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拓展了已有的相关研究:（1）劳动渠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机械化、知识创造性低的工作和既定程序的开放型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带来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扩大和实际工资水平提高,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将带来技能溢价,加剧收入不平等,进而抑制经济增长。（2）资本渠道。人工智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带来人工智能资本和传统资本在行业流动,提升资本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3）生产率渠道。人工智能在行业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提升其他生产要素间衔接配合的契合度,补充或增强传统生产要素,带来微观主体的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经济社会组织运行模式不断改革,改善要素质量与配置效率,进而驱动经济增长。第二,考虑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从理论上科学、全面地认识了人工智能在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对经济社会的风险与机遇。人工智能向经济社会渗透融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会经历从导入到不断成熟的过程,因此,其对经济社会的作用效应也将存在阶段差异。Hémous&Olsen（2015）、王君等（2017）等研究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和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但在人工智能的其他相关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因此,围绕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均未考虑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进而忽略了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往往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因此,缺乏这一考虑,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偏差。本文将人工智能产生影响的阶段差异引入分析过程,分析了人工智能在与经济社会渗透融合的不同阶段通过作用于劳动、资本和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明确了人工智能风险和机遇的阶段存在性。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对既有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从行业层面出发,探索出了一种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方法,弥补了目前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在数据选择上的不足。受相关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国内围绕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数据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人工智能在整个国民经济行业的渗透情况,得到的结论存在片面性。本文采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基于本文对人工智能的界定,分别以“人工智能”“算法”“专家系统”“机器人”为关键词,在Patenthub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搜索专利数据,将重复的数据进行剔除,并将得到的人工智能专利数据根据三个层次分入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第一个层次:按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类号归类;第二个层次:难以按IPC号分类的专利数据按照《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归类;第三个层次:剩余的专利数据按用途划分。最后形成2003-2018年19个行业人工智能专利绝对量的面板数据。这一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渗透情况,以及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基于此,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克服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在人工智能代理变量选取上的不足。
李尚[2]（2021）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部环境上,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进一步要求我国经济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推动国有企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和应对发展环境变化等问题上发挥作用,是国有企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市场主体。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比重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一系列的复杂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改革会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如何?这是新时代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本文的研究也是围绕回答上述问题展开的。首先,本文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内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社会主义框架内,促进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本质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本质的认识,本文进一步构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融合实现国有企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使国有企业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促进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相互融合,使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在宏观所有制结构层面有机结合,实现了“国民共进”。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为前提,在提高国有经济效率的同时也保障了分配公平,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其次,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理论逻辑。从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形成的公私合营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企业自发形成以及通过试点股份制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的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新时代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三个理论线索,梳理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最后,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利用包含116770个观测值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以及促进企业创新中都具有显着作用。从作用机制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干预,从而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这一途径只会对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代理问题的改善并不能带来产能利用率和创新水平的提高。二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分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垂直结构”下上游所有制结构变化对下游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着的“倒U型”关系,上游国有经济比重与下游行业绩效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维持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比重,可以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三是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基于所有制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包含所有制结构的收入分配模型,分析了影响收入分配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社会投资率的下降和储蓄率的上升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份额;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取决于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和居民部门间储蓄率的大小。基于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从而验证了理论模型中的结论。基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效果的实证结果,本文最后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
王松[3]（2020）在《贸易开放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观念、评价到行动 ——基于2003-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自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以一种不太受欢迎的方式展现出来——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国家中下层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增长幅度非常有限,而资本所有者尤其是大资本家攫取了经济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收益。民粹主义引发各种非制度性政治活动（如街头政治）和制度性政治黑天鹅事件（例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西方国家轮番上演,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西方国家原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鲜活和最成功的开放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中国同时还保持了良好的政治稳定和稳步推进的政治制度完善。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中国各领域开放的不断推进,由开放导致收入差距、社会公平问题开始显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十七大报告（2007年）、十八大报告（2012年）、十九大报告（2017年）中,“公平、正义、公正、平等”字眼合计分别出现6次、31次、56次、28次。而根据政治参与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收入差距、社会公平问题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同时,在民主集中制下,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包括城镇社区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农村村委会选举投票）。