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脓肿3例诊治

一、脾脓肿的诊断和治疗3例（论文文献综述）

齐文旗,陈凉,葛勤敏,边帆^[1]（2021）在《感染性心内膜炎16例误诊分析》文中指出目的:分析感染性心内膜炎（IE）的临床特点及误诊原因、防范措施。方法:对16例曾误诊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本组确诊前出现发热16例,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10例,胸闷、气促5例,腹泻1例,头痛1例,腹痛1例;16例心脏听诊均可闻及心脏杂音。因发热、咳嗽、咳痰、胸闷、气促、腹痛、腹泻、头痛等被误诊为肺部感染8例,肺部感染伴心功能不全5例,胃肠炎1例,脑梗死合并肺部感染1例,脾脓肿1例。本组平均误诊时间9.4 d。本组按误诊疾病治疗后均效果不佳,后根据病史、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及心脏超声检查结果明确诊断IE,14例行手术治疗,2例为药物治疗,治疗2～3周后患者症状好转、生命体征平稳出院,门诊随访6～12个月,14例均预后好,2例死亡。结论:感染性心内膜炎临床表现多样,容易漏诊误诊。临床接诊发热患者特别是原因不明发热时,应加强心脏查体有助于诊断此病。加强病史询问及查体、及时完善相关检查是避免误诊误治的关键。

赵宝魁,刘刚,马彦寿,巴晓丽^[2]（2021）在《医源性脾梗死3例病例报告并临床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医源性脾梗死是临床工作中少见的疾患,近年来随着血管介入诊疗在临床的普及,其发病率有增高趋势。笔者对医院近期内发生的3例医源性脾梗死病例的临床资料、异位栓塞原因、临床表现、疾病转归等资料进行分析总结,探讨在临床工作中如何进一步避免医源性脾栓死的发生,以及其抢救治疗的临床经验。

