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人性论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李晶晶^[1]（2021）在《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人道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经常探讨的话题。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派和代表人物普遍存在于欧美地区,尤其以东欧学者的研究更加广泛和深入。二战之后,在部分东欧国家出现了以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群体,他们经历了“斯大林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及为了摆脱这种模式的反抗过程,他们是改革的理论家和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特征,学术界称之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阿格妮丝·赫勒是匈牙利的女哲学家,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勒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的东欧地区正处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中,她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危机展开批判,从人的存在和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提出了推动人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人道化变革的道路。二战之后,虽然苏联红军使东欧国家摆脱了纳粹统治,但“斯大林化”的社会是高度威权的集体社会,人道主义被严重弱化。在反对斯大林主义、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愿望驱动和导师卢卡奇的指引之下,赫勒加入了匈牙利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实践理论、异化理论、需要理论、人类解放理论,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和日常生活本体论,以及弗洛姆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都深刻影响了赫勒,她的思想从此开始走向成熟。赫勒从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理论入手,提出日常生活的概念,强调日常生活的本体论地位,探索从微观视域上实现日常生活人道化的道路,从而形成了日常生活理论。与日常生活理论密切相关的是赫勒的需要理论,该理论同样是在人道主义思潮下产生的引导人类走出异化的一种理论探索。赫勒在总结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价值的论述后,提出了自己的“激进需要”思想以及未来社会需要系统重建的构想,她将对需要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满足形式主义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对需要进行专政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赫勒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总体革命,总体革命的主体则是拥有激进需要的个体,而个体激进需要意识的形成则需要激进哲学的引导。赫勒进一步利用激进哲学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的构建,构想出一个超越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存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制社会。无论是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建立满足激进需要的激进民主制,都反射出赫勒积极构建真正属于人的“家园”,实现对人的存在的终极关怀的理想。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从微观视角反思人的日常生活、从人的需要观点理解理论和实践、以及从马克思思想中汲取的科学理性的批判精神,她为人的自我解放提供了微观之路。另一方面,她的思想中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比如赫勒的个性发展理论忽视了物质生产和政治经济变革的价值;由于过于偏重对需要的价值范畴分析,忽视需要的实践性;否定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脱离了社会生产的本质。尽管如此,赫勒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与发展,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难题的深刻解释,是我们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张起梁^[2]（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王秀芳^[3]（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王新建^[4]（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王贺^[5]（2020）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从伦理的视角剖析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有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阶级立场和道德追求。马克思没有系统阐述过自己的伦理思想,马克思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道德只言片语的阐释当中。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交往的空间结构由分散孤立的地域交往向整体的世界交往发展。马克思在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对社会各种思想的批判和继承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往观,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交换问题,吸收了康德实践理性的合理内核,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交往观和费尔巴哈的交往观,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马克思的“交往”范畴涵盖了一切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关系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主体性、客体性、客观性、能动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的特征。从交往的基本属性、交往的社会结构以及交往的范围分别可以把交往分为: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地域交往和世界交往。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对在此基础上形成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以及文化交往中的主体异化、虚假意识、抽象道德以及强制性交往做出了深刻道德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批判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交往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剖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集中彰显了共产主义的伦理导向和道德目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正确道路。马克思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并通过分析生产力的变化以及交往形式、范围的变化展示了人类交往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以交往为线索,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演进分别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自由个性”阶段。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对基于不同社会形态下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而产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入研究。第一个阶段的交往是完全自发的,在这个阶段上,人受自然力的影响,不得不结合成团体与自然对抗,人是在狭窄的范围内活动和孤立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也是狭隘的,故而形成的交往伦理带有一定的依附性。而第二个阶段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人的社会关系也不断丰富,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们的交往活动不断扩展,所形成的伦理道德是完全物化、依附于资本的。第三个阶段中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的自由个性基础上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朝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断展开的,因而所呈现的交往伦理是积极、自我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伦理目标,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从伦理的维度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理论研究集中彰显了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主体维度和伦理旨趣。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交往、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的道德批判,展现了马克思独特的交往伦理观。这种观念的确立对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价值选择和道德目标。同时,在批判资本主义交往活动的过程中,马克思也指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制度伦理的评价标准。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让人与自然和解,这一理念的形成为生态伦理的研究提供了指导原则,即既符合人的目的性,又符合自然的规律性的伦理目标。人类交往向着普遍交往发展,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在世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中,人类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理论视角.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最突出的体现。而用来度过危机的方式依旧是通过加强对国内、发展中国家和相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掠夺来实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未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趋势未变。即使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造成的问题较以往来看更加复杂多样,但依旧改不了资本的扩张、侵略的本性,以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世界范围内的对抗。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平等、自由依旧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最深切的祈盼。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蕴含为处理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思想指引。国际关系的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内容既道出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思想,也摆明了中国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诉求。