因此,弄清贸易开放之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开放影响中国居民基层政治参与行为的“经济效应-观念-评价-行动”基础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贸易的实际经济效应出发逐渐传导至居民的基层选举投票行为。首先,贸易开放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效应（既包含好的方面也包含不好的方面）;接着,这些经济效应会影响人们的观念——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观和人们的税收纵向公平观;然后,新的观念和现实情形（现实情形很多又是被贸易塑造）结合在一起会影响人们的评价——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人们的总体主观感受（包括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最后,对政府的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会影响人们的行动——人们是否更积极参与基层选举投票。本文还利用2003-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数据）和省份层面的贸易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进口弱化了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和人们的纵向税收公平观,提升了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最终促进了人们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出口强化了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和人们的纵向税收公平观,降低了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最终抑制了人们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并且,进出口对本文所关注的人们的观念、评价和行动的影响展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进出口之于人们对政府公共管理责任的诉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居民群体中,进出口对税收纵向公平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进出口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中均显着,进出口对总体主观感受（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进出口对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群体中。机制检验还发现,贸易开放通过影响贫富差距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贸易开放通过影响综合政府满意度、总体社会信任感、总体生活幸福感影响了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具体而言,贸易开放对人们的“观念”影响如下:（1）进口弱化了城镇居民在保障工作机会、提供医疗保险和保障养老方面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诉求,进口也弱化了城镇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2）出口强化了城镇居民在保障工作机会、提供医疗保险和保障养老方面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诉求,但对城镇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无显着影响;（3）进口和出口分别弱化和强化了农村居民的税收纵向公平观（分别通过缩小和加剧贫富差距来实现）,但没有显着影响农村居民在保障工作机会、提供医疗保险和保障养老方面对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诉求。贸易开放对人们的“评价”影响如下:（4）进口提升了人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于政府在公平执法、秉公办事、维护社会公平、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保障老年人生活方面的满意度,出口降低了人们（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于政府在公平执法、秉公办事、维护社会公平、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和保障老年人生活方面的满意度;（5）进口和出口分别提升和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但对城镇居民的总体社会公平感和总体生活幸福感无显着影响。贸易开放对人们的“行动”影响如下:（6）进口和出口分别促进和抑制了农村居民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分别通过提升和降低农村居民的综合政府满意度、总体社会信任感、总体生活幸福感来实现）;（7）进出口对城镇居民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行为无明显影响。本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学术贡献和实践意义也较为明显。第一,本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就目前而言,鲜有国际贸易学-政治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本文所关注的进出口和政治参与分别都是国际贸易学和政治学领域的核心议题,因此仅就选题而言,本文的创新是较为明显的。本文构建了贸易开放影响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行为的“（经济）效应-观念-评价-行动”基础理论（研究框架）,它厘清了贸易开放这一宏观经济行为如何传导影响个体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这一微观社会学行为的逻辑脉络,该逻辑脉络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这两大领域非常成熟的研究成果为基石,故具备较强的说服力。本文还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份层面的贸易数据实证证实了上述理论。因此,创新且重要的选题和良好的研究质量使得本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第二,从更大的范围来讲,本文为经济学-社会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研究框架。鉴于宏观经济行为和微观社会学行为间的巨大“物理”距离,理清本文的影响机制本身已属非常不易。但更难能可贵的是,就更大的范围而言,本文构建的“（经济）效应-观念-评价-行动”研究框架适用于研究很多其他经济学议题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学行为的主题,可以说,本文为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可借鉴的研究框架,该框架具有适用性强、机理清晰和坚持唯物主义的特征。第三,本文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一直在大力推进各领域的开放,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家在推进深度贸易开放的同时,也要注意贸易开放带来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将增强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政府满意度,这对于人们积极参与基层政治选举、形成高质量基层政治治理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赫名超[4]（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决定着社会生产成果的分配格局和分配结构,决定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体现分配制度在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予以长期坚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和创新的过程。从学理上揭示和理解收入分配制度演变的内在机理和规律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收入分配理论,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的现实矛盾,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本文共分6章探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收入分配制度演变和创新的历史和现实逻辑。第1章导论部分主要阐述如下几个问题。一是该研究在当前所具有的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以此说明该选题的依据;二是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评价。三是介绍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在论文中得以展现。四是简要说明了研究思路。研究思路是对本文结构和框架的归纳。五是对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做了说明。最后总结了研究的创新之处和存在的不足。第2章对全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主要阐述了收入、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制度演变。在很多研究中由于没有对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存在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之处。明确所使用范畴的含义对于一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任何研究的基础。笔者主要介绍了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些概念界定和使用上的差别。从学理上对两大体系进行了比较和说明。其中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当代中国分配制度演变的理论借鉴。第3章阐述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思想的萌芽始于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其合理内核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并发展为科学的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展。列宁提出“按劳分配”的概念并结合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按劳分配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形式得到实现的重要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按劳分配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前,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一方面实现了全体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的平等,对于确立劳动者主权地位、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曲解,造成完全否定商品货币的作用,排斥价值规律和平均主义盛行的后果。按劳分配制度在这一时期实践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第4章阐述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后,随着公有制支配范围的缩小,按劳分配也不再是唯一的分配规则。新的分配方式不断出现,形成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虽然按劳分配仍是占主体地位的分配方式,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按劳分配的形式及实现途径需要重新被认识。本章追溯了西方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其给予评价。笔者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对于认识市场经济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由于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使我国社会财富获得巨大增长,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显着提高。