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重视基础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陈劲[1]（2022）在《发挥基础研究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大作用》文中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特别是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形成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的根本保障。党执政以来,科技创新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与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紧密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思想成就和科技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深刻复杂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使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动员令",为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奋斗方向。
刘启强[2]（2021）在《美日两国基础研究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通过总结近年来美国、日本在推动基础研究上的一些经验做法和创新举措,得出稳定资助能让研究人员愿意投身基础研究事业、建世界顶级的基础研究机构引领创新等启示,最后提出理性看待与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数量和强度、重点培育引领基础研究的战略科技力量、项目资助上可采取"双轮"驱动方式等对策建议,为我国更好地开展基础研究提供参考。
宋敏[3]（2021）在《创新型政府:中美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理论上,政府能够减少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效率损失,但实践中却充满争议。由于时代背景、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两国政府对创新的支持政策具有不同特征。美国政府的政策出发点通常不具有明确的商业目的,而是通过衍生的"副产品"对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政府的创新政策则更具有针对性,运用多种财政金融工具,充分实施产业政策,存在明确的商业目的。此外,美国政府较为注重创新制度建设,创新主体分工明确,较少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中国政府则采取多元化的创新政策直接干预市场主体,且各部门分工较为模糊。当前,美国处于后领先阶段,具备良好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能力,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引领世界科技前沿,而中国处于后追赶阶段,创新政策处于由"引进—吸收—再创新"模式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型的阶段,有许多关键技术被美方"卡脖子"。对比之下,中国仍需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创新实践从追赶阶段到领先阶段的跨越。
李春成[4]（2021）在《技术科学发展回顾、规划理念与政策展望》文中认为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传统经验技术加速向基于科学的现代技术转型,技术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产业创新生态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着。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中国技术科学思想较早建立和发展,技术科学理念在各个时期的科技发展规划中都有所体现。未来中国科技强国建设,需要更加重视技术科学的作用,加强技术科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在政策上改善技术科学在发展战略规划、发展规律认知、体系化发展等方面的薄弱环节。
胡羚,邓少慧,李妃养[5]（2021）在《不同时期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变化与特点——基于特朗普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比较》文中指出美国历来重视科技创新,但特朗普和奥巴马两届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施政风格截然不同。在宏观科技战略、政府科技部门设置、科研投入主张、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和创新人才政策等方面对特朗普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主要做法进行分析,发现奥巴马政府重视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注重宏观科技战略引领和创新资源统筹布局;而特朗普政府则主张弱化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干预,侧重于简政放权、强调私营部门在创新中的作用;同时,两届政府具有重视基础研究、STEM教育、降低企业税负成本、重视制造业发展等共同点。借鉴美国两届政府经验,对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提出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育发展高端制造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重视理工科和职业技术教育等建议。
刘小平,吕凤先[6]（2021）在《2020年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发展态势与趋势》文中研究说明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本文聚焦基础前沿交叉领域的发展态势与趋势,从数学及其交叉﹑物理学及其交叉﹑化学及其交叉、纳米科技领域,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地区2020年相关的战略﹑计划。在遴选重要进展时将学科范围进一步聚焦:在数学及其交叉领域,聚焦数学学科内部的联系以及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联系;在物理及其交叉领域,聚焦凝聚态物理、原子分子物理和光学物理、粒子物理和核物理、天体物理;在化学及其交叉领域,聚焦合成化学、量子化学、化学生物学以及能源化学等;在纳米科技领域,聚焦碳纳米管的表征和制备、纳米结构的合成、纳米金属材料和纳米器件。分析结果显示,美国、欧盟、英国、日本、中国都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美国和英国通过改革基础研究资助机构的方式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2020年,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仍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除此之外,美国重视半导体、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科学,欧盟继续对粒子物理学规划进行调整,英国大力投资国内外数学和物理人才。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继续保持交叉融合趋势,计算科学是本文探讨的四个领域的共同交叉领域。学科发展基础、国际合作、大科学装置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物理学向宏观和微观两极深入发展。化学和纳米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取共性基础研究问题。而对于发展量子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的广泛讨论的短板,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研究前沿的判读,战略制定人员需要结合我国发展现状,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明确短板攻关的次序,以及适合我国的基础研究前沿领域部署。
