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问何须□□□”考辨（论文文献综述）
倪晓明[1]（2021）在《《论衡》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会通”的角度切入《论衡》的研究。文章从书与人两条线交融的视角出发,试图挖掘作家身份与文本形态的融会贯通属性。总体上,文章又分文体、文本、文心、文脉四个范畴,而王充的士大夫身份是勾连四个范畴的桥梁。第一章谈王充的文体意识及其文化动因。《论衡》是王充创作实践与认识观念的统一体。在“论”体层面,王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体意识。与兰台文人作家群相比,王充的批判气质使其能对“论”体进行深入探索。从王充到刘勰,展现的是文体探究由朦胧模糊到逐渐清晰的文体发展历程。“论”体的正俗功能,促使王充将其作为“疾虚妄”的选择;王充的博通之学,则为其驾驭“论”体提供客观保障。越文化、书肆、班氏家族,共同铸就王充的博通学风。王充的个人气质与学术素质使其与“论”体交融为一,相互成就。第二章从文本素材角度还原了王充的士大夫身份。《验符》篇涉及的素材大多是汉代的文书,王充对文书内容进行节录与转写处理后,将其移入《论衡》的文本之中,而官吏身份是其能够阅读官方文书的前提,他对文书的熟悉也是其官吏身份的反映。这表明王充的真实身份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王充征引文书有两大意义:其一是文书的史料价值。《论衡》所载汉事与常见史书存在详略不同、文字出入等差异。其二是征引素材的宣汉意义。王充将政府公文用于文章写作,含有宣汉的政治意味。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双重纠偏。第三章谈王充颂汉的文化意味。为汉辩护是王充创作《论衡》的首要动机,是其为文之用心。首先,王充的颂汉理念与其对《春秋》的继承密不可分。《春秋》“惩恶劝善”的理念为王充“颂汉”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其次,王充与东汉前期的其他文士存在颂汉理路的细微差异。王充依违五经,东汉文士依附五经。东汉其他文士对汉德的歌颂不出经义的范畴,王充的颂汉则超出了五经的界限。东汉文士通过依附往圣的方式抬高汉圣,王充则通过对比往圣的方式以凸显汉帝王的优越性。第四章谈《论衡》在后世的接受。总体来讲,20世纪以前的《论衡》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态势。由于历代的文章评判标准不同,《论衡》的评价也随之起伏不定。黄晖撰写的《论衡校释》是融“会校”与“通释”于一体的“会通型”学术专着。张舜徽先生对《论衡》之接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张氏由《论衡》崇博尚通的学风奠定自身博通的治学路径。其二,张氏服膺《论衡》贬斥师法与其自身转益多师的学术阅历有关。其三,张氏以《论衡》“作”、“述”、“论”三科为依托,由考辨体例到编纂语选,实现了体用的会通。其四,张氏由认同《论衡》“反是古非今”理念,到推崇知今之学,将教学与科研、时代与学术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鲁梦宇[2]（2021）在《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文中指出清人诗歌别集之富,堪称历代之最,其中清人注本的数量虽非洋洋大观,但亦不乏精要者。举凡清诗史上革故鼎新、开宗立派以及引领一时风气的诗苑名宿,如钱谦益、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等人诗作,均有注本传世,在清代读书人中间产生了很大反响。与前人相比,今人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度不高,对其研究亟待深入。从表象来看,明末、清初时段几位重要诗人如吴伟业、朱彝尊、王士禛,其诗集注本多产生在乾隆、嘉庆时期,看似是时间链条上的自然反应,其实与这一时期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乾嘉时期蜂起而出的吴、朱、王三家注本,影响较大者至少有十种,部分注本虽已经得到很好的整理,但系统的研究尚未展开,作为清诗清注的典型代表,它们对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乾嘉时期清诗学文本的勾连,以及对当今注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启示,都值得深入探讨。文本文献的考察是清诗清注研究的首要任务。现存清诗别集注本近六十种,在初步了解其存世面貌后,还应作重点探究。在学界已经取得部分整理成果前提下,吴伟业和朱彝尊两家诗注是文献考察的薄弱环节。在吴伟业诗歌的清注本内部,钱陆灿、靳荣藩、吴翌凤三家注均有较清晰的版本源流,唯独程穆衡原笺处于尚待发掘的状态。程笺虽未付剞劂,但一直以写本面貌暗自流传,存世的《梅村诗笺》稿本和《吴梅村诗笺》钞本共同构成了程笺早期的文本状态;学界通行已久的“程笺杨补”本,是经过杨学沆增删补注后的版本,距离程笺原貌已经相去甚远,杨学沆虽有补注之功,亦兼修改之失。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为朱彝尊诗歌第一家选注本,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两种;俟后杨谦《曝书亭集诗注》出,因是全注本,故在读书人中争相传阅,其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可以确定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七年（1772）之间,民国时又有木石居石印本出。江、杨注本外,嘉庆间孙银槎作《曝书亭诗集笺注》,因锓版时剜改“屈五”（屈大均）有关之文字,颇为学人所指摘。经过考察,孙注所用《曝书亭诗集》底本可能来自四库本,因此承袭了四库本的剜改处理方式。时代特点与学术渊源是推进清诗清注研究的第二个层次。首先是乾嘉时代学风的沾溉。