第5章对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反思。按劳分配制度作用范围随着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在不断缩小,改革之初形成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严重影响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按生产要素分配由于在运行中缺乏有效规范,导致劳动者在分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表现为总体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个人、地区、行业、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本章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提出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结构的改变。最后一章探讨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的重大创新。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实践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总结,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确立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予以长期坚持。这一创新为今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次会议强调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应当秉持的若干原则。一是要切实贯彻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再分配环节要充分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途径缩小收入差距,遏制贫富分化的趋势,扭转劳动收入比例下降的局面。三是将土地、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由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要素贡献决定报酬。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主旨进行概括和总结。就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当代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进而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思想工具。提高劳动收入,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是今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途径。
邹丰华[5]（2020）在《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维护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国家推出最低工资制度,希望通过制度手段干预劳动力市场,弥补市场失灵,优化社会福利。但现实的复杂性有时会使最低工资制度的结果偏离政策初衷,例如企业成本上升,就业市场更加不利于弱势群体,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等。那么,最低工资制度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实际经济效果?只有科学准确地阐述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揭示最低工资制度的影响机制,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中国最低工资现状,重点从劳动供给、劳动需求和收入分配效应三个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的作用和影响,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第一部分,最低工资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首先,明确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国家推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缩小收入差距以及促进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其次,梳理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从萌芽、规范到完善详细阐述每一阶段的发展进程。再次,总结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的定义、测算、调整和监督等方面。然后,对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收入、就业与失业、企业利润及贫困等方面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最低工资标准与上述几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演进趋势。最后,针对当前最低工资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从劳动供给时间和劳动者收入两个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方的影响。一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首先,基于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并不确定。其次,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采用离散劳动供给模型和连续劳动供给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够降低闲暇带给男性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增加男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而对于女性劳动者,实证结果完全相反,伴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女性劳动供给时间会显着降低。二是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首先,利用劳动力榨取模型,从理论层面指出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增加劳动者收入;然后,同样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通过实证研究对理论分析进行验证,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动者收入呈现显着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制度能够提高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第三部分,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的影响。通过考察企业面临最低工资制度的行为反应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方的影响。关于最低工资制度所引发的企业经济行为改变的研究,首先理论分析指出企业面临最低工资制度,将会产生多种行为反应。为了规避最低工资制度带来的成本上升,企业可能会直接减少劳动力雇佣数量,缩减管理费用、员工福利和员工工资。更有可能发生生产要素的转移,进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次利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对企业可能存在的多种反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企业的确减少了劳动力雇佣数量,企业的管理费用、员工福利和工资支出也有所降低。企业减少了固定资产投入,但是增加研发投入力度;再者,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为本研究的另外一个重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促使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四部分,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从减贫和收入不平等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效果。对于最低工资制度的减贫效应,首先,基于FGT指数,构建最低工资标准和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以及贫困强度的数量关系,指出最低工资制度能够实现减贫效应。其次,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和三种贫困度量指标均呈现负相关关系,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居民产生了显着的减贫效应。与此同时,针对近年来存在于城镇家庭中的工作贫困现象,实证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能够降低居民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从另一角度证明最低工资制度的减贫效应;关于最低工资制度与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角度,本文发现最低工资标准与收入不平等指标之间存在显着的二次关系,具有U型特征,意味着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会拉大收入差距,产生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现实问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论证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的影响,及其收入分配效应。本文发现最低工资制度显着影响劳动供给时间,提高了劳动者收入。企业面临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会出现降低劳动雇佣数量、缩减管理费用、增加研发投入等多种类型的行为反应,最低工资制度显着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除此之外,最低工资制度还具有显着的减贫效应,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此提出持续加强最低工资相关制度建设、建立最低工资政策效果反馈机制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曹张龙[6]（2020）在《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要素收入份额保持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滑明显,直到2007年达到39.7%的最低水平,虽然自2007年之后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但到2017为止只有大约47%,这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份额55%—65%的水平要低很多。根据投入产出理论,要素收入分配结构主要取决于生产结构,生产结构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有密切关系,然而,在要素禀赋既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以相同的速度来提高每一种要素的效率,当技术进步对不同要素的效率产生非对称性影响时,技术进步便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故其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有重要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多角度、系统分析我国技术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为:（1）本文首先分析了技术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理论机制,然后根据1978-2017年我国整体数据和省际数据,用三方程供给面系统估计了全国及省际资本劳动要素替代弹性,并以此测算了技术偏向指数,最后在此基础上利用结构分解法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偏向因素的作用和要素投入变动的作用。结果表明:（1）对于要素替代弹性,我国资本与劳动要素总体呈现互补关系;省际数据的估算结果表明,只有个别省份的资本劳动呈现替代关系。（2）对于技术偏向,从变化趋势看,1984年之前中国技术进步呈现劳动偏向特征,1984年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中国技术进步呈现资本偏向特征,2008年之后技术进步呈现较弱的劳动偏向特征;从分地区特征来看,东部地区偏向资本的程度较小,中西部地区偏向资本的程度较大。