刘真真^[3]（2020）在《肺炎克雷伯菌性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及菌株的分子流行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探讨肺炎克雷伯菌性肝脓肿（Klebsiella pneumoniae liverabscess,KPLA）的临床特征及其菌株的分子流行特点,以便对KPLA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理论指导。方法212株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KP）分离自2013年11月～2019年12月期间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患者。其中,分离自130例肝脓肿患者的130株KP归为LA-KP组（Liver Abscess-Causing Klebsiella pneumonia）,分离自82例非肝脓肿患者的82株KP归为n LA-KP组（non-Liver Abscess-Causing Klebsiella pneumonia）。所有菌株的鉴定及药敏实验使用法国梅里埃Vitek-2 Compact系统进行。菌株的高粘液表型检测采用粘液丝试验。菌株的荚膜血清型基因K1、K2和K5及毒力基因rmpA、aerobactin、peg-344和iucA通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进行扩增和测序确认。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方法分析引起肝脓肿的130株KP的同源性,并通过S1核酸酶切脉冲场凝胶电泳（S1-PFGE）检测菌株携带的质粒。基于二代Miseq测序平台获取3株LA-KP菌的iucABCD-iutA基因座序列,并利用软件分析。肝脓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采用回顾性方法。数据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23.0软件。结果（1）本次研究中的130例KPLA均为社区获得性感染,患者的中位年龄58（51～65.25）岁,以男性（64.62%）多见,发热（93.84%）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糖尿病（49.23%）为最多见的基础疾病。（2）CT显示,肝脏脓肿灶多位于肝右叶（76.15%）,多单发（82.31%）,最大直径范围以5～10 cm（60.00%）多见,其中31例（23.85%）可见气体。（3）在130例KPLA患者中,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血清白蛋白、空腹血糖等指标异常者分别为68.46%、77.69%、100%、50.81%、34.68%、31.45%、39.66%、56.69%及65.38%。另外,在130株KPLA患者分离的KP菌株中,除了2株产超光谱β-内酰胺酶（ESBLs）外,另外128株菌对多种临床常见的抗菌药物都敏感。（4）菌株的粘液丝试验阳性率在LA-KP组和n LA-KP组中分别为91.54%（119/130）和32.93%（27/82）,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该实验对KPLA诊断的准确度为82.08%。（5）PCR结果显示,K1、K2和K5荚膜血清型基因阳性的菌株在LA-KP组中分别占66.15%（86/130）、16.15%（21/130）和2.31%（3/130）,而在n LA-KP组中依次为19.51%（16/82）、10.98%（9/82）和1.22%（1/82）,K1、K1/K2、K1/K2/K5在LA-KP和nLA-KP中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K1/K2/K5三种血清型联合检测诊断KPLA的准确度高于单一血清型检测。（6）在LA-KP组中,毒力基因aerobactin、rmpA、peg-344同时阳性者占98.46%（128/130）,iucA基因阳性率达100%（130/130）,而在n LA-KP组中,这四个毒力基因阳性率依次为43.90%（36/82）、45.12%（37/82）、43.90%（36/82）和46.34%（38/82）,四个毒力基因在两组中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诊断LA-KP的准确度约82%。此外,相比非高粘液表型及其他荚膜血清型的菌株,高粘液表型及K1、K2荚膜血清型的菌株具有更高的毒力基因携带率。（7）MLST显示130株LA-KP共分为27个型别,主要为ST23型（47.69%,62/130）,其次为ST700型（16.92%,22/130）。（8）PFGE显示130株LA-KP共分为17群,A群（48.46%,63/130）菌株数最多,以K1/ST23为主,其次为B群（17.69%,23/130）,以K1/ST700为主。（9）S1-PFGE显示,多数LA-KP菌株携带1个质粒（72.31%,94/130）,大小以220kb（64.62%,84/130）为主,此外,还有部分菌株携带两个质粒（16.15%,21/130）或不携带质粒（11.54%,15/130）。（10）生物信息分析显示,菌株LA-KP019（NK/ST29）和LA-KP029（K1/ST23）的iucABCD-iutA基因座序列与参考质粒pK2044和p LVPK呈现100%的相似度,然而LA-KP046菌株（K1/ST700）的该基因座中除了iucA、iucB和iucC的核苷酸序列与前4个菌株完全一致外,其iucD基因的3’端核苷酸序列较其他菌株有57bp的延长,并且其iutA基因与其他菌株仅有92%的序列相似度。结论（1）KPLA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发热,多为肝右叶的单发病灶,常伴有糖尿病,而且多数分离株对临床常用抗生素敏感,因此,抗菌药物治疗时应优先考虑窄谱抗生素。（2）菌株的高粘液表型可以作为KPLA诊断的初筛指标,K1作为最主要的荚膜血清型与K2和K5的联合检测对诊断KPLA的准确度比单一血清型高,也具有辅助诊断价值。（3）与毒力相关的基因aerobactin、rmpA、peg-344和iucA在LA-KP组中的检出率较高,而且具有高粘液表型和K1、K2荚膜血清型的KP呈现较高的毒力基因携带率,这表明菌株粘液表型、荚膜血清型和毒力基因与KP引起肝脓肿的致病性相关联。（4）本研究中,LA-KP组以K1/ST23型KP为主,但出现了数量上仅次于前者的K1/ST700型,并且近年来检出例数逐渐增多,这与既往报道不同,应引起注意。（5）在LA-KP组中,多数菌株仅携带一个质粒,但少数未携带质粒的菌株也可检测到毒力基因,表明部分菌株的毒力基因可位于染色体上,即毒力基因具有潜在的横向和垂直传播的风险。（6）LA-KP046菌株（K1/ST700）的iucD和iutA基因序列与pK2044、p LVPK和LA-KP029（K1/ST23）菌株均不一致,这种差异是否会影响K1/ST700型菌株的毒力表达,从而与该型别在本院KPLA患者中的检出数逐渐增多有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何韵^[4]（2020）在《脾切除术后大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处理》文中研究指明背景和目的脾脏切除术是普外科最常见的手术之一,广泛应用于脾外伤、脾肿瘤（包括良性肿瘤如血管瘤、脾囊肿等,以及恶性肿瘤如淋巴瘤、肉瘤等）、脾局部感染、肝内型门静脉高压症合并脾功能亢进者、肝外型门静脉高压症（如脾动脉瘤、脾动静脉瘘及脾静脉血栓等）引起的充血性脾肿大者以及各种血液系统疾病引起的脾功能亢进。目前的脾切除术式主要有传统的开腹脾切除术、腹腔镜脾切除以及机器人脾切除术,切除范围包括全脾切除和部分脾切除。脾切除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主要包括腹部并发症（如术后腹腔出血、膈下脓肿、术后急性胰腺炎等）、肺部并发症（如肺不张、肺部感染等）以及其他并发症（如脾静脉炎、血栓-栓塞并发症、脾切除术后凶险性感染等）。脾切除术后腹腔出血是发生率相对较低但是致死率较高的一类并发症,多数发生在术后24h以内,当出血量不大时一般可以通过补充凝血因子、输血、止血药物应用及对症治疗改善,而严重的术后短时间内大出血可出现血流动力学障碍、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此时往往需要二次手术止血。