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0年经济形势的预测（论文文献综述）
李少如[1]（2021）在《《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2015-2020）》文中提出“十三五”期间,《江西日报》紧密联系江西省的实际发展情况,以权威和专业的视角对江西经济发展作了可圈可点的经济报道,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本文以《江西日报》2015—2020年经济新闻报道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深度访谈法,从新闻领域、新闻篇幅、新闻主题、新闻结构、新闻体裁、新闻来源、高频词及新闻语言等多个方面,分析《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及其形成原因、产生效果及可供其他媒体借鉴的启示,并针对其框架特点提出优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具有以下特征:在版面分布上,主要刊登在头版、要闻版等重要版面;报道内容上,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经济政策的稳步推进,经济新闻报道数量大,以政经和产经新闻为主;新闻领域全面多样,新闻主题关注民生,紧扣经济建设;报道篇幅以短篇和中篇报道为主;结构上重视“主要事件”,报道体裁以消息为主,通讯为辅;新闻来源具有多样性,以官方来源为主;报道倾向以正面宣传为主,并对经济新闻做出了较为全面的解读;高频词呈现积极向好态势,新闻语言修辞多元,数据多用在消息和通讯体裁中。《江西日报》在经济报道中紧跟经济政策,报道内容聚焦江西发展并从多方面呈现经济发展情况,重点信息放在重要版面,影响范围广,权威性高,报道领域多元,满足受众需求。《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的创新性实践,为其他省级党报经济新闻报道提供实践示范与借鉴,改善了舆论环境,提升了自身传播力,使经济新闻报道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但是,《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仍存在一些有待提升的地方,比如表现形式上还不够丰富、创新策划力度还不够。其经济新闻报道可通过如下路径予以优化:做足深度报道,回应热点;重视报道策划,增强经济新闻社会性和指导性;提升记者经济知识水平,提高经济报道质量。
王国志[2]（2021）在《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新征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内外经济不确定性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我国经济周期运行的波动性加剧,货币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因此科学研判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对于提升宏观调控有效性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遵循“文献梳理——理论分析——现状测度——实证研究——理论拓展”的总体研究框架,综合采用文献分析、理论梳理、指数测算、动态计量实证研究、DSGE理论模拟等方法对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勾稽关系的规律性特征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及其度量,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理论机制、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及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相关理论,奠定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综合现有文献来看,可以将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界定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发生事件的无法预测性,衡量经济不确定性程度的方法主要包括运用现有的经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运用专业人士对未来经济预测的分歧程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合成指数法、运用大数据爬虫抓取报纸关键词方法、运用高维宏观数据提取共同因子的方法等5种方法,其中后两种方法被广泛使用。理论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投资期权机制、预防储蓄机制、金融摩擦机制、信息传递机制、长期投资机制、H-A传导机制等6个方面,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调控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经济周期理论下的货币政策调控理论也存在显着差异,催生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其次,本文测度了我国经济周期指数,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走高的时点大多与特定的经济政治事件相关联,199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我国一共经历了3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第四轮经济周期尚未结束。时变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在经济周期交替变化的时点,经济周期对经济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预测性。动态条件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为显着的负向动态条件相关性,在经济紧缩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剧烈,而在经济扩张期经济不确定性波动平稳。动态溢出指数分析结果显示,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显着的时变动态溢出效应,且经济周期波动加大了经济不确定性,经济不确定性同样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第三,本文构建了MS-AR模型将我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划分为三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LT-TVP-VAR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在不同程度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时的反应及其调控效果,得出如下结论:（1）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正向时变冲击效应,但在经济不确定性的低、中、高区制下调控效果存在较大差异。（2）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政策在调控产出缺口方面效果比较明显。当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中高区制时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3）在经济不确定性处于低区制时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调控效果较好,在中、高区制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存在局限性,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胀缺口实施反周期调控效果更优。第四,本文构建TH-SVAR和SEIVAR模型实证分析了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基于TH-SVAR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同一货币政策工具在相同经济周期阶段对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应具有对称性,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调控效果呈现出非对称特征。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扩张期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收缩期。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效果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经济收缩期两种政策工具对产出与通胀的调控效果相对复杂。基于SEIVAR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果存在显着差异和非对称特征。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通胀调控更为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调控更为有效。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和产出的调控效应优于经济扩张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收缩期对通胀的调控效应更加符合政策预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在经济收缩期优于经济扩张期。最后,本文构建了包含预期因素和异质冲击的DSGE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当模型中引入政策预期因素后可以与数据实现较好的拟合,且预期冲击形式的有效识别使得工具变量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反应程度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2）通胀对利率工具调控较为敏感,数量工具调控对产出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然而数量冲击下产出易出现逆向波动降低调控有效性。当对预期冲击和非预期冲击进行识别后,工具变量的预期冲击对目标变量波动的影响作用均有所增加,且目标变量收敛周期均有所缩短。（3）影响产出和通胀波动的占优冲击来源分别为数量政策和利率政策,对冲击来源结构的有效分解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和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及货币政策调控实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准确识别经济不确定性冲击,稳定经济政策预期,以政策确定性应对经济不确定性。（2）优化货币政策量价配合机制,强化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协调。（3）加强对微观主体的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牛安琪[3]（2021）在《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文中提出长久以来,关于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聚讼纷纭,新近《民法典》对强制性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调整,从原《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到如今《民法典》第153条的变化,既是立法者对法律文本字斟句酌、细致考量的成果,也是实务工作者多年来裁判经验的结晶。立法规范顺利出台后看似拨云见日,实则《民法典》第153条依然无法“扭转”不完全规范的性质,部分强制性规定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后果要件,法官不得不在具体强制性规定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时至今日,如何甄别强制性规定仍是学界公认的难题,同时,实践中缺少明确统一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的评判标准,法官在判断合同效力时举步维艰。