中国十八世纪前后的学术以注释为要宗,重经重史的风尚是官方统治者以及上层文化精英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注释学普遍繁荣,读书人将注释看成一种对“着述立言”有极大功用的方式。从唐诗清注、宋诗清注到清诗清注概不例外,其中很多注家更是身兼经史与文学的佼佼者。在清诗清注内部,诞生了以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为中心的多家注本,如程穆衡、靳荣藩、吴翌凤、江浩然、杨谦、孙银槎注等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之作。其次是文化政策和社会环境。在清代普遍严密的文网下,书籍的收藏、刊刻、传抄与注释之间出现了值得深思的互动现象。其中,注本对原诗的抄录,是催动禁毁诗集传播的动力之一。而在清诗清注本的刊刻过程中,刊刻者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出来,他们与注家的关系,对注释文本的校勘整理,以及对刻印成本的考虑,都深刻影响了清诗清注的阅读和传播。价值考量是清诗清注考论的最终落脚点。清诗清注作为文献载体,不仅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清诗清注的价值可以在与评点、选本等清诗学着作的关联和互通中得到彰显。在清诗清注本中,程穆衡原笺从考订诗歌本事出发,又不局限于考证本身,广征史料,遍访故老耆旧,以寥寥数评道出吴伟业的诗意与诗心;靳荣藩在“繁冗”特色之下,具有“评注结合”以及“分体分评”的意识;杨谦注搜集朱彝尊诗不遗余力,并将同题唱和之作列于注中,客观上具有选本的效果;江浩然注仿王士禛《精华录》体式,遴选朱彝尊诗歌中之菁华而为之注,与杨谦殊途同归。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清诗清注本,是注、评之间融通的典范,也正是其价值所在。此外,清代诗论家多为当时的一流学者,他们对清诗清注的关注和推动,很能代表清诗学阵营的某种态度。比如王鸣盛为靳荣藩注作序阐扬诗论主张和注释理念,翁方纲为江浩然注作序论及诗注诗法,赵翼作为清诗学阵营中的主将,也对靳荣藩注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对清诗清注重要注本进行点校整理,是学界一直以来的诉求,也是诗歌文本细读的题中之义。相较今人的注释,清人注在语言结构和习惯,本事感知,以及诗歌共情能力等方面都存在优势。通过清诗清注的考察和论述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注释学应该立足本体,借鉴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路,转向文本和注家并重,发掘注家在文本阅读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为注释学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新的思考。
苏叶[3]（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提出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刘伟[4]（2021）在《李氏朝鲜安东金氏家族汉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朝鲜文人积极接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跨越语言的障碍洞悉中国诗歌的奥妙,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下,为朝鲜汉诗史留下了众多的优秀诗篇。在汉诗发展达到成熟的李氏朝鲜中后期,本文的研究对象安东金氏家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安东金氏家族以其独特性屹立于朝鲜文坛,虽诗学中国,却并不拘泥蹈袭,并在实际汉诗创作中体现出了自己的个性色彩。本文选取了安东金氏家族中具有独特代表性的三代人即金尚宪、金寿恒、金昌协为例,以期通过他们的汉诗创作管中窥豹,探求安东金氏家族的汉诗风貌。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在研读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厘清李氏朝鲜中期的社会境况与文学思潮。在充分了解当时社会文学背景的基础上认识安东金氏家族,解读其在李氏朝鲜中期的独特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从文学家族概念出发引出安东金氏家族的汉诗创作,展开对安东金氏家族汉诗创作独特性的分析,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第二章以金尚宪（1570—1652）的忠贞节义为侧重点展开论述。知人论世,对金尚宪的生平轨迹与师承交游情况进行梳理,对其创作的一千八百余首汉诗进行分析解读。从悲壮的命运感及坚定的节义精神、游仙世界、悼亡与追思等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分析,重在揭示其人其诗突出的忠贞节义精神。第三章以金寿恒（1629—1689）的自由纯真为着眼点展开论述。爬梳其生平经历,重点解析其流放灵岩期间所作“和陶诗”。通过诗人仕途失意时期的诗作,洞察其创作心态,从而深入其内心世界,辨析其特点。第四章以金昌协（1651—1708）的自然本真主张为着眼点展开讨论。通过梳理其生平轨迹与师承交游情况,洞察其汉诗创作的文心所在。同时从其汉诗的体裁选择与表现技巧两个角度,探究其崇尚本真的诗学思想对其汉诗创作的深刻影响。最后总结全文,安东金氏家族的生活状态为汉诗人的成长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及强有力的保障,金氏三代汉诗人先后绽放各自独具的个性光彩,继承并发展了金氏家族文学传统,共同谱写出专属安东金氏家族的灿烂汉诗画卷。