徐国亮[7]（2021）在《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基础研究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最前沿科技知识的探究,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基石,要想在国家之间的科技竞争当中持续保持竞争力,占据领先地位,则尤其要重视基础研究的探索与投入。因此,各国普遍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的发展。企业在基础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其灵活、高效、补充性的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基础研究发展取得了显着的进步,但还是不能满足产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也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到基础研究中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最终让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骨干力量。在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技术不断更新,实际应用与基础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研究成果从理论到落地生产也越来越快的发生着。在科技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点从我国每年发布的《科技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来。基于此,企业如果只执着于试验研发的浅层技术投入,忽视作为深层科技研发的基础研究投入,则很快会在前沿科技领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堪忧的情形。本文根据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的现状、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数据对比、驱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动力因素、基础研究中企业的参与机制分析、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对策与建议这五个方面来开展研究,探索企业当前参与基础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得出一些结论,为众多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提供一些参考。首先,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背景和涉及的概念与含义进行界定,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由此可以得到巴斯德象限和公共产品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这三个相关理论。其次,对企业基础研究相关的文献、数据、理论、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从经费投入、人员投入、当前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展开,全面了解当今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再将数据与其他创新型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中的问题与差距。第三,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含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内部因素即为提升内部张力,包含吸收外部知识、掌握核心技术、巨大的市场利益推动、基础知识积累、领导者意志、团队合作六个方面;外部因素即为应对外在的竞争压力,包含企业间国际竞争、国家基础研究的补充、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激励机制四个方面。第四,本文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与合作模式进行分析,探究其中的机理与模式,深入剖析基础研究中企业的参与情况。第五,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产业层面、企业层面四个方面提出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建议与对策。最后则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
梁壮[8]（2021）在《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我国与他国间科技联系也在加深,同时,国家间在科技领域中你追我赶的竞争也渐趋白热化。这个过程中,我国对于基础研究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认识在逐渐加深。基础研究政策是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指引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推动基础研究实现更大突破,充分发挥其源动力的作用,应在政策层面对基础研究发展保驾护航。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关注点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在研究中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和工具,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下辖各部委在1978—2019年期间发布的400份基础研究政策的历史发展轨迹、政策发文主体、以及政策工具进行了系统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数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政策理解加深总体呈上升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政策的政策聚焦点也随时代而变化。根据文件数量和关键事件的发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即1978年—1984年（恢复调整阶段）、1985—1994年（体系初建阶段）、1995年—2005年（改革发展阶段）、2006年—2011年（深化改革阶段）和2012年—2019年（战略发展阶段）。在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时期,通过系统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础研究的发展道路,深入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发展所处阶段、领域布局、施政重心等情况,了解我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的政策聚焦点,及其演化趋势,建立高效合理的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在我国推进建设并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节点,对基础研究政策进行系统分析,为自主创新提供稳固的政策支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发现,基础研究政策在各个阶段有着鲜明的政策聚焦点,在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演化趋势。政策制定者关于基础研究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基础研究目标的制定与引导也越来越明确;但同时存在基于实用主义导向的基础研究政策渊源。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发展规律和经验,从增加经费投入、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基础研究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在基础研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几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建议基础研究政策的完善必须基于对基础研究本质的正确把握,必须转变政策制定中的实用主义倾向,转变基础研究管理部门的职能,突出科学共同体在基础研究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从而实现推动中国基础研究良性发展的目标。