据此,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难题需要回归到实践本身去找寻根源。近十年中产生的1152篇司法裁判文书,全面客观地反映出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现状,依托于这些裁判文书,采用司法数据研判方法可以挖掘司法实践的既存问题并对其深入剖析和反思,旨在为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提供操作指引。合同效力认定中的强制性规定有着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实践中的案件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案件争议类型分布既多元又集中。参照合同违法要素来看,合同主体违法和合同缔结程序违法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合同违法要素。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实践中法官裁判观点倾向于支持合同无效,其占比高达82%。目前,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主要有二:其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不具有裁判指导意义,法官以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标准有悖审判逻辑,二分法仅为强制性规定的学术标签,本身不具备实质内涵,它是对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描述,而非合同效力裁判结果的澄清;其二,法官常将公序良俗作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既曲解了立法者在规范中设置公序良俗的真实用意,也未发挥公序良俗兜底性条款的功能和作用。实践中因缺少明确统一的合同效力裁量标准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不尽人意,二分法这种不受现行法束缚的合同效力裁量方法极易导致法官恣意裁判、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乃至带来划向“任意”司法的危险。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追根溯源,与强制性规定所依托的法律规定有很大关系。纵观国内外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以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是否合并规定、是否保留规范目的为基准产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与无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等若干立法模式,我国《民法典》第153条采用一元论和规范目的保留立法例,其虽增加了规范目的保留和悖俗无效的新规,但是《合同法》第52条遗留至《民法典》的“三不变”历史问题仍未解决,核心问题在于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案件依然缺少明确统一的裁量标准。就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而言,我国近三十年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解释性文件与立法规范立场趋近一致,对二分法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持肯认态度。检视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可以看出: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有着浓重的后果主义裁判理论烙印,解决了实践过分依赖形式推理导致的个案不正义现象;另一方面,法官的裁判思路犹如法律家长主义式限制和干预行为人自由,旨在达到帮助行为人规避风险和保护公民权益免受损害的目的。但后果主义裁判理论与法律家长主义理论都不尽人意:前者逆推式的裁判方法始终受到法官恣意摆脱现行法约束的抨击,后者则面临着司法适用中价值困境和实践困境的双重危机。强制性规定二分法虽未入典,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否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价值。二分法裁判模式实质上是把公序良俗作为区分强制性规定的标准,其司法适用现状与立法者预期效果相差甚远。对于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化能否指导实践裁判,目前学界存在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相反的立场:前者以概念内涵、综合多元、行为效力后果、规范目的为类型区分标准,欲重构强制性规定类型;后者在批判二分法基础上彻底否定类型化对裁判的指导意义。二分法方法错误并不意味着方向偏航,制度框架内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不仅具有裁判指导意义,而且能从制度上防止人为恣意裁判。然而过度的形式正义必然导致对权威文本的过分依赖,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矫正。应提倡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的司法裁判理念,坚持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作为评判合同效力案件的主要路径,辅之以法官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弥补规范制度的不足。公序良俗是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司法适用的核心问题。公序良俗虽然具有概念内涵抽象性和流变性等罅隙,然其在限制私法自治以及补充发展法律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应从价值基础、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三方面考察立法设置公序良俗的正当性,其既是道德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结晶,亦对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贯彻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序良俗作为《民法典》第153条的兜底性条款,旨在提醒人们合同效力案件有另一条路径可探寻,然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存在诸多适用重叠之处,公序良俗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增强合同效力裁判结果说服力的角色。不仅如此,它还“肩负”着识别强制性规定类型的重任,可以说公序良俗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一直是错位的。实践中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二者之间关系的混淆、调整领域的模糊极易导致合同效力案件判决结论的不确定。为了更好地发挥公序良俗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在合同效力案件中的角色定位尤为重要,在适用顺序方面,穷尽强制性规定方可适用公序良俗。合同效力的调整领域方面,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应有独立的分工领域,实践中不能轻易混淆。实务中单纯凭借法律规范涵摄便可获得结果的案例已屈指可数,更多的案件需要从实体和方法论两方面寻求裁判路径。一方面,实体性完善路径应以规范目的为强制性规定类型的标准,进而判断合同之效力。实务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六种类型有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和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本次司法数据研判案例显示,违反前两种强制性规定普遍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相比之下,违反后四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面临否定性评价的概率较大,但不可一概而论,法官尚须根据个案具体分析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方法论完善路径应采取法律解释方法弥补制度框架内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不足,其中,文义解释为首位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探究规范体系地位以及前后法律条文的关联,目的解释为最高层级解释方法剖释强制性规定的立法旨意,并在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同时应强调利益衡量需符合我国司法适用的操作规则,比例原则作为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原则自身也要接受审查。
姜薇[4]（2021）在《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化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国际分工体系不对称日益严重,全球化利益分配差距扩大,同时民族国家意识和保护主义上升造成主权让渡困难,全球治理陷入危机,国际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凸显。此时,国家间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已不合时宜,外交手段又太过软弱,经济制裁作为一种相对性价比较高的对外手段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然而,大部分研究从发起国视角将经济制裁视作一项对外政策工具,急于关心制裁能否实现政策目标而忽视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忽略制裁的经济效果不利于全面理解和准确评估经济制裁。一方面,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经济往来的非对称依赖,增加了目标国经济系统面临制裁时的敏感性。另一方面,全球供应链的交互平行提高了各国逃避或转移制裁损失的机会和能力,降低了目标国经济系统应对制裁时的脆弱性。另外,经济制裁的体制不断升级和优化,新型制裁方案提高了经济制裁的打击精度和效果。因此,除了定性地从发起国视角以政策目标的实现情况来判定制裁成败之外,更有必要定量地从目标国视角研究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梳理经济制裁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不完全信息下制裁双方战略博弈的动态理论模型,基于目标国视角,对经济制裁影响目标国的经济增长进行理论探讨,试图回答4个具体问题:（1）经济制裁是否降低了目标国的经济增长?（2）经济制裁如何影响目标国的经济增长?（3）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否有调节效应?（4）不同情景下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如何?构建1970-2016年国际经济制裁和154个独立主权国家经济增长匹配数据,并结合2011年美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典型案例,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合成控制法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如下:（1）总体而言,经济制裁降低了目标国的经济增长。特别地,经济制裁导致2011-2017年伊朗GDP增长率平均下降1.56%,同时加剧了伊朗经济增长的波动性。（2）经济制裁主要通过影响目标国内的家庭消费、进出口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对目标国的经济增长造成损失。