李敏[5]（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认为“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秦洁[6]（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李佩瑜[7]（2020）在《《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浙江图书馆藏《历朝杭郡诗辑》清稿本四十卷,是丁丙仿吴颢《国朝杭郡诗辑》编纂体例,在《武林耆旧集》残本内容的基础上纂1而成的一部地域性通代诗选集。《诗辑》以“人、传、诗”的形式收録杭郡一地六朝迄明的诗人2625位,诗作5720首,小传2487条。其中,卷一至卷三十二爲南朝至明代科名与闲人;卷三十三爲闺秀艺伎;卷三十四爲名流寄寓;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爲僧人;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道士;卷四十爲无名氏与仙鬼謡谚。《诗辑》立足於乡邦文献的挖掘和整理,与《国朝杭郡诗辑》前後相续,展现杭郡一地诗歌繁荣昌盛的历史风貌,凸显杭州地区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地域文化等特色。整理研究此书能爲杭郡文献的存续补遗、诗史的谱系构建、文学的地域特色研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部从文献、文学、文化等方面对杭郡地区都非常重要的地域诗歌总集。本文主要分研究编和文献编两大部分。研究编包含绪论、正文。绪论部分主要对《历朝杭郡诗辑》的版本作详细介绍并阐明其研究价值及意义。目前学界还未对《历朝杭郡诗辑》有过任何的整理爬梳,更无具体的作品介绍和详细系统性的研究,可借鉴《国朝杭郡诗辑》系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历朝杭郡诗辑》展开深入的研究。正文部分包含四章,从文本、内容及其价值等方面进行介绍和研究。第一章阐述了丁丙编纂《诗辑》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机缘。其中,论证了《国朝杭郡诗辑》系列和《武林耆旧集》二者对《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内在联系。第二章从内容样貌与收録标准两方面阐释《诗辑》的基本体例。内容样貌包括了内容形式与编排次序;收録标准包括收録范围、收诗标准、收传原则。其中,收诗标准与丁丙的诗学倾向密不可分。第三章从诗歌的来源、题材和小传的来源、内容两大主体部分对《诗辑》着録的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展现。第四章揭示了《诗辑》的文献、文学、史料价值及地域文化特色。文献编是对《历朝杭郡诗辑》四十卷的整理点校。附録部分爲《历朝杭郡诗辑》中,人物介绍条目所提及诗集诗稿的名目存録整理。
雷学洪[8]（2019）在《吴融及其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吴融,是名重一时的晚唐诗人。唐昭宗时官至翰林承旨,是唐末时期少有的集高官职、出众才华于一身的诗人。一生围绕科举、仕宦辗转流浪,见证并述说了唐王朝的衰颓和濒临灭亡的历史。吴融交际广泛,与韩偓、贯休等人均有交往。创作丰赡,兼及诗、赋、制诰文等,其诗集《唐英歌诗》至今仍有流传。本文围绕吴融,主要从着述考辨和诗歌研究两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章,文献整理。第一节,梳理吴融诗文集创作及流传情况,确认吴融着作应当是很丰富的,然除诗集保存至今外,其他作品集均已散佚,仅存十余篇。明清间出现的《冤债记》非吴融所作,乃后人杂取众书而成的一部伪作。第二节,补叙吴融诗集版本情况,并对前人有关《唐音统签》、季振宜编《全唐诗》、曹寅编《全唐诗》所收吴融诗作依据的底本来源进行补正,认为现存所有吴融诗集版本均来源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记载的三卷《唐英歌诗》,四卷本吴融诗集在宋元间已经散佚,三卷本《唐英歌诗》乃四卷本吴融诗集散佚之际,重新辑录的本子。第三节,考辨和辑录吴融作品,对现存署名吴融的诗歌,以及前人辑录的吴融诗作进行全面考辨,发现前人增辑的部分作品存在误收的情况,并对吴融遗漏作品、和疑似遗漏作品进行了辑录和说明。第四节,鉴于吴融诗集尚无单行本,故而此节在详细比对各个版本基础上,对吴融诗集校勘举隅。发现现存各个版本之间异文较多,一些版本因前人各就所见做过校勘,然校勘结果存在诸多差异和分歧。第二章,诗歌风貌分析。在唐末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吴融诗歌总体流露出悲凉声调,这种悲凉声调包括抒发一己之愁流露出的哀怨悲凉和有感时代苦难的沉郁悲凉两种。吴融诗歌风格多样,无法简单用归派别的方式进行概括,但其中存在两种突出的风格趋向:偏向绮密瑰妍、以才情写诗的一面;偏向淡泊情思、清丽诗风的一面。这与诗坛纷繁复杂和吴融个人品行密不可分。第三章,诗歌接受研究。吴融广泛师承,对中唐以来的元白诗风、温李诗风多有学习和接受。吴融提倡诗歌讽喻说,尊崇白居易,认同元白诗派理论,与元白诗派在语言风格、审美趣味方面都有相似的一面,对白居易的诗句用词也多有化用。吴融诗集中的一些绮艳题材受到温李诗风的熏染,诗歌意象繁密、注重使事用典,色彩艳丽,与温李绮艳、婉曲见意的特点一脉相传。对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咏史诗,吴融也展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学习和接受。第四章,影响和流传研究。概述吴融在河南阌乡（晚年隐居地）的名声和影响,以及吴融诗歌在后世的流传、影响。吴融晚年曾隐居河南阌乡,当地至今流传着吴融的名声,明清间仍流传有悼念吴融的诗作。吴融诗歌在宋元间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对黄庭坚、杨万里等都有影响,但之后影响有所减弱,这与后人对晚唐诗歌的喜好、品评风尚有关。
