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中医药事业发展五十年大事记(续二)(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宁[2](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李博文,王凤翔[3](2020)在《黄河三角洲历代疫灾及其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上,黄河三角洲地区时常发生疫灾,尤以明清时期最为突出。其形成原因复杂多样,既包括水患、干旱、地震、蝗灾等自然因素,也与战乱、灾荒、经济状况、人口流动、卫生环境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使疫灾发生。疫灾造成大量的人口减耗,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卫生事业的进步,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杨臣[4](2020)在《清苑艺文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苑地处冀中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明清时期曾为保定之附郭邑,畿辅之要会。文化、教育一度繁荣。可谓人文荟萃,代不乏人。载入国史、地志之贤能者,为数不少,其中生前有着述遗留後世者亦占有较大比例。通过《清苑县志》可以查考清苑自古以来的着述文献以及文化发展等情况。清苑自建县以来,修县志数次,留存至今的有明嘉靖十七年刻《清苑县志》六卷,李廷宝纂修;清康熙十六年刻《清苑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时来敏修,郭棻等纂;清同治十二年刻《清苑县志》十八卷首一卷,李逢源修,诸崇俭纂;民国二十三年印《清苑县志》,金良骥、刘云亭修,姚寿昌纂。其中除[嘉靖]《清苑县志》未设置艺文类,其余各志皆有设立,但艺文多是诗文篇目的汇编,而非专录着作目录。[民国]《清苑县志》较之以往不同,设立了着述一门,着录着作二十四种,所收录并不全面,且其中与清苑无关联之着述数种也收录在内,有失恰当。本文之主体部分特查考搜1前人之着述,从现存各版《清苑县志》及其他相关文集、目录等着作中查考到清苑之着述百余种,并分别按经、史、子、集、丛书、西学六部分加以着录,且只着录1949年之前的清苑着述。其中,经部着作涉及易类、诗类、礼类、春秋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史部着作涉及纪事本末类、传记类、诏令奏议类、地理类、政书类、金石类;子部着作涉及儒家类、兵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集部着作涉及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丛书部两种;西学部三种。以上各类书中,以史部地理类地方志的修纂及集部别集类的成就最为突出。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第二部分介绍清苑之建置、地理范围、教育及科举、藏书及刻书等概况;第三部分为主体部分,着录广为搜1到的建国之前的清苑着述;第四部分对清苑着述做了综合的探究;第五部分对着述中的三种重要的且他人未曾专门研究的文献进行较为详细的个案考述,以期从整体到局部全面反映清苑着述之面貌。最後为结语。
徐放[5](2019)在《泰山风景园林理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风景园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社会不断交织融合,为后世积累了丰饶的财富。泰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丰富的自然、人文条件,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泰山风景园林。自然山水结构和封禅、儒、释、道文化都对泰山风景园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风景园林学角度,传承历史上“大泰山”的概念,系统的分析泰山风景园林理法,有助于理清泰山风景园林的自然和文化背景,推动泰山的保护和发展,助力地域性景观研究。1.论文首先根据泰山现状、历史文献、现代研究,对风景园林设计理法研究范围进行确定,提出泰山的风景园林研究,应借助历史学中“大泰山”的概念,将泰山主山与泰山周边群山都包括进来,确保泰山风景园林设计理法研究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对泰山文化、理法的含义进行了研究,梳理了泰山文化中祭祀、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发展、内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整理出了历代帝王祭祀泰山大事表、泰山道教大事记,明晰了泰山风景园林的历史源流,为风景园林设计理法的研究做好了时间轴上的铺垫。2.泰山风景园林以山水为骨架发展,但古籍记载的山水方位现今多已遗失,导致相地、选址的研究没有依托。论文对泰山的自然山水方位进行了研究。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对各种古籍古文的考察、辨析,对泰山山水景观进行考证、辨明、归纳、总结,总结成表,并且结合现代测绘的地形图,推测绘制了泰山主山的山峰位置全图,理清了泰山风景园林发展依托的主要脉络。同时按照时间顺序,以同样的方法对泰山人文景观进行考辨,绘制了泰山主山古代景观分布图,理清了泰山人文景观发展的脉络。提出:自然山水脉络是泰山风景园林确定位置的横向“凭藉”,历史人文脉络是泰山风景园林长久发展的纵向“凭藉”。横向和纵向立体地了解泰山,泰山风景园林设计理法的研究才能切实可行。同时,弥补了部分泰山研究基础资料的空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依据。3.在研究泰山山水的基础之上,以“借景”为核心,相地、问名、立意、布局、理微、余韵为序列,对泰山的风景园林理法进行研究。其中相地、布局、理微结合山水的景观特征与园林案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问名、立意、余韵的研究穿插于其中。对已经整理好的泰山山水系统进行“相地”,总结归纳了泰山山水的自然景观特点。岱顶山水的景观特点为:群峰簇拥,仙境自成;高低陡峻,各有千秋;奇石山洞,平添情趣;泉水发源,钟灵毓秀;远近四方,皆可瞻景。岱阳山水的景观特点为:三收三放,峰回路转;风清疏朗,景色各异;寻山而上,各具特色;竹苞松茂,物华天宝;高低缓急,山水相映。岱阴山水的景观特点为:群峰紧绕,犬牙交错;峪水清幽,松树茂盛;冰牢深深,孤山诡谲;室外桃源,清静之地。泰山周边群山的景观特点为:众山皆小,泰山自大;取静避喧,佛道有灵。然后以时间为线索,根据泰山人文景观的变迁过程,将其发展分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至明清三个时期,并结合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析了人文景观在各个时期是如何根据自然景观特点来“布局”的。最后,结合研究现状,选取了8个与自然山水特点结合的比较紧密的泰山园林和建筑作为典型案例。这些案例从人文景观背景上包含了道教、佛教、封禅、民间传说四种类型,从时间线上包含了秦汉到晚晴时期,从立地条件上包含了泰山主山的典型山水空间条件与泰山周边群山,确保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通过古籍考证、实地调研等方法,分别研究了这些单体是如何“理微”。