本研究通过观察行脾切除手术的患者的基本资料、病例特点等,来探讨脾切除术后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及处理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2013年-2019年收治的387例行脾切除手术的病例资料,包括一般资料、术前相关检查资料、术后出血情况及处理措施,总结出脾切除术后大出血相关危险因素及处理方法。结果387例患者均顺利完成脾切除手术,其中出现术后大出血并发症者25例（6.4%）,死亡病例0例。术后大出血病例中17例为术后24小时内出血（其中6h以内4例,6-12h以内2例,12-24h以内11例）,4例为术后24h-3d内,>3d者4例。所有出血病例均行二次剖腹探查术止血,术中探查发现脾蒂残端出血8例,脾窝及创面渗血8例,膈肌出血3例,网膜血管出血1例,腹壁出血3例（1例为腹壁肌肉出血,2例为锥孔出血）,2例探查阴性。所有出血均经压迫、缝扎联合止血,2例探查阴性者于可疑处缝扎止血,术后出血患者经二次手术止血均获成功。经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性别、脾脏体积、术前血小板、术前血浆凝血酶原时间、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冠心病病史、原发疾病类型、肝功能是脾切除手术后出血的相关危险因素（p<0.05）,经多因素分析显示,肝功能异常程度及脾脏体积是脾切除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OR值的估计值分别为1.001、0.096（肝功能轻度受损和肝功能正常相比）、9.515（肝功能中度受损和肝功能正常相比）,OR的95%置信区间分别为（1.049-1.655）、（0.008-1.132）、（1.270-71.312）。结论脾切除术后出血与患者性别、脾脏体积、术前血小板、术前血浆凝血酶原时间、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冠心病病史、原发疾病类型、肝功能等有一定相关性,而肝功能异常程度及脾脏体积是脾切除术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刘芹^[5]（2020）在《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治疗门脉高压症疗效的初步探讨》文中提出[目 的]通过回顾性对比分析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切除术,初步探讨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的临床疗效。[方 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19年1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诊断为PHT合并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及脾功能亢进且行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与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切除术的患者。分析比较两组间性别、年龄,（1）术前指标:Child-Pugh肝功能分级、脾的纵向直径、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小板（PLT）、血红蛋白（HB）浓度,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凝血酶原时间（PT）;（2）术中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和术中是否输血;（3）术后指标:术后住院天数、术后并发症（再出血、肺部感染、腹腔脓肿、门静脉血栓）发生率,术后第1、3、7、10天的WBC、RBC、HB、PLT、ALT、AST,术后第7天、术后3月、术后1年脾的纵向直径,术后3月、1年内上消化道再出血发生率及生存情况。[结 果]PHT合并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及脾功能亢进患者共45例,其中行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10例为A组,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切除术35例为B组。A组与B组在性别、年龄上无明显差异;（1）术前指标:肝功能分级、术前脾脏长径等指标均无明显差异。（2）术中指标:A组术中平均出血量为320±78.88ml,B组术中平均出血量为1473±1438.69ml,A组平均出血量较B组少,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平均手术时长为247.5±70.68min,B组平均手术时长为408.85±131.12min,A组平均手术时长较B组短,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术中有1例患者进行输血,9例未输血,B组术中有27例患者进行输血,8例未输血,二者比较得x2值为14.917,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术后指标:①术后实验室指标比较:A组术后3d、7d、10d PLT 分别为（149.20±43.78）× 109/L、（220.30±73.57）× 109/L、（256.00±42.23）×109L,B组术后3d、7d、10d PLT为（304.61±120.68）×109/L、（327.84±98.99）×109/L、（443.92±68.44）× 109/L,A 组术后第3、7、10天PLT明显小于B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组术后1d PT为15.4±2.05s,B组术后1d PT为18.69±2.68s,A组术后第1天PT明显小于B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术后住院天数:A组平均术后住院天数为10.20±0.92d,B组平均术后住院天数为16.08±1.61d,A组术后住院天数明显小于B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术后脾脏长径:术后3月、1年平均脾脏长径为13.43±0.94cm、11.35±0.58cm,A组术后3月、1年平均脾脏长径较术前平均脾脏长径减小,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术后Child-pugh肝功能分级:A组与B组术后Child-pugh肝功能分级比较:A组Child A级共8例,Child B级2名;B组Child A级共13例,Child B级22名,二者比较得x2值为5.74,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⑤术后并发症:A组发生并发症总例数为2例,B组发生并发症总例数为20例,二者比较并发症发生率得x 2值为4.294,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有肺部感染2例,B组有肺部感染3例,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有门静脉血栓1例,B组有门静脉血栓11例,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B组均无再出血患者,A组无脾脓肿患者。45例患者随访至今生存状况均良好。[结 论]本研究结果初步表明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与贲门血管离断术加脾切除术相比较,可能具有保留脾脏及其功能,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减少输血率、减小对肝功能的影响,且术后血小板异常升高水平较低,术后恢复快、并发症发生较少,住院时间短等优点。但因实施例数较少,尚无临床大规模系统研究结果,需进一步观察其疗效、远期效果及并发症。