（3）针对发起方制裁方案的调节效应,随着制裁持续时间的累积,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率的负向影响逐渐消退;美国参与制裁增强了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其次,以美国经济制裁为例分析制裁双方关系的调节效应,若美国相对军事实力更强大、目标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更大,目标国的官方货币是美元,美国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将会进一步加重;若目标国是美国的盟友、目标国的官方语言是英语、目标国地理距离美国越远,美国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会随之弱化。最后,对于目标国国内基础的调节效应,若目标国国内经济形势越差、政治冲突越多、人权被侵犯程度越严重,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越大。（4）相比于冷战后,冷战期间的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经济制裁对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水平目标国的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更明显。除了中东和北非,制裁的负向经济影响并无巨大的地区分布差异。另外,发起方制裁方案、制裁双方关系、目标国国内基础的调节效应在冷战期间与冷战后、不同发达程度和人均收入水平情境下均存在差异。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基于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的构成梳理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构建1970-2016年国际经济制裁和154个独立主权国家经济增长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机制检验,从目标国视角扩展了经济制裁的效果研究。（2）构建不完全信息下制裁双方战略博弈的动态理论模型,分析了影响制裁双方行为决策及其成本收益的核心因素,从发起方制裁方案、制裁双方关系、目标国国内基础扩展了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调节效应研究。（3）探讨了在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不同地区、不同发达程度、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国,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为深入理解不同情境下制裁效果的时空特征进行有益尝试。本文的实践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1）完善对经济制裁的认知,重视经济制裁的影响。（2）加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提高自身抵御制裁的能力。目标国可发挥政府职能的能动性,完善进出口贸易结构,开拓国内消费市场,增强国内金融系统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3）寻求多边合作,增加规避制裁的机会。目标国应警惕对霸权国过度的经济依赖,扩大与发起国的共同利益,构建新型多边贸易和金融命运共同体,汇聚发展中国家力量,构建反制裁同盟。（4）推进经济制裁的法制建设,实施针对性制裁与反制裁。构建经济制裁的预警机制与评估系统,力争在法律框架下处理经济制裁问题,推进制裁与反制裁合法化与正义化。（5）推动国际组织改革,规范和管理经济制裁。加强国际组织的舆论呼吁,通过政治斡旋,协调制裁双方的矛盾,制定相关提案或决议以管理和规范经济制裁,必要时对目标国提供经济援助。（6）构建应对经济制裁与反制裁的中国模式,提供国际示范效应。
李波[5]（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光峰涛[6]（2020）在《中国电力消费的多维度特征研究与需求预测》文中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背景下,加快构建以电力为中心的现代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中国的电力消费随其不断深化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性地刚性增长。全社会用电规模和人均用电量屡上台阶,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全国的电气化水平得到显着提升。尽管如此,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仍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破解难题,党的十九大明确将发展清洁能源纳入到美丽中国建设中,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出了要求,各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也都部署了能源领域的相关工作,这些都有利于能源消费侧清洁主导、以电为中心的能源格局的形成。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转换等多方面的变化也带动电力消费进入新常态。电力供需形势整体上已由偏紧向趋于宽松的局面逐渐转变,但区域性的不平衡问题尤为突出。从趋势演变来看,电力消费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趋势整体上较为吻合,但有阶段性的背离现象发生。从增长速度来看,电力增速放缓,与经济增速出现了比例失调,两者有脱钩倾向。从能源效率来看,区域异质性下单要素或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空差异都凸显严重。此外,中国电力消费未来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鉴于此,本文在电力经济的视角下对中国电力消费的特征进行多维度研究,并对未来中国电力需求开展预测,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研究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关系,包含重心的耦合分析、周期的协同分析以及动态交互性分析。以电力消费量和GDP为权重,以各省地理重心为中心坐标,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测度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心,并分析两者的耦合性,发现电力消费重心和经济重心并不重叠,其均向低纬度地区移动,但经度偏移方向相反。应用滤波法测算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周期,并通过一致性指数分析两者的协同性,发现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周期长度相近,但在新常态阶段发生背离。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分别检验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两者的动态交互性,发现只存在从电力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且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弹性数值趋于稳定。（2）研究电力消费增速减档的原因,包含脱钩关系的分析、结构突变点的检验以及结构分解分析。结合OECD脱钩因子和Tapio脱钩弹性指数联合检验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发现两者在新常态阶段趋于弱脱钩。应用累积和检验分析电力消费年增速是否发生结构突变,发现其约在2014年出现了结构突变点。在电力能源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结构分解模型研究了电力消费增长模式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拉动率的变动,发现电力消费增长动力由净出口驱动、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不同因素对电力消费增长的拉动率随时间发生变动。（3）研究电力强度的省际差异化特征,包含差异化的测度、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差异来源分析。应用泰尔指数量化电力强度省际差异化程度,发现新常态下电力强度的非均衡性有所减弱。构建面板惩罚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技术进步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发现各因素在不同分位点上对电力强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构建基于回归的Shapley分解模型辨析电力强度差异的来源,发现经济发展、人口规模、能源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加剧了电力强度的差异化,而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缩小了电力强度的差异化。（4）研究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包含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测度、静态和动态评价、空间集聚分析以及收敛分析。在构建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EBM（Epsilon Based Measure）测度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并应用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其进行分解,发现新常态下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趋于稳定,全要素电力生产率的改进源于技术进步效应。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空间集聚特征,发现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存在空间相关性,且在样本期内空间集聚程度趋于稳定。通过收敛分析模型考察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收敛性,发现新常态下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不存在α收敛,但存在β绝对收敛。（5）构建适用于预测中国电力需求的LEAP（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Model）模型,并进行情景预测。从中国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特点和电力消费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包含关键假设模块、需求模块和转换模块三模块的LEAP模型以预测中国未来的电力需求,并设置了三种发展情景,即基准情景、政策规划情景及强化节能情景,其中强化节能情景考虑了前面所研究的电力消费特征。通过比较分析各情景下的预测结果,发现基准情景下的电力消费增长最快,政策规划情景次之,最小的为强化节能情景,电力消费在2030年的预测区间为98,341～120,641亿kWh。本文应用多学科理论从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电力消费增速、电力强度以及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等四个维度深入研究了中国电力消费的特征,这对于把握中国电力消费的变化,解决电力消费区域不平衡问题,改善电力消费效率,指导科学用电和节约用电,制定电力产业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中,从对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系统探究能够增进对电力经济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对电力增速放缓原因的分析能够明晰电力消费的增长模式,也可将其分析思路及方法拓展应用到其他资源消费增长模式的分析中。基于面板惩罚分位数回归的Shapely分解模型可以应用到其他不平等指标差异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来源的分析中。此外,构建的适用于中国电力需求预测的LEAP模型可以进行滚动预测,其预测结果能够指导电力规划的制定。在未来研究中,还需研究电能替代战略的实施、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以及售电侧的放开等对电力消费的影响。