夏承伯^[6]（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崔云朋^[7]（2020）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追求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和构想。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着现实困境,消费主义的影响造成了一些人的物化生存和精神虚无,资本逻辑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和伦理道德的失范,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影响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的生存危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党一直重视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这一问题都作出了重要决策,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探索,这标志着我国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如何认真反思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进新时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直面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困境,运用唯物史观,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条主线,系统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政治治理向度、文化治理向度、社会治理向度、生态治理向度,在理论上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对人的现代性的本质进行整体探析和逻辑建构,从而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全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共八章内容,全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与维度。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现状,说明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创新点。第一章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分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面临的物化生存、精神虚无、公平失衡、道德失范、环境恶化等时代问题和产生的根源。第二章从公有制为主体的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正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治理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治理等四个方面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以此来分析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治理向度,立足于国家现代化治理的现实语境,探究人的全面发展对经济治理的内在要求、逻辑关系和实现路径,探究经济治理维度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章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维度,从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政治保证、协商民主是重要内涵和自治制度是政治治理的重要形式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内涵,并进一步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五个具体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治理内涵,阐明了政治治理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职能,并探究了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与政治治理的主要内涵和逻辑关系以及实现路径。第四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引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道德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内涵等三个方面,以及人的物化生存的价值治理、精神虚无的调整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等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治理向度,探究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治理的科学内涵和逻辑建构,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第五章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新一代信息技术是人的全面发展智能治理的实现方式三个方面,以及社会公平正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机制、智能治理等视角,深入探析了当下语境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内涵,并系统探究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遵循社会治理逻辑理路来建构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治理路径。第六章从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形态的体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生态治理的价值遵循和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保障三个方面,以及生态文明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等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态治理向度,探究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建构人的生态价值尺度的实现路径。第七章从人的现代性本质来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当代内涵,围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整体观思想、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属性与特点以及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建构等三方面给出系统探析,以揭示现代化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性特征及其内在辩证关系。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整体的逻辑展现。经济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需求,政治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民主和自由需求,文化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和文化需求,社会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公平正义需求,生态治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这些多维度治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与技术属性和法治属性相结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展现了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力量,实现了治理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推动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人的全面发展也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其核心在于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素质现代化和能力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蕴含着人的整体性思维智慧,无论从治理理念,还是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上来讲,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整体把握,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论创新;国家现代化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充分彰显了国家治理的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尺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实践,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治理逻辑,展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路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反映了对国家发展规律和治理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当前学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理论范畴进行了较为丰富的考察。本论文的特点首先是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去看待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宗旨,并作为一个集中的理论主题加以研究,认知二者的关系并由此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其次是提出人的现代性本质的整体性建构。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人的本质的内涵,从整体上对人的现代性本质进行建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围绕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方面阐述了人的现代性整体建构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再次,在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于一体的国家治理共同体,其蕴含着治理主体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治理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涵,是时代的要求与进步的表征,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国梦”。

郝相赟^[8]（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韩东云^[9]（2020）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文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吸引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才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战略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却不能仅从这个时候开始算起。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价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与信念、性质与宗旨的集中体现,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源头和发展脉络。系统梳理和阐释这一历程,对于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早在五百年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积极的价值预设,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中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主义价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这些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规律性和价值性进行了论述。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接力探索,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总的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价值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蕴含着与社会主义价值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积极的准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成功构建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价值观,并努力在革命实践中践行党的价值观,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地位,为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础前提。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探索。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前,虽然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但是仍取得巨大的成就。我们党积极探索出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积极培育了“大公无私”的时代精神。在实践上,我们党不断把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并重,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和注重榜样的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取得一定的成绩。虽然我们党在1957年以后,出现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正是这些错误教育了全党,为我们党在今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体系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认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价值蕴含,胡锦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的深化等,都为我们党持续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起到推动作用。2006年,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念。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过程中广泛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迅速升华。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专家学者也兴起了学习研究的热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理上得到更加充分的阐释。党和政府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公众人物和家庭,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各类实践活动;通过健全组织领导机构,提供政策与物质保障,完善法律与法规机制,建立学习教育机制,制定监督与评价机制,畅通反馈机制等,为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制度保障。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进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的积极努力及进行的具体实践可得到一些启示,这就是在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突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地位和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陈煌^[10]（2020）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教育意蕴》文中研究指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与批判路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成为其理论图式的核心范畴,是其社会历史观的哲学前提。从教育学立场出发,对“总体性”思想进行研究,成为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教育效应的理论锁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总体性的失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理论的核心指向就是追求人的完整性实现与人性复归,即“总体的人”的最终生成。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也存在“总体性渴望”,实现“总体的人”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教育的崇高使命。现代人的“物化”生存境遇,也是教育面临的实际境遇;现代人的“单向度”的发展,要求教育必须在实现“总体的人”上发挥作用。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范畴为切入点,分析其中的教育意蕴,不仅对于我们观察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突出作用,更可为我们研究和分析现代教育提供独特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本论文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为核心论域,以教育为研究的切入点和边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评判坐标,力图在研究中找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与教育的内在契合,并通过教育的视角去看待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及其蕴含的教育意蕴。本论文认为,首先,总体性是人之存在的永恒理想,是教育不可或缺的维度,为教育提供人之存在的终极关切和现实批判的尺度,“总体的人”生成是本真教育和人性复归的必由之路;其次,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揭示了现代人和教育的“物化”境遇,即总体性图景的消解和教育的“成人”之困;再次,教育本身有达成“总体的人”的内在规定和现实需求,需从教育理念到教育行动立体推进“总体的人”的最终生成。最后,在肯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教育意蕴的积极层面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和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偏颇,需以教育学立场进行取舍扬弃。

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教育意蕴（论文提纲范文）

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赫勒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李晶晶. 吉林大学, 2021(01)
• [2]《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3]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5]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伦理研究[D]. 王贺. 河北大学, 2020(03)
• [6]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7]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D]. 崔云朋. 山西大学, 2020(12)
• [8]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 [9]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程研究[D]. 韩东云. 郑州大学, 2020(02)
• [10]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教育意蕴[D]. 陈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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