以点带面,用单体研究进一步明晰风景园林设计理法,并对有价值的园林和建筑进行了实测或复原。4.通过横向、纵向、由面及点的对泰山风景园林理法进行研究后,在最后的讨论中,对论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泰山当前发展的问题在于:岱顶旅游负荷过重,泰山周边山体开发保护不足。并从风景园林学角度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希冀以此传承和弘扬泰山文化。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成果创新。文献研究结合实地调研,绘制了泰山主山的山峰位置全图、泰山景观区位图,整理出了泰山帝王祭祀表与道教大事记,并结合泰山景观研究文献,实测了多处泰山园林和建筑,填补了部分泰山风景园林单体研究的空白,同时为其他泰山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基础资料。2.研究角度创新。引入多元技术分析泰山自然景观特征和历史文化脉络,将“大泰山”概念引入泰山风景园林研究,保证了泰山风景园林研究的完整性。同时分析了泰山人文景观的发展历史,提出了多核心的泰山区域人文景观布局,推断了泰山古代游览路线系统,并结合泰山最新的景区规划成果,提出了给出了泰山区域风景园林发展建议。
罗菲[6](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刘洋[7](2017)在《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着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本文以具有独特历史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的传统中医,面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又一次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革命,需要再次审视其发展规律,完善中医体制化建设。
孙蕴[8](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认为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张勇[9](2017)在《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表明在历史上,开封曾经是七朝古都,且自元、明、清、中华民国以至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河南的政治中心。但自清始,其省会地位曾发生过动摇。清初,迫于明末黄河决口造成的破坏,开封各级衙署被迫迁出。晚清时期,由于黄河水患,道光皇帝曾提出迁移河南省会之议。抗战时期,迫于日寇的威胁,河南省会被迫迁出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全国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历史背景下,由于郑州市具有位于河南省适中位置、处于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矿产资源丰富等发展经济的优势,而开封则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比如资源匮乏、处于黄泛区中心位置、面临黄河水患威胁等。两市的发展前景反差巨大,为了发展河南地方经济、实现工业化,方便对全省工作的领导尤其是城市工作的领导,河南省地方领导向中央提出省会由开封迁郑州请求,并获得批准。河南省政府在1950年就开始将郑州市作为未来省会进行规划,但由于当时计划经济还未开始,国家没有大的建设任务,河南省以及郑州市只能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小规模建设。1952年9月19日郑州市被中央批准为河南省会,自1953年开始,省政府聘请苏联专家对郑州市进行了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在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下,郑州市开始了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方面的全面建设,为省会迁移做准备。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省会的迁移给开封市的经济以及群众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开封市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才克服了困难。郑州市为迎接省会迁郑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市政建设、整顿交通秩序、加强物资供应等,保证了河南省直机关顺利迁郑州。河南省委为省直机关的迁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对因省会迁移而产生的人事与组织关系变更,省委组织部也进行了适当地调整。省会迁走后,为了解决开封市的城市定位问题以及尽量减轻省会迁离对开封市经济的影响,河南省委决定将郑州地委专署由荥阳迁往开封市;在开封市的帮助下,郑州地委专署顺利入驻开封市,并改名为开封专区。河南省会迁移后留下的房产以及场地由开封市负责接收,开封市接收后作了相应处置,并在接收过程中积极维护本市利益。省会迁移郑州促进了该市的快速发展。其经济蒸蒸日上、技术工人队伍迅速成长壮大,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教育事业发展迅猛,文化事业日趋繁荣,医疗卫生事业日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增强,从而使该市迅速成长为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新省会郑州市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一五计划时期中央与河南地方政府的大力投资以及随省会迁来的大批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力量的充实。开封市失去了省会地位,其经济发展缓慢,教育事业萎缩,文化事业衰落,卫生事业发展落后,人口数量增长迟缓、结构也趋向不合理。导致其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大批省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随省会迁离开封,极大地削弱了开封市城市发展的能力。一五期间,开封市属于非重点建设城市,其建设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开封市还必须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的发展。河南省会变迁对河南省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方面,省会变迁改变了河南省的城市布局,形成了以郑州市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历史基础;同时省会变迁也导致了开封市经济发展滞缓。在文化方面,省会变迁使河南传统的文化中心发生转移,从而产生双面性作用,对河南省的文化传播产生影响。在教育方面,省会变迁也是导致河南省高等教育发展滞后、名校缺失的原因之一。