（3）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因素分解看,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受要素投入变动因素和技术进步偏向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技术进步偏向因素是主导因素。（2）由于技术偏向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要改善劳动收入份额,必须要明确技术偏向的来源。基于此,本文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偏向的影响,然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与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一影响。结果表明: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对技术偏向存在显着的影响,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影响最小,中部地区影响较大,而西部地区影响最大;进一步通过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对技术偏向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要素与技术匹配度的双重门限效应,这种双重门限构成了要素与技术匹配度的合理区间,在要素与技术匹配度的合理区间内,要素相对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较弱,而在低于或高于要素匹配度合理范围,要素相对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较强。（3）除了要素价格扭曲之外,技术进步偏向有可能随着技术的扩散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产生空间扩散现象,故本文首先对技术偏向的空间扩散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然后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迁移模型（PSTR）对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如果要素禀赋不发生改变,技术进步偏向会随技术的空间扩散而产生扩散现象。但由于引进地区会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这导致原有技术的要素偏向性在扩散过程中发生改变,故技术进步偏向的空间扩散呈现出显着的非线性特征。而且,当技术创新模式为适宜性创新模式时,引进地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较强,引进技术原有偏向性会发生较大改变,这时,其空间扩散效应较小;反之较大。（4）在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入的今天,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技能掌握情况和工作经验等存在较大差异,劳动力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本文利用1996-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技术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通过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偏向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进一步通过联立方程组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整体上是负向,但是其最终主要不利于非技能劳动收入份额,而对技能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作用。产生这种非对称性影响的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偏向资本,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对增大,企业一方面更多地使用资本以替代非技能劳动,另一方面,为了让资本与技能劳动通过有效组合来安排生产,企业在更多使用资本的同时也更多地使用技能劳动,与此同时企业提高了技能劳动工资溢价,从而技术偏向对技能劳动与非技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非对称性影响。（5）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明显,探索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对解决中国要素收入分配失衡十分关键。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1996-2017年省际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了技术偏向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发现,从全国层面看,其不仅对本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而且对邻近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分地区研究结果表明,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直接效应看,东、中部地区的负向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从间接效应看,中、西部地区的负向效应明显大于东部地区;从总效应看,东、中部地区的负向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
刘思源[7]（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郭宏毅[8]（2019）在《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已迈入新常态,探求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不论是经济发展新动力还是经济结构调整,其中分配都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合理的分配是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保证。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指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中共十六大再次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并且进一步说明“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大指出“生产要素的报酬应该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中共十九大又一次提出通过劳动生产率上升,带动劳动报酬同步上升。这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制度变化都是以要素分配为核心制定的,劳动要素报酬的变化,说明社会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上升,另一部分人收入比例下降,而其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代表劳动者从经济发展中分享的成果在下降。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保持着长期的低水平变动,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高点61%,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一路下滑,2007年达到最低点53%,2008年之后开始缓慢上升,2017年达到55%,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70%左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劳动收入份额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成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严重阻碍。那么,与国际其他国家相同产业历史发展阶段相比,我们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怎样的演变趋势?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为什么与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相背离呈现独特的演变趋势?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基于以上的疑问,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引导生产要素的变动,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我们选择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视角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本文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通过纵向对比、横向对比细致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历史时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规律和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及与国外相比,表现出独特性。通过理论机制研究和实证检验,得到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得到全文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具体如下:首先,界定全文的核心概念,梳理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理论。通过梳理发现,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劳动收入份额严重下降的阶段,从产业结构本身出发,将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分解为结构内效应和结构间效应。本文将完整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趋势,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尝试从产业结构优化能力提升角度,分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探寻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次,通过对开放四十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历史透视,发现演变呈现“上升-波动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规律,产业结构变迁不同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同:第一阶段,1978-1983年,我国处于准工业化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第二阶段,1984-1991年,我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经济改革重心转向城市,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多元分配模式对国有企业收入产生影响等,使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上下波动;第三阶段,1992-1998年,工业结构再次调整,轻工业快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第四阶段,1999-2007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由于工业部门重工业发展模式和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产业结构呈现失衡式发展,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第五阶段,2008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进入全面优化阶段,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英、美、日、韩、巴西五个国家对应的工业化历史阶段下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的横向比较,发现各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模式呈现多样化和我国的独特性,这与产业结构演变微观路径有关,也受产业结构演变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通过产业结构进一步的优化,存在进一步提升的可能性。