涂庆红[9]（2020）在《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文中提出清代巴蜀方志存量大,文学文献丰富,可分为清本朝和清以前两类。由於清代方志绝大多数为单刻,不存在祖本、校本之分,本朝文学文献在版本、校勘、辨伪、1佚等问题上资料很少。故从目录、校勘、考证方面对巴蜀方志中清以前文学文献进行研究;从编纂、提要、作家部分侧重对明清文学文献进行研究。文学文献散见於方志的各类目中,厘清方志文学文献的分布与存现是研究的基础。从分布来看,巴蜀方志中的文学文献多集中在“艺文志”“经籍志”“金石志”“人物志”“地理志”等五个类目,着录的类型与体例并不一致,文本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将巴蜀方志中文学书目与63部目录专书做对比,发现在书目题名与卷帙上均有很多不同。36部同名异作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命名方式不同产生,仅1部书题名为记载错误。47部同作异卷是由於误载、重刊、散佚等原因。查阅各类古籍数据库、各大图书馆资源,推断出已亡佚书籍25部,整理出仅存在方志中的明清文学书目474部,可以成为巴蜀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巴蜀方志书目提要撰写方式有转录前代目录书提要、摘录他书资料形成提要、自行撰写提要等方式。方志书目提要体例上受《文献通考》影响较大,内容上则主要依赖《四库全书总目》。所有府县志中,光绪《井研县志》的提要编纂最为出色,可以成为府县志书目提要编写的典范。巴蜀方志中的作品来源驳杂,部分作品在转录过程中也出现)误、错漏。对雍正《四川通志·艺文志》中的“诗”“赋”部分进行校勘後,共纠正)误73例,其中题名12例,作者10例,内容)误51例。补充脱文18例,考证衍文4例,纠正倒文1例,补充阙文1例。研究中发现方志因袭性强,清代巴蜀方志中的“艺文志”与前代方志及嘉靖《四川总志·全蜀艺文志》有极大的相似性。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中667位本籍作家的时代分布不平衡。宋、明、清作家数量多,但汉、唐、宋作家影响力大。地域分布以川西成都府为分布重心,元代以前川西、川中北作家多,川南、川东较少,明代开始,作家分布开始向川南、川东迁移,地域差异逐渐缩减。作家时代、地域分布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原因,也与刻书、藏书业发展,教育资源及文学家影响力等因素相关。巴蜀方志中书目记载、提要内容、作者相关信息部分与其他书籍记载有差异,对这些差异进行了辨析与考证,纠正了书籍提要、作者籍贯、相关资料中的错误,厘清了各书籍与作品的归属问题。
陈翔宇[10]（2019）在《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受到朝廷推崇,取得了正统化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与中国古典诗歌说理传统的共同作用下,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出现,即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本文包括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立论依据进行了必要的阐释。其次,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案,同时也明确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首先以传统诗歌批评为依据,对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的内涵与外延作了明确的界定。其次对此种诗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第二章考察创作特征,这是本文的重点所在。首先将诗人划分为三个群体,即理学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群体、其他诗人群体,从中选取有代表性的诗人,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总结出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在题材和体式上的特点。第三章以接受和反思两个方面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对南宋后期诗坛和宋元之际诗坛所造成的影响。余论部分对刘克庄《恕斋诗稿存跋》写作时间进行了考证。
二、“学问何须□□□”考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学问何须□□□”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1）《论衡》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二、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论”体意识与博通之学 |
| 第一节 自然与自觉: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一、关于“文体意识” |
| 二、自然:王充文体意识的整体面貌 |
| 三、自觉:王充“论”体意识的明确 |
| 四、王充文体意识的过渡性 |
| 第二节 王充“论”体意识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三节 “论”体与王充的博通学风 |
| 一、王充与“论”体的交融 |
| 二、博通与越文化 |
| 三、博通与书肆 |
| 四、博通与班氏家族 |
| 第二章 士大夫身份与《论衡》征引文书的意义 |
| 第一节 文本素材与身份重估 |
| 一、以叙述代议论: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
| 二、偏重主旨:《验符》篇研究史略 |
| 三、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剖析 |
|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
| 第二节 史料与宣汉:《论衡》征引文书的双重意义 |