总之,省会作为一个区域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它的变迁必将对该区域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我国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型国家,故全国政治中心享有支配资源的绝对优势,然后依次是省级区域政治中心、地区级区域政治中心、县级区域政治中心等。每级行政中心在本辖区内享有支配资源的相对优势。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意味着城市发展资源集聚中心的转移。因此,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往往各方面发展较快,而失去区域政治中心的城市则发展缓慢,或者从此衰落。同时区域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对该区域整体城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吉艳艳[10](2016)在《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学生教育是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来华国际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对我国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高教事业国际化、抢夺国际人才资源、增加国际贸易收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不仅受我国稳定的社会局面、较强的综合国力,生源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双边贸易,中国的奖学金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认可、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大致经历了初创、中断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建国初期至1966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其教育管理实行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其时来华学生规模小,生源国仅限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少数非洲国家和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接收院校少,教育层次普遍较低,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语言和理工类学科。1966年至1972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中断。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与多国建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于1973年正式恢复大规模招收来华国际学生。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来华国际学生实行教育教学和管理的体制也由单一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国际学生规模迅速增加,生源国几乎涵盖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学生层次均匀分布,学习专业几乎涵盖中国对国际学生开放的所有专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世界人民对中国认知的提高,来华国际学生规模仍会呈现增加的趋势。然而在来华留学的新发展态势中,许多来华国际学生教育问题也随之产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如外语授课课程体系的建设、师资整体水平的提升、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善等。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要取得长足发展,保证“2020年50万”目标的顺利实现,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本文在分析总结1973年以来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现实意义、研究价值;对本文研究对象及来华国际学生进行界定,并对选题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对已有的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及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基础。此部分主要介绍现代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即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发展状况,生源结构、经费来源、接收院校分布、专业结构等,并总结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特点。第三部分:新时期(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之演变。本部分主要从1973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介绍了1973年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时代背景;介绍了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并分析1973年—2013年封闭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逐渐过渡到以高等院校为办学主体的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如招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制度、实行来华国际学生学位制度、学籍和学历管理制度、汉语水平考试和预科学习制度等。第四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来”之影响因素,“来”之源以及“来”之途径。本部分首先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来华国际学生的影响因素,如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外交关系、教育质量、就业和创业环境等;然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结构和洲别分布;最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的经费来源,如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交换生及自费生规模及分布等。