丁尚宇[7]（2020）在《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市场情绪和预期管理成为世界各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复苏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近年来,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实现多元化发展。然而,间接融资仍然是中国实体经济资金来源的主要途径。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银行金融创新方式与工具愈加复杂,信贷供给规模迅速扩张,为银行情绪冲击信贷体系和经济稳定提供了作用空间。因此加强银行情绪的监测与疏导,防范银行有限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可以有效遏制银行部门大规模风险累积和暴露,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的负外部溢出,同时有助于实现银行信贷资金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本文在综述银行情绪测度方法、影响因素以及银行情绪驱动信贷供给和经济周期作用机制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构造银行情绪经由信贷供给渠道冲击宏观经济的理论动态模型;随后合成中国的银行情绪指数,检验其形成机理,并对中国银行体系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强银行情绪监测,防范和化解银行情绪波动负面影响的具体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构造一国经济体内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模拟分析了银行情绪在羊群效应作用下调整信贷决策,引发信贷供给和经济产出不稳定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以《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结果为原始数据构建中国银行体系情绪指数,对该指数的周期波动和区制转换特征进行分析。随后利用该指数分析我国银行情绪的形成机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混频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货币政策、经济景气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情绪的影响进行检验。此外,本文分别运用动态-静态同步性方法、交叉谱分析方法、反事实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门限向量自回归模型,从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银行情绪波动的信贷中介传导机制和异质性银行情绪作用下波动传导机制特征三个方面,对我国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银行体系情绪的形成机理和对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为加强银行情绪监管,防范银行情绪波动风险,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以及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提供经验支持。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1）一国经济体内银行情绪波动和信贷决策过程遵循羊群效应,会引起和放大信贷供给量的收缩与扩张,驱动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会导致上述波动传递机制被进一步放大。（2）本文构造的银行情绪指数具有明显区制转化特点,符合情绪乐观和悲观转化的本质特征,是较为适合反映中国银行部门情绪的代理指标。（3）经济景气情况、货币政策变化是银行情绪形成理性判断的基础信息来源,银行主观心理因素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下对上述信息进行加工,最终形成有限理性银行情绪。具体而言,经济景气水平能够对银行情绪产生正向影响。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情绪具有逆周期调节效应,但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地发挥存在较长滞后性,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情绪的影响更加明显和迅速,而且银行情绪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变化的简单“传达器”,不同银行情绪状态会对货币政策传递渠道产生干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情绪存在反向波动关系,而且银行情绪越悲观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状态越敏感。（4）银行情绪波动明显领先于表内外信贷供给波动,是其前瞻性指标。银行受到严格监管和逆周期调控,在表内业务范围内以履行监管下的信贷供给和流动性创造职能为主。而在表外业务中,银行情绪较为充分的转化为根据自身意愿和预期的信贷决策,从而引发监管外的信贷波动。此外,银行情绪变化会在短期影响银行信贷决策行为,同时银行情绪长期变化也受到表内信贷监管指标引导和约束。（5）银行情绪能够通过影子银行信贷供给渠道对宏观经济形成显着冲击效应,而银行情绪对表内信贷供给的影响并未显着通过该渠道传递给宏观经济,说明我国银行情绪在监管薄弱领域具有释放空间,因而其存在性和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缺乏监管的信贷波动具有天然的顺周期性,在银行情绪的驱动下成为金融体系风险的重要来源。（6）银行情绪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显着非对称性。与乐观情绪状态相比,悲观银行情绪抑制了实际冲击的影响,放大了表内外信贷供给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并导致经济不稳定性持续更长时间;与理性状态相比,在有限理性状态下,影子银行贷款冲击、实际冲击和银行情绪冲击所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更大,持续期更长。银行乐观和悲观情绪状态影响逆周期政策调控效果;限理性状态下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机制被彻底打破。本文依据中国银行部门情绪数据,分析了银行情绪以信贷供给为中介对经济周期的波动传递效应,检验了异质性银行情绪作用下的波动传递特征。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强货币政策调控和前瞻性引导、加强银行体系监管、规范银行从业人员行为和进一步完善银行家调查制度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以期多措并举,减少信贷周期波动中银行情绪的作用,控制和消减情绪的负面影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高波[8]（2020）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十分重视加强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和资金往来,共同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齐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截至2018年末,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存量达到1728亿美元。但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大的投资风险,因此,如何有效识别、评估和防范投资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其进展过程体现如下特征:规模不断扩大但逐步趋缓;区位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行业日趋多元化、升级化;承包工程和并购项目持续增多。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主要是出于寻求市场、获取资源、寻求效率、寻求技术和提升竞争优势等原因。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直接投资为中国企业创造了发展机遇。但是,中国企业也遇到了东道国政治条件复杂、企业融资渠道有限、东道国的限制、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外部因素导致竞争博弈加剧等制约因素。防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首先要清晰地识别可能遇到的风险。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就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对企业目标的实现造成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通常具有客观性、损失性、不确定性和可测性等特征。企业的风险识别过程较为复杂,对投资风险的识别要遵守可行性原则、成本收益原则、灵活性原则、综合性原则、系统性原则。通过从国家、企业两个维度,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风险源进行辨别,构建如下风险识别体系: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文化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和企业层面风险（包括竞争风险、投资风险、管理风险）,这些风险具有政治风险占比更高、地区集中导致的风险高、风险管控难度大、风险的损失性更大等特征。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沿线各国发展程度各异,与我国的经济关联程度差别也较大。从东道国视角评估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选择“一带一路”沿线33个可获取数据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41个二级指标）。通过对二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用熵值法测算各个二级指标的离散程度和相应权重矩阵,进而得到各国的风险评分。综合了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华关系等因素,评价结果显示新加坡、以色列、捷克、匈牙利等国家风险较小;马来西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和中亚国家的风险可控;东南亚国家投资风险较高,缅甸、菲律宾、越南、老挝等国家排名靠后;埃及、伊拉克、蒙古排在末端,风险高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了进一步管理风险、控制风险,需要从企业视角评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确定出风险权重,并结合“最大隶属度法”得出企业面临的风险程度。评估显示我国企业“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总得分为72.23分,处于“较高”风险等级。具体来看,宏观环境风险和企业层面风险两个二级指标均在“较高”等级区间内,相比宏观环境风险,企业内部风险稍高一些。