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私营企业为何融资难?（论文文献综述）
侯恩宾[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步推进,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人士已逐渐成为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引领民营经济人士,使其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始终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重点聚焦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提供切实的经验与建议。本文按照总—分—总的结构,开展整体性研究。首先,阐释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其次,系统论述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纵深发展。再次,明确了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态势、历史经验。最后,指出了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需要优化加强的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阐述内容如下:第一,界定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并探讨其功能。依据政策界定的四重维度,即政策对象、政策制定主体、政策目标、政策领域,本文认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以培养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为目标,围绕着民营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人士成长,通过运用特定的方法,稳定民营经济人士信心,营造民营经济发展良好环境,团结民营经济人士的一系列方法与法规的总和。本文将方针政策主要内容界定为政治认识和政治引导两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具有政治引导、政治吸纳、政党调适三种功能。政治引导以实现“两个健康”为中心,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价值观、企业经营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政治吸纳既是党开展统战工作,落实统战方针政策的重要形式,又承担着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功能。政党调适是政党主动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面对着新生的社会阶层,党及时制定统战方针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积极吸纳民营经济人士,进行组织建设调整以及阶层关系调适,促使党在时代发展变化中永葆先进性。第二,系统论述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演进历程,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日益完善以及纵向深化。改革开放初期,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制定了“八字方针”,明确了工商联管理和引导民营经济的新使命。党的十四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民营经济人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两个健康”“两个毫不动摇”等政治引导方针政策相继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深化了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的论断,深化了对“两个健康”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第三,总结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总体态势以及七条经验。在政策价值理念上,方针政策的服务倾向明显;在政策对象地位的变化上,民营经济人士地位越来越高;在政策落实效果上,治理效能越发突出。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历史演进可以得出,我国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七条重要经验: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社会舆论是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国际环境是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利益是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方针政策协同推进。第四,进一步提出民营经济统战方针政策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优化和加强:从时代发展进程来看,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交接班的现实需要。“民二代”交接班面临着三重考验。党和国家要强化对企业交接班的重视程度;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注重政治引导的方式与内容;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建立导师制度,有效提升“民二代”自身的企业管理能力;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积极建立相应的行业协会组织。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重要机制来看,政治安排政策需要进一步优化。严格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标准;政治安排要凸显企业的差异性;发挥民营经济人士民主监督作用。从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视角出发,统战部门需要结合当下民营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积极制定相应的政治引导方针政策。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保障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劳动权益;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功能。从统战方针政策落实的组织依托来看,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问题;全面认识党组织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发挥民营经济党组织联系性、协调性、示范性作用;提升民营企业党组织活力。
王淑娟[2]（2021）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文中提出不同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研发投资由于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等原因使得企业往往会遭受严重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是导致企业研发投资水平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金融体系作为企业研发投资的重要外部融资来源能够有效地缓解融资约束,尤其是新兴的数字金融更是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开辟了一种新的融资渠道。然而,现实情况是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外部融资占比却逐年下降,内部融资占比逐年上升。那么,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究竟面临何种程度的融资约束呢?随着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起到了什么作用?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益补充,能否有效地缓解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呢?基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发投资和融资约束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融资约束后果出发重新界定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用企业实际研发投资支出与最优研发投资支出的偏离程度表示,偏离程度越大代表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就越高。接着,从资金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探讨了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基于金融功能理论,从“信息管理”、“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三种路径阐释传统融资渠道和数字金融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并描述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面临的融资的现实状况。接着,基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内涵及其形成机理,利用2008-2018年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在融资约束程度度量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以及欧拉方程实证检验传统融资渠道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作用路径。此外,本文还通过理论和实证考察了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以及不同融资渠道对其缓解效果的差异性表现。