第五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学”在哪里、学什么以及以什么身份学的问题,从而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来华国际学生接受院校分布、专业分布及学历结构等。第六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本部分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对来华国际学生的“管”,主要阐述了高等院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管理、日常生活管理、政治管理、实习管理及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管理等。第七部分:总结与反思。本部分将总结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反思国际学生教育中的问题,并与国际上国际学生教育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以期得出历史经验、提出发展要求,即提出寻求适合于我国当前及未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建议。
二、山东省中医药事业发展五十年大事记(续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东省中医药事业发展五十年大事记(续二)(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黄河三角洲历代疫灾及其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一、历史上的黄河三角洲疫灾 |
二、历史上黄河三角洲疫灾成因 |
(一)自然因素 |
(二)社会因素 |
三、历史上黄河三角洲疫灾影响 |
(4)清苑艺文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现状 |
1.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意义及创新点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二章 清苑之概况 |
2.1 清苑之建置浅探 |
2.2 清苑之地理范围略述 |
2.3 清苑之教育及科举 |
2.4 清苑私家藏书及刻书 |
第三章 清苑着述总目 |
凡例 |
3.1 经部着述 |
易类 |
诗类 |
礼类 |
春秋类 |
群经总义类 |
四书类 |
3.2 史部着述 |
纪事本末类 |
传记类 |
诏令奏议类 |
地理类 |
政书类 |
金石类 |
3.3 子部着述 |
儒家类 |
兵家类 |
医家类 |
天文算法类 |
术数类 |
艺术类 |
谱录类 |
杂家类 |
3.4 集部着述 |
别集类 |
总集类 |
诗文评类 |
词曲类 |
3.5 丛书部着述 |
3.6 西学部着述 |
第四章 清苑着述情况综合探究 |
4.1 着者群体探析 |
4.2 着述类别探析 |
4.3 着述情况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探析 |
第五章 三种重要文献之考述 |
5.1 [嘉靖]《清苑县志》考述 |
5.2 高鐈《渊颖集》考述 |
5.3 陈僖《燕山草堂集》考述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清苑部分现存之金石碑刻 |
附录二 人名索引 |
附录三 书名索引 |
附录四 部分书影 |
致谢 |
(5)泰山风景园林理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 |
1.2.1 泰山相关研究 |
1.2.2 园林设计理法相关研究 |
1.2.3 风景园林相关研究 |
1.3 研究的内容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5 论文框架 |
1.6 凡例 |
2. 泰山风景园林理法研究范围 |
2.1 风景园林设计理法的含义 |
2.2 泰山风景园林理法研究的完整性 |
2.3 泰山之大论 |
2.4 历史文化视野下的“大泰山”区域 |
2.5 山水名录记 |
2.5.1 以山水为记的泰山风景 |
2.5.2 泰山山水范围 |
2.6 地图记载考 |
2.7 泰山风景名胜区范围 |
2.8 研究范围划定 |
3. 泰山概况 |
3.1 泰山自然遗产 |
3.1.1 泰山地质景观资源 |
3.1.2 泰山水文景观资源 |
3.1.3 泰山气象景观资源 |
3.1.4 泰山植物景观资源 |
3.2 泰山文化遗产 |
3.2.1 齐鲁地区产生的远古文化 |
3.2.2 泰山孕育的祭祀文化 |
3.2.3 封禅礼制的成形与发展 |
3.2.4 封禅终止与其他祭祀方式的延续 |
3.2.5 儒释道思想与泰山 |
3.2.6 小结 |
3.3 泰山风景园林现状 |
3.3.1 泰山景点分布现状 |
3.3.2 现存宗教建筑、碑刻统计 |
4. 泰山山水方位考 |
4.1 研究意义和区域划分 |
4.2 岱顶山水方位 |
4.3 岱阳山水方位 |
4.4 岱阴山水方位 |
4.5 大泰山周边群山 |
5. 泰山自然景观特征 |
5.1 岱顶山水:峰拥仙境,泉水之源 |
5.1.1 群峰簇拥,仙境自成 |
5.1.2 高低陡峻,各有千秋 |
5.1.3 奇石山洞,平添情趣 |
5.1.4 泉水发源,钟灵毓秀 |
5.1.5 远近四方,皆可瞻景 |
5.2 岱阳山水:山水交映,人文汇聚 |
5.2.1 三收三放,峰回路转 |
5.2.2 风清疏朗,景色各异 |
5.2.3 寻山而上,各具特色 |
5.2.4 竹苞松茂,物华天宝 |
5.2.5 高低缓急,山水相映 |
5.3 岱阴山水:群山交错,水幽松茂 |
5.3.1 群峰紧绕,犬牙交错 |
5.3.2 峪水清幽,松树茂盛 |
5.3.3 冰牢深深,孤山诡谲 |
5.3.4 室外桃源,清静之地 |
5.4 周边群山:众星拱月,佛道避喧 |
5.4.1 众山皆小,泰山自大 |
5.4.2 取景避喧,佛道有灵 |
5.5 小结 |
6. 泰山人文景观历史源流 |
6.1 先秦时期 |
6.1.1 先秦泰山祭祀 |
6.1.2 周明堂 |
6.1.3 先秦泰山登山线路 |
6.1.4 春秋建筑遗址 |
6.1.5 小结 |
6.2 秦汉时期 |
6.2.1 封禅祭坛 |
6.2.2 汉武帝明堂 |
6.2.3 宗教景观起源 |
6.2.4 小结 |
6.3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 |
6.3.1 岱顶人文景观 |
6.3.2 岱阳人文景观 |
6.3.3 岱阴人文景观 |
6.3.4 泰山周边群山人文景观 |
6.3.5 小结 |
7. 泰山人文景观选址分析 |
7.1 泰山古今游览路线的发展 |
7.2 泰山主山人文景观密度 |
7.3 岱顶、十八盘人文景观分布 |
7.4 泰山周边群山的辅助作用 |
7.5 泰山人文景观布局分析 |
8. 泰山典型园林和建筑 |
8.1 碧霞祠 |
8.1.1 碧霞元君祠现今形制 |
8.1.2 碧霞祠历史沿革 |
8.1.3 历代碧霞祠异同 |
8.1.4 小结 |
8.2 秦汉封禅台 |
8.2.1 封禅祭坛绝世原因 |
8.2.2 帝王登封台 |
8.2.3 帝王禅地方丘 |
8.2.4 小结 |
8.3 蒿里山神祠 |
8.3.1 蒿里山神祠方位 |
8.3.2 蒿里山神祠历史沿革 |
8.3.3 蒿里山神祠布局 |
8.3.4 祭祀对象考 |
8.3.5 小结 |
8.4 斗母宫、壶天阁 |
8.4.1 依山傍水——斗母宫 |
8.4.2 壶天仙境——壶天阁 |
8.4.3 小结 |
8.5 竹林寺、三阳观、王母池 |
8.5.1 竹林寺 |
8.5.2 三阳观 |
8.5.3 王母池 |
8.6 小结 |
9. 讨论 |
9.1 泰山山水脉络的基础作用 |
9.2 快捷登山路线的合理性 |
9.3 南侧中路景观线的开发 |
9.4 泰山风景园林的多核发展 |