纪玉伟,陈媛媛,范红坤[9]（2021）在《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基础研究是原始性创新的源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石,提高国家的原始创新水平,必须从战略上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文章对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差距;通过经费结构特征的比较,找出中国在基础研究经费的配置倾向、资金来源、各主体投入强度等结构特征方面存在的差距,进一步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配置结构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在基础研究政策效力、资助部门特征、资助模式、项目监督机制等维度的政策差异,探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低及配置结构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促进我国政府支持原始性创新的对策建议。
张明国[10]（2020）在《日本学者频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析论——基于基础研究的自组织理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研究系统由"构成参量"和"控制参量"组成;它们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并在"序参量"的支配下产生"涨落",涌现出研究成果。基础研究成果进入诺贝尔奖评选系统,和推荐者、评选者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并在"序参量"的支配下产生"涨落",涌现出获奖成果及获奖者。日本基础研究系统及其获奖的机制是非线性的、复杂的;日本迄今的诺贝尔奖成果来自20～30年前的基础研究;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基础研究系统和诺贝尔奖评选系统的"构成参量"与"控制参量"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及其效果。为此,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策略,最终实现获奖目标。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启示意义。
二、美国重视基础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重视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发挥基础研究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大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切实加大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
| 形成国立科研院所、一流高校和重点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新格局 |
| 针对国情开展多层次的基础研究 |
| 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立项的前沿意识 |
| 从加快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出发，加快依托行业或地方的基础研究平台布局 |
| 加强科教融合，着力培育基础研究拔尖创新人才 |
| 持续发扬中国文化的优势，牢固树立从事基础研究的强大信心 |
（2）美日两国基础研究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美国经验 |
| 1.1 长期稳定高比例投入确保全球领先 |
| 1.2 以立法形式加强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 |
| 1.3 基础研究聚焦科技革命必争领域 |
| 2 日本经验 |
| 2.1 建设世界顶级水平的基础研究基地 |
| 2.2 实施“以人为中心”的项目资助方式 |
| 2.3 支持企业在基础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
| 3 对我国的启示 |
| 3.1 稳定资助让研究者愿意投身基础研究 |
| 3.2 建世界顶级的基础研究机构引领创新 |
| 3.3 要尊重研究者的兴趣并给予充分自由 |
| 4 对策建议 |
| 4.1 理性看待与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数量和强度 |
| 4.2 重点培育引领基础研究的战略科技力量 |
| 4.3 项目资助上可采取“双轮”驱动方式 |
| 4.4 加强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角色和地位 |
（3）创新型政府:中美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政府支持创新的美国实践 |
| (一)起步阶段 |
| (二)赶超阶段 |
| 1. 推动高校科学研究 |
| 2. 通过“强制许可”增强技术引进 |
| 3. 促进技术创新商业化 |
| (三)领先阶段 |
| 1. 不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 |
| 2. 研发活动的组织和制度创新 |
| 3. 研发起点无关商业，衍生成果创造价值 |
| 4. 促进技术创新商业化 |
| 5. 重视人才引进 |
| 二、政府支持创新的中国实践 |
| (一)奠基阶段 |
| (二)起步阶段 |
| 1. 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政策 |
| 2. 鼓励直接从国外购买技术 |
| 3. 鼓励建设合资企业，“以市场换技术” |
| 4. 直接引进外国资本，鼓励外商直接投资 |
| 5. 确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 (三)赶超阶段 |
| 1. 引进技术更具有知识性、基础性和前沿性 |
| 2. 基础技术引进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 |
| 3. 采取多种财政金融手段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
| 4. 推进技术面向国内市场的商业化 |
| 三、中美创新政策的比较和反思 |
| (一)政策工具 |
| (二)政策分工 |
| (三)基础研究方向 |
| 四、小结 |
（4）技术科学发展回顾、规划理念与政策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1 技术科学发展的回顾 |
| 1.1 技术科学化 |
| 1.2 美国技术科学发展的政策变化 |
| 1.3 我国技术科学思想的提出与发展 |
| 2 我国技术科学发展的规划用词变化及主要规划理念 |
| 2.1 科技规划中“技术科学”及相关用词变化及原因 |
| 2.2 关于“技术科学”的主要规划理念 |
| 3 重视技术科学，构建完整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政策展望 |
| 3.1 不断加深技术科学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作用的认识 |