王广川^[6]（2019）在《胃底静脉曲张的血流动力学特点及个体化介入治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和目的 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严重并发症,随疾病进展,胃静脉曲张破裂致消化道出血严重威胁患者生命。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虽仅占所有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10-20%,但其死亡率更高,预后常常比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更差,是目前门静脉高压消化道出血治疗的难题。尤其是胃底静脉曲张,即Sarin分型中的GOV-2型和IGV-1型,目前指南和共识中对其治疗的推荐意见尚未统一。因此,胃底静脉曲张的治疗是目前临床工作中的难点,也是临床研究的热点内容。血流动力学特点是决定胃底静脉曲张疗效的重要因素。针对不同血流动力学特点的胃底静脉曲张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对减少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及再出血,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此,有必要针对胃底静脉曲张的血流动力学特点及基于此优化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查阅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报道,我们发现目前亟待研究的问题包括:既往研究中未关注不同类型胃底静脉曲张之间血流动力学特点的差别;目前对于胃底静脉曲张虽有多种治疗方法,但是如何基于胃底静脉曲张血流动力学特点对治疗方案进行优化,寻找不同治疗方案的适宜人群,尤其是在不同分型胃底静脉曲张间如何选用适合的治疗方案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特殊类型的胃底静脉曲张（区域性门静脉高压）的介入治疗方案尚不明确。本论文就以上问题,分三部分进行探讨。第一部分,收集70例胃底静脉曲张（GOV-2和IGV-1）患者影像学及直接门静脉造影的资料,分析不同分型胃底静脉曲张的血流动力学特点;第二部分,探讨基于胃底静脉曲张不同血流动力学特点选择不同介入治疗方法的初步疗效;第三部分,总结特殊类型胃底静脉曲张（区域性门静脉高压）的治疗经验。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应根据胃底静脉曲张血流动力学特点,个体化的选择PTVE,BRTO,TIPS,PSE等介入治疗方案的结论,进一步优化了胃底静脉曲张治疗方案,为胃底静脉曲张的个体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第一部分基于影像学的胃底静脉曲张血流动力学特点研究目的分析不同分型胃底静脉曲张的血流动力学特点,为临床选择治疗方案提供客观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住院的70例胃镜诊断为胃底静脉曲张（GOV-2和IGV-1）患者的影像学及直接门静脉造影的资料。对比两组间门静脉宽度、脾静脉宽度、门静脉血栓发生率、静脉曲张直径等影像学特征,胃底静脉曲张常见供血血管检出率、主要供血来源、供血血管条数,常见引流血管检出率、主要引流血管分型、胃肾分流发生率,门静脉压力等血流动力学特征的差别。结果1.70例患者中GOV-2型41例,IGV-1型29例。GOV-2患者门静脉平均宽度为 15.71±5.31 mm 大于 IGV-1 患者（13.00±2.60mm,P=0.013）;门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46.30%,高于 IGV-1 患者（17.20%,P=0.012）。2.供血血管特征:胃左静脉（胃冠状静脉）、胃后静脉和胃短静脉是参与胃底静脉曲张供血的主要血管。GOV-2型和IGV-1型中胃左静脉、胃后静脉、胃短静脉的检出率分别为 90.24%,31.71%,31.71%和 65.51%,48.28%,44.83%;由单支供血的比例分别占56.10%和44.83%。3.引流血管特征:胃肾分流、奇静脉系统引流为最常见的引流方式,其余包括左侧膈下静脉、心包膈静脉、右侧膈下静脉等,其在GOV-2型和IGV-1型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58.54%、80.49%、4.88%、2.44%、2.44%和 96.55%,3.45%、3.45%、3.45%、0%;胃肾分流单支引流的发生率分别为2.44%和82.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两组门静脉压力和肝静脉压力梯度分别为27.45±7.62 mmHg、18.71 ±6.54 mmHg 和 16.35±5.91 mmHg、12.00±3.58 mmHg,均有统计学差异（P=0.002 及0.038）。结论胃底静脉曲张血流动力学复杂,即使不同内镜分型的胃底静脉曲张（GOV-2和IGV-1）之间,供血、引流、门静脉压力等特征也有较大差距。