| 一、史料价值:对东汉史书记载的补充 |
| 二、政治意味:文书与宣汉 |
| 第三章 《论衡》颂汉的文化意味 |
| 第一节 《春秋》与颂汉:王充颂汉动因析论 |
| 一、历史意识的缺失:王充颂汉动因研究史略 |
| 二、采善贬恶:王充对《春秋》的接受及其颂汉学术基础的确立 |
| 第二节 依违五经:王充颂美汉帝王的独特理路 |
| 一、 “五、三”与王充颂美汉帝王的背景 |
| 二、高汉于周:王充对汉代圣王图谱的勾勒 |
| 三、依违与依附:王充与东汉文士颂汉的差异 |
| 第三节 颂汉视野与王充对东汉文章的推崇 |
| 一、知行合一:王充对兰台文士颂汉理念的认同与实践 |
| 二、颂汉无罪:王充赋论观平议 |
| 第四章 《论衡》接受发微 |
| 第一节 历代《论衡》接受举隅 |
| 一、六朝:对书与人的全面肯定 |
| 二、唐代:肯定《论衡》与贬低王充 |
| 三、宋代:“非圣无法”与“以人废言” |
| 四、清代:官学打压与私学赞扬 |
| 第二节 文脉不绝:黄晖及其《论衡校释》平议 |
| 一、黄晖与《论衡校释》成书始末 |
| 二、“会校”:校勘的方法与理念 |
| 三、“通释”:归纳与分类方法的结合 |
| 第三节 通人通学:《论衡》对张舜徽先生治学理路的影响 |
| 一、弃专尚通:博通的治学路径 |
| 二、不拘师法:学术为天下公器 |
| 三、体用结合:考辨体例与撰述实践 |
| 四、古为今用:知今之学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 第三节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清诗清注的整体文献形态与面貌 |
| 第一节 清诗清注的刻印、传钞与整理简述 |
| 第二节 清诗清注的分期与分类 |
| 小结 |
| 第二章 清诗清注的专题文献考察 |
| 第一节 吴梅村诗注的分期和界定 |
| 一、吴梅村诗早期注本 |
| 二、吴梅村诗中期注本 |
| 三、吴梅村诗后期注本 |
| 第二节 文本的生成与演变——以南京图书馆藏孤本《梅村诗笺》为中心 |
| 一、“同声相应”的创作动力与未编年本的诞生 |
| 二、“挥汗书写”的辛酸经历与南图本的生成 |
| 三、从《梅村诗笺》到《吴梅村诗笺》的文本演变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钞本五种评介——兼及“程笺杨补”系统之失 |
| 一、集注本 |
| 二、北皮亭写本 |
| 三、独醒盦本 |
| 四、草堂本 |
| 五、旧山楼本 |
| 第四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程笺杨补”钞本考述 |
| 一、杨学沆与《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程笺杨补”钞本研究述略 |
| 三、士礼居钞本由戴光曾钞本“直接传写”而来 |
| 四、再谈保蕴楼钞本的避讳问题 |
| 五、退轩钞本及其庋藏线索 |
| 第五节 《吴梅村诗集笺注》排印本与整理本述评 |
| 一、俞庆恩与排印本《吴梅村诗集笺注》 |
| 二、整理本《吴梅村诗集笺注》的成就与创新 |
| 三、吴梅村诗注整理与研究的展望 |
| 第六节 江浩然《曝书亭诗录笺注》及其版本着录献疑 |
| 一、江浩然父子的笺注事业 |
| 二、着录情况辨析 |
| 第七节 杨谦《曝书亭集诗注》木山阁刻本的成书及流传 |
| 一、杨氏木山阁刻本成书时间 |
| 二、与杨氏木山阁刻本有关的其他刻印本 |
| 三、杨谦及其注本接受情况简述 |
| 第八节 孙银槎《曝书亭集笺注》及剜改“屈五”事小考 |
| 一、孙银槎及《曝书亭集笺注》版本情况 |
| 二、孙银槎注本的评价及剜改“屈五”成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诗清注的时代背景与学术渊源 |
| 第一节 于着述有功事——清人对注释的普遍认知与实践 |
| 一、重经重史的风尚与经、史注释的地位 |
| 二、乾嘉时期诗歌注释的实证主义与学问化倾向 |
| 第二节 藏书、抄书、刻书与注书的互动——以清诗别集注家为中心 |
| 一、藏书家与注释者 |
| 二、注家与秘密传钞者 |
| 三、畅销注本及其早期推手 |
| 第三节 别集诗注的文本遗留和经验传承——从宋诗宋注到清诗清注 |
| 一、导源:别集诗注的繁盛及宋诗宋注的文本流传 |
| 二、鉴别:清人眼中的明人诗歌注本 |
| 三、远采:施注苏诗 |
| 四、近择:仇注杜诗在眼前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诗清注的体例与注释特色 |
| 第一节 笺诗矜奥博——惠栋注的体例及其垂范意义 |
| 一、经传单行的追求与注释文本功能的认知 |
| 二、“附事见义”与诗史观念 |
| 三、训纂与辑佚 |
| 四、诗歌系年与年谱编纂 |
| 五、重视考订风土名物 |
| 六、对待前人注释的态度 |
| 第二节 笺注吴诗“四难”何指?——程穆衡注本体例初探 |
| 一、“论世知人,唯贵核今”的注释理念与“注吴诗四难”的提出 |
| 二、十九条凡例的分类与特色 |
| 第三节 程穆衡《吴梅村诗笺》征引史料笔记考论 |
| 一、“稗史野乘”在程笺中的量化分布 |
| 二、未标明出处的史料来源 |
| 三、程笺引史着特点举证 |
| 小结 |
| 第四节 “仕不怠学”与“繁冗之弊”——靳荣藩及其注释特色成因探析 |
| 一、靳荣藩生卒年及“仕不怠学”的语义出处 |
| 二、《吴诗集览》及其注释特色 |
| 三、《吴诗集览》的成书背景 |
| 四、《吴诗集览》的学术渊源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诗清注与清诗批评的互动 |
| 第一节 引论:“破体”与“立式”——注、评融通的历史基础与文本可能 |
| 第二节 清人论诗语境中的清诗清注 |
| 一、从诗论到注论——王鸣盛《吴诗集览序》及其与清诗清注家的互动 |
| 二、清诗学主将之一的认可——赵翼对《吴诗集览》的评价 |
| 三、经典注释的“内部回响”——道咸以降注本对乾嘉注本的接受与评价 |
| 第三节 注诗者兼注人——明亡清兴中的诗意与诗心 |
| 一、国变中的人事解读 |
| 二、怨刺传统的追溯 |
| 三、浮沉于世的共鸣 |
| 四、借古抒怀的体察 |
| 第四节 《曝书亭集》诗注的“集句”精神与“选本”思维 |
| 一、杨谦“集句而注”的意义与效果 |
| 二、注家之心,选家之眼——江浩然注的选本思维 |