| 3.2 加强现代技术科学理论、案例与政策研究，掌握技术科学发展规律 |
| 3.2.1 加强技术科学理论研究。 |
| 3.2.2 加强技术科学案例研究。 |
| 3.2.3 加强技术科学政策研究。 |
| 3.3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强化技术科学发展的薄弱环节 |
| 3.3.1 尊重理论创新，改变重应用、轻理论的文化倾向。 |
| 3.3.2 加强技术科学发展战略研究，独立编制或在基础研究规划中设置技术科学规划。 |
| 3.3.3 不断调整国家和区域科技体系和产业创新体系的建设重点。 |
（5）不同时期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变化与特点——基于特朗普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宏观科技战略对比 |
| 1.1 奥巴马政府:强化战略引领，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布局 |
| 1.1.1 强化科技创新战略引领 |
| 1.1.2 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布局 |
| 1.1.3 增加联邦对基础研究的科研投入 |
| 1.1.4 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 |
| 1.2 特朗普政府:弱化政府干预，调整科技发展重点领域 |
| 1.2.1 弱化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干预 |
| 1.2.2 调整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 |
| 1.2.3 实施“美国优先”国际科技合作策略 |
| 1.2.4 重视数字经济和农村互联网的发展 |
| 1.2.5 优先考虑新兴技术 |
| 1.3 对比分析 |
| 2 政府科技部门对比 |
| 2.1 奥巴马政府:强化行政科技部门职能 |
| 2.2 特朗普政府:精简机构、减少人员 |
| 3 科研经费投入对比 |
| 3.1 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增加财政科研投入 |
| 3.2 特朗普政府:调整支出结构，增加国防科研投入 |
| 3.3 对比分析 |
| 4 激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比 |
| 4.1 奥巴马政府:降低制造业企业税率，推行小企业永久性低税率政策 |
| 4.2 特朗普政府:结构性减税促进海外利润、投资和就业回流 |
| 5 创新人才政策对比分析 |
| 5.1 奥巴马政府:STEM计划与宽松移民政策 |
| 5.2 特朗普政府:关注职业技术教育，收紧移民政策 |
| 6 政策建议 |
| 6.1 持续稳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
| 6.2 促进前沿技术研发，培育发展高端制造业 |
| 6.3 降低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
| 6.4 重视理工科和职业技术教育，加强技能型人才引进培养 |
（6）2020年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发展态势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1 2020年基础前沿交叉领域重要战略规划与科技布局 |
| 1.1 美国 |
| 1.1.1 美国重申基础研究重要性 拟改革NSF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
| 1.1.2 基础前沿交叉领域战略部署 |
| 1)数学及其交叉领域相关战略 |
| 2)物理及其交叉领域相关战略与重要部署 |
| 1.2 欧洲 |
| 1.2.1 欧洲新研发框架——地平线欧洲 |
| 1.2.2 欧洲重点发展AI、量子科技、粒子物理学前沿领域 |
| 1.3 英国 |
| 1.3.1 重视具有变革性的研究 |
| 1.3.2 物理与数学领域的政策和研究部署 |
| 1.4 日本 |
| 1.5 中国提高基础研究资助比例 推动新形势下基础研究发展 |
| 2 基础前沿交叉领域重要进展 |
| 2.1 数学及其交叉领域重要进展 |
| 2.1.1 数学各分支领域之间紧密联系 |
| 2.1.2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深度融合 |
| 2.2 物理学及其交叉领域重要进展 |
| 2.2.1 弦理论研究人员获狄拉克奖 |
| 2.2.2 凝聚态物理学的超导和拓扑物态研究等领域深入发展 |
| 2.2.3 原子分子物理学领域 |
| 2.2.4 粒子物理和核物理 |
| 2.2.5 天体物理学领域 |
| 2.3 化学及其交叉领域重要进展 |
| 2.3.1 合成化学 |
| 2.3.2 化学理论与机制——化学模拟/量子化学 |
| 2.3.3 能源化学和化学生物学 |
| 2.4 纳米科技领域重要进展 |
| 2.4.1 碳纳米管表征和制备 |
| 2.4.2 纳米结构的合成 |
| 2.4.3 纳米金属材料 |
| 2.4.4 纳米器件 |
| 3 基础研究发展趋势与建议 |
| 3.1 基础研究政策动向 |
| 3.2 基础前沿交叉学科发展趋势 |
| 3.3 建议 |
| 作者贡献说明 |
（7）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点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 |
| 1.3.2 国内研究 |
| 1.3.3 对现有研究评价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概念、特点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基础研究相关的概念 |
| 2.1.2 基础研究的特点 |
| 2.1.3 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
| 2.1.4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必要性 |
| 2.1.5 企业基础研究的特征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巴斯德象限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3.1 中国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现状 |
| 3.1.1 经费投入的现状 |
| 3.1.2 人员投入现状 |
| 3.1.3 当前的政策环境 |
| 3.2 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的企业基础研究现状对比 |
| 3.2.1 美国企业基础研究情况 |
| 3.2.2 部分欧洲国家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 3.2.3 日本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 3.2.4 韩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情况 |
| 3.2.5 我国基础研究相比其他国家投入比例偏低 |
| 3.2.6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总投入比例相比其他国家偏低 |
| 3.2.7 我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R&D比例相比其他国家偏低 |
| 3.3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问题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影响因素 |
| 4.1 内部因素:提升内部张力 |
| 4.1.1 更好的吸收外部知识 |
| 4.1.2 掌握先发优势 |
| 4.1.3 巨大的市场利益驱动 |
| 4.1.4 基础知识积累 |
| 4.1.5 领导者的意志 |
| 4.1.6 团队合作 |
| 4.2 外部因素:应对外在压力 |
| 4.2.1 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
| 4.2.2 对国家主导的基础研究体系具有补充作用 |
| 4.2.3 创新的社会环境要求 |
| 4.2.4 激励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分析 |
| 5.1 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合作模式分析 |
| 5.2 基础研究中企业内外部参与机制的构建 |