影响宏观风险的因素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灾害四个因素的得分逐个递减,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处在“较高”等级,社会文化和自然灾害处在“中”等级,说明政治、经济风险是影响宏观环境风险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选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企业自身风险的代理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剖析各风险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实际影响。中国企业目前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水平总体偏低,需要构建一套系统的、能够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效率的风险防范体系,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效保障。首先,要建立风险评估系统,在风险识别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风险做出定量评估;其次,要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同时借助计算机系统,获取相应的预警信号;最后,要构建风险处置系统,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对不同等级的风险采取相应的风险处置措施。从企业角度,应制定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实施高效的内部风险管控,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从国家角度,应建立法律保障制度,提供对外直接投资保护,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加强金融领域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张恒[9]（2019）在《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经济学中的周期理论引入矿业领域,以经济周期四种尺度为基础框架,寻找矿业在不同尺度经济波动中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对200多年以来全球煤炭、生铁（粗钢）、铜、铝、铅、锌等大宗矿产品产量及价格变化规律的归纳,发现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对各个尺度的周期进行了划分,将不同周期进行配套,建立了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本文认为全球矿业发展存在四种尺度的周期,周期的嵌套之下推动着矿业产业不断波动式向前发展。1个矿业长周期可嵌套2-3个中长周期或5-6个中周期,1个中长周期多数嵌套3个中周期,1个中周期可嵌套2-3个短周期。当几种周期上行期叠加在一起时,往往是矿产品价格飙涨和矿业生产的快速攀升。当几种周期同时叠加下行时,会给矿业带来重大衰退。根据周期嵌套规律,2021年至2022上半年或将发生新一轮经济危机和矿产品熊市。同理,类似的衰退也可能在2029或2036年发生。全球矿业的长周期是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的,平均每个周期持续50年左右。下一轮矿业长周期最有可能由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启动时间约21世纪30年代中期。人口结构变化驱动的矿业中长周期可达18-24年,矿业主导国家三个中长周期分别对应矿业长周期的成长、成熟到衰落的三个阶段。2023年后弱势的第三轮矿业中长周期推动全球矿业长周期进入衰退期。矿业中周期大约7-11年,其基本驱动力是投资和设备的更新。通过美元指数和利率可以判断矿业中周期的转折点。当前矿业中周期自2016年1月启动,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底。中国地勘投入的中周期平均8年,与矿业中周期一致,反映了中国经济和财政中周期的共同作用。矿业短周期主要由库存周期驱动,持续时间3-4年。通过工业存货、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狭义货币M1等指标可以判断出矿业短周期的转折端。本轮矿业短周期从2019年1月开始,预计将持续到2022年。本轮和上轮短周期的顶点较高者将与中周期的顶点重合。根据矿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和嵌套特点,提出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1.国家制定矿业政策应确保适度领先矿业周期的基本原则,做到未雨绸缪。适应周期进程调整矿产资源勘探政策、资源税费政策、对外并购政策及资源进出口政策。2.矿企开展矿业投资应力争做到逆周期投资,减少及避免顺周期投资的冲动,保护好现金流,并利用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等指标做好矿业中周期转折端的研判。3.矿业产业链企业要善于利用短周期,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产品价格风险、利用资本市场短周期为企业长期发展融资、选择合适的入场点进行投机获取收益等。要善于通过工业存货、PPI、M1等指标的联系配合,对矿业短周期各阶段及转折点进行判断。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2000年经济形势的预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0年经济形势的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1）《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2015-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党报经济新闻报道研究 |
| 1.2.2 框架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
| 1.2.3 《江西日报》及其经济新闻报道研究 |
| 1.3 研究思路、理论与方法及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新闻框架理论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内容 |
| 第2章《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及其类目建构 |
| 2.1 2015 年至2020 年《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 |
| 2.1.1 版面分布:主要刊登在重要版面 |
| 2.1.2 报道内容:数量较多,以政经和产经为主 |
| 2.2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类目建构 |
| 2.2.1 高层框架类目 |
| 2.2.2 中层框架类目 |
| 2.2.3 低层框架类目 |
| 第3章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的高层次结构分析 |
| 3.1 新闻领域:行业广泛,商贸服务和经济政策报道较多 |
| 3.2 新闻主题:关注民生,紧扣经济建设 |
| 3.3 新闻篇幅:以短篇和中篇为主 |
| 第4章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的中层次结构分析 |
| 4.1 报道结构:重视“主要事件” |
| 4.2 新闻体裁:消息为主,通讯为辅 |
| 4.3 新闻来源:渠道多元,自采为主 |
| 第5章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的低层次结构分析 |
| 5.1 高频词:注重各行业经济发展 |
| 5.2 新闻语言:善用修辞,活用数据 |
| 第6章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形成原因及产生效果 |
| 6.1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形成原因 |
| 6.1.1 社会经济发展变革 |
| 6.1.2 党报融合发展 |
| 6.1.3 民众生产生活需要 |
| 6.2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产生效果 |
| 6.2.1 重点信息突出,增强了传播效果 |
| 6.2.2 密切联系群众,增加新闻可读性 |
| 6.2.3 满足受众需求,提升了阅读体验 |
| 第7章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的启示及优化路径 |
| 7.1 《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的启示 |
| 7.1.1 紧跟政府政策,将经济报道“本土化” |
| 7.1.2 数据和图表有机结合增加了可看性 |
| 7.2 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的优化路径 |
| 7.2.1 做足深度报道,回应热点 |
| 7.2.2 重视报道策划,增强经济新闻社会性和指导性 |
| 7.2.3 提升记者经济知识水平,增强经济报道质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2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机制的研究综述 |
| 1.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与贡献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安排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经济不确定性概念的起源、界定与度量 |
| 2.2 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影响机制的理论基础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4 不同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测度及其协动性 |
| 3.1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走势分析 |
| 3.2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测度和走势分析 |
| 3.2.1 传统经济周期测度方法的总结与利弊评述 |
| 3.2.2 MS-DFM测度经济周期的原理简述 |
| 3.2.3 我国经济周期指数的实时测度 |
| 3.2.4 我国经济周期统计特征与趋势分析 |
| 3.3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检验 |
| 3.3.1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时变格兰杰因果检验 |
| 3.3.2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相关性检验 |
| 3.3.3 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间的动态溢出效应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4.1 不同政策目标和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量价选择的初步探讨 |
| 4.1.1 不同政策目标下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2 经济不确定影响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探讨 |
| 4.1.3 双重背景下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选择的探讨 |
| 4.2 我国经济不确定性阶段划分 |
| 4.2.1 MS-AR模型 |
| 4.2.2 经济不确定性区制划分 |
| 4.3 LT-TVP-VAR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
| 4.3.1 LT-TVP-VAR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4.3.3 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与调控机制 |
| 4.4.1 不同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下货币政策时变反应 |