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程度且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且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企业研发投资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融资约束,反映了企业实际的研发投资水平远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说明中国研发投资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传统融资渠道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主要通过企业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得以实现,且内部融资对缓解融资约束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而债务融资不利于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表明中国企业主要依靠内部融资渠道来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而外部融资渠道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从中介效应的传导机制看,债务融资不利于通过“信息管理”和“融资成本”两种作用机制来缓解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相反股权融资发挥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且主要是通过“融资成本”这一机制来实现的;（3）数字金融显着降低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起到了积极的缓解作用,从中介效应机制看,数字金融通过“融资成本”和“信息管理”两条路径来缓解融资约束,但是“融资来源”中介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虽然提升了企业融资来源,但因债务融资会提高融资约束程度,导致数字金融通过扩展融资来源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被抵消。同时,从企业异质性看,不同融资渠道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存在显着差异。本文的创新点为:（1）首次将研发投资资金需求这一视角加入,从资金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并就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进行了区分;（2）定量测度了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及其动态变化趋势。对比分析企业一般固定资产投资融资约束和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大小,从而更深入和清晰地认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3）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和中介机制,探讨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体系的补充和优化作用,更全面地了解不同融资渠道对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为优化企业研发投资融资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周旋[3]（2021）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自重商主义学派代表学者托马斯·孟提出“汇率变动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汇率就被各国政府当作调节对外市场的一项重要工具,以求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对本国有利的地位。传统国际收支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贬值能够促进出口,升值会抑制出口。21世纪初,国外学者们曾将人民币汇率低估看作中美贸易巨额顺差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其中不乏像克鲁格曼这样的经济大师。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1994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伴随着中国货物出口总额高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一直呈升值状态。很多学者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这种正向关系称之为“中国汇率调整之谜”。在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间品贸易、出口汇率弹性、需求供给变动等多种角度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原因,但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本世纪初期,Melitz（2003）开创性地发展了出口选择理论,他将企业异质性纳入了传统国际贸易的经典垄断竞争模型中,从微观角度提出了企业出口选择的理论模型,并由此发展成为新新贸易理论。基于此,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也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宏观视角扩展到了新新贸易理论下的微观视角。在国内,基于微观理论对人民币汇率和中国企业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以实证为主而且这些研究中,重点关注了贸易方式、行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而忽略了作为中国企业重要异质性特征的融资约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较强的融资约束（Li and Yu,2009;Egger and Kesina,2010）,政府和各级机构也将缓解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作为“稳外贸”的重要举措。从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来看,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仍然会在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平等待遇,具体表现在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因为与政府目标的差异或自身资本积累的特性,导致它们面临的融资约束具有显着差异。因此,将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纳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企业出口影响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考虑了中国出口企业融资特性,放宽了Chaney（2016）对企业出口的融资不能从外部获得资金的假设,建立了一个与生产率不完全相关的融资约束出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的三种作用机制,即当本币升值时,汇率会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产生负效应,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同;本币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机制对出口产生正效应,且融资约束机制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汇率升值通过降低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直接促进出口;另一方面,汇率升值会通过融资约束降低企业的出口生产率条件,从而间接促进出口,这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预期相反。因此,当汇率通过融资约束对出口产生的正效应大于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和生产率机制对出口的负效应之和时,本币升值就会促进出口,从而找到了解释“中国汇率调整之谜”的理论基础。其次,本文选取2000～2009涵盖两个完整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周期和受融资约束最为严重的私营企业的出口飞跃期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对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了详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变动的关系情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描述。结果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普遍较小,私营企业面临的平均融资约束超过国有企业的5倍还多,且融资约束具有非常明显的行业差异特征,出口占比前五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服装）中有四大行业（电子设备、电气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平均融资约束都较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与企业出口汇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从大部分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与传统理论的预期相反,尤其是在融资约束较高的行业这种现象更为突出。