| 5.3 企业基础研究中“六位一体”协同创新模式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推动企业参与基础研究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国家层面 |
| 6.2 社会层面 |
| 6.3 产业层面 |
| 6.4 企业层面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不足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8）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基础研究政策相关研究 |
| 1.2.2 政策变迁研究 |
| 1.2.3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相关研究 |
| 1.2.4 政策文献计量的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基础研究 |
| 2.1.2 基础研究政策 |
| 2.1.3 政策变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文献计量理论 |
| 2.2.2 政策分析理论 |
| 2.2.3 政策科学理论 |
| 第3章 基础研究政策库和主题词表的构建 |
| 3.1 基础研究政策库的构建和分析 |
| 3.1.1 政策文献的来源 |
| 3.1.2 政策发布数量分析 |
| 3.1.3 政策文种变化趋势 |
| 3.1.4 政府部门名称变化统计 |
| 3.1.5 政策颁布机构分析 |
| 3.2 主题词表的构建与分析 |
| 3.2.1 高频主题词提取 |
| 3.2.2 构造共现矩阵和相异矩阵 |
| 3.2.3 社会网络分析 |
| 3.2.4 聚类分析 |
| 第4章 基础研究政策变迁量化分析 |
| 4.1 基础研究政策主题变迁的动态分析 |
| 4.1.1 恢复调整阶段: 1978—1984年 |
| 4.1.2 体系初建阶段: 1985—1994年 |
| 4.1.3 改革发展阶段: 1995—2005年 |
| 4.1.4 深化改革阶段: 2006—2011年 |
| 4.1.5 战略发展阶段: 2012—2019年 |
| 4.2 我国基础研究政策演化趋势 |
| 4.2.1 政策制定者对于基础研究认识更加深入 |
| 4.2.2 中国基础研究政策依然存在着基于实用主义导向 |
| 4.2.3 中央联动地方,高校企业并进的多层次演进 |
| 4.2.4 引进来迈向走出去的国际科研合作 |
| 4.2.5 人才政策的发展完善 |
| 第5章 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建议 |
| 5.1 需要制订充分激发基础研究工作者内生动力的政策 |
| 5.2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 |
| 5.3 讨论管理的边界和本质,规范管理秩序 |
| 5.4 根据科技活动特性制定相应的评估机制 |
| 5.5 重视高校在基础研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5.6 多维度政策加大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9）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对比分析 |
| （一）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远低于同时期世界其他创新型国家水平 |
| （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仍低于其他创新型国家 |
| 二、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来源及投向比较 |
| （一）从R&D经费支出结构来看，中国R&D经费资源配置明显呈“重试验开发，轻基础与应用研究”倾向 |
| 三、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的政策比较 |
| （一）从支持基础研究所采用政策的效力来看，其他创新型国家多通过政策效力较强的立法或计划法令保障基础研究投入，我国在保障基础研究方面政策的效力相对较低 |
| （二）从资助部门来看，美国基础研究资助部门及资助领域具有较强的学科领域侧重，中国的基础研究资助管理部门缺乏学科侧重，资助时需要统筹协调，不易形成研究合力，实质上存在同质化与竞争性资源浪费现象 |
| （三）从经费资助模式来看，其他创新型国家政府主要是采取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稳定性支持为主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中国基础研究经费资助则是以竞争性支持为主导 |
| （四）从项目监督考核机制来看，中国基础研究项目绩效考核主要依赖量化考核，过于急功近利，缺乏对长远研究价值的关注与柔性考核机制 |
| 四、关于中国政府支持原始创新工作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与保障力度 |
| （二）构建支持基础研究的科技立法保障体系 |
| （三）健全多元的基础研究资金投入机制 |
| （四）完善财政的基础研究资助机制 |
| （五）提高基础研究在各科研主体中的地位 |
| （六）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监督考核机制 |
（10）日本学者频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析论——基于基础研究的自组织理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基础研究及其系统解析 |
| 二基础研究系统“状态参量”释析 |
| 三基础研究系统运行机制剖析 |
| 四基础研究成果获奖机制辨析 |
| 五结语:未尽的启示 |
四、美国重视基础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发挥基础研究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大作用[J]. 陈劲. 中国经济评论, 2022(03)
- [2]美日两国基础研究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 刘启强.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2021(06)
- [3]创新型政府:中美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J]. 宋敏.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4]技术科学发展回顾、规划理念与政策展望[J]. 李春成. 创新科技, 2021(07)
- [5]不同时期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变化与特点——基于特朗普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比较[J]. 胡羚,邓少慧,李妃养.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2021(03)
- [6]2020年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发展态势与趋势[J]. 刘小平,吕凤先.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21(05)
- [7]基础研究中企业参与机制分析[D]. 徐国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8]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趋势探讨 ——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D]. 梁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9)
- [9]中国与其他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对比研究[J]. 纪玉伟,陈媛媛,范红坤. 科技智囊, 2021(03)
- [10]日本学者频获诺贝尔奖的原因析论——基于基础研究的自组织理论分析[J]. 张明国. 日本文论, 2020(02)
标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论文; 交叉分析论文; 基础数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创新型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