| 第五节 “会心妙笔”话渔洋——伊应鼎与清诗评注本实践 |
| 一、《会心偶笔》的成书缘由辨析 |
| 二、评注结合,各居其位——《会心偶笔》的核心体例 |
| 三、《会心偶笔》的行间注与总评特色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诗清注与当代注释学 |
| 第一节 文本细读与清诗别集注本的整理 |
| 一、清诗研究应该重视旧注本的点校和整理 |
| 二、清诗清注本与清诗今注本的比较优势 |
| 第二节 注释学理论的反思与建构 |
| 一、注释学相关理论研究的述要 |
| 二、从“由文及人”到“人文并重” |
| 三、从清诗清注研究中得到的思考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清诗清注总目初编 |
| 附录二 清诗别集注本叙录 |
| 附录三 清诗别集注本序跋辑校 |
| 附录四:清人语境中的清诗清注及注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致谢 |
（3）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五、研究设想和预期结果 |
| 六、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从文到书:苏轼黄州经历与赤壁二赋的书文一体 |
| 第一节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二赋文本的创作过程与自我调适 |
| 一、文本的创作环境:黄州赤壁位置再讨论 |
| 二、文本的灵感来源:东坡赤壁游考 |
| 三、文本的情感基础:东坡的山水情 |
| 四、文哲之思:从矛盾苦闷到融通万物 |
| 第二节 超绝古今,慨然怀古:二赋意脉分析 |
| 一、同中有异:二赋文本再读 |
| 二、古今之思:二赋文背景重探 |
| 三、羽化登仙:理想与超越 |
| 第三节 二赋文的图像化述说:东坡亲书赤壁二赋考 |
| 一、版本概述与对比 |
| 二、现存墨迹考证 |
| 小结 |
| 第二章 以书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书法艺术增殖 |
| 第一节 宋金时期帝王对苏书的喜好与文人书二赋 |
| 一、二赋经典化的里程碑:南宋二帝书《后赤壁赋》 |
| 二、基于二赋的书法创作 |
| 第二节 元代以赵孟頫为中心的二赋再书写 |
| 一、赵孟頫笔下的二赋 |
| 二、俞和与鲜于枢的二赋书法 |
| 第三节 文董的东坡情结与明代二赋的书法 |
| 一、文徵明家族的二赋收藏与再创作 |
| 二、文氏子弟与祝枝山等“吴门书家”的二赋创作 |
| 三、董其昌的二赋情结与晚明书家再创作 |
| 第四节 清王室好苏之风与二赋书写 |
| 一、清代对苏书的刊刻与崇苏风气 |
| 二、康乾的二赋临摹 |
| 三、清代文人基于二赋的五体创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以画释文:赤壁二赋传播中的绘画艺术增殖 |
| 第一节 《赤壁赋》的叙事化:《赤壁图》画面分段研究 |
| 一、多段式全景《赤壁赋图》 |
| 二、主题式单景《赤壁赋图》 |
| 第二节 《赤壁赋图》题跋研究 |
| 一、基于《赤壁赋图》的文学创作 |
| 二、基于《赤壁赋图》书法创作 |
| 第三节 东坡写真与《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 |
| 一、颧高少髯黑痣:东坡写真像 |
| 二、《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的符号化:东坡写意 |
| 第四节 文玩中的《赤壁赋图》:东坡形象的延伸 |
| 一、印章中的《赤壁赋图》 |
| 二、文玩雅器上的《赤壁赋图》 |
| 小结 |
| 第四章 文图互释:赤壁二赋在东亚传播中的文图增殖 |
| 第一节 赤壁二赋在日本的接受与二度创作 |
| 一、东坡着述的传入与东坡文化的兴起 |
| 二、“赤壁会”与“寿苏会” |
| 三、日本的《赤壁赋图》 |
| 第二节 赤壁二赋在韩国的接受与“赤壁文学” |
| 一、二赋的传播与“赤壁文学”的产生 |
| 二、对二赋的解构与重构 |
| 三、七月既望的泛舟游与《赤壁赋图》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图 |
| 致谢 |
| 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一览表 |
（4）李氏朝鲜安东金氏家族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写作缘起与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及意义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意义 |
| 特别说明 |
| 第一章 李氏朝鲜中期安东金氏家族 |
| 第一节 李氏朝鲜概况 |
| 第二节 文学家族 |
| 第三节 安东金氏家族 |
| 第二章 金尚宪(1570—1652) |
| 第一节 金尚宪其人 |
| 一 生平轨迹 |
| 二 师承交游 |
| 第二节 金尚宪与其汉诗 |
| 一 悲壮的命运感与坚定的节义精神 |
| 二 金清阴诗中的游仙世界 |
| 三 悼亡与追思 |
| 小结 |
| 第三章 金寿恒(1629—1689) |
| 第一节 金寿恒其人 |
| 第二节 金寿恒与其“和陶诗” |
| 一 探寻流放之路 |
| 二 孤独之地的感怀 |
| 三 灵岩风光与归返本真 |
| 四 训诫与期望 |
| 小结 |
| 第四章 金昌协(1651—1708) |
| 第一节 金昌协其人 |
| 一 生平轨迹 |
| 二 师承交游 |
| 第二节 金昌协与其汉诗 |
| 一 金农岩汉诗的题材选择 |
| 二 金农岩诗中的表现技巧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金尚宪年表 |
| 附录二 金寿恒年表 |
| 附录三 金昌协年表 |
| 附录四 金尚宪《清阴集》汉诗整理 |
| 附录五 金寿恒《文谷集》汉诗整理 |
| 附录六 金昌协《农岩集》汉诗整理 |
| 致谢 |