| 4.4.2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产出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4.3 数量型与价格型政策对通胀调控的实时对比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5.1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典型事实 |
| 5.1.1 经济周期波动下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演变 |
| 5.1.2 经济周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1.3 经济周期收缩阶段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分析 |
| 5.2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对比 |
| 5.2.1 TH-SVAR模型介绍 |
| 5.2.2 数据选取与检验 |
| 5.2.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4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控机制检验 |
| 5.2.5 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有效性对比 |
| 5.3 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货币政策调控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1 SEIVAR模型估计原理与脉冲响应函数构建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3.3 价格型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下的非对称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未预期冲击、预期管理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考虑政策预期因素的DSGE模型构架 |
| 6.2.1 私人家庭 |
| 6.2.2 生产厂商 |
| 6.2.3 政府部门 |
| 6.2.4 货币当局 |
| 6.3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6.3.1 数据选取与处理 |
| 6.3.2 参数校准与设定 |
| 6.3.3 冲击路径识别 |
| 6.3.4 参数贝叶斯估计 |
| 6.4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
| 6.4.1 脉冲响应分析 |
| 6.4.2 方差分解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数据研判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数据梳理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基本情况 |
| (一)检索概况 |
| (二)案件类型既多元又集中 |
| (三)合同违法要素与强制性规定内容之对比 |
| 二、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案件的司法裁判现状 |
| (一)违反强制性规定多导致合同无效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三)强制性规定的援引情况 |
| (四)合同无效的裁判说理 |
| 三、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总览 |
| (一)合同效力欠缺统一的裁量标准 |
| (二)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裁判标准模糊 |
| (三)公序良俗异化为强制性规定的识别标准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适用问题详窥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无法指导司法裁判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适用二分法存在的问题 |
| 二、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识别中的角色 |
| (一)公序良俗的司法适用现状 |
| (二)公序良俗司法适用中的问题 |
| 第二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与法理基础检视 |
| 第一节 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规定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立法规范 |
| (一)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立法例比较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的立法配置 |
| (三)《民法典》第153 条的“三不变” |
| 二、强制性规定的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检视 |
| (一)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梳理 |
| (二)司法解释与解释性文件的评价与反思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检视 |
| 一、强制性规定的法理基础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理论 |
| (二)法律家长主义理论 |
| 二、后果主义裁判立场的批判与反思 |
| (一)后果主义裁判的“逆推法” |
| (二)后果主义裁判与现代法治观存在差距 |
| (三)增加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家长主义的困境 |
| (一)价值困境 |
| (二)实践困境 |
| 第三章 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辨伪与存真 |
| 第一节 辨伪:以概念建构的方式弥补法律“漏洞” |
| 一、强制性规定二分法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二分法的司法裁判流程 |
| (二)二分法无实质内涵 |
| 二、强制性规定类型的评价与反思 |
| (一)肯定性观点 |
| (二)否定性观点 |
| (三)应以规范目的为标准划分强制性规定类型 |
| 第二节 存真的前提:法律正义的二元论 |
| 一、形式正义与法治 |
| (一)形式正义符合法权先天结构 |
| (二)形式正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
| (三)形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
| 二、实质正义与法治 |
| (一)实质正义的要义是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二)实质正义保障社会主体平等自由的实现 |
| (三)实质正义能够防止正义的过度形式化 |
| 三、正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关系 |
| 第三节 存真:形式正义为主兼顾实质正义 |
| 一、形式正义为主:强制性规定类型化合同效力认定路径 |
| (一)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普遍适用性 |
| (二)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可行性 |
| (三)类型化为导向的合同效力认定路径具有明确性 |
| 二、实质正义为辅: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 |
| (一)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填补规范空白 |
| (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围绕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而展开 |
| (三)保障强制性规定在个案或疑难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 |
| 第四章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一节 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正当性基础 |
| 一、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价值基础 |
| (一)对私法自治的批判 |
| (二)限制私法自治和补充发展法律 |
| 二、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道德基础 |
| (一)公序良俗的道德元素 |
| (二)具有道德约束力的公序良俗转化为法律规范 |
| 三、公序良俗适用于强制性规定的社会基础 |
| (一)社会秩序与法律秩序之关系 |
| (二)公序良俗利于维持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
| 第二节 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关系之辩 |
| 一、公序良俗异化为识别强制性规定之标准 |
| (一)二分法错将公序良俗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被混淆适用 |
| (三)公序良俗易导致合同效力不确定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界分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性质不同 |
| (二)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的适用关系不同 |
| (三)违反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之法律后果不同 |
| 第三节 公序良俗在强制性规定适用中的作用 |
| 一、公序良俗并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化的实质标准 |
| (一)善良风俗不应作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公共秩序无法成为识别强制性规定的标准 |
| 二、《民法典》第153 条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关系导正 |
| (一)公序良俗与强制性规定各有独立的适用领域 |
| (二)公序良俗和强制性规定不可重叠适用 |
| (三)强制性规定穷尽后方可适用公序良俗 |
| 第五章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实体性完善路径 |
| 一、建立以规范目的为标准的强制性规定类型化模式 |
| (一)市场准入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内部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三)行政管理型强制性规定 |
| (四)外部秩序型强制性规定 |
| (五)伦理道德型强制性规定 |
| (六)政策意见型强制性规定 |
| 二、六种强制性规定类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
| 第二节 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方法论完善路径 |
| 一、强制性规定案件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必然性 |
| (一)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必然要求 |
| (二)概括性条款的适用需要法律解释方法 |
| 二、强制性规定案件中适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进路 |
| (一)首位解释方法:文义解释 |
| (二)承上启下解释方法:体系解释 |
| (三)最高层级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 |
| (四)比例原则指导下展开个案的利益衡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剖析与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制裁的含义与特点 |