10. 结语 |
10.1 主要研究成果 |
10.2 论文主要创新点 |
10.3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表1: 泰山山水表 |
附表2: 岱顶山水景观表 |
附表3: 岱阳山水景观表 |
附表4: 岱阴山水景观表 |
附表5: 泰山周边群山山水景观表 |
附表6: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岱顶人文景观表 |
附表7: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岱阳人文景观表 |
附表8: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岱阴文景观表 |
附表9: 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泰山周边群山人文景观表 |
附录1: 历代帝王泰山祭祀大事表 |
附录2: 泰山道教大事记 |
附录3: 泰山自然山水方位表 |
附录4: 泰山古迹位置表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攻读博士期间获得的主要成果 |
致谢 |
(6)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1. 缘起 |
1.1 选题依据 |
1.2 选题意义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2. 前人研究述评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3.3 研究目的 |
3.4 研究意义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4.1 研究内容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4.3 创新之处 |
5. 文献资料 |
5.1 文献来源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4. 小结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6. 小结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2. 学校教育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5. 小结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4. 小结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3. 小结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3. 小结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5.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详细摘要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意义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0.3 研究思路 |
0.4 方法与创新 |
0.5 概念释名 |
第一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 |
1.1 近代化思潮对中医的影响 |
1.1.1 海防思潮下的中西医参合 |
1.1.2“中体西用”思潮下的中西医汇通 |
1.1.3 维新变法后的中医改良 |
1.1.4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医科学化 |
1.2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发轫 |
1.2.1 社会制度与中医的关系 |
1.2.2 近代中医社团的建立 |
1.2.3 近代中医教育的开展 |
1.2.4 近代中医医疗机构的创设 |
1.2.5 近代中医期刊的发行 |
1.3 近代山西的医疗卫生状况 |
1.3.1 山西悠久的中医药历史 |
1.3.2 近代山西的医疗体系 |
1.3.3 近代山西的卫生防疫 |
1.4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背景 |
1.4.1 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传统 |
1.4.2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 |
1.4.3 重要幕僚和在晋中医的影响 |
1.4.4 卫生经济的现实需要 |
1.5 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的特点 |
1.5.1 远大的目标 |
1.5.2 合理的原则 |
1.5.3 体制化的方向 |
1.6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研究团体:从创建到改组 |
2.1 兼容并蓄中逆袭创设(1919-1929) |
2.1.1 官办社团的特征 |
2.1.2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设经过 |
2.1.3 理事为中心的中医学共同体 |
2.2 历经坎坷后改弦更张(1930-1937) |
2.2.1 改组原因及过程 |
2.2.2 会员和分会制度的完善 |
2.2.3 中医师职业团体的雏形 |
2.3 宗旨:从“改进”到“科学化”的嬗变 |
2.3.1 成立初期:弘扬与改进 |
2.3.2“中西医论战”中:衷中参西 |
2.3.3“废止中医案”后:科学化的提出 |
2.4 系统全面的研究规范 |
2.4.1 不断完善的制度规程 |
2.4.2 持之以恒的研究例会 |
2.4.3 行之有效的学术奖励 |
2.5 源于西学的研究思路 |
2.5.1 引进还原论思维:分级与分科 |
2.5.2 实证主义方法 |
2.5.3 开放包容的研究态度:中西医兼容 |
2.6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医学教育:实践与机制 |
3.1 中西医兼业: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和晋城医学馆 |
3.1.1 山西医学专门学堂 |
3.1.2 晋城医学馆 |
3.2 分层培养:山西医学传习所与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2.1 山西医学传习所 |
3.2.2 山西医学专门学校 |
3.3 改弦易辙: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到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3.1 山西医学专科学校 |
3.3.2 私立山西川至医学专科学校 |
3.4 建立中医学制的探索 |
3.4.1 编订课程和教材 |
3.4.2 加入近代学制 |
3.5 借鉴西医的中医教育模式 |
3.5.1 中西医并行教授 |
3.5.2 初试中医护理教育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医疗与卫生:从医院到社会 |
4.1 引进西医理念的中医院 |
4.2 养病室在中医医院的设立 |
4.3 院感管理制度的雏形 |
4.4 中医防疫的体制化实践 |
4.4.1 中医参与防疫的背景 |
4.4.2 疫情报告制度的建立 |
4.5 中医退出传染病防控的原因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体制化的社会行动:联合与抗争 |