因此,胃底曲张静脉的治疗应充分考虑其血流动力学特点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第二部分基于不同血流动力学特点的胃底静脉曲张个体化治疗研究一、球囊辅助下经皮经肝曲张静脉组织胶顺行栓塞术（BA-PTAE）治疗孤立胃底静脉曲张（IGV-1型）的临床应用研究目的评估BA-PTAE治疗孤立胃底静脉曲张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研究回顾性地纳入了 2010年6月至2015年8月之间,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消化内科住院,行BA-PTAE治疗的孤立胃底静脉曲张患者30例,收集临床和实验室数据,总结技术成功率、临床成功率、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对患者进行随访,比较手术前后的肝功能变化,观察胃底静脉曲张消失及食管静脉曲张加重情况,再出血率和生存率。结果1.30例患者均合并胃肾分流,均行BA-PTAE,技术成功率为100%（30/30）。除其中1例发生无症状的肺栓塞外,未见其他严重并发症。2.患者的平均随访为30个月,再出血发生率为4/30（13.33%）,食管静脉曲张加重的发生率为4/30（13.33%）,新发腹水或腹水加重的发生率为3/30（10.00%）。3.术后3个月的Child-Pugh评分（P=0.009）和国际标准化比率（INR）（P=0.004）较术前显着改善。4.术后1年,2年,3年及5年的累计存活率分别为96.30%,96.30%,79.90%和 79.90%。结论BA-PTAE治疗孤立胃底静脉曲张（IGV-1型）是安全可行、疗效可靠的,是该类曲张静脉的有效方案。二、TIPS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GOV-2型）出血的临床应用研究目的评估TIPS治疗伴有较大胃肾分流道的GOV-2型胃底静脉曲张的效果。方法回顾性纳入2010年6月至2015年8月之间于我院接受TIPS治疗的肝硬化GOV-2型胃底静脉曲张出血患者共28例。收集临床和实验室数据,总结技术成功率、临床成功率、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对患者进行随访,评价再出血率和存活率。结果2例患者TIPS治疗失败,技术成功率为92.86%。其中1例出现了支架闭塞,3天后再次出血;另外1例术后出现了肝动脉出血,虽经动脉栓塞成功止血,仍因肝功能衰竭死亡。TIPS术后门静脉压力明显降低。平均随访期为24.13±15.38个月。随访期间共有2名患者失访,7例（25.00%）患者发生再出血,其中有1例发生早期再出血（3.57%）,为术后3天发生支架闭塞,后接受TIPS支架再通。TIPS术后1年、2年及3年的累计无出血率分别为83.81%、73.78%和73.78%。TIPS术后再出血的原因包括TIPS支架狭窄（5例）、胃溃疡（1例）及不明原因再出血（1例）。3例TIPS患者在随访过程中死亡,死亡率为10.71%。TIPS术后1年、2年及3年的累计存活率分别为92.31%、92.31%和92.31%。TIPS术后患者的主要并发症包括肝性脑病（53.57%）、感染（7.14%）、肝性脊髓病（3.57%）等。结论TIPS治疗GOV-2型胃底静脉曲张短期疗效肯定,但术后再出血及肝性脑病的发生偏高,应引起高度重视。后续研究中应对其进行进一步评价及优化。三、BRTO治疗伴有胃肾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的技术初探目的初步评估BRTO治疗伴有较大胃肾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纳入2017年5月至2019年8月间,因胃底静脉曲张和（或）复发性肝性脑病合并较大胃肾分流道于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接受BRTO/改良的BRTO术的患者12例。总结技术成功率、临床成功率、并发症发生情况,并对患者进行随访,观察食管静脉曲张加重率、再出血率和存活率。结果 12例患者（8例经典BRTO/4例改良BRTO）均获成功,单纯BRTO技术成功率为75%（9/12）,联合其他技术（PTVE 2例/EVO 1例）后技术成功率为100%（12/12）。临床成功率为91.67%（11/12）。术中发生胃肾分流道损伤1例（8.33%）,经联合PTVE后好转;术后发生腹水加重2例（16.67%）,其中1例保守治疗后好转,1例合并自发性腹膜炎死亡（围手术期死亡率8.33%）。平均随访9.09±7.15月,观察到胃底静脉曲张再出血1例（8.33%）;食管静脉曲张加重1例（8.33%）给予序贯套扎2次好转;除1例前述围手术期死亡病例外,未观察到其他病例死亡（死亡率8.33%）,未观察到肝性脑病,1例术前合并复发性脑病的患者术后获好转。结论对于合并胃肾分流的胃底静脉曲张,BRTO/改良的BRTO是一项有前景的治疗方案,术后应注意规律复查。第三部分内镜下套扎术联合部分脾动脉栓塞术治疗区域性门静脉高压所致胃底静脉曲张出血的回顾性研究目的分析内镜套扎术联合部分脾动脉栓塞术治疗区域性门静脉高压所致胃底静脉曲张出血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之间在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消化科住院,诊断为区域性门静脉高压伴有胃底静脉曲张出血,行内镜套扎术联合部分脾栓塞术治疗的1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其止血率、不良反应及再出血率。结果所有10例患者均成功止血,技术成功率100%。不良反应包括:栓塞后综合征（发热和腹痛）2例（20%）,血小板升高（病因为骨髓增殖性肿瘤合并JAK-2基因突变）1例（10%）,均经药物治疗后好转。随访过程中,胃镜下见静脉曲张套扎处呈现“海星样”瘢痕;平均随访35.90±26.05月,失访1例（术后6月,病因肺癌）;再出血1例（10%,术后53个月,病因胰腺囊腺瘤）。结论对于合并消化道出血的区域性门静脉高压患者,EVL联合PSE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尤其对于难以耐受外科手术或/手术不能一并切除原发灶的患者。