（5）“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末五子”命名缘起及其作为群体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第一章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 |
| 第一节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继承与变革意图 |
| 第二节 胡应麟、李维桢与王世贞的依合 |
| 第三节 魏允中、赵用贤、屠隆与王世贞的依违离合 |
| 第二章 晚明文学思潮与“末五子”的文学观 |
| 第一节 万历前后文学思潮的嬗变 |
| 第二节 “末五子”的文学观念 |
| 第三节 末五子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 |
| 第三章 晚明博学思潮与李维桢、胡应麟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末五子”与明代博学思潮 |
| 第二节 李维桢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胡应麟的拟乐府诗创作 |
| 第四章 晚明儒释道思潮与屠隆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概说 |
| 第二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 |
| 第三节 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及践履 |
| 第四节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 |
| 第五章 晚明政治复兴理想与赵用贤、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一节 晚明政坛与“末五子”的政治复兴理想 |
| 第二节 赵用贤的诗文创作 |
| 第三节 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 第六章 “末五子”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一节 胡应麟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二节 屠隆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第三节 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李维桢年谱简编(1547-1626) |
| 附录 2:赵用贤年谱简编(1535~1596) |
| 附录 3:魏允中年谱简编(1544——1586) |
| 附录:4:屠隆《吉道人传》为“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源头考论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研究编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及价值 |
| 第一章 《历朝杭郡诗辑》编纂缘起 |
| 第一节 杭郡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官方政策对民间的影响 |
| 二、地域意识日渐凸显 |
| 三、乡邦文献的需要 |
| 第二节 丁丙的编纂机缘 |
| 一、不忍文献纸毁帙散 |
| 二、藏书、刊刻、编者的身份优势 |
| 三、契机出现:《武林耆旧集》 |
| 小结 |
| 第二章 《历朝杭郡诗辑》基本体例 |
| 第一节 文本体例 |
| 一、文本形式 |
| 二、编排次序 |
| 第二节 收録体例 |
| 一、诗人收録范围 |
| 二、诗歌收録标准 |
| 三、小传遴选原则 |
| 小结 |
| 第三章 《历朝杭郡诗辑》内容概述 |
| 第一节 《诗辑》收诗情况 |
| 一、诗作来源 |
| 二、内容题材 |
| 第二节 《诗辑》选传情况 |
| 一、小传来源 |
| 二、小传内容 |
| 小结 |
| 第四章 《历朝杭郡诗辑》价值 |
| 第一节 《诗辑》的文献与校勘价值 |
| 第二节 《诗辑》的文学价值 |
| 第三节 《诗辑》的史料价值 |
| 第四节 《诗辑》的地域文化特色 |
| 小结 |
| 结语 |
| 文献编 |
| 《历朝杭郡诗辑》点校凡例 |
| 《历朝杭郡诗辑》 |
| 附録 《历朝杭郡诗辑》存録诗集诗稿 |
| 徵引文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吴融及其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吴融着述考证 |
| 第一节 吴融诗文集源流考辩 |
| 一、诗歌集 |
| 二、制诰一卷 |
| 三、赋集五卷 |
| 四、《冤债记》一卷 |
| 第二节 吴融诗集版本考补 |
| 一、吴融诗集版本补叙 |
| 二、吴融诗集版本源流补正 |
| 第三节 吴融作品考疑与辑录 |
| 一、诗歌作品考疑和辑录 |
| 二、其他作品辑录 |
| 第四节 吴融作品校勘举隅 |
| 一、异文比对 |
| 二、吴融诗集校勘举隅 |
| 第二章 吴融诗歌创作特点及多元风貌 |
| 第一节 吴融诗歌的抒情主题与悲凉声调 |
| 一、一己之悲 |
| 二、时代苦难 |
| 第二节 多样诗风与二元审美取向 |
| 一、绮密瑰妍的学人诗风 |
| 二、淡泊情思与清丽诗风 |
| 第三节 吴融两种诗风的形成及认识 |
| 第三章 吴融对元白、温李诗风的学习和接受 |
| 第一节 吴融对元白浅近诗风的学习和接受 |
| 一、吴融诗教说和对白居易的推崇 |
| 二、吴融对元白诗风的接受 |
| 第二节 吴融对温李诗风的接受 |
| 一、题材的继承:绮艳之作 |
| 二、表现手法的学习和接受 |
| 三、吴融对李商隐无题诗和咏史诗的学习和接受 |
| 第四章 吴融及其诗歌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 |
| 第一节 吴融诗名在阌乡的流播 |
| 一、吴融寓居阌乡缘由 |
| 二、吴融声名在阌乡的流传 |