5.1 面对“管理医士规则”秉持 |
5.2 在加入教育体系中凸显 |
5.3 在“存废之争”中联合 |
5.4 为设立中央国医馆呼号 |
5.5 中医体制化构想的提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学术传播交流:期刊与书籍 |
6.1 编辑出版期刊 |
6.1.1 《医学杂志》的出版 |
6.1.2 《医学杂志》的发行 |
6.1.3 《医学杂志》的编者 |
6.1.4 《医学杂志》的作者 |
6.2 从“改进”向“科学化”的调适 |
6.2.1 办刊宗旨 |
6.2.2 栏目设置 |
6.2.3 文章主题 |
6.2.4 作者倾向 |
6.3 征集审查民间验方 |
6.3.1 民间验方的征集活动 |
6.3.2 严谨合理的审查程序 |
6.3.3“贱便验”为纲的收录标准 |
6.3.4 《审查征集验方》的社会影响 |
6.4 出版发行名家论着 |
6.4.1 彭承祖的《圆运动的古中医学》 |
6.4.2 赵缉庵与《针灸传真》 |
6.4.3 杨百城及《灵素生理新论》 |
6.4.4 时逸人和《中国时令病学》 |
6.5 革新中医学术交流 |
6.5.1 转变交流思想 |
6.5.2 初建引文规范 |
6.5.3 丰富交流途径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近代中医体制化的启示 |
7.1 官办背景成就了中医体制化的独特样本 |
7.2 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助力中医体制化发展 |
7.3 中医体制化的思想在抗争过程中凸显 |
7.4 制度变迁导致产生近代中西医二元格局 |
7.5 中医体制化建设要规避中医科学化的悖论 |
7.6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中医改进研究会重要管理制度规章 |
附录2 中医改进研究会教育活动相关资料 |
附录3 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疗卫生相关资料 |
附录4 中医改进研究会社会行动相关资料 |
附录5 中医改进研究会学术传播相关资料 |
附录6 《医学杂志》全期目录 |
附录7 近代山西医学人物小传及名录 |
附录8 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一、行人司概述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一、朱睦(?)《经序录》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一、释藏目录 |
二、道藏目录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二、《录鬼簿续编》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六、吕天成《曲品》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二、官刻目录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余论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六) 类书的归置 |
(七) 丛书的归置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一) 经学与理学 |
(二) 史学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四) 医药学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研究回顾与分析 |
(一) 有关中国城市史的研究 |
(二) 国内有关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研究 |
(三) 海外及港台相关研究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创新点 |
四、研究对象与概念说明 |
(一) 研究对象 |
(二) 概念说明 |
第一章 河南省会变迁动因 |
第一节 开封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清、民国开封省会地位的动摇 |
一、清初驻开封各级衙署的被迫迁出 |
二、晚清时期的迁省会之议 |
三、民国时期河南省会的迁移 |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动因 |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河南省会迁移的国内经济背景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行政区划调整及省级行政中心变迁 |
三、郑州成为河南省新省会的优势 |
四、开封发展的瓶颈 |
五、河南省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契合 |
小结 |
第二章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与初步建设 |
第一节 郑州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郑州市的新省会规划 |
一、郑州市新省会的初步规划 |
二、苏联专家与新省会城市规划 |
第三节 新省会郑州市的初步建设 |
一、新省府工程 |
二、郑州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相关建设机构的变化 |
三、郑州市的全面建设任务 |
四、迅速壮大的基本建设队伍 |
五、坚持勤俭节约的建设原则 |
第四节 城市扩建中的征地 |
一、郑州市留用土地以及建设征地概况 |
二、郑州市土地征用相关政策及调整 |
三、郑州市征地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第五节 省内外积极支援新省会建设 |
一、郑州市各界的大力支援 |
二、郑州市群众积极为城市建设筹集资金 |
三、来自省内外的支援 |
小结 |
第三章 河南省会迁移过程及相关问题解决 |
第一节 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及政府应对 |
一、省会迁郑的部署 |
二、省会迁郑前开封市政府的调查工作 |
三、开封市受影响群众对省会迁移的反映 |
四、省会迁移对开封民生经济的影响 |
五、开封市政府应对民生经济困难的对策 |
第二节 郑州市迎接河南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一、省会迁郑筹备机构的成立 |
二、郑州市迎接省会迁移的筹备工作 |
三、欢迎迁郑委员会对筹备工作的检查与督促 |
四、郑州市民众对筹备工作的积极响应 |
五、省会迁郑筹备工作的基本完成 |
第三节 省会迁移中的组织工作与组织关系调整 |
一、河南省委的动员与组织工作 |
二、留汴与迁郑:省委及政府的人事组织调整 |
第四节 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 |
一、郑州专区由荥阳迁开封 |
二、开封专区的成立以及专市关系 |
三、开封由省会转变为专区的影响 |
第五节 开封市政府接收迁郑单位移交房产场地及其处置 |
一、开封市政府对迁郑单位房产的接收 |
二、开封市对房产的处置与分配 |
三、房产及场地移交中的问题及解决 |
小结 |
第四章 新省会郑州市的崛起 |
第一节 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与技术工人成长 |
一、快速发展的工业经济 |