何双,冯晴,张竹,文明^[7]（2019）在《脾脏肿瘤与非肿瘤性病变的CT鉴别》文中提出目的:探讨脾脏肿瘤与非肿瘤性病变的CT表现及鉴别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69例经临床确诊为脾脏病变的CT影像学资料,总结肿瘤性与非肿瘤性病灶影像特征及伴随征象,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相关数据。结果:69例脾脏病变中,肿瘤性病变44例,边界不清者31.8%,出现包膜下积液者4.5%,出现腹膜增厚者2.3%;非肿瘤性病变25例,边界不清者56.0%,出现包膜下积液者60.0%,出现腹膜增厚者24.0%,脾脏肿瘤与非肿瘤性病变在三者的影像表现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CT可较清晰地显示脾脏病灶,通过对病灶的边界及伴随征象的分析,有利于对脾脏肿瘤与非肿瘤性病变的鉴别。

岳巧艳,朱丽莹,黄金伟,申玉英^[8]（2018）在《胃肠肿瘤伴发的脾脓肿4例临床分析与文献复习》文中指出目的讨论总结胃肠肿瘤伴发脾脓肿的临床表现及治疗,强调胃肠道肿瘤可继发脾脓肿,需引起临床医师重视。方法回顾2012年1月-2016年12月诊治的4例胃肠肿瘤伴发的脾脓肿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其一般情况、基础疾病、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病原学特点、治疗方法和病情转归等,并进行文献复习,总结胃肠肿瘤伴脾脓肿患者的临床特点。结果4例胃肠肿瘤患者,其中2例胃腺癌、1例胃间质瘤以及1例结肠腺瘤;胃肠道肿瘤伴发的脾脓肿临床表现并无特异性,主要表现有发热、左上腹疼痛及白细胞总数升高,而影像学则表现为脾脏多发或单发的不规则低密度灶;2例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其中1例患者为大肠埃希菌和屎肠球菌的混合感染,1例为粪肠球菌,另1例未明确病原菌。文献复习显示结肠脾曲的肿瘤可继发脾脓肿,此类患者以男性多见,病原菌多为大肠埃希菌。结论胃肠肿瘤因手术血运关系可能导致脾脓肿,应引起临床警惕。