再次,为了检验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预期,探寻上述典型化事实的原因,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做了总样本、所有权性质和行业分组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从整体上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出口,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低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却会增加高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出口;第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三种作用机制均存在,且融资约束机制双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作用方向,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汇率变动的融资约束机制作用较大,超过了价格竞争和生产率机制作用之和,所以在私营、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样本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会促进出口;第三,企业出口动态决策选择时,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市场选择时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本币升值会提高国有、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而无论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所处行业如何,在已出口企业对是否退出市场选择时,融资约束机制作用均较小,所以本币升值会使得已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升高,并且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在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减出口量选择中起主导作用,导致本币升值会促进私营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企业增加出口量。最后,在总结主要结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分别从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规避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王永仓[4]（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胡玉[5]（2020）在《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现状、效率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创新、增加就业岗位、优化产业布局、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已成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是全省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和地方税收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然而,民营企业所做贡献与其得到的金融支持并不匹配。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加上民营企业自身局限性,使其融资问题越发突出。融资难、融资贵一直困扰着当地民营企业,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也是全国和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虽然甘肃省已出台了多种政策对民营企业进行扶持,但是依然存在市场体系建设落后、金融机构支持力度不强等问题,同时民营企业自身也拥有多种缺陷,像资金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仍旧是制约甘肃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因此,改善民营企业的资金支持和效率问题对于促进甘肃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关键。本文针对甘肃省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情况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丰富了相关文献。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学者在金融支持民营企业上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综述,对选题的当前研究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次,分析了甘肃省民营企业的发展和金融支持情况,并指出当前甘肃省金融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接着选取甘肃省上市和新三板挂牌的20家民营企业为样本,以2015-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基础,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对金融支持民营企业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样本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效率尚未达到有效状态,其中纯技术效率是造成整体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最后本文借鉴国外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实践,结合甘肃省金融环境和民营企业实际情况,从多方面提出了金融支持甘肃省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潘倩[6]（2020）在《恩施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困境与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是市场中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主体,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扩大我国人口就业、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力量之源。但是值得重视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融资难和融资渠道窄的问题,导致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不足,特别是那些经济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制约。在新常态背景下,恩施州民营经济面临着越来越紧张的金融束缚,金融缺失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如果不能对民营企业融资的路径进行优化和改善,恩施州的民营企业难以健康正常发展,如何让金融服务有力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等方法相结合,以信息不对称理论、融资顺序理论、信贷配给理论和资本结构理论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了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表现和原因以及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通过恩施州民营企业的相关统计资料、问卷调查资料及金融机构相关内部资料为数据支撑,分析恩施州民营企业的整体融资及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概况,发现融资需求及金融支持供给之间的矛盾体现在融资需求和供给的总量矛盾、结构矛盾。最后提出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优化和金融支持的路径选择,即政府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增强地方金融活力、强化直接融资渠道、加强企业自身活力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于晓[8]（2019）在《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路径选择研究 ——以对涉农企业调查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是实现东北地区经济复苏的重要举措。为了摸清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及诉求,破解民营经济在发展中遇到的经济环境与管理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以此促进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及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依据。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填写问卷、组织座谈等方式,并采用统计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对辽宁省沈阳市、鞍山市、营口市、铁岭市和葫芦岛市等5个市的中小企业局、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及50家涉农民营企业、8家正在申请用地单位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从总体来看,首先,辽宁省民营经济的数量规模进一步壮大,增长幅度明显。截止2016年底,全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数280.28万户,累计新增登记私营企业7.25万户,同比增长33.5%;新登记个体工商户21.3万户,同比增长30.2%。其次,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大,但增速开始下降。2016年辽宁省民营经济增加值11054亿元,占全省GDP的50.2%,但民营经济增长速度自2013年开始出现下降,且增速下降幅度逐年增大。第三,民营经济吸纳就业成绩斐然,但也出现下滑的趋势。2016年末辽宁省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数为9340万人,占全省二三产业就业总人数的58.5%。（2）通过对辽宁省50家涉农民企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着“两高两难”和“两重两少”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用工成本高且用工难、融资成本高且融资难、税收负担重但政府服务少和社会责任重但社会扶持少。（3）而企业的政策诉求主要表现为:“土地出让金返还”问题,要求政府兑现承诺;办理不动产权证问题,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土地税率过高及征收公平性问题,要求减免土地税;改善经济环境,解决融资和用工两大难题;加大政府减税力度,让利于企业;扩大政府扶持角度,助力企业发展。（4）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本研究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促进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路径选择。具体包括:给予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一定弹性,以解决部分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优化用地申请办理程序和环节,缩短企业用地申请周期;探索工业企业用地弹性出让年限,减少企业初始用地成本负担;减税减负,直接扩大企业利润空间;留引结合,保障企业所需人力资源;提倡担当,营造有力的政务环境。