再次,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产业结构演变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微观影响机制和宏观影响环境。从微观视角出发,一是要素替代弹性机制,产业动态变化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的差异引起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劳动力与资本在各产业的占比及各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二是技术进步机制,技术进步分别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表现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和可能会出现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产生正向、负向和不明确的影响效应。从宏观视角出发,一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数量逐渐减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起到促进作用;二是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我国东、中、西部产业结构变迁的不同阶段,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表现出差异性;三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过要素市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三方面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现实直观的考察要进一步接受数据的检验。通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进行了度量,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全国和东、中、西三个区域1993-2017年期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另外,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国有化、全球化、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以及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提升;（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收入份额起促进作用,但东部地区更显着;（3）技术进步、全球化对东部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更显着;（4）财政支出、国有化因素对中、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正向作用;（5）城镇化对中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抑制作用。不同阶段下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性:（1）1993-1998年间,制度改革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更显着;（2）1999-2007年间,技术进步、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3）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明显。最后,得到本文结论,立足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演变深入、细致的分析,结合国际比较及经验借鉴,提出政策建议: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加快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避免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或缩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时段;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化的加快、合理产业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有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三,服务业增长的同时注重服务业质量的提升,从而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第四,通过知识产业制度的建设,确保劳动报酬合理化,进一步推动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本文创新点如下:第一,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第二,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阶段的差异性影响因素;第三,通过探寻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独特性,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优化能力,并提出政策建议。
徐淑云[9]（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韩渊源[10]（2019）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要素质量与我国劳动收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因此,提高劳动要素收入,实现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成为新时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与此同时,随着价值链分工下的贸易利益越来越表现为参与分工的要素收入。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增加值出口国,但其增加值规模是否与贸易利益相匹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此系统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要素质量对劳动要素收入提升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在评估一国增加值贸易规模与贸易利益时,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国内外学者,都对要素收入的初级分配进行了研究,没有对单位劳动要素收入这一更加直观的收入指标进行测度。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从要素质量角度来提高要素收入的视角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大方向,对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我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劳动要素收入进行研究,并选取世界主要地区和典型国家进行对比和参照。在增加值核算基础上构建了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对世界主要地区和典型国家的劳动要素收入进行了测算,通过层级结构分解（HSDA）方法对影响劳动要素收入变动的要素质量效应进行了重点分析。实证模型使用对数线性模型,利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同时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七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发展和贸易利益向要素分配的发展趋势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意义,在现有的文献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框架。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对不同阶段贸易理论下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进行梳理,分析要素质量对要素收入提升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要素的发展。从我国劳动要素技能水平、行业结构看我国劳动要素的发展现状,并整理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要素发展特点。第四部分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收入。该部分构建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测算中国及世界主要区域和国家的劳动要素收入水平,总结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劳动要素收入在不断提升;第二,中国增加值出口总额虽然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我国整体的增加值出口率不高,说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有待加强;第三,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增速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导致出现了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第五部分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研究。通过层级结构分解（HSDA）方法对影响劳动要素收入变动的要素质量分析,结果表明要素质量已经成为影响劳动要素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劳动要素收入差距主要是由要素质量造成的。因此,要素质量阻碍了中国整体劳动要素收入的提升。第六部分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计量模型发现我国要素质量的提升能够增加劳动收入。从不同劳动要素质量来看,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对劳动收入影响效应均显着为正,说明劳动收入随着劳动要素质量的增加而增加;从不同产业方面来看,在整体要素质量、高技能劳动要素质量和中技能劳动要素质量与劳动收入的回归中,初级和自然资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健康、教育、公共服务业的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显着为正。在低技能劳动要素质量与劳动收入的回归中,初级和自然资源、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健康、教育、公共服务行业,低技能劳动要素质量对低技能劳动收入的影响显着为正。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机制检验证明了劳动要素质量能够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收入。第七部分为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从制定异质性要素发展战略、培育国内高级要素发展,引进来集聚优势资源、优化完善要素结构以及走出去整合高端要素、加速要素质量提升等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我国在全球价值连分工下提高劳动要素质量,增加劳动收入,进一步推动我国高、中、低技能劳动要素平衡发展,推动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能够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同时实现我国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攀升和向低端价值链进行延伸,构建以中国为主要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
二、我国处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阶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处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阶段（论文提纲范文）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 |
| 1.2.2 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3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
| 1.2.4 研究述评 |
| 1.3 内容结构、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内容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 |