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
三、工人技术力量的成长 |
第二节 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 |
一、郑州市城市建设概况 |
二、郑州市快速发展的市政建设 |
三、郑州市政建设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第三节 与日俱进的教育事业 |
一、中等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的快速发展 |
二、从无到有的高等教育 |
三、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及体育事业的发展 |
四、稳中有进的基础教育 |
五、郑州市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原因分析 |
第四节 日趋繁荣的文化事业 |
一、省级文化科研机构迁郑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繁荣 |
二、文化娱乐基础设施的兴建促进了郑州文化事业的发展 |
第五节 日益改善的医疗卫生事业 |
一、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概况 |
二、郑州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
三、郑州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原因分析 |
第六节 郑州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原因分析 |
一、职工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提高 |
二、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 |
三、人民幸福感增强 |
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原因分析 |
小结 |
第五章 开封省会地位丧失与发展的滞缓 |
第一节 发展滞缓的经济 |
一、开封市与郑州市工业经济发展比较 |
二、开封市与郑州市投资额对比 |
三、作为非重点建设城市抽调力量支援重点建设城市 |
四、发展缺乏中央以及河南地方政府投资 |
第二节 总体萎缩的教育事业 |
一、发展迟缓的基础教育 |
二、停滞的职业教育 |
三、萎缩的高等教育 |
四、开封市教育发展滞后原因分析 |
第三节 文化发展走向衰落 |
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随省会迁郑州 |
二、文化娱乐设施发展的停滞 |
三、文艺表演团体的缩减 |
四、开封市文化发展衰落原因分析 |
第四节 卫生事业发展缓慢 |
一、发展滞缓的卫生事业 |
二、缩减的卫生事业经费 |
三、开封市卫生事业发展滞缓原因分析 |
第五节 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 |
一、开封市人口增减变化 |
二、开封市人口结构变化 |
三、开封市人口增长缓慢、结构趋向不合理原因分析 |
小结 |
第六章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第一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以郑州市为中心的老工业城市的发展 |
二、郑州市周围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 |
三、郑州市周边因资源而兴起的新兴省辖市 |
四、河南省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新兴工业基地 |
五、省会变迁对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第二节 省会变迁对河南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
一、文化中心的转移及其双面性作用 |
二、高等教育发展滞缓、名校缺失的缘由之一 |
三、省会变迁对河南省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分析 |
小结 |
结语 |
一、国内外政治中心城市变迁的历史考察 |
二、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关系 |
附录 |
附表一: 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 |
附表二: 民国开封黄河水患情况 |
附表三: 省直机关迁郑影响情况综合调查表 1954年7月5日 |
附表四: 郑州市城市人口调查表 |
附表五: 郑州市幼儿教育以及基础教育基本情况(含3个表格) |
附录一: 省府迁郑后对救济工作的安排 |
附录二: 关于欢迎省会迁郑各项筹备工作的报告 |
附录三: 郑州市欢迎迁郑委员会的三次筹备工作检查情况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致谢 |
(10)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由 |
(一)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意义重大 |
(二)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亟待历史总结 |
(三) 作者本人学研兴趣及工作需要 |
二、研究意义 |
三、概念解析 |
(一) 留学及来华留学 |
(二) 国际学生和来华国际学生 |
(三)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一) 研究历史回顾及研究队伍简介 |
(二) 研究成果简述 |
(三) 有待加强之处 |
五、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一) 研究思路 |
(二) 论文框架 |
六、研究方法及创新 |
(一) 研究方法 |
(二) 论文创新 |
第一章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基本情况(1949-1972) |
第一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本情况(1949-1972) |
一、早期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 |
二、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接收院校及分布专业情况 |
第二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探索(1949-1972) |
一、基本形成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体制 |
二、规范来华国际学生的学习和行为 |
三、完善高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 |
第三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主要特点 |
第二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的演变(1973—2013)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环境 |
一、外交形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