李柳颍[9]（2019）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但收入、机会不平等问题却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包容性增长已然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2010年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强调,中国要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与发展模式,推动各个方面包容性增长。2017年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中表示,我国将多举措推进包容性增长,增强社会公平性和发展普惠性,实现可持续增长。近年来,由于能够充分发挥科技优势,突破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面临的障碍,数字普惠金融被普遍视为是推动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方式。2016年G20杭州峰会指出,各国应把握数字时代的机遇,通过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动包容性增长。2018年第二十六次亚太经合工商领导人峰会以“把握包容性机遇,拥抱数字化未来”为主题,同样传达了此观点。但是,与实践中倡导积极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包容性增长相比,目前学术界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两者关系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难以为实践提供有力指导。因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对包容性增长有影响?（2）如果有影响,影响的机理是什么,具体指影响效应、传导渠道以及微观主体是什么?（3）我国应采取哪些措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本文首先利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探索前两个问题的答案。一是利用数理模型论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积极作用,证明了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有利于为更多的低风险无抵押物借款人提供更低成本的信贷资金,有效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而提高机会公平,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包容性增长。二是进一步剖析了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三个分效应是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机会公平效应;传导渠道为创新、人力资本与投资;惠及的微观主体主要包括农村居民与中小微企业。其次,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和调研得到的微观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检验了理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并得出如下结论:（1）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显着为正,特别是在包容性增长指数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影响力。（2）经济增长分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对GDP和财政收入具有显着影响,对产业结构影响不显着;收入分配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特别是其覆盖广度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影响作用稍弱;机会公平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机会公平的正向影响作用显着而又稳健。（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创新传导渠道、人力资本传导渠道和投资传导渠道均显着,且通过发明专利申请、农村人力资本以及私营企业固定投资渠道的传导作用更大。（4）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中小企业微观主体,都会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并促进包容性增长,但是情况不同的是,目前农村居民能从数字支付与借贷服务中受益,却不能从数字投资和数字保险服务中获益;而中小企业能从数字借贷与保险服务中获益,却不能从数字投资服务中获益。此外,规模越小的企业,越能够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最后,本文基于上述结论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与我国现实问题相结合,本文认为未来应从优化市场环境、完善多层次服务体系、夯实技术基础、疏通传导渠道、加大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力度和提升服务中小企业能力多方面,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我国包容性增长水平。
王磊[10]（2019）在《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民营经济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党的十九大就鼓励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论述,为民营经济指明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如何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在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尚不规范,研究内容也不够深入和具体,相关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本文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从而寻找理论依据并阐述了民营经济及高质量发展的定义、性质及内涵,剖析了民营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与宏观制度变迁历程相互之间的辨证关系,指出了宏观经济制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探讨了制度障碍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整体不高、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强、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安全等五大困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还存在现代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制度、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等障碍,在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上还存在意识形态、社会认知偏见、企业家精神等障碍。本文结合案例民营企业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实践,借鉴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从产权制度、市场准入和公平市场竞争制度、财税金融制度等方面进行正式制度创新,以及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消除社会认知歧视与偏见、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等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创新建议,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个体私营企业为何融资难?（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个体私营企业为何融资难?（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
| (二)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研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 (一) 论文创新点 |
| (二) 论文难点 |
| 第一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概念、渊源与功能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统一战线 |
| 二、民营经济 |
| 三、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思想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统一战线思想 |
|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蕴含的对资产阶级统战思想 |
| 三、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的三重功能 |
| 一、政治引导功能 |
| 二、政治吸纳功能 |
| 三、政党调适功能 |
| 第二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初步探索(1978-1992)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产生与党对民营经济人士初步认识 |