| 2.1.2 人工智能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 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3.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 |
| 3.1.1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
| 3.1.2 世界主要经济体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
| 3.1.3 国内人工智能发展趋势 |
| 3.2 人工智能的四大经济效应 |
| 3.2.1 智能渗透效应 |
| 3.2.2 边界延展效应 |
| 3.2.3 知识创造效应 |
| 3.2.4 自我深化效应 |
| 3.3 经济增长的三大影响因素 |
| 3.3.1 劳动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要素投入 |
| 3.3.2 资本是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实现途径 |
| 3.3.3 生产技术是加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
| 3.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渠道 |
| 3.4.1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3.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3.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3.5 本章小结 |
| 4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渠道 |
| 4.1 分析基础 |
| 4.1.1 高低技能劳动者的厘定 |
| 4.1.2 基本理论假设 |
| 4.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就业路径 |
| 4.2.1 智能渗透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2 边界延展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
| 4.2.3 就业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收入路径 |
| 4.3.1 智能渗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2 边界延展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4.3.3 收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4.4 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路径的实证检验 |
| 4.4.1 研究设计 |
| 4.4.2 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的实证检验 |
| 4.4.3 人工智能、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4.4 长期效应分析 |
| 4.4.5 作用渠道检验 |
| 4.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劳动就业和劳动收入影响经济增长 |
| 5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渠道 |
| 5.1 分析基础 |
| 5.1.1 资本积累与资本结构的概述 |
| 5.1.2 智能渗透的行业差异 |
| 5.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路径 |
| 5.2.1 智能渗透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2 边界延展对资本积累的影响 |
| 5.2.3 资本积累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结构路径 |
| 5.3.1 智能渗透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2 边界延展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3.3 资本结构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4 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路径的实证检验 |
| 5.4.1 研究设计 |
| 5.4.2 人工智能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 |
| 5.4.3 人工智能、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5.4.4 长期效应分析 |
| 5.4.5 作用渠道检验 |
| 5.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 |
| 6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渠道 |
| 6.1 分析基础 |
| 6.1.1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构 |
| 6.1.2 基于“生产率悖论”的争议 |
| 6.2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6.2.1 智能渗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2 知识生产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3 自我深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
| 6.2.4 技术进步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3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路径 |
| 6.3.1 智能渗透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2 边界延展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3 自我深化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
| 6.3.4 技术效率效应下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6.4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路径的实证检验 |
| 6.4.1 研究设计 |
| 6.4.2 人工智能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6.4.3 人工智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6.4.4 长期效应分析 |
| 6.4.5 作用渠道检验 |
| 6.5 结论:人工智能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影响经济增长 |
| 7 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长期经济增长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1 分析基础 |
| 7.1.1 技术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变化路径 |
| 7.1.2 基本理论假设 |
| 7.2 人工智能与长期经济增长 |
| 7.2.1 基本模型构建 |
| 7.2.2 模型分析 |
| 7.2.3 分析结论 |
| 7.3 人工智能发展与未来南北差距 |
| 7.3.1 基本模型构建 |
| 7.3.2 领先国家 |
| 7.3.3 追随国家 |
| 7.3.4 模型分析与结论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
| 1.2.2 相关概念分析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研究 |
| 1.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研究 |
| 1.3.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理论及其分析框架 |
|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
| 2.1.2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2.3.2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框架 |
| 第3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 |
| 3.1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历史演进 |
| 3.1.1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49-1956) |
| 3.1.2 计划与市场并存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78-1992) |
| 3.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1993-2012) |
| 3.1.4 新时代背景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2013 年至今) |
| 3.2 混合所有制改革演进的理论逻辑 |
| 3.2.1 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调整生产关系 |
| 3.2.2 基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
| 3.2.3 基于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 |
| 4.1 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分析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4.2.3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2.4 实证结果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4.3.3 实证结果 |
| 4.3.4 本节小结 |
| 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1 问题的提出 |
| 4.4.2 方法、模型与数据处理 |
| 4.4.3 实证结果 |
| 4.4.4 本节小结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
| 5.1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
| 5.1.1 不同阶段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
| 5.1.2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 |
| 5.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2.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2.3 实证结果 |
| 5.2.4 本节小结 |
| 5.3 上游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下游行业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3.1 理论分析与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5.3.3 实证结果 |
| 5.3.4 本节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 |
| 6.1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
| 6.2 所有制与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 |
| 6.2.1 收入分配模型的构建 |
| 6.2.2 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3.1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分析 |
| 6.3.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3.3 实证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贸易开放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观念、评价到行动 ——基于2003-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3 创新点 |
| 2.文献综述 |
| 2.1 总体思路 |
| 2.2 贸易的经济效应 |
| 2.2.1 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2.2.2 贸易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 |
| 2.2.3 贸易与政府规模 |
| 2.2.4 贸易的其他经济影响 |