| 第二节 吴融诗歌在后世的传播和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吴融诗歌系年 |
| 致谢 |
（9）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巴蜀方志的整理 |
| 二、巴蜀方志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与实践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述篇 |
| 第一节 巴蜀方志概述 |
| 一、宋元明巴蜀方志 |
| 二、清代巴蜀方志 |
| 第二节 巴蜀方志中的文学文献 |
| 一、文学文献的类目 |
| 二、文学文献的文本表现 |
| 第三节 方志的修纂与权属 |
| 一、纂修机构与撰人 |
| 二、方志署名及权属 |
| 第三章 书目篇 |
| 第一节 方志文学书目研究 |
| 一、着录体例 |
| 二、文学书目地域与时代分布 |
| 第二节 方志着录与目录专书的比较 |
| 一、同书异名 |
| 二、同书异卷 |
| 三、方志着录,目录着作失收 |
| 四、方志目录与目录专书之间的相互补充 |
| 第四章 提要篇 |
| 第一节 目录提要发展述略 |
| 第二节 方志文学书目提要分析 |
| 一、方志提要内容 |
| 二、方志提要编写特点 |
| 第三节 方志文学书目提要杂考 |
| 一、方志目录提要辨析 |
| 二、他书目录提要辨误 |
| 第五章 校勘篇 |
| 第一节 讹误 |
| 一、题名误 |
| 二、作者误 |
| 三、内容讹误 |
| 第二节 脱文 |
| 一、方志脱 |
| 二、他书脱 |
| 第三节 衍文 |
| 一、方志衍 |
| 二、他书衍 |
| 第四节 倒文 |
| 第五节 阙文 |
| 第六节 方志的因袭性 |
| 第六章 作家篇 |
| 第一节 本籍作家的时代分布 |
| 一、作家时代分布概况 |
| 二、作家时代分布成因 |
| 第二节 本籍作家地域分布 |
| 一、作家地域分布概况 |
| 二、作家地域分布成因 |
| 第三节 作家考证 |
| 一、作者籍贯、占籍之误 |
| 二、作者相关资料之误 |
| 三、作品归属之误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10）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论依据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三、研究方案 |
| (一)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的生成 |
| 第一节 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概说 |
| 一、传统诗歌批评视野下的语录讲义体诗歌 |
| 二、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概念的内涵 |
| 第二节 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形成原因分析 |
| 一、以理入诗: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 |
| 二、道本文末:程朱理学诗学观念的发展与定型 |
| 三、以诗言理:程朱理学诗学范式的建立 |
| 四、诗歌范本:《伊川击壤集》与《斋居感兴二十首》 |
| 第二章 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的创作特征 |
| 第一节 诗人群体概述 |
| 第二节 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题材论 |
| 一、交际性:赠答诗——以诗论理 |
| 二、学术性:论学诗——以诗讲学 |
| 第三节 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体式论 |
| 一、崇古倾向:诗歌形式自由化 |
| 二、以诗证道:诗歌功能工具化 |
| 第三章 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的影响 |
| 第一节 南宋后期诗坛的接受与反思 |
| 一、攀附程朱理学的诗歌创作倾向 |
| 二、讲求诗人之法的诗歌批评趋势 |
| 第二节 宋元之际的因袭与新变 |
| 一、积习难改:语录讲义之风犹在 |
| 二、诗学观念转向:文理融会 |
| 结语 |
| 余论:刘克庄《恕斋诗存稿跋》写作时间考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集 |
| 后记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学问何须□□□”考辨（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衡》会通研究[D]. 倪晓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清诗清注研究 ——以乾嘉时期重要注本为中心[D]. 鲁梦宇. 西北大学, 2021(12)
- [3]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4]李氏朝鲜安东金氏家族汉诗研究[D]. 刘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6]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7]《历朝杭郡诗辑》整理与研究[D]. 李佩瑜.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8]吴融及其诗歌研究[D]. 雷学洪.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清代巴蜀方志文学文献专题研究[D]. 涂庆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10]南宋后期程朱理学语录讲义体诗歌研究[D]. 陈翔宇. 三峡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