| 一、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与民营经济产生 |
| 二、“看一看”方针 |
| 三、邓小平对民营经济人士群体的判断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波动与民营经济人士选择 |
| 一、治理整顿与左倾思想抬头:民营经济发展波动 |
| 二、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境遇表现:红帽子与假集体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正式出台 |
| 一、制定统战工作“八字方针” |
| 二、赋予工商联新历史使命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日益完善(1992-2012) |
| 第一节 促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完善的因素 |
| 一、南方谈话破除社会主义传统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群体新需要 |
| 三、民营经济发展引发新争议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的突破 |
| 一、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身份再认识 |
| 二、民营经济人士可以入党 |
| 三、政治安排扩大民营经济人士政治参与渠道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渐完善 |
| 一、坚定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
| 二、首倡“两个健康” |
| 三、协调劳动关系助力和谐社会建设 |
| 四、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上日程 |
| 五、推进光彩事业引导先富帮后富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纵深发展(2012——) |
| 第一节 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深化的多重因素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调整 |
| 二、“民营经济离场论”引发热议 |
| 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
| 第二节 党对民营经济人士政治认识深化 |
| 一、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都是自己人 |
| 二、“两个始终” |
| 第三节 政治引导方针政策日益深化 |
| 一、“两个健康”新阐释 |
| 二、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 |
| 三、光彩事业助力精准扶贫 |
| 四、民营企业党建出现多种形式 |
| 第四节 新课题: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
| 一、政商关系畸形的三重因素 |
| 二、新型政商关系内涵 |
| 三、构建政商交流常态化机制 |
| 第五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回顾总结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总体态势 |
| 一、政策价值理念的调整 |
| 二、政策对象的地位变化 |
| 三、政策实施效果突出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使命型政党特质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制定的国情依据 |
| 三、社会舆论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助推器 |
| 四、国际环境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
| 五、必须关注民营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 |
| 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人士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 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同发展 |
| 第六章 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优化完善 |
| 第一节 创新“民二代”统战政策 |
| 一、“民二代”交接班的三重考验 |
| 二、提高对“民二代”交接班的重视程度 |
| 三、根据“民二代”自身特点进行政治引导 |
| 四、助推“民二代”企业管理能力成长 |
| 五、关注“民二代”的政治成长 |
| 第二节 优化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政策 |
| 一、严格政治安排标准 |
| 二、凸显政治安排差异性 |
| 三、发挥民营经济人士的监督作用 |
| 第三节 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
| 一、重视互联网民营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
| 三、保障互联网从业者劳动权益 |
| 四、强化工商联服务民营经济的统战功能 |
| 第四节 完善统战方针政策的组织依托 |
| 一、聚焦小微企业党组织设置 |
| 二、全面认识党组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
| 三、科学发挥党组织的结构性功能 |
| 四、提升党组织活力 |
| 结语: 基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演进历程的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3 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研发投资 |
| 2.1.2 融资约束 |
| 2.1.3 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2.1.4 数字金融 |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2.1 融资约束的识别与度量 |
| 2.2.2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 |
| 2.2.3 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2.2.4 数字金融与融资约束 |
| 2.2.5 文献评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信息不对称论 |
| 2.3.2 代理成本理论 |
| 2.3.3 融资优序理论 |
| 2.3.4 金融功能理论 |
| 2.3.5 平台经济理论 |
| 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分析 |
| 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理论成因分析 |
| 3.1.1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需求侧分析 |
| 3.1.2 研发投资融资的资金供给侧分析 |
| 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形成机理分析 |
| 3.3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分析 |
| 3.3.1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 3.3.2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 |
| 3.4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问题 |
| 3.4.1 企业规模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4.2 企业年龄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4.3 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及其融资概况分析 |
| 4.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总体状况 |
| 4.1.2 不同行业企业的研发投资状况 |
| 4.1.3 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 4.1.4 不同地区的企业研发投资状况 |
| 4.2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现状分析 |
| 4.3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困境分析 |
| 4.3.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渠道窄 |
| 4.3.2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成本高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测度 |
| 5.1 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的测度方法 |
| 5.1.1 随机前沿模型介绍 |
| 5.1.2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5.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与样本筛选 |
| 5.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 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随机前沿模型基准估计结果 |
| 5.3.2 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程度 |
| 5.3.3 企业异质性下的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程度 |