| 2.3 贸易的制度效应 |
| 2.3.1 贸易对国内制度的影响 |
| 2.3.2 贸易对民主的影响 |
| 2.4 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
| 2.4.1 政治参与的含义 |
| 2.4.2 基于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4.3 基于不同群体政治参与的研究 |
| 2.4.4 关于中国基层选举的研究 |
| 2.5 全球化与政治参与 |
| 2.5.1 全球化与民粹主义 |
| 2.5.2 全球化与政治参与 |
| 2.5.3 贸易与政治参与 |
| 3.理论基础构建:观念、评价到行动 |
| 3.1 总体思路 |
| 3.2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 |
| 3.2.1 本文关注的观念 |
| 3.2.2 进口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 |
| 3.2.3 出口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 |
| 3.3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3.1 本文关注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3.2 进口如何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3.3 出口如何影响人们的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 |
| 3.4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人们参与基层选举投票 |
| 4.数据和特征事实 |
| 4.1 CGSS数据 |
| 4.1.1 CGSS数据简介 |
| 4.1.2 CGSS中与本文相关的问题 |
| 4.1.3 CGSS原始数据处理 |
| 4.2 其他数据 |
| 4.3 与本文相关的特征事实 |
| 4.3.1 有关贸易开放度和进出口的特征事实 |
| 4.3.2 有关人们观念的特征事实 |
| 4.3.3 有关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的特征事实 |
| 4.3.4 有关参与基层选举投票的特征事实 |
| 5.贸易开放对观念的影响 |
| 5.1 观念指标和数据处理 |
| 5.2 计量模型 |
| 5.3 实证结果 |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内生性问题:相互遗漏变量 |
| 5.3.4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
| 5.4 机制检验 |
| 5.4.1 机制检验——贸易开放对农村居民税收纵向公平观的影响 |
| 5.4.2 机制检验——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税收纵向公平观的影响 |
| 6.贸易开放对政府满意度和总体主观感受的影响 |
| 6.1 评价指标和数据处理 |
| 6.2 计量模型 |
| 6.3 实证结果 |
| 6.3.1 基准回归结果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内生性问题:相互遗漏变量 |
| 6.3.4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
| 7.贸易开放对参与基层选举投票的影响 |
| 7.1 参与基层选举投票指标和数据处理 |
| 7.2 实证设计 |
| 7.3 实证结果 |
| 7.3.1 基准回归结果 |
| 7.3.2 稳健性检验 |
| 7.3.3 内生性问题:相互遗漏变量 |
| 7.3.4 异质性分析:城乡差异 |
| 7.4 机制检验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和政策含义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CGSS数据部分指标年份分布 |
| 附录 B 定序变量和定序回归简介 |
| 附录 C 简单中介效应模型简介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1.3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阐释 |
| 2.1 收入和收入分配 |
| 2.1.1 收入及其形式 |
| 2.1.2 收入的分配 |
| 2.1.3 收入分配的本质 |
| 2.2 制度和制度演变 |
| 2.2.1 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 |
| 2.2.2 制度演变 |
| 第3章 按劳分配制度 |
| 3.1 按劳分配制度的理论渊源 |
| 3.1.1 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配思想 |
| 3.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 |
| 3.1.3 列宁对按劳分配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3.2 我国对按劳分配制度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 |
| 3.2.1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思考 |
| 3.2.2 按劳分配制度在我国的实践特点 |
| 3.3 按劳分配制度成效和问题 |
| 3.3.1 按劳分配制度取得的成效 |
| 3.3.2 按劳分配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
| 4.1 按劳分配制度的新发展 |
| 4.1.1 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途径 |
| 4.1.2 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
| 4.2 按生产要素分配 |
| 4.2.1 按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
| 4.2.2 对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评价 |
| 4.2.3 所有制结构变革与多种分配方式的形成 |
| 4.2.4 “劳动”要素的本质是“劳动力” |
| 4.3 基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收入分配制度演变 |
| 4.3.1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特征 |
| 4.3.2 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原因探析 |
| 第5章 对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的反思 |
| 5.1 收入分配制度的两个层次 |
| 5.1.1 收入分配制度的性质 |
| 5.1.2 收入分配制度的运行机制 |
| 5.1.3 市场机制下的按劳分配制度 |
| 5.2 现行收入分配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5.2.1 按劳分配主体地位被削弱 |
| 5.2.2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运行缺乏规范 |
| 5.2.3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5.3 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归因分析 |
| 5.3.1 基于制度、市场和技术的解释 |
| 5.3.2 源于所有制结构失衡的分配结构失衡 |
| 第6章 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收入分配制度 |
| 6.1 收入分配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性 |
| 6.1.1 分配制度体现所有制的性质和要求 |
| 6.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制度成果 |
| 6.1.3 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制度保障 |
| 6.2 坚持和贯彻按劳分配主体地位 |
| 6.2.1 劳动收入和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
| 6.2.2 提高劳动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
| 6.2.3 完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
| 6.3 健全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制 |
| 6.3.1 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和数据 |
| 6.3.2 完善市场对要素贡献的评价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最低工资制度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相关理论 |
| 一、新古典理论 |
| 二、买方垄断理论 |
| 三、两部门理论 |
| 四、搜寻匹配理论 |
| 五、效率工资理论 |
| 六、其他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文献综述 |
|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相关研究 |
| 三、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影响的相关研究 |
| 四、最低工资制度对收入分配影响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最低工资制度的演进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政策目的 |
| 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
| 二、缩小收入差距 |
| 三、倒逼企业提高生产率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萌芽阶段 |
|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阶段 |
| 三、最低工资制度的完善阶段 |
| 第三节 最低工资制度的发展现状 |
| 一、最低工资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相关统计 |
| 三、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
| 一、实证模型设定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最低工资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
| 第一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贫困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二节 最低工资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
| 一、理论分析 |
| 二、变量界定与度量 |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6）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及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劳动收入份额的定义与度量 |
| 2.2 技术进步偏向的定义及测算 |
| 2.3 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相关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测度及其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 |
| 3.1 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分解 |
| 3.2 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
| 3.3 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及其门限效应研究 |
| 4.1 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 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及要素价格扭曲测算 |
| 4.3 要素价格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
| 4.4 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技术进步偏向影响的门限效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 5.1 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理论分析 |
| 5.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 技术进步偏向空间扩散的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
| 6.1 技术进步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理 |
| 6.2 研究方法与计量模型构建 |