梁栋,王全楚,张燕,陈北方^[9]（2018）在《以不明原因发热首诊的脾脓肿7例分析》文中认为资料和方法一、一般资料7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2例;年龄范围28～70岁;平均年龄39.9岁;病程5至70天,平均34天;科室分布:感染科3例,普外科3例,消化科1例。有手术史者4例,其中2例发生于脾动脉栓塞术后,1例发生于剖宫产术后,1例有明确的腹部外伤史。其余3例均有"糖尿病"病史,其中脓毒血症2例。二、临床表现及体征

吴烨华,战跃福,俞安乐,李群^[10]（2017）在《类鼻疽肝脓肿的临床特点分析》文中指出类鼻疽流行区主要在南北纬20°之间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为主要传染病区[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类鼻疽病已成为全球问题[2]。海南岛为亚热带地区,同时又是"国际旅游岛",这可能为类鼻疽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细菌性肝脓肿是一种潜在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类鼻疽肝脓肿虽少见,但易耐药,如采用细菌性肝脓肿治疗经验应用抗生素治疗且在得不到敏感抗生素治疗的情况下,患者病死率会增高,因此,早期、准确诊断尤为重要。微生物培养

二、脾脓肿的诊断和治疗3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脾脓肿的诊断和治疗3例（论文提纲范文）

（1）感染性心内膜炎16例误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医源性脾梗死3例病例报告并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肺炎克雷伯菌性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及菌株的分子流行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脾切除术后大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5）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治疗门脉高压症疗效的初步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6）胃底静脉曲张的血流动力学特点及个体化介入治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脾脏肿瘤与非肿瘤性病变的CT鉴别（论文提纲范文）

（8）胃肠肿瘤伴发的脾脓肿4例临床分析与文献复习（论文提纲范文）

（9）以不明原因发热首诊的脾脓肿7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脾脓肿的诊断和治疗3例（论文参考文献）

• [1]感染性心内膜炎16例误诊分析[J]. 齐文旗,陈凉,葛勤敏,边帆. 临床急诊杂志, 2021(04)
• [2]医源性脾梗死3例病例报告并临床分析[J]. 赵宝魁,刘刚,马彦寿,巴晓丽. 现代医院, 2021(03)
• [3]肺炎克雷伯菌性肝脓肿的临床特征及菌株的分子流行特点研究[D]. 刘真真. 青岛大学, 2020(01)
• [4]脾切除术后大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及处理[D]. 何韵. 郑州大学, 2020(02)
• [5]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加脾动脉结扎术治疗门脉高压症疗效的初步探讨[D]. 刘芹.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6]胃底静脉曲张的血流动力学特点及个体化介入治疗研究[D]. 王广川. 山东大学, 2019(03)
• [7]脾脏肿瘤与非肿瘤性病变的CT鉴别[J]. 何双,冯晴,张竹,文明.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2019(02)
• [8]胃肠肿瘤伴发的脾脓肿4例临床分析与文献复习[J]. 岳巧艳,朱丽莹,黄金伟,申玉英.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2018(04)
• [9]以不明原因发热首诊的脾脓肿7例分析[J]. 梁栋,王全楚,张燕,陈北方. 肝脏, 2018(06)
• [10]类鼻疽肝脓肿的临床特点分析[J]. 吴烨华,战跃福,俞安乐,李群.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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