| 2.1.1 经济制裁的含义 |
| 2.1.2 经济制裁的特点 |
| 2.1.3 相关概念说明 |
| 2.2 经济制裁的效果 |
| 2.2.1 经济制裁的效果评估 |
| 2.2.2 影响经济制裁效果的因素 |
| 2.3 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的影响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经济制裁的战略博弈 |
| 3.2 经济制裁与目标国经济增长 |
| 3.3 发起方制裁方案与制裁的经济效果 |
| 3.3.1 制裁措施 |
| 3.3.2 制裁政策目标 |
| 3.3.3 制裁持续时间 |
| 3.3.4 制裁参与方 |
| 3.4 制裁双方关系与制裁的经济效果 |
| 3.4.1 相对军事实力 |
| 3.4.2 贸易依赖度 |
| 3.4.3 货币金融联系 |
| 3.4.4 政治联盟关系 |
| 3.4.5 语言文化相似度 |
| 3.4.6 地理距离 |
| 3.5 目标国国内基础与制裁的经济效果 |
| 3.5.1 经济形势 |
| 3.5.2 政治冲突 |
| 3.5.3 人权被侵犯程度 |
| 3.6 假设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2 变量与测量 |
| 4.1.3 模型设定 |
| 4.2 描述性统计 |
| 4.2.1 样本的统计特征 |
| 4.2.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4.3 假设检验 |
| 4.3.1 经济制裁与目标国经济增长 |
| 4.3.2 发起方制裁方案与制裁的经济效果 |
| 4.3.3 制裁双方关系与制裁的经济效果 |
| 4.3.4 目标国国内基础与制裁的经济效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冷战期间和冷战后 |
| 4.5.2 发达程度 |
| 4.5.3 人均收入水平 |
| 4.5.4 地区分布 |
| 4.6 机制检验 |
| 4.7 结果小结 |
| 第五章 代表案例分析—经济制裁对伊朗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1 现实依据 |
| 5.2 模型与方法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 5.3.2 实证结果 |
| 5.3.3 有效性及稳健性检验 |
| 5.4 结果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启示与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6）中国电力消费的多维度特征研究与需求预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电力消费与经济发展关联关系的研究综述 |
| 1.2.2 电力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
| 1.2.3 电力消费效率的研究综述 |
| 1.2.4 电力消费趋势预测的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4 本文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本文研究方法 |
| 1.4.2 本文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特征分析 |
| 2.1 引言 |
| 2.2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联特征的分析模型 |
| 2.2.1 重心模型 |
| 2.2.2 CF(Christiano-Fitzgerald)滤波分解技术 |
| 2.2.3 Granger因果检验 |
| 2.2.4 状态空间模型 |
| 2.3 变量选取及特征描述 |
| 2.4 中国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联特征分析 |
| 2.4.1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重心耦合性分析 |
| 2.4.2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周期协同性分析 |
| 2.4.3 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动态交互性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电力消费的年均增速放缓特征分析 |
| 3.1 引言 |
| 3.2 电力消费年均增速放缓原因分析的模型 |
| 3.2.1 脱钩模型 |
| 3.2.2 累积和CUSUM(Cumulative Sum Test)检验 |
| 3.2.3 电力消费的多因素结构分解模型 |
| 3.3 中国电力能源投入产出表的编制 |
| 3.4 中国电力消费年均增速放缓的原因分析 |
| 3.4.1 中国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分析 |
| 3.4.2 中国电力消费年均增速的累积和检验分析 |
| 3.4.3 不同经济阶段中国电力消费的结构分解结果比较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电力消费强度的省际差异化特征分析 |
| 4.1 引言 |
| 4.2 电力强度省际差异化的度量与分析模型 |
| 4.2.1 泰尔指数 |
| 4.2.2 面板惩罚分位数回归模型 |
| 4.2.3 基于回归的Shapley分解 |
| 4.3 变量选取及特征描述 |
| 4.4 中国电力强度省际差异化特征分析 |
| 4.4.1 电力强度差异化测度结果分析 |
| 4.4.2 电力强度差异化影响因素分析 |
| 4.4.3 影响因素的差异化贡献度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分析 |
| 5.1 引言 |
| 5.2 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测度与分析模型 |
| 5.2.1 EBM (Epsilon Based Measure)模型 |
| 5.2.2 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 |
| 5.2.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5.2.4 收敛分析模型 |
| 5.3 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1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说明 |
| 5.3.2 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
| 5.4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测度与分析结果 |
| 5.4.1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时序演变特征分析 |
| 5.4.2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GML指数分解分析 |
| 5.4.3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空间地理分布及集聚特征分析 |
| 5.4.4 中国全要素电力消费效率的收敛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电力能源未来消费趋势的情景预测 |
| 6.1 引言 |
| 6.2 电力消费预测的模型构建 |
| 6.2.1 情景模拟分析法 |
| 6.2.2 LEAP(Long-range Energy Alternatives Planning Model)模型 |
| 6.2.3 电力消费预测的模型构建 |
| 6.3 中国电力消费预测的情景设置 |
| 6.3.1 考虑电力消费特征的情景设计 |
| 6.3.2 情景参数设定 |
| 6.4 中国电力消费的预测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内涵界定 |
| 1.2.1 主要研究对象 |
| 1.2.2 内涵的界定与区分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情绪与经济周期的研究 |
| 1.3.2 银行情绪的测度方法研究 |
| 1.3.3 银行情绪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4 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作用机制研究 |
| 1.3.5 小结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1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理论分析 |
| 2.2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模型构建与分析 |
| 2.2.1 基准模型设定 |
| 2.2.2 参数设定和模拟结果分析 |
| 2.3 贷款策略异质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3.1 乐观银行贷款策略异质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3.2 全体银行贷款策略异质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设定下的传导机制分析与模拟 |
| 2.4.1 模型设定 |
| 2.4.2 参数设定与模拟结果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银行情绪指数的构建与分析 |
| 3.1 银行家调查问卷与原始指标选取 |
| 3.1.1 《银行家调查问卷报告》概述 |
| 3.1.2 银行情绪原始指标选取 |
| 3.1.3 银行情绪原始指标时期确定 |
| 3.2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银行情绪指数构建 |
| 3.2.1 主成分分析法 |
| 3.2.2 银行情绪指标合成结果分析 |
| 3.3 银行情绪指数的特征分析 |
| 3.3.1 银行情绪指数的周期波动分析 |
| 3.3.2 银行情绪指数的区制转换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银行情绪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 4.1 基于中国现实背景的银行情绪影响因素分析 |
| 4.2 研究假设与实证方法 |
| 4.2.1 研究假设 |
| 4.2.2 实证方案与方法 |
| 4.3 变量选取与处理 |
| 4.3.1 指标选取 |
| 4.3.2 数据处理 |
| 4.4 银行情绪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4.4.2 混频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分析 |
| 4.5 银行情绪影响因素的稳健性分析 |
| 4.5.1 相关性分析 |
| 4.5.2 低频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波动的实证检验 |
| 5.1 中国信贷供给内涵的变化 |
| 5.2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的假设提出 |
| 5.3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波动的实证方案设计 |
| 5.3.1 实证方案 |
| 5.3.2 实证方法概述 |
| 5.3.3 指标选取与处理 |
| 5.4 银行情绪影响信贷供给波动的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静态同步性结果分析 |
| 5.4.2 动态同步性结果分析 |
| 5.4.3 交叉谱结果分析 |
| 5.4.4 稳健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传递渠道分析 |
| 6.2 研究假设和实证方案 |
| 6.2.1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6.2.2 实证方案 |
| 6.2.3 指标选取与处理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
| 6.3.2 反事实结果分析 |
| 6.4 银行情绪影响经济周期的信贷供给传导机制的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银行情绪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检验 |
| 7.1 银行情绪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检验的假设提出 |