| 6.3 技术进步偏向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回归分析 |
| 6.4 技术进步偏向对异质性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 |
| 7.1 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内涵 |
| 二、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早期的劳动收入分配理论 |
| 第二节 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迁理论 |
| 一、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
| 二、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第四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一、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二、宏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历史透视及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规律(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测度方法修正 |
|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测度 |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进程(1978-2017年)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度 |
| 第三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1978-2017年) |
| 一、劳动收入份额逐年上升阶段(1978-1983年) |
| 二、劳动收入份额波动下降阶段(1984-1991年) |
| 三、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上升阶段(1992-1998年) |
| 四、劳动收入份额连续下降阶段(1999-2007年) |
| 五、劳动收入份额回升阶段(2008-2017年) |
| 第四节 国际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历史透视 |
| 一、英国从工业化中期劳动收入份额稳定上升 |
| 二、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保持长期高水平稳定 |
| 三、日本工业化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快速上升 |
| 四、韩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上升 |
| 五、巴西劳动收入份额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
| 第五节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际比较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微观机制分析 |
| 一、产业动态变化—要素替代弹性变化—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
| 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宏观机制分析 |
|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二、区域二元经济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分析 |
| 三、制度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检验 |
| 第一节 数据检验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协整检验 |
| 第二节 VAR模型分析 |
| 第三节 脉冲响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 |
| 第二节 全国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三节 不同地区实证结果及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不同阶段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阶段性特征描述 |
| 第二节 1993-1998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三节 1999-200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四节 2008-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要素质量与我国劳动收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生产要素范畴的演变 |
| 1.2.2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要素收入 |
| 1.2.3 全球价值链与要素质量 |
| 1.2.4 要素质量与要素收入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点 |
| 1.5.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 |
| 2.1 不同阶段贸易理论与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视角下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
| 2.1.2 新古典贸易理论视角下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
| 2.1.3 新贸易理论视角下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
| 2.1.4 新新贸易理论视角下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
| 2.1.5 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视角下的生产要素收入分配 |
| 2.2 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提升的作用机制 |
| 2.2.1 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提升的内生增长机制 |
| 2.2.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提升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要素的发展 |
| 3.1 我国劳动要素的整体发展 |
| 3.1.1 我国劳动要素行业结构的发展 |
| 3.1.2 我国劳动要素技能水平的发展 |
| 3.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我国劳动要素的发展 |
| 3.2.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就业创造效应 |
| 3.2.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就业挤出效应 |
| 3.2.3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服务外包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劳动收入 |
| 4.1 全球价值连分工下的生产要素收入 |
| 4.1.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增加值贸易核算 |
| 4.1.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生产要素收入分配测算 |
| 4.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世界主要区域劳动收入的典型事实 |
| 4.2.1 世界主要区域的增加值出口与要素收入分配 |
| 4.2.2 世界主要区域的劳动收入测度——分行业的考察 |
| 4.2.3 世界主要区域的劳动收入测度——分技能的考察 |
| 4.3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收入的典型事实 |
| 4.3.1 我国的增加值出口与要素收入分配 |
| 4.3.2 我国劳动收入测度——分行业的考察 |
| 4.3.3 我国劳动收入测度——分技能的考察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研究 |
| 5.1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劳动收入影响因素的层级结构分解 |
| 5.2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收入的影响因素 |
| 5.2.1 世界主要区域劳动收入提升的影响因素解析 |
| 5.2.2 我国劳动收入提升的影响因素解析 |
| 5.3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收入提升的要素质量因素解析 |
| 5.3.1 世界主要区域劳动收入提升的要素质量因素解析——分技能111 的考察 |
| 5.3.2 我国劳动收入提升的要素质量因素解析——分技能的考察 |
| 5.4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劳动收入与要素质量的分阶段考察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要素质量对劳动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6.1 模型构建 |
| 6.1.1 回归模型构建 |
| 6.1.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结果 |
| 6.2.1 相关系数矩阵 |
| 6.2.2 基本回归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2.4 内生性检验 |
| 6.3 产业异质性分析 |
| 6.3.1 整体要素质量和劳动收入回归 |
| 6.3.2 高技能要素质量和高技能劳动收入回归 |
| 6.3.3 中技能要素质量和中技能劳动收入回归 |
| 6.3.4 低技能要素质量和低技能劳动收入回归 |
| 6.4 人力资本机制分析与检验 |
| 6.4.1 实证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内生性检验 |
| 6.5 物质资本机制分析与检验 |
| 6.5.1 实证结果 |
| 6.5.2 稳健性检验 |
| 6.5.3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劳动要素收入不断提升 |
| 7.1.2 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有待加强 |
| 7.1.3 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
| 7.1.4 要素质量阻碍了我国整体劳动收入的提升 |
| 7.1.5 我国劳动要素质量出现差异化问题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制定异质性要素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国内高级要素发展 |
| 7.2.2 引进来集聚优势资源,优化完善要素结构 |
| 7.2.3 走出去整合高端要素,加速要素质量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我国处在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阶段（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黄志. 四川大学, 2021(12)
-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效果研究[D]. 李尚. 吉林大学, 2021(01)
- [3]贸易开放与中国居民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观念、评价到行动 ——基于2003-2015年CGSS数据的研究[D]. 王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及创新研究[D]. 赫名超. 吉林大学, 2020(08)
- [5]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应研究[D]. 邹丰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我国技术进步偏向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D]. 曹张龙. 吉林大学, 2020(08)
- [7]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8]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收入份额演变影响研究[D]. 郭宏毅. 深圳大学, 2019(09)
- [9]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要素质量与我国劳动收入研究[D]. 韩渊源. 辽宁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