三、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
四、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态势 |
一、1973-1977年间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三、1990至今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制度变迁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各项制度的确立 |
二、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 |
第三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1973-2013) |
第一节 影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 |
一、推拉理论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二、从接收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拉力因素 |
三、从派出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推力因素 |
四、从来华学生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内力因素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三、1990年—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四、近40年间华国际学生生源国分布特点解析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经费来源情况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较为单一 |
二、1978—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逐渐多样化 |
第四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1973-2013)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接受院校分析 |
一、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院校 |
二、接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的院校 |
三、接收孔子学院奖学金生的院校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学科专业分析 |
一、由理工为主转向学科多样化 |
二、汉语学习及预科教育 |
三、开放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授课专业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类别及学历层次分析 |
一、对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生的入学要求 |
二、近40年间长期来华国际学生类别及学历层次分布 |
三、短期来华国际学生迅速增长 |
第五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1973-2013) |
第一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日常管理理念的演变 |
一、来华国际学生管理的“特殊化”阶段(1973-1990) |
二、来华国际学生管理规范化、人性化阶段(1990—2013) |
第二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教学管理的演变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安排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学习内容的规定 |
三、有关考勤、休学、退学等方面的规定 |
四、关于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定 |
五、关于考核和毕业要求的规定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社会管理之演变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与中国人交流和交往的管理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的假期及文体活动安排 |
三、来华国际学生的志愿者服务 |
第六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总结与检讨 |
第一节 历史实际得出的经验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二、合理的教育管理体制能促进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 |
三、教育质量是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生命线 |
四、对来华国际学生重管理,轻服务 |
第二节 现实发展提出的“要求” |
一、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
二、教育质量亟需提高 |
三、招生工作可以实行商业化运作 |
四、教育管理必须实现信息化 |
五、预科教育可完善其教育体制 |
六、建立来华国际学生自我管理体制和自我服务渠道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山东省中医药事业发展五十年大事记(续二)(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3]黄河三角洲历代疫灾及其影响——以地方志为中心[J]. 李博文,王凤翔. 滨州学院学报, 2020(03)
- [4]清苑艺文志研究[D]. 杨臣. 河北大学, 2020(08)
- [5]泰山风景园林理法研究[D]. 徐放.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4)
- [6]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
- [7]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 ——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D]. 刘洋. 山西大学, 2017(02)
- [8]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9]河南省会变迁研究(1951-1957) ——区域政治中心变迁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D]. 张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8)
- [10]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D]. 吉艳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