| 7.2 银行情绪异质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效应的实证方案 |
| 7.2.1 两区制TVAR模型 |
| 7.2.2 非线性检验 |
| 7.2.3 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
| 7.3 指标选择与处理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非线性检验结果 |
| 7.4.2 乐观-悲观情绪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7.4.3 理性-有限理性情绪模型的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直接投资及投资风险相关研究 |
| 1.2.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
| 1.2.3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识别研究 |
| 1.2.4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评估研究 |
| 1.2.5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对策措施研究 |
| 1.2.6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结构安排和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 |
| 2.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进展 |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2.1.2 “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 |
| 2.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 2.2.1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逐步趋缓 |
| 2.2.2 区位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 |
| 2.2.3 投资行业日趋多元化、升级化 |
| 2.2.4 承包工程和并购项目持续增多 |
| 2.3 “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
| 2.3.1 市场寻求动因 |
| 2.3.2 资源获取动因 |
| 2.3.3 效率寻求动因 |
| 2.3.4 技术寻求动因 |
| 2.3.5 竞争优势动因 |
| 2.4 “一带一路”建设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
| 2.4.1 东道国政治条件复杂 |
| 2.4.2 企业融资渠道有限 |
| 2.4.3 东道国对特定行业投资的限制 |
| 2.4.4 法律制度存在差异 |
| 2.4.5 外部因素导致竞争博弈加剧 |
| 第3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 |
| 3.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界定 |
| 3.1.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含义 |
| 3.1.2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一般特征 |
| 3.2 风险识别的原则及方法 |
| 3.2.1 风险识别的原则 |
| 3.2.2 风险识别的方法 |
| 3.3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类型 |
| 3.3.1 宏观环境风险 |
| 3.3.2 企业层面风险 |
| 3.4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特殊性 |
| 第4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东道国视角 |
| 4.1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分布特征 |
| 4.2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方法—CROIC-IWEP国家风险评级方法 |
| 4.3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1 经济基础指标 |
| 4.3.2 偿债能力指标 |
| 4.3.3 社会弹性指标 |
| 4.3.4 政治风险指标 |
| 4.3.5 对华关系指标 |
| 4.4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的数据处理方法 |
| 4.5 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
| 4.5.1 经济基础指标 |
| 4.5.2 偿债能力指标 |
| 4.5.3 社会弹性指标 |
| 4.5.4 政治风险指标 |
| 4.5.5 对华关系指标 |
| 4.5.6 综合指标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企业视角 |
| 5.1 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
| 5.1.1 构建原则 |
| 5.1.2 投资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
| 5.2 风险评估方法的选择 |
| 5.2.1 层次分析法(AHP) |
| 5.2.2 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
| 5.2.3 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 |
| 5.3 企业“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评估 |
| 5.3.1 基于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
| 5.3.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风险评估 |
| 5.3.3 评估结果分析 |
| 5.4 风险因素对“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投资绩效的影响 |
| 5.4.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4.2 指标预测 |
| 5.4.3 数据处理 |
| 5.4.4 实证分析 |
| 第6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 |
| 6.1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现状 |
| 6.2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体系 |
| 6.2.1 风险评估系统 |
| 6.2.2 风险预警系统 |
| 6.2.3 风险处置系统 |
| 6.3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 |
| 6.3.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 |
| 6.3.2 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对策 |
| 第7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9）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 论文研究工作量 |
| 2 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分类及分解方法 |
| 2.1 经济周期的概念 |
| 2.2 不同尺度经济周期理论 |
| 2.3 各种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与嵌套 |
| 2.4 古典周期、增长周期与增长率周期 |
| 2.5 周期的分解方法 |
| 3 经济长波下的矿业长周期波动 |
| 3.1 各种理论对经济长波的研究和划分 |
| 3.2 经济长波与矿业长周期的划分 |
| 3.3 产业结构变动和主导产业转换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4 全球产业转移和工业化国家（地区）轮动与矿业长周期的形成 |
| 3.5 经济和矿业长周期与国际政治格局变迁 |
| 3.6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人口结构变化的矿业中长周期波动 |
| 4.1 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理论 |
| 4.2 中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3 日本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4 美国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周期、矿业周期 |
| 4.5 人口周期、人口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和矿业发展的原理 |
| 4.6 印度能否成为下一个全球矿业引擎? |
| 4.7 矿业中长周期与矿业长周期的关系 |
| 4.8 本章小节 |
| 5 经济中波下的矿业中周期波动 |
| 5.1 经济中波理论的提出和研究 |
| 5.2 全球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波 |
| 5.3 矿业中周期的划分 |
| 5.4 矿业中周期与美元指数、美国利率周期 |
| 5.5 矿业项目的勘探与建设周期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的经济中波与地勘投入周期 |
| 6.1 我国财政周期与经济波动周期 |
| 6.2 地勘投入周期的划分 |
| 6.3 地勘投入和地勘周期的影响因素 |
| 6.4 历次地勘周期的深层经济政治因素分析 |
| 6.5 本章小节 |
| 7 矿业短周期与库存周期 |
| 7.1 库存周期与价格周期 |
| 7.2 中国的库存周期与矿产品价格/矿业短周期 |
| 7.3 库存周期的普遍存在: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短周期 |
| 7.4 1961年以来全球矿产品价格短周期的分解 |
| 7.5 本章小结 |
| 8 矿业周期的嵌套及预测 |
| 8.1 矿业周期的嵌套 |
| 8.2 矿业周期的预测 |
| 8.3 周期嵌套与经济危机、矿产品熊市的产生 |
| 9 对我国矿业产业发展的建议 |
| 9.1 国家矿业产业政策的制定与矿业周期 |
| 9.2 矿企利用矿业中周期逆周期开展矿业投资 |
| 9.3 矿业产业链企业利用矿业短周期避险、融资和投机 |
| 9.4 本章小结 |
| 10 结论 |
| 10.1 取得的主要成果 |
| 10.2 存在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2000年经济形势的预测（论文参考文献）
- [1]《江西日报》经济新闻报道框架研究（2015-2020）[D]. 李少如.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2]经济不确定性、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王国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合同效力认定中强制性规定的司法适用研究[D]. 牛安琪. 吉林大学, 2021(01)
- [4]经济制裁对目标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姜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6]中国电力消费的多维度特征研究与需求预测[D]. 光峰涛. 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20(06)
- [7]银行情绪、信贷供给与经济周期[D]. 丁尚宇. 吉林大学, 2020(08)
- [8]“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研究[D]. 高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9]全球矿业周期嵌套模型与我国矿业发展对策研究[D]. 张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