| 5.4 不同度量标准的融资约束程度对比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传统融资渠道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内部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6.1.2 外部融资渠道与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6.3.2 企业异质性下融资渠道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6.3.3 传统融资渠道缓解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 6.3.4 模型估计结果的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 6.4 融资渠道、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6.5 本章小结 |
| 7 基于数字金融的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缓解的实证研究 |
| 7.1 研究假设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 |
| 7.2.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 7.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3.2 企业异质性下数字金融与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
| 7.3.3 数字金融缓解企业研发投资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检验 |
| 7.3.4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
| 7.4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资 |
| 7.4.1 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2 不同维度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效应分析 |
| 7.5 不同融资渠道的影响效应差异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不足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和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汇率 |
| 1.2.2 融资约束 |
| 1.2.3 企业出口选择 |
| 1.3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
| 1.4.2 统计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
| 1.4.3 主成分分析法和中介效应分析法相结合 |
| 1.5 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研究 |
| 2.1.1 传统国际收支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2 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
| 2.1.3 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 |
| 2.2 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相关研究 |
| 2.2.1 融资约束的事前和事后效应 |
| 2.2.2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 |
| 2.2.3 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
| 2.3 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1 基本假设 |
| 3.1.1 需求假设 |
| 3.1.2 生产和贸易假设 |
| 3.1.3 融资约束假设 |
| 3.2 融资约束下企业的出口决策 |
| 3.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3.3.1 理论模型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企业出口的传导机制 |
| 3.3.3 模型结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典型化事实 |
| 4.1 数据筛选与整理 |
| 4.2 事实描述 |
| 4.2.1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特征 |
| 4.2.2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 |
| 4.2.3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与汇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说明 |
| 5.1.3 统计性描述 |
| 5.2 基本回归结果 |
| 5.2.1 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5.2.2 融资约束条件下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分组检验 |
| 5.2.3 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行业特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统计性描述 |
| 6.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2.1 作用机制的总样本检验 |
| 6.2.2 基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分组检验 |
| 6.2.3 基于不同行业的分组检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7.1 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统计性描述 |
| 7.2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总样本检验 |
| 7.2.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总样本检验 |
| 7.2.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总样本检验 |
| 7.3 融资约束下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动态选择影响的分组检验 |
| 7.3.1 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2 企业是否退出出口市场的分组检验 |
| 7.3.3 企业增减出口量的分组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汇率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
| 8.1.2 汇率变动对出口影响的作用机制 |
| 8.1.3 汇率变动对出口动态选择的影响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宏观方面 |
| 8.2.2 微观方面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现状、效率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金融支持与民营企业关系研究 |
| 1.2.2 民营企业融资困境成因研究 |
| 1.2.3 金融支持民营企业的路径选择研究 |
| 1.2.4 金融支持评价研究 |
| 1.2.5 简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民营企业 |
| 2.1.2 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比较 |
| 2.1.3 金融支持及金融支持效率 |
| 2.2 企业融资理论 |
| 2.2.1 MM理论 |
| 2.2.2 权衡理论 |
| 2.2.3 优序融资理论 |
| 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3.1 金融结构论 |
| 2.3.2 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论 |
| 2.3.3 内生金融增长理论 |
| 3 甘肃省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甘肃省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
| 3.1.1 甘肃省民营企业规模情况 |
| 3.1.2 甘肃省民营经济总量情况 |
| 3.1.3 甘肃省民营企业社会贡献情况 |
| 3.1.4 甘肃省民营企业产业结构及行业分布情况 |
| 3.2 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现状 |
| 3.2.1 间接金融支持现状 |
| 3.2.2 直接金融支持现状 |
| 3.2.3 政策性金融支持现状 |
| 3.3 甘肃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市场体系建设方面 |
| 3.3.2 民营企业方面 |
| 3.3.3 金融机构方面 |
| 4 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效率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介绍 |
| 4.1.1 CCR模型 |
| 4.1.2 BCC模型 |
| 4.2 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效率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指标体系构建 |
| 4.2.3 数据处理 |
| 4.3 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效率评价 |
| 5 国外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实践及启示 |
| 5.1 美国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实践 |
| 5.2 日本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实践 |
| 5.3 德国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实践 |
| 5.4 国外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的实践对甘肃的启示 |
| 6 甘肃省金融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6.1 加强民营企业自身建设 |
| 6.1.1 促进民营企业转型升级 |
| 6.1.2 控制负债规模与优化资本结构 |
| 6.1.3 增强法制观念与诚信意识 |
| 6.2 增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 |
| 6.2.1 建立健全法律保护体系 |
| 6.2.2 加强政府激励引导作用 |
| 6.3 强化商业银行服务职能 |
| 6.3.1 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信贷业务中的作用 |
| 6.3.2 健全风险防控和信用评估机制 |
| 6.4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
| 6.4.1 适当降低民营企业上市门槛 |
| 6.4.2 积极打通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渠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恩施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困境与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民营企业 |
| 二、融资 |
| 三、融资渠道 |
| 四、金融支持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
| 二、融资顺序理论 |
| 三、信贷配给理论 |
| 四、资本结构理论 |
| 第二章 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需求 |
| 第一节 恩施州民营企业发展概况 |
| 一、民营企业经济贡献 |
| 二、民营企业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需求调查 |
| 一、调查过程与数据来源 |
| 二、样本企业基本情况 |
| 三、样本企业融资现状 |
| 第三节 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困境表现 |
| 一、融资缺口大 |
| 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银行贷款较难 |
| 第三章 恩施州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现状 |
| 第一节 恩施州金融体系与相关金融政策 |
| 一、恩施州金融体系 |
| 二、恩施州金融政策 |
| 第二节 恩施州金融支持民营企业表现 |
| 一、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现状 |
| 二、恩施州类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现状 |
| 第四章 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供给矛盾 |
| 第一节 民营企业资金需求与供给矛盾现状 |
| 一、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源供给的总量矛盾 |
| 二、融资需求与金融资源供给的结构矛盾 |
| 第二节 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和金融供给矛盾原因 |
| 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
| 二、金融体系运行的限制 |
| 三、直接融资渠道不畅 |
| 四、民营企业自身问题 |
| 第五章 恩施州民营企业融资与金融支持平衡路径 |
| 一、政府部门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 |
| 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活力 |
| 三、强化直接融资渠道,合理利用资本市场 |
| 四、加强民营企业自身的综合竞争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获奖 |
| 致谢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路径选择研究 ——以对涉农企业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作用研究 |
| 1.2.2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研究 |
| 1.2.3 关于民营经济政策制度方面的约束因素研究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及特点研究 |
| 2.1 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及特点 |
| 2.1.1 民营企业对工业经济贡献加大,但增速下降迅猛 |
| 2.1.2 民间投资拉动保持主导地位,但动力不足 |
| 2.1.3 民营经济吸纳就业成绩斐然,但吸纳能力已经开始逐渐减弱 |
| 2.2 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区域比较 |
| 2.2.1 总体规模比较 |
| 2.2.2 社会贡献比较 |
| 2.3 辽宁省典型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
| 2.3.1 民营经济总体规模情况 |
| 2.3.2 民营经济产业结构情况 |
| 第三章 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研究 |
| 3.1 调研方案制定与数据收集 |
| 3.2 典型涉农民企发展基本情况 |
| 3.2.1 企业用地情况调查 |
| 3.2.2 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调查 |
| 3.2.3 企业营业额调查 |
| 3.2.4 企业上缴税金调查 |
| 3.2.5 企业利润总额调查 |
| 3.2.6 企业吸纳职工就业情况调查 |
| 3.3 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分析 |
| 3.3.1 企业在经济环境方面面临的“两高两难”困境分析 |
| 3.3.2 政府管理环境方面存在的“两重两少”问题分析 |
| 第四章 辽宁省典型民营企业政策诉求研究 |
| 4.1 民营企业在土地政策与管理方面的诉求分析 |
| 4.1.1 土地出让金返还方面 |
| 4.1.2 申请用地手续审批方面 |
| 4.1.3 办理不动产权证方面 |
| 4.1.4 征收的土地税赋方面 |
| 4.1.5 土地闲置问题处置方面 |
| 4.1.6 企业用地诉求与部门用地管理之间的矛盾 |
| 4.1.7 企业与管理部门已经形成的共同认知 |
| 4.2 改善经济环境,解决融资和用工两大难题 |
| 4.3 加大政府减税力度,让利于企业 |
| 4.4 扩大政府扶持角度,助力企业发展 |
| 第五章 促进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优化研究 |
| 5.1 给予不动产登记发证工作一定弹性,以解决部分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
| 5.2 优化用地申请办理程序和环节,缩短企业用地申请周期 |
| 5.3 探索工业企业用地弹性出让年限,减少企业初始用地成本负担 |
| 5.4 减税减负,直接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
| 5.5 留引结合,保障企业所需人力资源 |
| 5.6 提倡担当,营造有力的政务环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
| 2.1 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包容性增长相关文献综述 |
| 2.1.2 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文献综述 |
| 2.1.3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关系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相关概念界定 |
| 2.2.1 包容性增长概念界定 |
| 2.2.2 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界定 |
| 第3章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基础理论 |
| 3.1.1 数字经济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理论 |
| 3.1.2 信贷配给与交易成本理论 |
| 3.1.3 中国三元经济结构 |
| 3.1.4 公平与效率理论 |
| 3.1.5 金融发展与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 3.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模型 |
| 3.2.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金融部门的理论模型 |
| 3.2.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居民部门的理论模型 |
| 3.2.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生产部门的理论模型 |
| 3.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机理分析 |
| 3.3.1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效应分析 |
| 3.3.2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渠道分析 |
| 3.3.3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微观主体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 我国包容性增长水平测度 |
| 4.1.1 指标选取与测度方法 |
| 4.1.2 我国包容性增长指数测度结果分析 |
| 4.2 总体效应实证分析 |
| 4.2.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4.2.2 实证模型构建 |
| 4.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 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4.3.2 实证模型构建 |
| 4.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收入分配效应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4.4.2 实证模型构建 |
| 4.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5 机会公平效应实证分析 |
| 4.5.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4.5.2 实证模型构建 |
| 4.5.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渠道实证分析 |
| 5.1 中介效应模型简介 |
| 5.2 创新传导渠道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5.2.2 实证模型构建 |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 人力资本传导渠道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5.3.2 实证模型构建 |
| 5.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投资传导渠道模型实证分析 |
| 5.4.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5.4.2 实证模型构建 |
| 5.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微观主体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1 农村居民主体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1.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6.1.2 基本假设与模型构建 |
| 6.1.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 中小企业主体视角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实证分析 |
| 6.2.1 数据与指标说明 |
| 6.2.2 实证模型构造 |
| 6.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市场环境 |
| 7.2.2 完善多层次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 |
| 7.2.3 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技术基础 |
| 7.2.4 疏通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渠道 |
| 7.2.5 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村居民和中小企业发展力度 |
| 7.3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民营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政策建议 |
| 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与对策建议 |
| 五、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第五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概念厘清 |
| 一、民营经济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
| 二、民营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
| 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
|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
| 二、制度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三、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
| 第三章 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与制度变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
| 一、民营经济的重生和形成阶段(1978-1988) |
| 二、民营经济的徘徊发展阶段(1989-1991) |
| 三、民营经济的稳定发展阶段(1992-2001) |
| 四、民营经济的巩固提升阶段(2002-2007) |
| 五、民营经济的冲击和成长阶段(2008-2012) |
| 六、民营经济的转型升级阶段和前景展望(2013 至今) |
| 七、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 |
| 一、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
| 二、民营经济发展正式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
| 三、民营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
| 四、民营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的方式 |
| 第四章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制度障碍 |
| 第一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 |
| 一、整体创新力和竞争力不高 |
| 二、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整体不高 |
| 三、市场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安全 |
| 四、税费社保负担过重、融资难融资贵 |
| 五、经营管理观念和机制不科学 |
| 第二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障碍 |
| 一、现代产权制度不健全 |
| 二、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制度不公平 |
| 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畅 |
| 四、财税金融制度不合理 |
| 五、创新激励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
| 第三节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障碍 |
| 一、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障碍 |
| 二、社会认知偏见障碍 |
| 三、企业家精神激发与保护不够 |
| 第五章 基于安徽某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案例概述 |
| 一、案例的选取及理由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发展历史概述 |
| 四、局限性 |
| 第二节 案例公司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困境分析 |
| 一、阻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内部因素 |
| 二、阻碍公司在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因素 |
| 第三节 公司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正式制度障碍 |
| 一、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中的市场准入障碍 |
| 二、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中的产权问题 |
| 三、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税收制度 |
| 四、影响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制度 |
| 第四节 公司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障碍 |
| 一、社会认知偏见对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对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的建议 |
| 第一节 国际经验借鉴 |
| 一、产权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二、市场准入和公平市场竞争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三、财税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四、金融制度创新的国际经验 |
| 五、创新激励制度的国际经验 |
| 六、激发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国际经验 |
| 第二节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正式制度创新的建议 |
| 一、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
| 二、建立健全公平宽松的市场准入与市场竞争制度 |
| 三、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 |
| 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
| 五、完善创新激励的体制机制 |
| 第三节 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非正式制度创新的建议 |
| 一、形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
| 二、尽快消除社会认知歧视与偏见 |
| 三、激发保护和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
四、个体私营企业为何融资难?（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针政策历史演进研究[D]. 侯恩宾.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及其缓解研究[D]. 王淑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条件下的微观分析[D]. 周旋. 山东大学, 2021(11)
- [4]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5]甘肃省民营企业金融支持现状、效率与对策研究[D]. 胡玉.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6]恩施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困境与金融支持研究[D]. 潘倩. 湖北民族大学, 2020(03)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辽宁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路径选择研究 ——以对涉农企业调查为例[D]. 于晓. 沈阳农业大学, 2019(03)
- [9]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研究[D]. 李柳颍.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10]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王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